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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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本打算把英文版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可是一想，有点不妥。在中国，懂吐火罗文的只有他一个人。一般人视吐火罗文如天书，全译成中文，实无必要，至多能满足人们的一点好奇心而已。这样一部书所起的作用，同在国外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在中国一点表现都没有，也似乎有点不妥，于是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季羡林文集》中也将此书收入，全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用中文写成，内容是讲一讲此书残卷在中国被发现的经过，以及原残卷的情况。又讲了弥勒信仰在印度、中亚和新疆的情形，给中国读者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后半部则干脆把英文本的下半部原封不动地稼接到这本中文本上来。最后成为一本上部为中文，下部为英文的混合物。看起来虽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恐怕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了。

也许有人会问，研究这样一些新疆地区出土的古代残卷究竟有什么意义？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近代两位著名的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写道：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王国维特别指出：

当时（指唐代）粟特、吐火罗人多出入于我新疆，故今日犹有遗物。惜我国人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言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

陈寅恪在《序》中写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近几十年来，地不爱宝，新资料的发现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如云梦秦汉墓二十三座的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座汉墓的发掘等等，这些出土的秦简、汉简、帛书、帛画、漆器、木器、陶器、铜器、衣物、食品、中草药、印章、文书、契约、账目等，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最新最可靠的证据。有许多几千年来已经成为定论的观点，由于新出土的资料，不得不重新审视。新资料的发现，不但给学者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最新的资料，甚至把中国历史也大大地向前推移了。

至于吐火罗文残卷发现的重要意义，季羡林在《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中写道：

吐火罗语被发现以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认真思考：它提出了一些过去从没有人想到的问题，譬如印度欧罗巴人的原始的发源地问题等等。有人提出了亚洲发源说。虽然Lüders对此说提出了怀疑，但是他也未能提出确凿可靠的证据，加以反驳。看来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此外，吐火罗语残卷数量虽还不大，但是它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具体地讲是扩大了比较语言学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视野。新疆古代民族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尤其是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汉剧的影响等等问题，都要重新考虑。

由于季羡林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成就，1986年，世界上惟一的一份吐火罗文杂志，在冰岛出版的《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特聘他为顾问。他的《吐火罗文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

当年王国维慨叹中国无人研究在我们自己国家出土的吐火罗语残卷，“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的尴尬历史已经结束，季羡林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让英、法、德、日等外国学者不能不刮目相看。但是，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中国至今只有季羡林一人通吐火罗语，后继无人，而季羡林如今已经九十二岁，以后怎么办？

3、《大唐西域记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季羡林主持下集体完成的一项规模宏大的古籍校注工程。

在中国，玄奘（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明人吴承恩据此写的《西游记》更是脍炙人口。但是，玄奘曾写过一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却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它记述了玄奘赴印度游学所经过的和得自传闻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见闻，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语言简洁，记事准确。全书共十二卷。由于它保存了7世纪中亚、南亚地区的大量珍贵史料，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近代以来，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中亚历史的学者都视《大唐西域记》为鸿宝。它被译成了许多种外国文字。光是日文的翻译和注释就有四五种之多。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也有不少译本。至于研究这本书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外国学者，特别是印度学者，用最高的赞誉之词来歌颂这一本书，因为它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的必读文献，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史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20世纪早期英国的印度史学家斯密士（VincentSmith）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这本书流传一千多年来，版本众多，错讹之处也很多，地名、人名皆不统一，这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极大困难，也导致许多译本中出现错误。此书在国内一直未有校注本，因此对《大唐西域记》作校勘和注释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这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因为该书内容涉及到古代中亚史地、古代印度史地、佛教、梵文、巴利文、古代中亚语言等多门学科领域，能通晓这些领域学识的人，在国内只有极少数的专家，而且这些专家最好还能懂英文或日文，以便校注时与英、日译本对照参考。这样一来，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事实上，早在“文革”以前，中华书局已经决定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记》，并派编辑谢方求诸北大有关学者共同参与其事。据谢方在《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一文中回忆，l96l年l月，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周一良在给中华书局的信中说：“关于《大唐西域记》，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包括向达、邵循正、季羡林、邓广铭和我），由向达提出几点初步意见，并就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随着60年代初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件刚刚开始着手，有了一点眉目的工作就搁浅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彻底夭折了。“文革”初期，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含冤去世，几年辛苦付诸东流。十年“文革”风暴过后，l977年底，中华书局旧事重提，决心把《大唐西域记》的整理工作重新拾起来，并列入出版计划。于是谢方又来到北大，找到了季羡林，希望他能出来主持其事。季羡林听完谢方的陈述以后，欣然答允，并表示全力支持这件事情。后来，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一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尝思有以雪之。”

于是，以季羡林为首，邀集了张广达、朱杰勤、杨廷福、耿世民、张毅、蒋忠新、王邦维等七位专家，组成校注班子，开始工作。由于季羡林“反对挂空名不干实事的主编”，这本书没有设主编，只署名“季羡林等校注”。但是，季羡林做的却是主编的工作。他除了参加注释工作外，还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在审阅过程中，他不但仔细批改，提出中肯的意见，而且对一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重要条目注释，还亲自重写，如长达三千字的“四呔吠陀”的注释，就是他全部重写的。除此而外，他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经过深人研究以后的新解，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注释的错误，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在内。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l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的校注，既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纠正了前人成果中的错漏之处，努力解决了一些前人忽略的问题或遗留的难题。这本书在l990年重印，前后共印9200册。对这样一部非常专门甚至有些冷僻的学术著作来说，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可观了。

l994年《大唐西域记校注》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以后，季羡林考虑到一般读者即使有了新的注释也难以读懂该书，实有今译之必要。于是又趁热打铁，另组班子，定成了《大唐西域记今译》。l985年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今译》也获得了高度的评价。按季羡林的计划，第三步应当是将《大唐西域记校注》译成英文出版。因为国外现有的两种英译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但由于此事目前还存在诸多困难，暂时还难以实现，只得等待时日了。

4、《玄奘与──校注前言》

这篇文章本是为《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写的前言。但是由于它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大唐西域记》这本书的内容，因此完全可以视为一本专著。全文近十万字，分为五个大部分：一、唐初的中国；二、六七世纪的印度；三、唐初中印交通的情况；四、关于玄奘；五，关于《大唐西域记》。

季羡林为写这篇文章下了很大功夫，查阅了大量中外资料，耗时一年多。他说：“因为《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蜚声世界，特别是享誉天竺，由来已久，影响至大，所以我不惜以近十万字的篇幅，对此书的方方面面，细致深入地加以探讨。我费的时间长，查阅的资料多，对产生这都巨著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条件都详加论列，以利读者对此书之了解。”

这篇长序的要点有四：

在论证了唐代佛教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唐初统治者宗教政策、唐代的寺院经济等问题的基础上，季羡林得出结论：“佛教发展到唐代，已经越过了光辉的顶点”，“从中国佛教史的角度来看，佛教当时已经走下坡路了”。

二、《序言》在引用了《大唐西域记》的资料以后，得出结论：“在印度，情况也差不多，到了7世纪，印度教已完成了转型任务，影响日益广被。虽有戒日王张扬，佛教已非昔日之辉煌。后来，伊斯兰教逐渐传入。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夹攻之下，佛教终于在印度销声匿迹。”

三、《序言》中设专章论述玄奘，力图客观地评价这位高僧。在详尽叙述了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的活动、回国后与唐太宗的关系、翻译印度佛经的艰辛以及玄奘的佛教哲学思想之后，季羡林对玄奘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和歌德的时候说：‘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人的庸人气味。’（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玄奘在自己的领域内算得上是一个宙斯。但是他的某些行为，难道就没有一点庸人习气吗？……但是，话又说回来，玄奘毕竟是伟大的人物。……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这里并没有点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这样精神的玄奘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

四、季羡林对《大唐西域记》这本书的评价是：“经过了一千多年实践的考验，特别是在最近一百多年内的考验，充分证明《大唐西域记》是有其伟大意义的”；“从中国到印度去的僧人写了不少的书，但是所有这些书同《大唐西域记》比较起来，都如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从中国方面来说《大唐西域记》确实算是一个高峰。”“从古代一直到中世，到过印度的外国人也非常多，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记载。……但是，它们都无法代替《大唐西域记》，要想了解古代和7世纪以前的印度，仍然只能靠这本书。”所以，“《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部书相比的”。

许多人都知道，季羡林有一种“玄奘情结”。季羡林对玄奘的崇敬之情由来已久。早在六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曾用过“齐奘”的笔名写文章，可见他对玄奘心仪已久。后来，他在许多场合，屡屡称赞玄奘舍身求法的精神，用来自勉和鼓励他人。l977年，他在与中华书局商讨校注《大唐西域记》问题时，这种“玄奘情结”再一次地流露出来。据中华书局编辑谢方在《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一文中回忆：“当我谈到中华书局计划重新组织人力整理《西域记》，请他出任注译方面的负责人时，我看到他平静的目光忽然兴奋起来，埋在他心中多年的玄奘情结又出现了。他的话多起来，不但表示尽力支持中华的整理计划，而且和我谈了不少关于整理此书的看法和意见。”

在校注《大唐西域记》的过程中，由于事先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有些“轻敌”思想，结果遇到不少挫折，走了不少弯路。有时候，仅仅为了统一一个人名、地名的译名，多次反复，费工费时，大伤脑筋。这使季羡林十分苦恼，甚至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只要一想到玄奘当年只身万里求法，“虽九死而犹未悔”大无畏精神，他立刻便振奋起来。

季羡林与玄奘所处的时代相去一千多年，二人生活的社会环境迥然不同；追求的目标和从事的职业也大相径庭，但是，在季羡林身上，难道我们不能看到玄奘的一些影子吗？看到玄奘精神的闪光吗？玄奘那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精神，不正是季羡林人生的写照吗？

5、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研究

季羡林自称是一位“杂”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本行。所谓“术业有专攻”，他也有自己专攻的“术业”，这就是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研究。对这两项研究，他始终抓住，终身不放，并且写出了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有创见的论文，这些论文在国际学术同行中受到极大重视，给予极高的评价。

佛教梵语是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学习的专业，在留学期间他曾撰写过四篇富有创见的论文，受到德国老师的高度赞赏，本书在“负笈德意志”一章中己有详细介绍。这四篇论文现在已成为佛教语言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机会的增多，季羡林对国外学术进展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又重新投入到佛教梵语的研究中，写出了几篇重要论文。

佛教史与佛教梵文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割的两门学问，所以季羡林在研究佛教梵语的同时，一直对佛教史进行不懈的研究，并撰写过多篇论文。由于佛教梵语和佛教史研究都是非常专门的学问，笔者也是门外汉，没有能力作介绍，更谈不上评价，只好将季羡林的弟子、梵文学者黄宝生先生在《学术大师治学录·季羡林》一书中，有关季羡林在这两方面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价，摘引如下，以飨读者：

l980年，季羡林读到几本外国学者关于原始佛教语言的论文集，激发他对这一问题又作了一次深入研究，写成《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l984）。季羡林发现国外有些学者在原始佛教语言研究中有意标新立异，然而学风不够严谨，以致立论轻率，论证粗疏。因此，这篇论文也具有论争性。与前两论相比，这篇《三论》探讨的问题更广泛，涉及原始佛教的形成、佛教的传播、宗派的形成以及对阿育王碑的评价等等一系列问题。他有的放矢，对有没有一个“原始佛典”？“原始佛典”使用什么语言？是否有个“翻译”问题？释迦牟尼用什么语言说法？阿育王碑是否能显示方言划分？《毗尼母经》等经中讲的是诵读方法（音调），还是方言的不同？逐一阐述自己的看法。虽说具有论争性，他始终坚持以材料说话。季羡林在论证中也充分利用汉译佛经资料，体现中国学者在佛教研究领域的这一特殊优势。

在写作《三论》的同时，季羡林还发表了《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l984）。一是利用健陀罗语《法句经》、吉尔吉特残卷、《妙法莲华经》和《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等四种新材料，再次论证他早在四十年前就已提出的中世印度西北部方言一个重要的语法特点，即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并指出这也是探索大乘佛教一条途径。二是依据巴利文具有大量使用不定过去时等语法特点，确认巴利文是印度中世东部方言。在此之前，季羡林也曾接受西方学术界的通行看法，认为巴利文是印度西部方言。但这种看法与巴利文具有许多东部方言特点相矛盾。因此，他经过深入思考，确认巴利文是印度中世东部方言摩揭陀语的一种形式。这样，也就能与上座部佛教关于佛典语言的传统说法达成一致，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佛教语言研究方面，季羡林还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梵文本》（l988）。这部大乘般若经是用混合梵语写的，表明它是般若部中早出的；其语言的主要特点是语尾am变成o或u，表明它与印度西北部方言有关。这就涉及到大乘佛教的起源问题。过去一般认为大乘佛教起源于南印度，几乎已成定论。而季羡林认为大乘佛教分成原始大乘和古典大乘两个阶段。原始大乘使用混合梵语，内容处于小乘思想向大乘思想发展的过渡阶段。古典大乘则使用梵语，内容是纯粹的大乘思想。原始大乘起源地应该是东印度，时间应该上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滥觞于阿育王时期。因此《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虽然是早出的般若经，还不是原始的般若经。季羡林在这里提出的关于大乘佛教起源的创见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但已向揭开笼罩在佛教神话传说中的大乘起源之谜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佛教史研究中的空白和难点还有许多。季羡林于l985年以顾问身份参加以刘大年为团长的中国学者代表团，赵德国斯图加特出席第l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交了一篇近十万字的长篇论文《商人与佛教》，论述商人在印度的起源和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探讨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原因，并同中国商人与宗教的关系进行比较。季羡林的这篇论文丰富了佛教史的研究内容，表明佛教研究的深化也要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

季羡林的另一篇论文《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l987），论述佛教史研究中长期受到忽略的提婆达多问题。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在佛经中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叛逆。而实际上，他代表早期佛教内部的不同派系，有自己的戒律、教义和信徒。晋代法显、唐代玄奘和义净都在印度看到过他的信徒，足见他的影响深远。因此，季羡林认为以后再写印度佛教史，不应该再忽略这个佛教史上的重大问题。

季羡林还在《佛教的倒流》（l99l）这篇论文中，钩稽中国佛教典籍中记载的史实，诸如永嘉禅师的《证道歌》传入印度；印度僧人叮嘱含光把智铠著作翻成梵文；玄奘在印度撰写梵文著作《会宗论》和《破恶见论》，回国后又将《大乘起信论》和老子《道德经》翻成梵文，揭示中国文化智慧融入佛教，传回印度的“倒流”现象。季羡林提出的这个问题发人深省。这也是他努力突破中印文化交流研究中所谓“单向贸易”论的又一次实践。

在吐火罗文研究中，季羡林撰写的《梅呾利耶与弥勒》（l989），论证汉译佛经中弥勒的译名最早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弥勒），而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梅呾利耶）。前者出现在后汉和三国后期，后者出现在唐代。这篇论文与他的《论浮屠与佛》和《再论浮屠与佛》的论旨一致，说明佛教最早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因此，最早的汉译佛典的原本不是梵文或巴利文，而主要是中亚（包括新疆）的古代语言。季羡林的另一篇论文《论“出家”》（l982）考证吐火罗文中的“出家”一词译自汉文，提供了文化交流中“倒流”现象的又一例记。

6、两部酝酿中的专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

多年来，季羡林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两部专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

l99l年，季羡林为《神州文化集成》写过一本《中印文化交流史》，但是限于丛书体例，只能写十二万字。他只能大题小作，“戴着枷锁跳舞一场”。就在这本书的“导言”中，他再次表白了自己的心愿：

我半生搜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至今我写的笔记和纸片，说是积稿盈尺，那还是不够的，比盈尺还要多。我曾零零碎碎写过一些文章，已经集成了一本《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l982年，三联）。在这一本集子之外，还有不少单篇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我原本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印文化关系史》。但羁于杂事，因循未果，至今心中耿耿。……倘若天假我以长年，在若干年以后，把我手头必须完成的工作做完以后，我还要尝试写一部《中印文化关系史》的。

季羡林为什么一定要写一本《中印文化关系史》呢？他认为：从地缘上看，中印两国，天造地设，成为屹立于亚洲大陆的两大邻国；从历史上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的四大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从文化上看，印度河、恒河孕育出来的印度文化，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以外的地区。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这两个文化圈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将近一半，他们对人类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这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的发展”。季羡林写道：“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印之间没有文化交流——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两国文化的发展就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由此看来，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意义可谓大矣，季羡林撰写《中印文化关系史》实有必要。

季羡林立志撰写一部《印度佛教史》的原因又何在呢？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他：“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季羡林在《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回答道：“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既然如此，那么，季羡林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还要写一本《印度佛教史》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他自己的说法吧。他写道：

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呢，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换句话说，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所创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我和佛教研究》

既然宗教是一个几乎伴随人类从诞生到灭亡，历史远比国家、阶级要长得多的社会现象，当然是值得一切有识之士来关注，来研究它。至于说到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对中国的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绘画史、语言史、音韵学史、建筑史、雕塑史、音乐史、舞蹈史等等，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季羡林写道：“总之，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的家底。而且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决不限于汉族，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藏族和蒙族，都受到深刻影响。”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这项工作的偏见和无知，我们在研究印度文化、印度佛教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特别同日本比较起来，落后很远，这种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已经到了必须急起直追的时候了。这就是季羡林之所以要想写一部《印度佛教史》的原因。

季羡林与佛教接触已经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了。从l935年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和罗文，就算是他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在长达六十七年的漫长岁月里，不管他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他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始终没有降低。季羡林写道：“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按说，季羡林通晓德语、英语、法语，又掌握多种印度和西域古代语言，又有扎实的中国文史功底，对佛经也十分熟悉，如果像目前流行的一些写史家那样，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综合，稍加改造，再引经据典一番，凑成这两部专史，简直可以说是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但这和他的治学志趣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季羡林一向恪守学术研究贵在创造的信条，决不拾人牙慧，敷衍成书。如果按照他的这种治学原则来撰写这两部专史，前人的研究成果要批判地吸收，研究史上的空白要努力填补，研究史上的未解难点要尽量解决。而无论中印文化关系史或印度佛教史中的难点和空白又何其多，要解决和填补上，绝非易事。实际上，几十年来季羡林一直在做这项准备工作。上面黄宝生先生提到的那些文章，就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季羡林目前仍然雄心万丈，潜心研究，锲而不舍，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这个宿愿。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7、学术研究的“余兴”——散文创作

季羡林的散文属于“学者散文”一派。他自己说，写散文是在研究学术之余的一种“余兴”。往往是在研究那些枯燥无味的语言文字时，累了，想歇息一下，换换脑筋，又正赶上“心血来潮”，“情动于衷”，于是，便换张桌子坐下，提起笔来，将胸中的激情和感悟，泻于笔端，这样，一篇散文便诞生了。但是这“余兴”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信手拈来，一挥而就，随意成章的。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和做事原则。他做事从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即使是“余兴”，也决不粗疏大意，而是当作正经事来做的。他曾说，他的每一篇散文都是“惨淡经营，简练揣摩，煞费苦心”之后才完成的。

季羡林的第一篇散文《文明人的公理》写于l929年l月，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学生。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七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基本上没有中断过散文的写作。说基本上，是因为其中也有间断的时候，即从l946年归国至l96l年，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只写过四篇散文：《忆章用》（l946年）、《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l947年）、《到达印度》（l952年）、《歌唱塔什干》（l959年）。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其余的时间里，他每年都有少则几篇，多则几十篇散文问世，从未中断过。

季羡林一生究竟写过多少篇散文？除去杂文、小品、序、跋等不计，单就“纯粹”的散文而言，在l992年编《季羡林文集》时，共收入了七本散文集：《因梦集》《天竺心影》《朗润集》《燕南集》《万泉集》《小山集》和《留德十年》。其中，《留德十年》属于长篇散文。这七本集子收散文二百零三篇，共九十五万字。从l992年至今，这十年是季羡林散文的多产期，又出版了《怀旧集》《赋得永久的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朗润琐言》《梦萦未名湖》《人生漫笔》《清塘荷韵──学者随笔八人集》《缀玉集》《漫谈人生》《千禧文存》《新纪元文存》和《牛棚杂忆》等十几个散文集。这些集子由于受到时下“选本热”的影响，新旧散文混杂，l992年以后的新作，难以精确统计，约略估计，总在百篇以上。这样算来，季羡林一生大约写了三百余篇散文，其中包括两部长篇散文《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总字数在一百五十万字以上。作为一位业余散文作家，能有如此丰硕的收获，这“余兴”也够惊人的了。

至于季羡林散文的特点，虽然已有众家评论发表，每位读者也会有自己的评价，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先听一听他自己是怎样说的，也许更能帮助我们对他散文特点的理解。季羡林在《漫谈散文》中写道：

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份。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为我所不取。

季羡林提出的“真情”二字，指的是散文的内容、思想、感情而言。那么，在散文的形式上，也就是在艺术性方面，他的主张又是怎样的呢？他在《追求一个境界──漫谈梁衡的散文》一文中写道：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中国散文坛上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主张（或许是大声地主张），散文之妙就在一个“散”字上，信笔写来，松松散散，随随便便，用不着讲什么结构，什么布局，我姑且称之为松散派。另一派是正相反，他们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我借用杜甫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称此派为“经营派”，都是杜撰的名词。我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我窃附于“经营派”。

季羡林自称“经营派”，所以他认为散文要讲究章法，结构严谨，头尾呼应，炼字炼句。总之，要“惨淡经营”，绝不能随意为之。他反对某些散文家或写作教材中宣传的“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的说法。他举例说：像法国散文大家蒙田的散文，思想内容虽然极其深刻，但在艺术性方面，却是率意而行。因此，“与其说蒙田是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

总起来说，季羡林对散文写作的意见是：思想内容要有真情。不能虚情假意，胡编乱造，无病呻吟；文章的形式上，要讲究章法，语言选用上要狠下功夫。不能松松散散，随随便便。他说：“一篇好的散文，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稍有写作经验的人，恐怕都会赞同他的这种看法。

季羡林欣赏的散文，古文中有：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等。现代作家中，留给他印象最深最鲜明的是：“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灵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美妙，杨朔的镂金错彩，丰子恺的厚重平实。”实际上，季羡林曾经说过，他理想的散文应当是这样的：“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漫谈散文》）

季羡林的散文饱含一片真情，这几乎是众口一词，有口皆碑的评价。正如钟敬文先生在《季羡林散文全编·序》中，用四句诗概括的那样：“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季羡林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又是一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很少外露，只有在他的散文中，真情通过文字倾泻出来，读者才能感触到他内心喜怒哀乐的真情。从他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他爱母亲的一片痴情（《寻梦》《一双长满老茧的双手》《赋得永久的悔》等）；他对师辈的缅怀和敬重之情（《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忆念胡也频先生》《回忆陈寅恪先生》《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西谛先生》《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悼念沈从文先生》《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等）；他对同学友人的诚挚之情（《忆章用》《春城忆李广田》《怀念乔木》《悼组缃》《悼许国璋先生》等）；他对国际友人炽热如火之情（《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印度人》《天雨曼陀罗——记加尔各答》《塔什干的一个男孩子》《在兄弟们中间》等）；他对祖国壮美河山的赞颂之情（《登黄山记》《登庐山》《游天池》《富春江上》等）；他对燕园、清华园的依恋之情（《梦萦未名湖》《梦萦水木清华》等）；他对花鸟虫鱼的怜爱之情（《老猫》《咪咪二世》《喜鹊窝》、《幽径悲剧》《怀念西府海棠》等）等等。他有没有愤怒和仇恨之情呢？应该说，也是有的，但不多见。一本《牛棚杂忆》便是对一切魑魅魍魉的怒斥和鞭挞。季羡林常说，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同大家一样，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都有。他在散文中，从不隐瞒这种真实的感情，把它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呈现给读者看。

他的一片真情，通过他笔下的文字如涌泉般汩汩流淌。这情感的流水，时而平缓低迥，时而汹涌澎湃，时而起伏跌宕，时而“飞流直下三千尺”，时而“幽咽泉流冰下难”。每一篇散文都像一曲曲交响乐，谱写出他生命的乐章。季羡林一生走过的道路漫长而崎岖，他说：“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这一切，都可以在他的散文中寻到踪迹。如果说他的“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20世纪中国光怪陆离的景象，那么，他的散文同样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照出的，则是他一生的心路历程和生命形态。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做学问之余，还写古诗，而且诗写得极好，恐怕同辈写古诗的人无出其右者。但是，陈先生写诗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他生命情绪的一种寄托。他那“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名句，既是他生存状态的写照，也是他在逆境中“不降志、不屈服”精神的阐释，至今读之仍令人感叹不已。季羡林一生忙碌，百忙中仍写散文不辍，其深层原因，恐怕同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一样，也是出于一种生命情绪的寄托，而非其他。如果循着这一条思路去阅读季羡林的散文，大约会更贴近事实。

钟敬文先生说：季羡林的散文“文字再朴实不过了，情感再真纯不过了。可是他建造的文学宝塔，却带有繁丽多姿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复调的散文。”钟先生的评价高屋患瓴，极有见地。他用一个“复调散文”，便抓住了季羡林散文的“真髓”。其实，季羡林早在l980年，为香港文学研究会出版《季羡林选集》（散文选集）写的《跋》中，就说过类似的话。他写道：“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写道：“一定要使一篇散文有变化而又完整，谨严而又生动，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谱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

读季羡林的散文的确有一种仿佛在听乐曲般的感受，比如：《二月兰》不就是一首《悲怆交响曲》吗？《春满燕园》就像《欢乐颂》；《清塘荷韵》不就是《春之声圆舞曲》吗？《晨趣》就是《晨曲》；《去故国》犹如《思乡曲》；《一座精美绝伦的玉雕像──一个幻影》似乎与白居易的诗《花非花》异曲同工，白诗是一首朦胧诗，季文是一篇朦胧散文诗，这不就是一首“无标题乐曲”吗？……他的散文，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每一篇的旋律和节奏都不相同，一篇之中，又“有一个中心的旋律贯穿全篇”，中间有变化，“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最后，“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就是钟先生所说的“复调散文”。

季羡林是驾驭语言的高手，精彩的语言，是他散文成功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季羡林散文的语言是简单淳朴的，没有过分的雕饰。但是在如行云流水般的句子中，有时偶尔会插入几句，或整段，生动形象的、诗一般的句子，读起来给人以生动活泼的印象。如果全篇都是这样的句子，会使人感到厌烦，浓得化不开。但是在平淡无奇的散文句子中，偶出夹上几句诗化的句子，就会打破文章的平板单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像一池平静的春水，风乍起，吹上了几条皱纹，水的平静打破了，却增添了一些美，一些生气。有的时候他把圣言经典，诗词名句，与俚语土话，错杂相间；中外哲理，与奇闻异事，流行习俗，熔于一炉，形成了他的散文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的独特魅力。

季羡林今年九十有二，正在向期颐之年进军。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手不发抖，眼不发花，而且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季羡林老年以后写的散文，古朴老辣，豪情逸致，有一种超尘出俗的意象。行文挥洒自如，所见所闻，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谈古论今，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也算是他近年来散文的特点之一。

前面说过，季羡林的散文属“学者散文”一派。由于他国学功底深，又懂多种外语；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可谓集史、识、才、情于一身。因此写起散文来任意挥洒，新意迭出；评人论事，妙语如珠；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独具只眼。寓哲理于草木虫鱼之中，寄心魄于日月星辰之上。抒忧国忧民之真情，赞民族文化之辉煌。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他的散文，喜的成分少，悲的成分多，有许多篇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季羡林的散文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老生代”散文的代表之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散文的魅力，将长时间地保持下去。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季羡林的人生旅途还在向前延伸。据说，下个月他还要去香港，接受香港几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但是，我的书却要打住了。

四年前，我动手写《季羡林先生》的时候，促动我提笔的原因，是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代学术大师的经历。这个经历本身就非同寻常，很有吸引力，况且还有许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但是，经过四年之后，我才明白过来，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而不是什么异常之处，或者什么“传奇色彩”。

他衣着平常，永远穿一身洗旧了的卡几布中山装，像一个“土包子”。当他身着“缊袍敝衣”，处在西服革履，油光可鉴，“烨然若神人”的一群之中，你就会感到他那朴素衣着光芒四溢。

他说话平常，声音低沉，略显嘶哑，话语不多，永远面带微笑，像一个老农老圃。但是，他说的句句是真话、实话。他从不会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用假话和空话来骗人。

他写文章质朴，像在与读者谈心一样，平易近人，娓娓道来，决无强加于人之意。但是他的每一个字都燃烧着激情，没有半点虚情假意，更不会摆出一副祖师爷的面孔来教训人，吓唬人。

他说他留学的动机，只是为“镀金”，回国后好“抢到一只饭碗”。别的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他说没有，也不会说。

他一再地说，他从小“胸无大志”，至今也是“一个渺小的人”，“普通的人”。并且常常为戴在他头上的一顶顶桂冠感到局促不安。

他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爱国，还要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这使他“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内心永远充满忧患意识。

他八十岁以后，就成了陶渊明的信徒：“应尽便需尽，无复独多虑”。但是他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他每活一天，就工作一天，为人类多做一点贡献。

他预言：“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在世界上首领风骚。”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充满希望，从不悲观。他对人类和万物充满爱心，这种爱心发自内心深处，却包容整个世界和宇宙。

不知道哪位哲人曾经说过：“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我到现在才醒悟过来，是从季羡林身上醒悟到的。他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修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情，讲真话。”一切真正伟大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那些自以为伟大的人；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人；那些自命不凡、故鸣清高的人；那些把真理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却干尽蠢事的人；那些装腔作势，自以为满腹经纶，却是满腹糟糠的人；那些满嘴崇高、道德，却一点也不崇高，不道德的人。这些人，在季羡林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啊！

季羡林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是名副其实的称号。不过，我想说，他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他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为发扬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是“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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