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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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24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八年前在宴会上的讲话杨振宁乐观预言见证今天》。文章刊登了l994年9月5日，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大公报》社长王国华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讲话。八年前，杨振宁教授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信心，他说：“去年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个研讨会上，专门讲2l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l世纪将大放光彩，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l世纪的发展将为全世界注目。”杨振宁对中华文化在2l的光辉前景同季羡林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两位不同领域的学术大师，对21世纪东方文化、中华文化的瞻望，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4、关于文化问题的新思考

在新时期，季羡林除了提出像“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这样的新观点以外，还针对文化、学术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的看法和建议。他对文化、学术问题的这些新思考，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虽然许多人私下里赞同他的观点，但是还没有多少人敢公开站出来表态，因为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一些“凡是派”则在私下里义愤填膺，议论纷纷，但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批判，只好采取投书告密的手段泄愤而已。季羡林对此毫不在意，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保持这些观点的原貌，现将其摘录如下：

关于文艺标准和批判继承：

关于评价问题，过去和现在的潮流，不外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不外是批判继承，把批判摆在前面，还有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样的说法。

但是，到了最近几年我才渐渐地觉悟到，这个“老一套”有点问题。我现在认为，讲思想性和艺术性，必须把艺术性也摆在前面，因为文学作品或其他艺术产品之所以能成为为人所喜爱的作品，其原因首先在其艺术性。没有艺术性，思想性再高，再正确，再伟大，最多也只能成为宣传品，而不能成为艺术品。有一些根本没有思想性或者至少也是思想性模糊不清的作品，只要艺术性强，仍然会为人们所喜爱。据说，在音乐中有没有思想性的作品，在文学中也不乏其例。比如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或有题而极端模糊等于无题的诗，谁也说不清其思想内容是什么，却照样脍炙人口，传诵千古。

至于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我也认为需要认真思考，认真对待。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必有其优异之处、可传之处，否则早已被淘汰了。现在有一些先生总是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我认为，与其说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为什么不能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矣”呢？破立次序之差，表现了人们对批判继承的看法。我绝不是说，过去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东西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虽然破立必须结合，不能不结合；但我们今天的任务主要还是立，还是继承，而不仅仅是破，不仅仅是批判。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关于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性

最近四五十年以来，我们的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是有阶级性的，是有时代性的，是有民族性的。《红楼梦》中贾府上的焦大不会喜欢林妹妹，事实昭著，不容否认。这一套唯物主义文艺理论，有其正确之处，也不容否认。

连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清代诗人赵瓯北也高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赵瓯北的论点。李杜文章到了现代，经过了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仍然很“新鲜”。像李白、杜甫，中国还有一些诗人和散文家，诸葛亮、李密和韩愈就属于这一些人。外国也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这些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哪里去了呢？我个人觉得，倒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敢于说：希腊神话有永恒的魅力。

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

——《漫谈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近代以来，一些学者颇写了一些《中国通史》之类的著作。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而观点则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书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事情本身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五六十年代我们所学的相当一些内容是“苏联版”的、“带有斯大林的印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其中当然包括历史研究，都受到了感染。专以中国通史而论，历史分期问题议论蜂起，异说纷纭，仅“封建社会起源于何时”这一个问题，就争论不休，意见差距超过千年，至今也没有大家比较公认的意见，只好不了了之。我真怀疑，这样的争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再如一些书对佛教的谩骂，语无伦次，连起码的常识和逻辑都不讲。鲁迅说，谩骂不是战斗。它决不能打倒佛教、更谈不到消灭。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一些来，现在先到此为止吧。

在当时极“左”思想指导下，颇写出几本当时极为流行的《中国通史》，大中小学生学习的就是这样的历史。不管作者学问多么大，名气多么高，在教条主义流行的年代，写出来的书绝对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有的是违反作者本意的产品。有人称之为“以论代史”，而不是“以论带史”。关键在一个“论”字。这是什么样的“论”呢？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来过，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论”，而不一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

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另外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是中国历史长短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文化发源地广袤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写通史，觉得最有把握的是，最早只写到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至11世纪，在《古史辨》派眼中，夏禹还只是一条虫，遑论唐虞，更谈不到三皇五帝。这样我们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较之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瞠乎后矣。硬说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不是硬吹牛吗？然而近年来，由于考古工作的飞速进步，夏代的存在已经可以完全肯定，也给禹平了反，还他以人形。即以文字发展而论，被称为最古的文字的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其背后还必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必将更会向前推断，换句话说，必将会更长。

至于中国文化发源地的广袤问题，过去一般的意见是在黄河流域。现在考古发掘工作告诉我们，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决不可轻视。有的人甚至主张，长江早于黄河。不管怎样，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这只要看一看《楚辞》便可明白。没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文化积淀，《楚辞》这样高水平的文章是产生不出来的。长江流域以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方许多地区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址。这一切都说明，过去只看到黄河流域一个地方，是不够的。今天我们再写历史，决不能再走这条老路。

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

20世纪以前，尽管我们的正史和杂史上有关于中国文学的记载连篇累牍，可是专门的中国文学史却是没有的。有之，是20世纪初期始，可能是受了点外来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颇出了一些《中国文学史》，书名可能有一些不同，但内容却是基本上一样的，水平当然也是参差不齐。连《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出了几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五十年来，更出了不少的文学史，直至今日，此风未息。应该说，这都是极好的事情，它说明我国学术界的繁荣昌盛。

但是，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同上面讲到的《中国通史》一样，《中国文学史》的纂写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极“左”思潮一向是同教条主义、僵化、简单化分不开的。在这种思想左右下，我们中国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无疑也受到前苏联很大影响。50年代，我们聘请了一些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来华讲学。他们带来的当然带有苏联当时的那一套教条，我们不少人却奉为金科玉律，连腹诽都不敢。前苏联一个权威把极端复杂的、花样繁多，然而却又是生动活泼的哲学史上哲学家的学说，一下子化为僵死、呆板、极端简单化了的教条。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历史上文艺理论的一个指针。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焉能生动活泼、繁荣昌盛呢？

在外来的影响之外，还有我们自己土产的同样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教条主义的东西。不错，文学作品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却不能只一味强调政治标准，忽视艺术标准。在其时，一般中国文学史家，为了趋吉避凶，息事宁人，就拼命在第一条标准上做文章，而忽视了这个第二条艺术标准。翻看近四五十年来出版的部头比较大、影响比较大的《中国文学史》或是类似名称的书，我们不难发现，论述一个作家作品的政治性或思想性时，往往不惜工本，连篇累牍地侃侃而谈，主要是根据政治教条，包括从前苏联来的洋教条在内，论述这位作家的思想性难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而一旦谈到艺术性，则缩手缩脚，甚至了了草草，敷敷衍衍，写上几句倒三不着四的话，好像是在应付差事，不得不尔。

根据我个人的浅见，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艺术性绝对不应忽视，甚至无视，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元用处，这样的作品决不会为读者所接受。有一些文学作品，思想性十分模糊，但艺术性极高，照样会成为名作而流传千古，李义山的许多无题诗就属于这一类。可惜的是，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忽视了作品艺术性的分析。连李白和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文学史的作者对他们的艺术风格的差异也只能潦草地说上几句话，很少有言之有物、切中肯綮的分折，遑论其他诗人。

这样的文学史是不行的。因此，我主张，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美学研究的根本转型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但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体系。“美学”这一门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是受到西方影响之后才成立的。这个事实恐怕是大家所公认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有一段时期，美学浸浸乎成了显学，出了不少人才，也出了不少的书，还形成了一些学派，互相争辩，有时候还相当激烈。争论的问题当然很多，但主要集中在美的性质这个问题上：美是主观的呢？还是客观的？抑或是主客观相结合的？跟在西方学者后面走，拾人牙慧，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走进了死胡同，走进了误区。

何以言之？按照西方语言，“美学”这个词的词源与人的感官（senseccan）有关。人的感官一般说有五个，即眼、耳、鼻、舌、身。中国和印度等国都是这样说。可是西方美学家却只讲两官，即眼与耳。美术、绘画、雕塑、建筑等属于前者，音乐属于后者。这种说法实际上也可归入常识。

可是，中国美学家忘记了，中国的“美”同西方不一样。从词源学上来讲，《说文》：“美，羊大也”羊大了肉好吃，就称之为“美”。这既不属于眼，也不属于耳，而是属于舌头，加上一点鼻子，鼻子能嗅到香味。我们现在时时都在讲“美酒”、“美味佳肴”等等，还有“美食城”这样的饭店。这些在西方都不能用“美”字来表述。西方的“美”不包括舌头和鼻子。只要稍稍想一想，就能够明白。中国学者讲美学，而不讲中国的“美”，岂非咄咄怪事！我说，这是让西方学者带进了误区。

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些美学家谈论美学转型的问题。我认为，这谈得好，谈得及时。可惜这些学者只想小小地转一下型，并没有想到彻底走出误区，没有想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我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陆续读过一些美学的书，对美学我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外行。但是浅尝辄止，也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内行，只能说是一个半瓶醋。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半瓶醋才能晃荡出声。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主张：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决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文艺理论在国际上“失语”问题

近七八十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时有变化，新学说不时兴起。有的延续时间长一点，有的简直是“蟪蛄不知春秋”，就为更新的理论所取代。我套用赵瓯北的诗句，改为“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国际文艺论坛上的喧嚣闹嚷声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有人就形象地说，中国患了“失语症”。

难道我们中国真正没有话可说吗？难道国际文艺理论的讲坛上这些时生时灭的“理论”就真正高不可攀吗？难道我们中国的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就真正蠢到鸦雀无声吗？非也，非也。我个人认为，其中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有一些学者过多地屈服于“贾桂思想”，总觉得自己不行；同时又没有勇气，或者毋宁说没有识见，去回顾我们自己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水平极高的旧的文艺理论宝库。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在我上面提到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我们面对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诗文等等，不像西方文艺理论家那样，把作品拿过来肌掰理分，割成小块块，然后用分析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述出来。有的竟形成极端复杂的理论体系，看上去令人目眩神摇。

我们中国则截然不同，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或耳听一段音乐，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手执解剖刀，把艺术品或音乐分析解剖得支离破碎；然后写成连篇累牍的文章，使用不知多少抽象名词，使读者如坠入五里雾中，最终也得不到要领。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读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烂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又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读者读了以后得到的也不是干瘪枯燥的义理，而是生动活泼的综合的印象。比方说，庾信的诗被综合评论为“清新”二字，鲍照的诗则是“俊逸”二字，杜甫的诗是“沉郁顿挫”，李白的诗是“飘逸豪放”；其余的诗人以此类推。对于书法的评论，我们使用的也是同一个办法，比如对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论之者评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多么具体凝练，又是多么鲜明生动！在古代，月旦人物，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不赘述。

我闲常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少数专门著作之外，竟没有像西方那样有成套成套的专门谈文艺理论的著作？中国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又派别繁多，议论蜂起的。许多专家的理论往往见之于《诗话》（《词话》）中，不管什么“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境界说”等等，都见之于《诗话》中；往往是简简单单地几句话，而内容却包罗无穷。试拿中国——中国以外，只有韩国有《诗话》——《诗话》同西方文艺理论的皇皇巨著一比，其间的差别立即可见。我在这里不作价值评判，不说哪高哪低，让读者自己去评论吧。

这话说远了，赶快收回，还是谈我们的“失语”。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扳挺不直，被外国人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我个人觉得，我们有悠久雄厚的基础，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决不会再“失语”下去的。但是兹事体大，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多思考，勤试验，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任何掉以轻心的做法都是绝对有害的。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关于文化、学术的新思考、新见解、新观点，还有一些，不具引。上面摘引的这些观点，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重要，又都是当前学界十分关注而又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季羡林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表态。对他这些观点的看法，必定是见仁见智的。季羡林既有勇气公开自己的看法，就不会惮于辩论或争论。如果真的形成一场大辩论，这肯定对推动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5、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二十余年中，季羡林一直是文化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甚至可以说，在许多领域中他是一位领军人物，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新时期的文化潮流，勇往直前。季羡林在此时期内，参加和领导过多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弘扬，中外文化的交流，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此，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l978年，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开始启动，这是新时期开始后的第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空前壮举。姜椿芳总编辑盛情邀请季羡林参加编撰工作，出任其中《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当时，季羡林在北大身兼数职，本身有教学科研任务，还在翻译巨著《罗摩衍那》，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季羡林认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挺身而出为姜老分忧。季羡林与《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冯至合作主编这卷书。他们二人本来就是挚友，现在两人配合默契，克服了重重困难，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编完了。198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出版了，共三百六十多万字。在编写过程中，季羡林亲自策划、审稿、撰写辞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在《评介》一文中写道：“出版这样一部巨著，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称之为皇皇巨著，是当之无愧的。”“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每一个工作步骤我都参加了。我同大百科全书的同志们，以及编辑与写作的同志们一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尝到了顺利的快乐，也尝过挫折的痛苦；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我知之悉而感之切。”1982年10月，季羡林又应邀与吕叔湘一起指导《语言文字》卷的筹备工作。1984年初任《语言文字》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同年，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语言文字》卷用了大约四年时间，终于出版。这两卷书在《全书》中都是进度比较快，质量比较好的，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6、投身“中国书院”建设

1985年，在全国上下一片“文化热”的潮流中，中国文化书院应运而生了。书院最初是由北大哲学系几位年轻教师发起的。他们的倡议得到了该系教授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楼宇烈、许杭生等人的支持，并邀请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周一良、阴法鲁、任继愈、吴晓铃、虞愚、戴逸、侯仁之、白寿彝、吴良镛、金克木、庞朴、李泽厚、乐黛云、丁守和、牙含章等参与其事。1985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正式成立，第一届院务委员会选举通过汤一介任院长，梁漱溟为院务委员会主席。

在中国历史上，书院是学者讲学之所，与官办的学府有一定区别。宋元明清时代，每一个书院都是某一学派传授生徒的据点。例如白鹿洞书院是朱熹讲学之处；岳麓书院是张栻讲学之处。每一个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国文化书院是自1949年后第一个纯民间的文化团体。它集合了一批有志于发展中国文化的老中青学者，为发展中国文化事业而共同奋斗。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团体，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研究国故”，“融汇新知”。书院先后聘请了七十名人文社会科学专家教授为导师，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台湾的著名学者。书院成立后，先后举办了四次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总人数超过三千人，还开办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二年制函授），招收一万二千余名学员，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书院开创了1949年之后大型民间讲学的先河。由于它的开放性、兼容性、主体性特点，给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文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新风，对当时的“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院这个新事物，使许多文化人感到惊诧和振奋，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关注。当然，也招来不少的非议，这是预料中事，不足为奇。

季羡林在书院开办之初被聘为导师，一直是书院的名导师之一，为书院的学术活动讲演、谈治学经验。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季羡林接任院务委员会主席一职，遂参加书院的领导工作，并主编书院的大型丛书《神州文化集成》，还亲自撰写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收入其中。

1989年，中国的“文化热”在高潮中结束，“曲终人散”。中国文化书院也暂时停止了活动。在经历过一个低潮以后，90年代初，在季羡林等同仁的艰苦努力下，书院又重新活跃起来，继续从事促进中国文化繁荣的各项工作。

季羡林在l994年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颇有感慨地写道：

回想整整十年前，北京大学哲学系几个年轻教员，在系内外，校内外的几个老教授的支持下，赤手空拳，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他们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到了今天，在并不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从事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

……中国文化的遭遇是这个样子，中国文化书院的遭遇也几乎完全一样。在人世间，任何个人，任何事业，在任何地区，在任何时代，总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前进的路上，决不会时时处处都铺满了芬芳扑鼻的玫瑰花。总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既有朗日当空，也有阴霾蔽天。这是正常现象，“无复独多虑”。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团体，一定会承认这个人世间的普遍现象的。在承认的基础上，处变不惊，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再借用陆放翁的一句诗：“柳暗花明又一春”。

季羡林这段既富哲理又含义颇深的话，道出了中国文化书院走过的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同时也道出了他投身中国文化书院建设过程中的艰辛历程，十分耐人寻味。

7、主编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90年代初，季羡林开始筹备和主编一套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

《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大型丛书。它包括东方文化综合研究、中华文化、日本文化、朝鲜韩国和蒙古文化、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朗阿富汗文化、西亚北非文化、中亚文化及古代东方文化等十编，共五百种书，涵盖了东方各国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军事、宗教、医药、建筑、绘画、音乐、书法、民俗等诸方面内容。《集成》既集中展示了我国从古至今，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东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又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东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东方，让东方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便是这套丛书的宗旨。

季羡林为编撰这套丛书费尽心机，四处奔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策划，搭班子，定选题，到筹款、出版，每件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处理，其中的艰辛和曲折实在难以诉说。不管怎样，经过一番艰苦努力，1997年10月，终于推出了首批专著十种十二册。季羡林亲自为丛书写了一篇八千字的长序，并将自己的新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和编著《东西文化议论集》收入《集成》之中。后来，《集成》又陆续出版了一批著作，至今已有三十余种面世。

《东方文化集成》部分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日本共同社专稿《亚洲》第二章《大国文化走向》称：“《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项在文化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认为：“这是一套具有战略眼光的丛书。”首批十部专著出版以后不久，就有六部脱销，需要再版。

季羡林曾主编过多套大型文化丛书，这套书虽然困难最多，但是他却情有独钟，他说：“我在外面挂了许多名，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有些仅仅是个挂名而已，不干事，也不过问，惟独对《集成》有一种特殊感情，花的时间最多，下的功夫也最大。”

8、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在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差不多同时，季羡林又承担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的任务。1994年5月，成立了由季羡林担任总编纂，胡绳、任继愈、周一良、张岱年、杨向奎、胡道静、程千帆、饶宗颐等担任顾问，并由刘文俊具体负责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全国五十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地近百位文史专家和古籍学者都参加了编纂工作。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由《四库全书》派生出来的一部大型丛书。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3761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号称中国文化的渊薮。但是《四库全书》并不全，不仅所收书中有不少内容经过抽毁和篡改，而且还有大量典籍被摒弃在外，或予以禁毁，或列为存目。其中仅列为存目的就有6793种。

所谓存目，根据乾隆帝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的上谕，就是“止存书名，汇为总目”，而不收其书。存目书之所以列为存目书，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端：

第一，“有悖谬之言”，即含有批评清王朝统治内容者；

第二，“非圣无法”，即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

第三，著作时代切近者；

第四，“寻常”、“琐屑”之作；

由上可知，《四库全书》之所以把一部分书“止存书名”，而不收其书，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书不符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同时也与清王朝要控制《四库全书》的规模，加快速度有关。

四库存目书内容异常丰富。首先，四库存目书中有许多著作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很有价值。其次，四库存目书中史类著述最为可观，对研究史学及文艺学均有裨益。再次，文学类有价值的书不胜枚举，如明郎瑛《七修类稿》、胡应麟《诗薮》、胡震亨《唐音癸签》，清沈雄《古今词话》、叶變《原诗》等都属此类。其他如地理类、文字学类、医学类、天文算法类、农家类、刑法类、杂家类、释家类，都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珍贵典籍。

编纂工作以“尊重历史，保存文献”为总方针。首先是普遍调查，尽数收集，对全世界二百余家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所藏四库存目进行大规模查访，在此基础上编定工作目录。发现了不少极为稀见，甚至早为有关专家宣布失传的古籍。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共一千二百册，每册八百页。所收书八成为宋、元、明、清各级善本，三成为孤本。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现已全部出齐，并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利用。

9、主编《传世藏书》

《传世藏书》是一座系统完整的中国古籍书库，是国家“八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该书由季羡林任总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二十六家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二千七百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选目和点校。该书精选先秦至清末文化典籍一千种、三万卷，三亿余字，编为一百二十三巨册，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又分若干部类，包括了《四库全书》以及其他所有大型古籍中的一流经典和重要著作。

《传世藏书》于1991年开始启动，1996年完工，历时六载。该书是全国协作、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编纂出版完成，可谓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纵浪大化中

从l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是季羡林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功成名就，誉满天下；但是，这十年也是季羡林个人及家庭遭遇不测风云，最不幸的十年。这十年里，他的家庭连遭大难，自己身体又屡患疾病，再加上成名之累，令他饱经忧患，身心交瘁，苦不堪言。在公开场合，人们看见的季羡林，仍然是一位和蔼可亲，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乐观幽默的长者，可又有谁知道，在他内心深处，却隐埋着那么的难言之苦，难言之痛。这些痛苦，季羡林是不会当面对人说出来的。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从他的散文或者某年《述怀》、《抒怀》之类的文章里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窥见到季羡林内心深处的伤口，触摸到他那真实的心灵轨迹来。

季羡林八十岁时尚有一个十分美满和睦的家庭。老祖和妻子操持家务，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三位老人，你尊我敬，日子过得平静而快乐。每到吃饭时间，妻子来到书房，招呼季羡林过去吃饭。季羡林放下手中的笔，暂时忘记那些繁杂的学术问题，让自己的脑筋休息一下，来到餐桌前，饱餐一顿老祖做的可口饭菜。在饭桌上，三位老人边吃边聊，新闻旧事，家长里短，天南海北地说上一通。季羡林吃完饭，放下筷子，又回到书房继续看书写作，家务事半点也不用他操心，一切由老祖和妻子安排得妥妥贴贴。每逢周末，女儿婉如，儿子延宗，带着外孙和孙子回来团聚，祖孙四代齐聚一堂，家里更是欢声笑语盈耳，洋洋喜气四溢，热闹非凡。季羡林坐在椅子上，看着这合家欢乐的景象，一边微笑，一边沉醉在这天伦之乐的氛围之中，感到无比的幸福。

1990年代初，老祖突然去世。老祖辞世时已年届九旬，早已超过了“古稀”的年龄，是在中国人希望的年龄之上过世的，季羡林虽然十分悲痛，但仍能保持理智。他在《我的婶母》一文中悼念老祖时，用了比较平和的语言表示了自己的祈愿，他写道：“老祖以九十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我想，她是含笑离开的。”

然而，过了没多久，还不到六十岁的爱女婉如，又因病故去。婉如的死，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震撼得季羡林几天都说不出话来。他痛哭失声，老泪纵横。这一次的打击对季羡林来说实在太沉重了，可又无可挽回。他只能拭干了泪水，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

1994年，妻子彭德华又走了。这位陪伴他度过了六十年坎坷岁月的妻子去世时，季羡林的眼泪已经流干了。他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也不愿回到那空空荡荡的家里去，只能整日价只身独坐在图书馆里，埋首故纸堆中，以图忘记一切。一年后，季羡林写了《我的妻子》一文以示悼念。他写道：“去年德华走了。她也活到了米寿，她可以瞑目了。德华永远活在我心里。”

季羡林对人生的寿夭穷通并不是没有思考过，早在家庭悲剧发生之前，他已经有所醒悟，有过心理准备。他写道：“我活了八十岁，参透了人生的真谛。人生无常，无法抗御。我在极端的欢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们家这出美满的戏，早晚有煞戏的时候。”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家的这出戏，“煞”得如此之迅疾。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内，亲人们一个个悄然离去，一个本来充满欢乐和温馨的家庭，转眼之间，便“人去楼空”，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尽管季羡林曾标榜过自己是陶渊明的信徒，什么“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但是亲人的生离死别乃人生至痛，焉能无动于衷？此时任何的理智与信念都统统无济于事。他终日怀念亲人，“肠一日而九回”，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季羡林无处排遣满腔的悲痛与惆怅，只能拿起笔来，宣泄于笔端。1993年，他在那篇著名的散文《二月兰》中怆然叹道：

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三位亲人的相继辞世，使他悲痛到了极点，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他甚至“心里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1995年2月1日提笔写下了《1995年元旦抒怀──求而仁得仁，又何怨！》。在这篇重要的抒情散文中，季羡林袒露心扉，倾泻出了几年来郁结于胸中的悲戚之情，这是他当时心灵的真实写照。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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