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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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润园l3公寓一楼东侧房间里那盏灯，每天黎明前仍然准时打开，一位老人坐在书桌前，“心事浩茫连广宇”，思考着国家民族与人类的未来，然后写下一行行的文字。他要把九十二年的人生经验，和对人类前途的思考，留给子孙后代，这就是他现在的惟一愿望。
完成于2002年12月6日深夜
北京寓所——平居
后记
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是漫长的，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20世纪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在这一百年中，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由贫弱走向小康，由混乱走向统一，由任人宰割走向独立自主，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充满着希望、激情、梦想与信心；同时，也充满着失望、迷惘、混乱与幻灭。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是一段痛苦悲怆的历史。
季羡林先生亲历了这段历史中的绝大部分事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正直的中国文化人肩负着民族与文化的双重重任走过的一条崎岖的道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经历，是值得回忆的。因为它不但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而且带有普遍性。这正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反复阅读季羡林先生的二十四卷《文集》，以及1992年《文集》出版后的作品，竭尽全力搜集有关资料，采访一切能找到的知情人，力图使书稿保持真实。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独自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的时候，往昔岁月的情景，便会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常常令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喜怒哀乐，不能自已。每当我骑车去朗润园13公寓拜谒先生的时候，看见他日渐苍老的面容，步履蹒跚的身影，心中便会涌起阵阵忧思，回家后更努力地写下去。现在，《季羡林先生》终于脱稿了，并且得到了先生的首肯。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个人认为，写作《季羡林先生》这本书，是我的夙愿，也是我一生中做过的为数不多的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感谢北京大学东语系的贺剑城先生、黄宗鉴先生、彭家声先生等，他们为我提供了季羡林先生在东语系工作期间的极其真实、具体、生动的材料，以及北大近五十年历史的材料，这些材料往往是书本上难以找到的。我要特别感谢季羡林先生的助手李玉洁女士。她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并且亲自审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她还将书稿念给在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听，使本书的真实性得到了保证。感谢作家出版社编辑林金荣女士，是她当机立断，促成了本书的出版。我还要感谢本书的特邀编辑何拓宇先生。他是80年代初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一位资深的编辑，他在百忙中出任本书的特约编辑。他说：“这本书是北大三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也很好。
总之，我衷心感谢一切帮助过我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人，没有他们的热情相助，《季羡林先生》是不可能付梓的。
张光璘
2003年4月10日
主要参考书目
《季羡林文集》24卷，以及1992年至2002年季羡林先生发表的专著、论文、散文、小品、日记、序、跋等。
《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延边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萧超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中南海开始决策》韩泰华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文革”前十年的中国》晋夫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6年以来的中国》汤应武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陆定一传》陈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文化的回顾与展望》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汤一介等著，李中华、王守常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第1版。
《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935年，青年学子季羡林赴德留学，开始了十年羁旅生涯。数十年后，学术泰斗季先生已近耄耋之年，忆及往昔，遂写下一部《留德十年》。不书讯时间的脉络，记述了先生当年抛家傍路赴德求学德经过。在赫赫有名的哥廷根大学，先生几经辗转选定印度学为主修方向，遂对其倾注热情与辛劳，最终获得博士学位，也由此奠定了毕生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在此过程中，先生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带来的戏剧性苦难，而于苦难之外，又更难忘学长深思，友人情深。先生虽言“自传”只述事实，不及其余，然“诗与真”并行不悖，洋洋十数万言，生命之诗性本已蕴集期间。...
目录
《留德十年》 楔子
留学热
天赐良机
在北平的准备工作
"满洲"车上
在哈尔滨
过西伯利亚
哥廷根
二年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山中逸趣
反希特勒的人们
伯恩克（Boehncke）一家
纳粹的末日：美国兵入城
别哥廷根
《留德十年》 楔子
七十多年的生命像一场春梦似的逝去了。这样的梦并不总是像"春宵一刻值千金"那样轻灵美妙。有时候也难免有惊涛骇浪，龙蛇竞舞的场面。不管怎样，我的生命像梦一般地逝去了。
对于这些梦有没有留恋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爱回忆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英国人常说什么"往日的可爱的时光"，实有会于我心。往日的时光，回忆起来，确实感到美妙可爱。"当时只道是寻常"，然而一经回忆，却往往觉得美妙无比，回味无穷。我现在就经常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轻梦或者噩梦从回忆中移到纸上来。我从来没有感到，有这样的需要。我只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在枕上，让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断断续续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顾而乐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
只是到了最近一两年，比我年轻的一些朋友，多次向我建议写一点自传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活到了将近耄耋之年，古稀之年早已甩在背后了，而且经历了几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我这样的经历，过去知识分子经历者恐怕不是太多。我对世事沧桑的阅历，人情世态的体会，恐怕有很多值得别人借鉴的地方。今天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中年知识分子，大都不能体会。有时候同他们谈一点过去的情况，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像是在听"天方夜谭"。因此，他们的意见是，我应当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不要过于"自私自利"，只留在自己脑海中，供自己品味玩赏。这应该说是我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容推卸。
我考虑他们的意见，觉得是正确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夏秋之交，距离10月10日，只有一个月多一点。在这一段时间内，我当过大清皇帝的臣民，大概也算是一个"遗少"吧。我在极小的时候，就听到"朝廷"这个词儿，意思是大清皇帝。在我的幻想中，"朝廷"是一个非人非神非龙非蛇，然而又是人是神是龙是蛇的东西。最后一个"朝廷"一退位，立刻来了袁世凯，紧跟着是军阀混战。赤县神州，群魔乱舞。我三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对此毫无所知。对于五四运动，所知也不多，只对文言改白话觉得新鲜而已。在小学和初中时期，跟着大孩子游行示威，焚烧日货和英货，情绪如疯如狂。高中时期，国民党统治开始，是另一种群魔乱舞，是国民党内部的群魔。大学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蠢蠢欲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我曾随清华同学卧轨绝食，赴南京请愿。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留学时期，"七七事变"发生，半壁河山，沦于外寇铁蹄之下。我的家乡更是早为外寇占领，让我无法回国。"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我漂泊异乡，无从听到杜鹃鸣声，我听到的是天空中轰炸机的鸣声，伴随着肚中的饥肠辘辘声。有时候听到广播中希特勒疯狗似的狂吠声。如此度过了八年。"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抵亿金的家书一封也没能收到。大战终于结束。我在瑞士待了将近半年，费了千辛万苦，经法国、越南回到祖国。在狂欢之余，灾星未退，又在通货疯狂膨胀中度过了三年，终于迎来了解放。在更大的狂欢之余，知道道路并不是总有玫瑰花铺地，有时难免也有狂风恶浪。就这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直活到了今天，垂垂老矣。
如此丰富复杂的经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经历也是十分可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从中都可以吸取，对人对己都会有点好处的。我自己如果秘而不宣，确有"自私自利"之嫌。因此，我决心听从别人的建议，改变以前的想法，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我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四字，因为写自传不是搞文学创作，让自己的幻想纵横驰骋。我写自传，只写事实。这是否也能写成文学作品，我在这里存而不论。古今中外颇有大文学家把自传写成文学创作的。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DichtungundWahrheit（《诗与真》）可以为证。我个人认为，大文学家可以，我则不可。我这里只有Wahrheit，而无Dichtung。
但是，如此复杂的工作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目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太多的余闲，我只能分段解决。我把我七十多年的生命分成八个阶段:
一、故乡时期
二、在济南上中学时期
三、清华大学、中学教员时期
四、留德十年
五、解放前夕
六、五六十年代
七、牛棚杂忆
八、1978年以后
在1988年，我断断续续写成了四和七两部草稿。现在先把四"留德十年"整理出来，让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世界吧！扯雪芹作一绝：
毫无荒唐言
半把辛酸泪
作者并不痴
人解其中味以上算是楔子。
留学热
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下于今天。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则无份时，一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面流汗，他内心震动之剧烈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仔细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则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谈了。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会制度不同。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他，成了"抢手货"。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材。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
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我的家庭在乡下是贫农，在城里是公务员，连个小官都算不上。平常日子，勉强NC043口。我于1934年大学毕业时，叔父正失业，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其贫窘之状可想而知。私费留学，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官费留学呢，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哭，无地自容。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要我回母校当国文教员，好像绝处逢生。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满脑袋歌德、莎士比亚，一旦换为屈原、杜甫，我换得过来吗？当时中学生颇有"驾"教员的风气。所谓"驾"，就是赶走。我自己"驾"人的经验是有一点的，被"驾"的经验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沾边。我考虑再三，到了暑假离开清华园时，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请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
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国文教员，待遇优渥，每月一百六十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币，至少可以等于三千二百元。这是颇有一些吸引力的。为什么这样一只"肥"饭碗竟无端落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点的。我虽然读西洋文学，但从小喜欢舞笔弄墨，发表了几篇散文，于是就被认为是作家，而在当时作家都是被认为能教国文的，于是我就成了国文教员。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心虚在所难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讲台。
但是，宋校长真正聘我的原因，还不就这样简单。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只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
总之，宋校长率领着北大派浩荡大军，同师大派两军对垒。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军。于是一眼就看上了我这个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兼高中第一级的毕业生。他就请我当了国文教员，授意我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他的声势。我虽涉世未深，但他这一点苦心，我还是能够体会的。可惜我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我不会吹牛拍马，不愿陪什么人的太太打麻将。结果同学会没有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无能为力。宋校长对别人说："羡林很安静！"宋校长不愧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生，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他使用了"安静"二字，借用王国维的说法，一着此二字，则境界全出，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不幸的是，我也并非白痴，多少还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只饭碗，则摇摇欲飞矣。
因此，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抬眼望尽天涯路"，我只看到人海茫茫，没有一个归宿。按理说，我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是相当好的。我同学生相处得很好。我只有二十三岁，不懂什么叫架子。学生大部分同我年龄差不多，有的比我还要大几岁，我觉得他们是伙伴。我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刊登学生的文章，这对学生是极有吸引力的。同教员同事关系也很融洽，几乎每周都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馆，反正工资优厚，物价又低，谁也不会吝啬，感情更易加深。从外表看来，真似神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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