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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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许多当年被迫害的人已经如深秋的树叶，删繁就简，渐趋凋零，而季羡林此时也已年过八旬，垂垂老矣。他不能再等了。到了此时他才醒悟过来，自己的期待实在过于天真，他写道：“我为什么竟傻到守株待兔专期待别人行动而自己不肯动手呢？期待别人不如期待自己，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这就是《牛棚杂忆》的产生经过。

《牛棚杂忆》出版以后，季羡林收到了几百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大部分都不是一般的赞扬或感想，而是联系个人、家庭及亲身经历，出自内心感谢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个巨大贡献”，认为这本“用血换来”、“和泪写成”的著作“说出了千百万人想说而又未说的话”，来信者，既有饱经风霜的知识分子，也有默默无闻的基层干部；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年轻学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本书，引起的共鸣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不能不奋笔疾书，把自己心中憋了多年的话都掏出来说给他们十分尊敬的作者听。

《牛棚杂忆》的问世，打破了封冻了二十年的坚冰，开辟了反思历史的新局面，之后，陆续出版了一批思忆文学著作，让人们温故而知新，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一股巨大动力。季羡林为此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新时期文坛骁将

季羡林今天成为学界名人，被人称为“大师”、“泰斗”、“国宝”级人物，这与他的“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其实并没有多少关系，而是与他在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在学术园地里孜孜不倦，呕心沥血，笔耕不辍，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分不开的。同时，这二十余年中，年逾古稀的季羡林在整个文化界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参加过众多文化学术领域的建设工作，成为学界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还以思想解放、独立思考、敢说真话、勇涉“禁区”，标新立异，而备受世人关注。

从l978年起，改革开放宛如和煦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整个政治大环境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季羡林感到“脑袋上的紧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独立地思考了，从而学术思想比较活跃起来。”这可以说是他在这二十余年中取得成功的客观条件。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属于他个人的特殊原因。他说：“我性与人殊，越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了。季羡林一个晚上写成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是家常便饭，一年完成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也轻而易举。他在《九十述怀》中曾说：“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椅可待。”1998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二十四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收录的文稿截止到1992年。从1992年到今天十年中，季羡林又写了将近四百万字的文稿，平均每年四十万字。耄耋之年的老人能有如此惊人的笔耕速度，说“性与人殊”实在是一点也不夸大。截至目前，季羡林的全部著作约一千二百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他开玩笑地说道：“从1978年一直到今天的二十年中，我的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我有时候胡思乱想，自己开玩笑：‘如果老天爷或者阎王爷不让我活这样大年纪，让我早早地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肚子里还有一些丝来不及吐出来，对于我自己，对别人是这样，岂不是一个损失吗？’”

季羡林虽然说的是玩笑话，但他若是真的在“文革”中自杀成功，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话，不说别的，像八十万字的《糖史》和《吐火罗文A（焉耆文）译释》这样重要的学术著作就不可能问世了。因为在当今中国，能写这两本著述的，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人。那该是多大的损失啊！

季羡林是一位“杂家”。他是语言学家、佛学家、比较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又是散文家。一般人也许读不懂他的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文的专著（吐火罗文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不足三十人懂得），但是，读得懂他的比较文学、东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的论文，更读得懂他的散文《留德十年》、《牛棚杂忆》、《清塘荷韵》、《二月兰》、《听雨》等，从而对这位“泰斗”的思想、学识和人格有所了解。这是季羡林广为人知又受人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且看季羡林在新时期的二十余年为推动学术繁荣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此期间，他通过独立思考，提出的一些创造性的观点和“标新立异”的见解。

1、重建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源于19世纪的欧洲，作为一个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科，比较文学是在20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在许多国家，比较文学专家辈出，灿如列星，有的甚至形成学派。大家公认的学派有：德国学派、法国学派、西欧学派、美国学派等四个独立的学派。从全世界学术界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在2O世纪已经成了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

比较文学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根据乐黛云教授的论点：“中国比较文学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04年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特别是鲁迅19O7年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不过，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在2O世纪2O年代末、3O年代初。当时最著名的比较文学家是吴宓和陈寅恪。吴宓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课程；陈寅恪则开设了“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清华大学在当时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他们是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杨业治等。三四十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实绩则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学》和钱钟书的《谈艺录》。由于这些学者的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可惜的是，建国三十年来，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比较文学被列为学术禁区。理由是：不同阶级的文学没有可比性。无产阶级文学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文学不能相提并论。不管这个理论在今天看起来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在当时它却是“统治思想”。于是比较文学课程从大学中砍掉了，作为一门学科，在学术界也消失了。到“文革”结束时，这门在世界各国大学里普遍开设的课程，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1980年，社会刚刚开放，人们的思想远没有今天这样解放，学术文化领域里各种禁区林立，壁垒森严，比较文学这个“禁区”，当时还无人敢于涉足。

到了1981年，我国同国外的联系逐渐频繁起来，许多国外的书刊又传了进来，其中包括研究比较文学的刊物和书籍。季羡林看了这些著作后，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苦恼。兴奋的是，现在终于打破了那些无形的枷锁；苦恼的是，我们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在当时，许多人对于打开国门让西方的思想文化进入国内还顾虑重重，最主要的担忧就是害怕国外的资产阶级思想“污染”了我们的头脑。就在许多人惊呼“打开窗户，装上纱窗，防止外面的蚊子、苍蝇进来”的情况下，季羡林决心打破比较文学研究这个“禁区”。

1981年1月，在季羡林的倡导下，北大与语言文学有关的四个系和两个研究所内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大家一致推举季羡林为会长。研究会很快出版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影响下，1983年6月，由南开大学、天津师大发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季羡林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984年，由季羡林主编的全国性比较文学期刋《中国比较文学》在上海创刋。辽宁大学、广西大学、暨南大学随后也召开了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不久，辽宁、上海、吉林、江苏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以后，比较文学课程在全国各大学普遍开设起来。1987年，国家教委规定：比较文学为某些系科的必修课。

到了8O年代中期，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开始走向世界。1982年，三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世界比较文学纽约年会，都提出了学术报告，其中一篇被载入《美国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1983年，中美双边比较文学首次讨论会在北京召开。1985年，杨周翰教授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会长。

季羡林不但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重新开展的发起人，也是这项学术活动的实践者和引路人。

季羡林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比较文学研究家。在解放前，他曾写过不少比较文学论文，如：《老子在欧洲》、《“猫名”寓言的演变》、《柳宗元取材来源考》等。从1978年开始，季羡林又重新开始研究比较文学，并且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如：《里的印度成分》、《在中国》、《吐火罗文A（焉耆文）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关于神韵》、《说嚏喷》等。季羡林的比较文学论文，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用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说话，决不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因而令人信服。而且由于他学贯中西，能融古今东西于一炉，写起论文来旁征博引、视野开阔、切中肯綮、深入浅出，为学者们所称赞。

季羡林不但身体力行，写作了大量优秀的论文，还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张。这些主张归纳起来就是呼吁建立中国比较文学学派。

季羡林认为：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是想通过各国文学之间，特别是中国文学同其他国家文学之间的比较，探讨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利于我们的借鉴，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传统中的精华，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新文艺。

过去一百多年以来，西方许多国家的学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成绩是巨大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们始终在欧洲文学这同一个“文化圈”内进行比较，从而逐渐形成了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论”。西方学者完全忽视了东方文学的存在，这显然是片面的，其局限性十分明显。

季羡林针对世界比较文学的这种片面性，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论点：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可以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这样形成的文化体系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哪个人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既然如比，研究比较文学就必须重视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重视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等许多东方国家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巨大影响，其中包括对欧洲文学的影响。季羡林的新理论，受到世界比较文学界的重视，特别得到亚洲各国学者的支持。此基础上，季羡林又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他在《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一文中说：

什么叫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决定“拿来”或者扬弃。我们决不无端地吸收外国东西；我们决不无端地摒弃外国东西。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拿来，否则就扬弃。这一点“功利主义”我看是必须讲的。第二个特点是，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

季羡林关于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张得到中国学者们的一致赞同，也得到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

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季羡林谦虚地以“比较文学的一个没有成就的老兵”和“一个忠诚的比较文学的啦啦队员”的身分，及时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引导中国比较文学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比如，2O世纪80年代中期，比较文学在中国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但是一些人误以为“比较文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一时间，文坛上出现了一些乱比瞎比的文章。季羡林在读了大量比较文学论文之后，感到照这样“比”下去，中国比较文学将会出现危机。于是他写了《比较文学之我见》一文，提醒学者们注意这一不良倾向。他写道：

现在不少作者喜欢中外文学家的比较。在中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等等。又在外国选一个大作家，比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选的标准据说是有的，但是我辈凡人很难看出。一旦选定，他们就比开。文章有时还写得挺长，而且不缺乏崭新的名词、术语。但结果呢？却并不高明，我不说别人，只讲自己。我自己往往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边际，总觉得文章没有搔着痒处，写了犹如不写。比较文学真好像有无限的可比性。可比性而到了无限的程度，这就等于不比。这样一来，比较文学的论文一篇篇地出，而比较文学亡。

他指出：“比较文学的比较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也可以称为规范。”他说：“这个想法在将近六十年前就有人讲过了。”接着，他引了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1933年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中的一段话，告诫那些“乱比”、“瞎比”的学者。陈寅恪先生写道：

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文学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可言矣。

从陈先生的话中可以看出，“乱比”、“瞎比”的歪风，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就曾经出现过。8O年代这一次，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罢了。

当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出现表面上兴旺发达，实际上在一片繁荣的掩盖下，文章空泛肤浅、夸夸其谈，言不及意，难以深入下去的时候，季羡林又感到忧虑了。他及时写了《广通声气博釆众长》一文，指出：“救之之方，只有一条：广通声气，努力学习。所谓广通声气，指的是同国内外，省内外的同行学者加强联系，互通信息，互通有无，切莫坐井观天，闭关自守。要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既接受，也给予。博釆众长，必有所得。所谓努力学习，首先指的是要学习文艺理论。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西方古今的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功夫努力学习。‘釆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真正出现新气象，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今天，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从婴儿阶段步入成人阶段。一批中青学者写出了许多卓有成就的比较文学著作。这些著作将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之内，使西方学者感到耳目一新，从而受到世界比较文学界的极大关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正在逐渐形成。

2、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胡适是一个享有大名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史上、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文学史上甚至教育史上，胡适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一个物议沸沸扬扬的人物，一个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人物。解放后，胡适屡遭挞伐，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他几乎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他那句本来是正确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受到了批判。又说他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把他看得比中统和军统特务还危险，还要坏的人。

前文中曾经提到，季羡林在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中，曾同胡适共过事，当时胡适是北大校长，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两人交往颇多。胡适的著作季羡林几乎都读过。可以说季羡林对胡适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对胡适其人是比较了解的。在季羡林看来，胡适并不像报刋上宣传的那么坏，那么危险，“他仅仅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书生或书呆子”，而且“他对人和蔼可亲，保护学生，不遗余力”。

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政治形势相对宽松了一些，学术领域也开始活跃起来，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同评价和议论频频出现在报刋上，但是还没有人敢涉足有关胡适评价这个“禁区”。季羡林觉得，由于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胡适，既不了解他的为人，也不了解他的学术（解放后基本没有出版过胡适的著作），而自己在这方面却是有发言权的，应该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而且，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牵涉到许多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当时，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实事求是地写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l987年l1月，他提笔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文中写道：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过去，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我们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了，因此对胡适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但是，最近我在一份报刊上一篇文章中读到，（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好像他是一个铁杆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崇拜者。根据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此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接着，文章就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先生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我这里不想讨论“知难行易”的哲学奥义，也不想涉及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主张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说，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文章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开了锅，认为胡适简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一群走狗一涌而上。但是，胡适却一笑置之，这一场风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我个人觉得，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

文章又针对胡适对国民党闹独立性是”小骂大帮忙”的论点，进行了反驳：

但是，解放以后，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小骂大帮忙”。胡适同国民党闹点小别扭就归入这个范畴。什么叫“小骂大帮忙”呢？理论家们说，胡适同国民党蒋介石闹点小别扭，对他们说点比较难听的话，这就叫做“小骂”。通过这样的“小骂”，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是有欺骗性的，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出来为国民党讲话。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话，天下翕然从之，国民党就“万寿无疆”了。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难道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这样糊涂、这样低能吗？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是解放以来第一篇实事求是评价胡适的文章，并且在文章里驳斥了长期以来扣在胡适头上的种种错误罪名。20世纪80年代中期，极“左”思潮尚有较大势力，胡适在一般人眼里还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追随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文人”；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在人们头脑中还记忆犹新。敢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有大勇气的。季羡林当然知道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冒风险的，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但是，他是一个是实事求是的人，讲真话的人，有话憋不住的人。他下决心要做的事，谁也劝不住。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令许多人大吃一惊，也让季羡林的朋友们为他捏一把汗。但是，后来并没有出现争论，也没有批判，只是“圈内”的人在私下议论纷纷。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就过去了。季羡林在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映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季羡林后来又写过几篇有关胡适的文章，详尽地阐明了自己对胡适的看法，并且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其中一篇题为《还胡适以本来面目》。这篇长文是为安徽出版社出版二千万字的《胡适全集》写的序。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文章的立意就在拨开多年来罩在胡适身上的迷雾，或者说，涤去泼在胡适身上的污泥浊水，还胡适一个本来面目。由于篇幅限制，在这里略去有关“胡适在中国近百年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为学者的胡适”和“作为思想家的胡适”三节的内容，只介绍“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胡适”和“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两节中的有关内容，以见季羡林心目中的胡适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读者如对全文有兴趣，可以找来原文阅读。（载《季羡林散文全编》第五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在季羡林看来，尽管胡适毕生喜欢政治，甚至迷恋政治，可胡适不是一位“政治家”。“在胡适所处的时代和地区，同中国历史上一样，一个不‘厚’不‘黑’的人，是不能成为政治家，享受高官厚禄的。而胡适所缺乏的正是这两个要害之点，他仅仅是热衷政治的书生或者‘书呆子’。在这方面，胡适是缺乏自知之明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季羡林举了一个亲眼所见的事例：

解放前夕，蒋介石出于政治需要，在南京导演了一幕选举国大代表和选举总统的喜剧。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忽然传来了一阵流言说，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对于这个流言，我们几个对政治最无经验、最不感兴趣的在适之先生身边工作的人，都觉得好笑，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法。蒋介石是什么人，他焉能把即使只是傀儡性的“总统”让别人干呢？然而，根据我的观察，胡适却信以为真。当年他虽是北大校长，但是在南京的时间却比在北平的时间多。后来，总统选出来了，当然是蒋介石。然而胡适先生至死未悟。他在美国有时还对唐德刚说，是CC派反对他当总统。有时候忽然又说CC派赞成他当总统。他让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而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称他是“书呆子”，难道还算过分吗？

季羡林还在另一篇文章《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又举了一个生动的小例子，来说明胡适的“书呆子”气：

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

季羡林在这篇文章中，还举两件亲身经历的事，来说明胡适的政治立场：

我讲两件亲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人所共知，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他那辆当时北平还很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我觉得，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适之先生，一个学生走进来对他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谈论到此为止，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小中见大，这些小事却是能够发人深思的。

在季羡林眼里，“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先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在《还胡适以本来面目》里写道：

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教授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疾言厉色，发脾气。同他在一起，不会有任何一点局促不安之感。

胡适还是一个非常懂得幽默的人。他决不是一个老气横秋，不苟言笑的道学先生，而是一个谈笑风生，活泼有趣的人。季羡林又举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最让季羡林钦佩和感动的是，胡适平生奖掖后进，毫无保留地帮助青年学者成长，真正做到了“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40年代，他在美国哈佛大学遇到了当时还年轻的学者周一良和杨联升等，对他们的天才和成就大加赞赏。后来周一良回到中国，倾向进步，参加革命，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杨联升留在美国，在二三十年的长时间内，同适之先生通信论学，互相唱和。在学术成就上是硕果累累，名扬海外。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季羡林把胡适视为自己的恩师之一，对胡适怀着钦敬之情，但是，季羡林并没有一味盲目地赞扬他的恩师，而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沧桑之后，以一位耄耋老人的眼光，冷静地回顾那段历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胡适为人处事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对今天只能从书本上认识胡适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它为我们认识胡适的“真面目”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3、2l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

1991年季羡林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学术界振聋发聩的论点：

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决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季羡林的这个论点一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一时间，东西文化问题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季羡林也成了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季羡林的论点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日本、韩国的一些学者给他写信或撰文表示赞同他的观点，甚至远在西班牙的一个岛上的一位学者，读了他的论文以后，也写信给他表示赞成他的观点。

季羡林并不是一个早晨醒来，灵机一动，想出这个论点来的。事情还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说起。

自从l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门打开，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书籍、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媒，以及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雀巢咖啡、喇叭裤、太阳镜等餐饮服饰，大量涌进中国。这一现象立即在中国文化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些人说，文化交流好得很；一些人则惊呼：谨防“精神污染”，反对“全盘西化”。两种对立的观点各不相让，争论不休，于是在学术界便形成了一股“文化热”。争论的焦点围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几个大题目上。综观中国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这种“文化热”共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五四”运动以后的2O年代；第二次便是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这两次“文化热”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这便是：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一旦打开国门，面对世界，主要是面对西方世界以后，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西两大文化互相碰撞这个大问题？

季羡林是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可以称为“开放派”。他早在1986年就在《瞭望》周刊（海外版）40期上发表了《对于文化交流的一点想法》。他写道：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科技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的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往往是我们国力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打一个比方，一个胃口健康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敢吃，决不嘀嘀咕咕什么胆固醇多了呀的。到了连鸡蛋黄和动物内脏都不敢吃的地步，终日愁眉苦脸，怕这怕那：“哎呀，这个吃不得呀！”那也就说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经不轻了。

我们建国以来，“四人帮”时期是胃病严重时期，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

在此以后的两三年里，季羡林积极投入文化问题的讨论之中。他写文章，做报告，办讲座，大力宣传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两个讲座上的报告。一篇题为《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另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讲座上的报告）。

在这两个报告中，他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文化的多元性、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传统文化与创新引进等问题。关于文化交流，他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但是，他反对“全盘西化”。他说：“现在有些青年的思想，说好听点叫‘活跃’，说不好听叫‘混乱’。‘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他说：“要以我为主，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来’，无用的糟粕坚决拒绝。”季羡林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非但惊人，而且大胆。在当时文化界思想颇为混乱的情势下，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和辩证的思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经过了四五年的“文化热”讨论，季羡林的思考逐步深入，从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逐渐转入对东西方两种文化差异及其互动关系的探讨。由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再加上他有过亲历东西方三十多个国家的切身感受，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季羡林终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前文中引述的观点：“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

季羡林对自己的这个预测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的，并且有一整套理论和事实作依据。他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论点概括如下：

首先，他同意英国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的观点：“每一个文明都有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这样一个过程。哪一个文明也不能万岁，包括西方文明在内。”

其次，他认为：“如果从宏观上看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那么，“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更替兴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你只要久久电子书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哲人关于中国的论著，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赞美中国，崇拜中国，事情就一清二楚了。”“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是鸦片战争戳破了中华帝国这一只纸老虎。从那以后，中国人在西洋人眼中的地位日降，最后几乎被视为野人。奇怪的是，中国人自己也忘记了这一切，跟在西洋人屁股后面，瞧不起自己了。”（《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

接着，他阐述了为什么说21世纪西方文化将会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理由。他的论点的基础是：由于两种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导致西方文化的衰微，东方文化的兴盛。他解释道：“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的特点是：整体观念，普遍联系；西方的分析思想模式正相反。”“我认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

为什么西方的分析思维方式“已经快走到尽头”，“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呢？

季羡林首先回顾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这正是西方文化没落的表现。他说：“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于欧美白人之间。如果自己的文化真正像一些人吹嘘得那样完美无缺，这自相残杀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怀疑自己文化的价值，他们不再迷信自己的文化会万岁千秋地延续下去，所谓‘天之骄子’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句口号。在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也寄希望于中国文化与东方之化。”他以德国著名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尔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为例，说明西方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斯宾格尔在1911年就预感到一战将要爆发，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了。战后，斯宾格尔写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指出：战争是西方文化没落的标志。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引起轰动，但是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美中不足的是，斯宾格尔虽然预言了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正在“没落”，但是他没有看到东方文化的活力。继斯宾格尔之后，是更为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汤因比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他在20世纪70年代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明确指出西方文化的弊端，并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可惜的是，像他们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西方如凤毛麟角。整个欧美，举世昏昏，绝大多数人仍然沉醉在他们自鸣得意却正在没落的文化里。当然，斯宾格尔也好，汤因比也好，他们虽然看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端，甚至没落，但是他们并没有寻到挽救西方文化没落的途径。

季羡林又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科学：混沌学、模糊学为例，证明“西方的分析思维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说：“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年，西方文化正在如日中天光芒万丈的时候，西方有识之士竟然开创了与西方文化整个背道而驰的混沌学、模糊学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痛感，照目前这样分析是分析不下去的。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人类文化才能重新洋溢着活力，继续向前发展。”

最后，季羡林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进行了论证，证明西方文化在征服自然的方针指导下，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给全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他写道：

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基础是综合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

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哪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

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

——《“天人合一”新解》

西方文化既然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那么多的危害，那么，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季羡林回答道：

办法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从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

——《“天人合一”新解》

季羡林的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反响颇大，“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者有之，要同我‘商榷’者有之，要同我‘讨论’者有之，不是针对拙文而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淋漓酣畅发挥自己的意见者有之。”而他对这些反响的态度，则与众不同。他写说：“文章好的，我击节赞赏；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我略皱眉头，如此而已。至于‘商榷’、‘讨论’之类的挑战，我一概置之不答。这并非出于简慢。其中原因在于，我认为，居今日而要猜测21世纪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东方文化在下个世纪所占的地位，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将由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证明的事实问题。没有争论的必要。”（《序》）

l997年，季羡林自己编了一本《东西文化议论集》，书中收集了老一辈诸大师如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钱穆等对东西文化和“天人合一”问题的论述，又从多种报刋上挑选了赞同他意见的论文和不赞同他意见的论文，还收了国外学者的相关论文。他特意把自己的十几篇文章排在前面，在《序言》中，他写道：“这决非想抖一抖编选者的威风”，而是“为了做好这一个靶子，对议论者和读者提供点方便而已”。季羡林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书名中的“议论”二字。他说：“‘议论’，不是‘讨论’，更不是‘争论’，只是‘议’一议，‘论’一论而已，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发挥一下自己的想法，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只等秋风过耳边’。”

这场有关东西文化的“议论”，的确没有变成一场讨论或争论。像京剧《三岔口》一样，虽有刀光剑影，煞是热闹，学者们却各打各的，谁也没碰着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东西方文化盛衰消长的这场“议论”，在文坛上便渐渐地消退了。

今天，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以季羡林为始作俑者发起的那场东西文化的“议论”，已经过去七八年了。虽然那场“议论”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但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又时时让人回想起季羡林说过的一些话。比如，冷战以后，西方世界的首领美国，大搞单边主义，“老子天下第一”，在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气使，咄咄逼人。它不但要征服自然，大有要征服世界、征服人类之势。它在十来年里，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这次的伊拉克战争，而且这些战争都得到多数西方国家的支持。这种不讲道理，不能与人共存，唯我独尊，唯我独霸的行径，是不是如季羡林所说，是因为西方文化出了问题？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出了问题呢？过去，我们只习惯于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去寻找战争的根源，季羡林的结论与此不同，他把战争与文化、思维模式联系起来了，正确与否且不论，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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