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季羡林作品季羡林散文集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我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是不是与此有些关联呢？恐怕是有的。在我灵魂深处，我对母亲之死抱终天之恨，没有任何仙丹妙药能使它消泯。今生今世，我必须背着这个十字架，我决不再有什么任何形式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又是什么呢？

然而我最近梦寐以求的悲剧性，又决非如此简单，我心目中的悲剧，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这些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恤、慨叹与忧思的悲剧，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悲剧。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我好像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大概期望的是类似能“净化”（hashasois）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相隔上万里，相距上千里，得到它又谈何容易啊！

然而我却于最近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岂不快哉！这里面当然也有遗弃之类的问题。但并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自己怎么会遗弃别人呢？不说也罢。总之，在我家庭中，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我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条件都已具备。只待东风了。

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这篇文章传递了季羡林当时内心悲愤之情的信息。在平静的语调背后，涌动着滔天的巨浪。在模糊的词语中，有着深邃的内涵。

季羡林一生饱经忧患，到了望九之年，家庭又连遭不幸（1996年，他的女婿又离开人世），一个本来美满幸福的家庭得而复失，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家寡人”，其心情之悲痛、凄凉，概可想见。但是，季羡林是坚强的。他没有被厄运击倒，从此心灰意懒，一蹶不振。相反，他艰难地，步履蹒跚地，在捱过了两三年痛苦的日子以后，到了1998年，终于走出了孤独、悲伤的阴影，重新恢复了生活的信念，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这种心情的转变，可以从他在1998年写的《虎年抒怀》中看出来。他写道：

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方面感觉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十五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决不“加塞”。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突然离开人间，这种“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受的。

两种心情矛盾的结果，往往是后者占了上风。在这篇《抒怀》的最后，他写道：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苏东坡是我最喜欢者之一。记得十几岁做诗谜时，我采用的就是苏东坡全集。虽然不全懂，但糊里糊涂地翻了一遍。最近一两年来，又特爱苏东坡的词，我能够背诵不少首。我独爱其中一首“浣溪沙”。题目是“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原文是：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东坡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我答曰：“我道人生有再少。”我现在就有“再少”的感觉。这是我的现身说法。但是，我的“再少”在我内心中似乎还是有条件的：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工作。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饭，还不如不活为佳。

季羡林从八十岁开始，自命为陶渊明的信徒，并且把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首陶诗旷达倒是旷达，但总给人一种对命运的无为、无奈的感觉，稍嫌有点消极。季羡林到了八十七时，用东坡词替换了陶诗，作为自己新的座右铭。东坡词的境界之博大，气势之雄健，不甘于受命运摆布积极的人生态度，显然比陶渊明更能激励季羡林，况且，季羡林“我道人生有再少”，斩钉截铁，铿锵有力，掷地可作金石声，分明表现出季羡林在走过一段暗路后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昂扬振奋的心情。这是季羡林在望九之年精神状态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超越。

到了2000年12月30日，季羡林在写《九十述怀》时，已经完全摆脱了几年来压在他心头的重负，恢复了昔日乐观的心情，并且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他写道：

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我的乌龟。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还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教授。我们彼此除了真挚的友情和友谊之外，决无所求于对方。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到的却不止一个知己，而是一群知己。有人说我活得非常滋润，此情此景岂是“滋润”二字可以概括！

文章末尾，季羡林充满信心地写道：

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冯友兰先生的“何止于米”，我已经越过了米的阶段。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了。我觉得，我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并不遥远。等到我十年后再写《百岁述怀》的时候，那就离茶不远了。

季羡林在完成这次精神上的超越以后，完全回复了往日平和乐观的心态。大家又看到他那发自内心的笑容，又听到他宛如孩子般清纯的笑声了。

季羡林虽不锻炼身体，到八十岁时，他身体的状况却比同龄人还算略胜一筹，除了偶尔患心律不齐的毛病，就是每年秋冬之际，哮喘病时有发作。这两种小病并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他也就不太在意。八十岁以后，季羡林步入老境，身心两个方面，都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眼睛首先出了问题，看东西模糊起来，逐渐连红绿颜色都分不清楚了。医生检查，确诊为白内障。于是到医院动了手术。当时只做了右眼的手术，左眼留待以后再做，据说这是正常的做法。术后，季羡林的两只眼睛视力相差悬殊，右眼是0.6，左眼是0.l，看东西一明一暗，颇感不适。但不管怎样，毕竟能写字看书了，他已感到心满意足了，就这么着又凑合了几年。近些年，O.6的右眼突然又出了问题，眼球后面长出了一层厚膜，把视线挡住，尚有0.1视力的左眼视力也在下降，连0.1也达不到了。这样一来，季羡林一下子成了一个半盲人，以致伸手不见五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既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整天在昏天黑地中过日子，这对季羡林来说简直痛苦至极。他说：“我变成了‘目中无人’，即使是熟人，一尺之内才能分辨出庐山真面日。我又变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上不见蓝天，下不见脚下的土地，走路需要人搀扶，一脚高，一脚低，踉跄前进。”过了一段颇长的等待时间，到了2000年，季羡林“二进宫”，终于住进了同仁医院，经过“北京第一刀”施玉英大夫的治疗，他的双眼才重新“大放光明”。这让季羡林高兴得“真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祈祷上苍：“千万不要让我‘三进宫’。”

天有不测风云。眼病刚刚痊愈，2001年，季羡林又因肾脏出了问题住院一个多月。2002年因心脏不适又住院治疗。人老皆有病，这也是不可抗御的自然规律，季羡林心里十分清楚，所以他并不慌张恐惧，而是泰然处之。他在2001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晨一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便血四五次。这可能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我却泰然处之，心里极为平静。文章照写不误。”

季羡林对自己在疾病面前这种超然自得，淡泊处之的心态，甚感欣慰。他后来在文章中又写道：“实际上，我当时想了很多很多，浮想联翩，也想到了那一种最可怕的病。这种想法像是一团魔影萦绕在我脑际，一直陪我到了西苑医院，又住进301医院。即使是这样，我确实做到了日记中所说的‘处之泰然’。这一点颇令我自己感到无限的欣慰。”但是一旦生病便不能看书写字，这是季羡林感到比病痛更难以忍受的事。目前，九十二岁的季羡林仍然坚持早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每日工作七八个小时。

1990年以后，季羡林声名日隆，名声四被。于是，各种各类人物，从国内国外纷至沓来，纷纷拥到朗润园l3公寓季羡林家里，要求同他见面。季羡林家的门坎几乎快被踏破了。有时候，季羡林一天要接待六七批来访者。他开玩笑说，自己“简直成了医院的主治大夫”，家里吃饭的屋子成了候诊室，客厅成了诊室。来访者呼名鱼贯而入。季羡林还成了照相的道具，采访者“审问”的对象。人们排队轮流同他照相。他最怕的是摄影师那一声棒喝：“笑一笑”。他说：“同老友照相，当然可以发出由衷的笑来，同素昧平生的人照相，能笑得起来吗？”2001年8月，季羡林回山东临清老家祭祖，给父母亲扫墓，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竟有六个电视台摄制组随同摄影。当地政府因为他的到来，专门清道开路，沿途岗哨林立，两旁人群夹道欢呼，官庄1700多人都出来欢迎他。季羡林见到这般情景，感到诚惶诚恐，心中十分不安，连声说：“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家乡给我这么高的荣誉，简直像一个国家总统访问北京。我实在于心有愧。”可是人们完全不听他的，也不理解他的心情，盛大欢迎仪式照办不误。这让季羡林陷入了尴尬与痛苦之中。

季羡林每天还收到成捆成包的信件。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季羡林不可能一一回复，又不愿让来信人失望，只好请他的助手、学生代为回复。他曾经说过：“今后再不接受来访，再不答应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然而，话声还没落地，敲门声已经响起，又来人了。有的人竟在门外等候四个小时，只求一见。简直成了现代版的“程门立雪”。季羡林是一位宽厚仁爱之人，岂能让客人在门外空等？只好赶紧请进家里来。实际上哪一个来访者也拒绝不了，季羡林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

可是这样的“轮番轰炸”，对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来说，无论体力心力都是吃不消的。近年来，他常常发出慨叹：“我活得实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他在《九十述怀》一文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在别人眼里，我现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惬意了。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温暖。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到此，实在是真应该满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惬意。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以为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整个90年代，季羡林是在家遭不幸、疾病缠身和成名之累三者夹击中度过的，其中的苦痛艰辛外人是很少知道的。可是，他的三部巨著也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完成的。这里用得着季羡林喜欢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季羡林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老当益壮的超人毅力与雄心壮志，完成了他学术研究的最后“冲刺”，登上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巅峰。这同样是一种自我的超越。一种令人敬佩的生命的超越。

仁者寿

l991年1月11日，季羡林写了《八十述怀》。开篇便说：“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到了八十岁，然而又没有八十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在文章末尾，他写道：“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冯友兰先生未能如愿，以九十五岁高龄离开了我们。然而，1999年8月6日，季羡林度过了八十九岁的生日，“相期以米”的愿望，像白驹过隙一样，倏然实现，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现在，年届九十二岁的季羡林除了偶患疾病，住些日子医院便好了，身体器官运转基本正常，每天至少能工作七八个小时。从季羡林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实现冯友兰先生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相期以茶”，创造一个奇迹，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使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

季羡林的高寿，在养生之道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授之以人的“秘诀”。他每日粗茶淡饭，谈不上什么营养价值。他从不吃补药，别人送的各式各样的补品，都束之高阁。更不愿去医院看病、查体，除非不得已，才去医院拿点药。他从不锻炼，不去爬香山吸什么负离子，或者打这拳那拳，练这功那功。每天的运动量，不过是工作累了，在家门口的湖畔散散步。他甚至开玩笑说：“有那么多锻炼的时间，还不如多做一些工作呢。”他曾应《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之约，写过一篇短文《养生无术是有术》。在文中，他说：“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嘀咕’就是，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从不无病幻想自己有病。”

然而，季羡林的长寿其实还是有“秘诀”的，不过他未曾说过，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秘诀”。那就是，他那平和、博爱的胸怀和“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的心态。这从医学角度来看也是讲得通的。医学专家们不是常讲健康的心理比健康的体魄更重要吗？我们不是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一个身体本来很健康的人，由于内心的抑郁、失衡而折寿吗？

季羡林有一篇短文，叫《做人与处世》。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一生为人处世之道的高度概括，也可以看作是他始终能做到心态平和的“秘诀”。

把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当作为人处世之道的原则之一，过去我们恐怕是难以理解的。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严重污染，长江洪水泛滥，黄河断流，各地缺水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近年来北京连续遭到多次沙尘暴的袭击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处理不好生态平衡问题，人类前途堪忧，更无论个人幸福了。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包括地球上一切有生命之物），大而言之，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小而言之，对个人来说，常常表现为一种品格，一种感情，一种情操。但凡有仁爱之心的人，对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无不关爱备至。

季羡林对草木鸟兽的关爱之心，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在上面提到的，北大办公楼前两棵西府海棠被砍伐二十年后，他写了《怀念西府海棠》一文。文中写他独自来到办公楼前凭吊西府海棠，幻想着西府海棠之魂，能重归燕园：“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候倩魂。我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奈何，奈何！在这风和日丽的三月，我站在这里，浮想联翩，怅望晴空眼睛里流满了泪水。”l992年，他家附近的一条幽径上，燕园内仅存的一棵古藤萝又被人砍伐，为此他痛心疾首，再次流下了眼泪。他写道：“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度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再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季羡林不仅爱花木，亦爱小动物，尤其爱猫。他家二十年来先后养过四只猫。他同每－只猫都有深厚的感情。白天，他亲自为猫做饭；晚上，他与猫们同眠。他散步，猫便随其后。猫生病了，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为了让病猫能吃下饭，他再累，也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亲自去海甸肉店为猫买回牛肉或猪肝来。猫如果走丢了，他便会失魂落魄，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季羡林爱猫，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但是猫们也有让他心烦的时候：“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上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老猫》）”他的散文中，有许多篇是吟咏花木鸟兽的，如《马缨花》、《香橼》、《海棠花》、《夹竹桃》、《兔子》、《老猫》、《喜鹊窝》等等。读这些文章，你会感觉到，这些动植物都是通人性的，有感情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作者就是它们的知己，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同它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一起流泪。关于钟爱草木鸟兽的这种情结，他曾多次这样地表白过：“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伟大的人们是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息。（《幽径悲剧》）”其实真正伟大的人，才会对世间万物充满感情，正如太史公所说：“仁者爱万物。”天下凡怀有博爱之心，富于感情的人，才会具有“爱万物”的高尚情操，正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季羡林有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独特的地方。他说：“至于人与人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做人与处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世人充满了爱心。他爱生养他的母亲，培育他的叔叔婶婶，难以割舍的儿女，教过他的老师，不论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还是中国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朱光潜教授；他爱他的同乡、同学和朋友：臧克家、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冯至、胡乔木、李广田、沈从文、吴作人、王力等；他同样爱着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一个叫杨狗的朴实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可爱之人。在他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的热情颂扬他们的高尚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心。读他的散文，常常被他那真挚的爱心所感动，有的文章甚至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这里仅举一例：1993年，他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也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读了这篇悼文后，专诚给季羡林写了－封信，信中说：“拜读大作《哭冯至先生》，使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冯至先生的谢世，是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冯至先生走了，他得到了‘解脱’，而留给生者的是难以忘却的怀念！他地下有知，读到您如此亲切诚挚的悼文，也会含笑九泉的。可我们却为您的健康担心，用自己的血泪来写悼文，可－而不可再啊！”郑曼女士这里说的“可一而不可再啊！”是有所指的。她曾在1987年读过季羡林的《重返哥廷根》－文。文中描述他在养老院中与他的“博士父亲”瓦尔特施米特见面时的情景，深夜离别时依依难舍的场面，使郑曼女士感动得泪湿衣襟。她于是打电话告诉季羡林：“我读了您的《重返哥廷根》，都哭了。”季羡林回答说：“我是含着泪写的。”郑曼女士担心季羡林这样一次次地用血泪来写文章，有害健康，所以才有“可一而不可再”的话。一周以后，郑曼女士收到了季羡林的回信：

郑曼

克家：

你们的来信收到，谢谢！

苏轼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个道理，我经过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是完全理解的。然而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每遇到悲离之事，则仍不能排遣，实在无可奈何也……

但是，“对待坏人，又另当别论”。季羡林绝非好好先生。他对一切恶人恶事决不姑息迁就，有时甘冒生命的危险与恶势力斗争。季羡林对“坏人”的看法，颇有新意，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1999年7月24日，他在《新民晚报》的“人生漫谈”专栏中，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坏人》。他写道：“积将近九十年的经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那么，什么又叫做‘坏人’呢？记得鲁迅曾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季羡林这种关于坏人的看法，也许欠缺理论基础，也许会遭到生物学家、伦理学家们的质疑，但是它符合生活实际，尽管目前科学还不能证实它。而且许多人都会有同感，只是还没有人像他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来罢了。

最后，再来谈一谈他做人处世的第三条原则：处理好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

每一个与季羡林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性格的平和、宽厚与朴实。他从不疾言厉色，也从未见他发过火，骂过人，抱怨过什么事。一般人看见他平时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样子，会觉得他是一个刻板而枯燥无味的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正像许多了解他性格的人所说的，他就像一个“铁皮暖瓶”，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同他谈话，你才会了解到他的睿智与幽默，听到他发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声，看见他露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容。从表面上，你永远不会看出他内心有什么痛苦与烦恼，似乎他永远安详、恬静，像一潭平静的池水。事实上，他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一点也不比常人少，甚至比常人要多得多，只不过他从不对别人说起而已。比如，1999年，他在一篇叫《世态炎凉》的短文中写道：

我已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我因为胆大包天，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打”成了反革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至今回想起来还毛骨悚然的折磨。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有长达几年的一段时间，我成了燕园里一个“不可接触者”。走在路上，我当年辉煌时对我低头弯腰毕恭毕敬的人，那时却视若路人，没有哪一个敢或者肯跟我说一句话的。我也不习惯于抬头看人，同人说话，我这个人已经异化为“非人”。……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是宾客盈门。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我的想法是：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有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这就是他在遭到那么多大劫难后，仍然能够保持心理平衡的“秘诀”。这“秘诀”其实非“秘诀”，不正是孔子当年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恕道”的永恒意义。孔子这句话，世人皆知，不是什么“秘诀”。但是，世人皆知，并不等于世人皆能做到。能做到的人，从来就是很少的，尤其在今天。

当然，一个人除了政治上受迫害，会使心灵遭受极大痛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同样会使人心理失衡，比如权力、地位、金钱、死亡等等。季羡林从不追求权力、地位和金钱，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死亡，他的坦然和超脱，简直使人吃惊。他曾开玩笑说：“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从l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的满意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戋戋者人类何足挂齿！”（《谈老年》）一个连死亡都参透了的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他痛苦和忧虑呢？

中国古代的两位圣人：孔子和孟子，都是长寿之人。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孟子活了八十四岁。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寿命，算得上是长寿纪录了。这两位圣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孔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知者乐，仁者寿。”季羡林长寿的“秘诀”，大概也就在一个“仁”字上吧！

辉煌的学术成就

如果用百米赛跑来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的话，那么，可以说六十七岁（1978年）以前，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干扰，只跑了二三十米；六十七岁至今（2002年）的二十四年时间内，则跑完了最后的七八十米。而在最后的七八十米跑中，从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则是他最后的冲刺阶段。所以他说：“我的学术研究冲刺是在八十岁以后。”在这最后十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糖史》、《吐火罗文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这三部巨著的完成，了却了季羡林平生的心愿，也可以说给他六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说到季羡林写《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两部书，倒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事。

季羡林写《糖史》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不可避免。引他人的著作和观点，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季羡林决不敢有违。可是，季羡林所需的资料都在古书中，这些书现在尚未输入电脑。他只能采用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为了写《糖史》，他用了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详细摘引出其中的宝贵资料。他在回忆这段工作时写道：

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季羡林人生漫笔·我的学术总结》

在这两年中，季羡林一直沉迷于书山书海之中，不但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健康，也忘记了燕园的旖妮风光。他写道：“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燕园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人视为奇观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是书香。”季羡林这种忘我的治学精神真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

《糖史》写作完成以后，他又着手《吐火罗文译释》的写作。这时，他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里。“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吐火罗文译释》也不是一座容易攻克的堡垒，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他只好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但是季羡林要的资料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等得不耐烦时，心里经常像火烧油浇一样，却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如此又熬了一年，才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写作。

在完成《弥勒会见记剧本》后，他长吁了一口气，本想休息片刻，没想到《中国佛教史》的写作任务又找门来。其中“新疆卷·龟兹与焉耆的佛教”目前国内只有他一人能写，推辞不了。只好又拿起笔来，继续战斗下去。

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焚膏继晷”地进行学术研究“冲刺”，完成了几百万字的重要学术著作，这件事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在世界学术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奇迹，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从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这十一部著作是：《初探》《校注》（合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敦煌吐鲁蕃吐火罗语导论》《糖史》《吐火罗文译释》等。这些论文和著作涵盖的内容包括：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糖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

看了上面长长的书单和广博的内容，谁都会惊讶不已。凭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在二十四年里竟能写出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著作，简直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何况，其内容又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真是好一个“博”字了得！诚如周一良先生在《序》中所说：“羡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皇帝号称‘十全武功’的军事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

在这里不可能对季羡林的学术成果作全面详细的评介，既为篇幅所限，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只能举其荦荦大者，略加介绍而己。

1、《糖史》

《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是季羡林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为什么竟然写起看似科技史的《糖史》来了呢？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这是因为在“糖”这种全世界人天天食用的食品背后，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这部历史非常复杂，非常曲折，又非常有意义。通过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以揭示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既然是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季羡林的《糖史》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在这一点上，他的《糖史》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

季羡林写《糖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输入，常常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了音译字。在中国，此类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起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这个发现，在季羡林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产生写一部《糖史》的念头。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到了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P3303的敦煌卷子，辗转到了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手中，他们拿给季羡林看。季羡林一看，像是一张有关制糖术的残卷，惊喜之至。内行人都知道，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抄写的是佛经，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少如凤毛麟角，这类卷子被学者视为瑰宝，这张残卷便是有关科技方面的，自然十分珍贵。这张敦煌残卷原写在抄录的佛经背面。因为当时纸张极为珍贵，所以就一纸两用了。这张残卷字数不过几百，似乎还没写完，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不能通读其意。季羡林决心啃一下这个核桃，可是最初也没啃动。他昼思夜想，逐渐认识到：整张卷子的关键就在“煞割令”一词上。此词若能解决，则通篇皆活，否则仍然是一座迷宫。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他忽然顿悟：“煞割令”不就是梵文的sarkara吗？这个谜一破，他惊喜若狂，拍案而起，立即解读其他部分，都迎刃而解，于是立刻写了《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文章首先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它讲的是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接着，文章又从这张敦煌卷子提供的线索，通过大量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于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取得经验回来后，中国造的糖“色味愈西域远甚”，意思就是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了印度。这本是常见的现象，中国古语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由“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使季羡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感到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为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这就是季羡林研究“糖史”的发韧和滥觞。

此后，季羡林就开始注意搜集有关“糖”传播的资料，并且陆续写了多篇有关“糖史”的文章，如《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1983年）、《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l987年）、《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1987年）、《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1987年）、《再谈cīnī》（l994年）等。1993年和1994年两年，如前文所述，季羡林天天跑图书馆，集中精力查阅中国古籍及国外有关资料，把其中有关“糖”的资料挑选出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写出了这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糖史》。

《糖史》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糖史》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沙糖、冰糖的整个历史过程。《糖史》还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

《糖史》还证明了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砂糖（sarkara），传到中国，也传到埃及和西方。因此糖字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her，俄文caxap，都源自梵文sarkara。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这样，白糖又输入印度。因此印度印地语中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中国在制造白沙糖方面居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末，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法”，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糖，颜色接近纯白，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明末清初，中国向外国输出的白糖，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其次，中国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技术传播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夏威夷群岛、日本、琉球、中南美洲、南洋群岛等等地方，中国苦力在甘蔗种植园中，努力操作，流尽了汗水，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最后，在沙糖的运输贸易中，中国人也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制造的白沙糖曾被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当地人民食用和药用增添了品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享受水平。这也可以说是蜚声全球的中国食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季羡林为了求真，在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中，爬罗剔抉，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证据。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还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还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阅读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季羡林写道：“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几十万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以今天出版的汉文书来说，一本四十万字的书，大约五百页左右，即使以读了二十万页计算，季羡林为了写《糖史》，在将近两年中，也读了四十万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实际的阅读量当然只会超过这个数字，而不会更少。

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文的，vonLippmann写的《糖史》，一部是英文的，Deerr写的《糖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始作俑者”，是前无古人的。

2001年，季羡林的《糖史》荣获“长江读书奖一等奖”。

2、《吐火罗文译释》

《吐火罗文译释》是季羡林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它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研究吐火罗文A残卷《弥勒会见记》的英文专著；二、用中文撰写的长篇导论。季羡林这本书的问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l98l年开始着进行译释，直到1998年正式出版，中间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

1981年，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突然来到北大造访季羡林。他带来了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残卷，郑重其事地交给季羡林，请季羡林看看这些残卷里写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因为他们根据出土地点，只知道这是吐火罗文A，至于残卷内容，谁也看不懂。李遇春是季羡林的老友，他知道在偌大的中国，只有季羡林一个人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所以才不远几千里，找上门来，请季羡林解读。

根据李遇春介绍：这些残卷是l974年冬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发现的。当时农场工人正在取土，在一个灰坑内，在距地表半米深处，发现了成叠放置的这些残卷。残卷已经被火烧残，上面压着一个彩绘泥塑的佛头（取出后破碎，已无法修复。）残卷大小共四十四张，每张正反两页都用工整的婆罗米字母，墨书书写，共八十八页。每页一般有字八行，少数有六行。四十四张中有三十七张左端约三分之一被火烧掉。残卷纸张质地较厚，呈赭黄色，两面都很光滑，书写后似曾涂抹一层粘质液体（疑为蛋清），以保护字迹，因此至今字迹清晰，墨色如新。

季羡林仔细看了看这些残卷，字迹清晰美妙，顿时心里产生了喜爱之情。了解这一行行情的人都知道，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谁要是能从新疆拿到一张半张的出土残卷，都会视同珙璧，大写其文章。这是绝对的新资料，别人无法同你竞争。季羡林当然也希望研究这些残卷，但是，他却迟疑踟蹰起来。原因是，一方面，他固然知道这是天上掉下来的莫大幸福。有不少学者为了能够弄到这玩意儿，不惜找门子，走后门，托人情，行贿赂，甚至不惜冒险偷偷拍摄。为了著书扬名，无所不用其极。而自己却不费吹灰之力，在无意中得之，岂不真如“天上掉馅饼”，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另一方面季羡林又想，自从l946年回国以后，由于资料完全缺乏，三十多年来，他从未再研究过吐火罗文问题，从未读过吐火罗文的书，对吐火罗文已经生疏了，他已经视吐火罗文为路人，打算终生同它告别了。这样的情况，能胜任这项工作吗？

季羡林知道，这样好的机会，一生大概也只有一次。接受它，还是拒绝呢？他犹豫不决。李遇春看出了季羡林的心思，便说：“季先生，您要是不接受这项任务，中国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读了，难道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资料送给外国人去研究吗？”这句话刺痛了季羡林的心。“决不能交给外国人去研究！”季羡林斩钉截铁地说。过去，“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却在外国”这句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话，早已经使季羡林痛心疾首，耿耿于怀了许多年，现在决不能让这样的耻辱继续下去了。于是，季羡林硬着头皮接受下来了这项任务。这便是季羡林写《吐火罗文》的缘起。

季羡林接下这四十四张残卷后，立刻把那几本从德国带回来的吐火罗文书籍找了出来。由于尘封了快四十年，连书中那些当年用铅笔写在书上的笔记，字迹地漫漶模糊，难以辨认了。但是，既已下定决心，就不应该再怕困难。于是他绞尽脑汁，把当年从西克教授那里获得的知识，从遗忘中再召唤回来，刮垢磨光，使之重现光彩。婆罗米字母季羡林是熟悉的，首先要把婆罗米字母转写成拉丁字母，然后才能翻译。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转写下去，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仿佛又得到了天助，刚转写不到几页，这部残卷的书名赫然出现在他眼前。它像一支明晃晃的火炬，照亮了季羡林的眼睛，照亮了他的心。他真有点“漫卷诗书喜欲狂”了。书的名称原来是《弥勒会见记》。

知道了书名，事情就好办了。因为季羡林知道《弥勒会见记》这一部书有回鹘文的译本，而回鹘文的残卷，虽然都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现在却分藏在中德两国的博物馆中，其量颇大，远远超过了吐火罗文。吐火罗文难通，回鹘文则易解，中外都有一些通晓回鹘文的学者。这好像是递给了他一根拐棍。他只要能够理解吐火罗文本每一页的大体上的内容，经过同回鹘文本对照，就能够知道吐火罗文比较详细的内容，因为回鹘文本是从吐火罗文译过来的。在这方面，他得到了中国回鹘文专家耿世民教授、李经纬教授还有新疆博物馆的吐鲁坤等人的帮助，终于把这四十四张八十八页的吐火罗文残卷在这部长达二十七幕的剧本中的位置大体上弄清楚了。这是一个很幸运的起步。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畅通无阻了。吐火罗文残卷由于被火烧过，没有一页，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无缺的。虽然有回鹘文的帮助，但回鹘文同样残缺，只是在残缺程度上稍逊于吐火罗文。况且，在写这些残卷的当年，大约是唐代，翻译者并不遵守“信、雅、达”的原则，首先是不大“信”，就是不大忠实于原文，这就增加了吐回两文对照的困难。季羡林只能靠他的德囯老师西克教授编的《吐火罗文法》一书的索引，辅之以回鹘文的汉译文，一个字一个字的辨认，缺字的地方，参照回鹘文，上下推敲，就这样艰难地向前爬行。

在佛教教义中，弥勒是未来佛。小乘中已有其名，而大盛于大乘。估计在中亚和新疆一带，古代有一段时间，弥勒信仰极为流行。光是吐火罗文A（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就有好几个本子。西克和西克灵合著的《吐火罗文残卷》中，就收了不同本子的《弥勒会见记剧本》都出自中国新疆。欧、美、日等地研究吐火罗文的人，虽为数不多，但也颇有几位，可是从来没见过其中任何人译释过其中的任何一张。非不愿也，是不能也。因为他们手中的残卷是极残的残卷，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而且极为分散和零乱，读起来困难极大，简直不知所云，所以无法翻译。这次李遇春送来的残卷，则比较集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弥勒会见记剧本》二十七幕中的一、二、三、五四幕中，这样便易于理解和辨认了。

既然付出了努力，必然会得到回报。从l983年开始，季羡林断断续续地用汉文或英文在国内外发表《吐火罗文》的转写、翻译和注释。一直到1997年，四十四张八十八页《剧本》残卷全部译释完成。1998年，一部完整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部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其他语言也没有过。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剧本，全剧共二十七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这个剧本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内容是宣传佛教的，大概是在朔望之日供养弥勒时作为一个剧来朗诵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部佛经；另一个特点，它虽然自称是“剧本”，但是无论在形式上和技巧上都与欧洲的传统剧本不同。它同印度的叙事散文夹诗的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剧本》包括叙述（讲故事）和表演（动作）两个部分。一个讲故事者和一些表演者互相配合，交互演出。有点类似皮影戏或解放前天桥”拉洋片”之类的形式。总之，它只是一个羽毛还没有丰满、不太成熟的剧本。

　　如果觉得季羡林散文集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季羡林小说全集：季羡林散文集， 季羡林谈人生， 我的路，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