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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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魅力

20世纪80年代初，季羡林已经年逾古稀，满头银发，额头上增添了许多皱纹，看上去俨然一老翁的样子。正如臧克家在1980年写的一首诗《赠季羡林同志》中所描写的：“朴素衣裳常在眼，遍寻黑发一根无。”但是，季羡林自已却“一点老的感觉都没有”。他终日笑容满面，精神矍铄，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骑车的速度之快让家里人常常替他担心。

此时，季羡林身兼数十个职务，终日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虽说这些职务有“实”的，也有“虚”的，但是光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集于他一人之身，就已经是超工作量了。人大常委也不是个闲差。这个“全国最高权力机构”，实际工作主要是立法、任命国家高级领导人。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十天至两周。其他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虽说是个“挂名”，但开会总是免不了的，这当然也会占去不少时间。季羡林打心眼里并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个“开会专业户”。他是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学术，过去三十年已经浪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正是他搞学术研究的大好时机，不能再错过的了。但是碍于形势，有的职务很难推辞，便答应下来了。没想到一开了先例，各种职务便接踵而来，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只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由它去吧。”

季羡林既不能不“做官”，又不想失掉做学问，那就只好挤时间了。像鲁迅说的“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他仍然凌晨4点起床，伏案写作，8点以后去上班。再利用晚上时间加班加点地读书、写作，连节假日也全部搭进去了，甚至把时间的“边角废料”都利用起来。几年下来，他的“政务”没有耽误，学术研究也获得了大丰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而且创作了数十篇精美的散文。

季羡林是怎样做到、的呢？他在《季羡林自传》中写道：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我，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谜》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唵”、“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在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希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初看让人忍俊不禁，继而令人感慨万端，最后使人黯然神伤。那些以开会为业，以开会为乐，以开会出名，不开会则无事可做的“开会迷”、“开会专业户”、“开会专家”们，都应该久久电子书季羡林这段文字，从而了解一点开会的真实效果，以免浪费参会者的宝贵生命。

季羡林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可是几十年来，命运又使他与官场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以后更是“官”运亨通，从系主任升至副校长。季羡林是怎样做“官”的呢？

198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刋登过杨匡满写的文章《为了下一个早晨》。这是一篇介绍季羡林事迹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一段是谈他怎样履行北大副校长职责的：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

“我家里也没水。”

“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谁让他没有架子呢？别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

有人在他的桌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学生开饭时间有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三个方案，据学生反映，倘十一点一刻开饭，晚下课去就吃不上好菜……”

这是这位一级教授亲笔记下，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发言用的。他生气地感慨道：“就一个熄灯打铃的问题，讨论了几年还没有解决。”

“谁让他没架子呢？别人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这句话概括了季羡林是怎样做的官。季羡林担任副校长那阵子，经常可以看见他着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东奔西跑的身影，他那满头的白发十分惹眼，远远的就能看出来。像修水管，食堂开饭时间，打熄灯铃一类“鸡毛蒜皮”但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每天多如牛毛，都要他去解决。而他要解决这些问题，只靠发号司令是行不通的，常常还要亲自向有关部门的“老爷们”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解决。这哪里像个“官”呢？可季羡林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做官的。

除了兢兢业业，季羡林做官还铁面无私。

季羡林从来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在当官以后，更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不开后门。

上世纪80年代初，臧克家的女儿苏伊想在北大南亚研究所谋一个一般职员的工作。当时季羡林恰好担任南亚所所长，这样的事只要他点个头就能办到，但是由于苏伊不具备进入南亚所的条件，最终还是被季羡林婉拒了。

季羡林与臧克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又是老校友，老乡。前文曾提到，季羡林回国到了上海，就曾住在臧克家家中，在臧家的榻榻米上睡过好些日子。解放后，他们过从甚密，每年春节，季羡林必定要从北大进城去，到臧克家住处拜年。臧克家曾鼓励季羡林入党。他们的友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莫逆之交，甚至可以说臧克家是季羡林为数不多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可是，这样的老友有求于他时，他仍然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没有开后门。这样的事在今天说起来恐怕都没有人会相信。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在《我崇敬的季羡林先生》一文中回忆道：

季先生的言语、行动，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拐弯抹角，不来什么客套，怎么想，就怎么说。记得八十年代初，小女苏伊因为不习惯工厂车间的噪音，进厂半年，就得了高血压症。她坚持了五六年，实在不行了，我们就托季先生把她安排在他主持的南亚研究所里当一名职员，换换环境，可以接触一下文化气氛。季先生听了，马上约苏伊去谈话。我陪苏伊去见季先生。他问苏伊：“你读过《大唐西域记》没有？这可是南亚所的入门书，到我们所，都得先考这本书。”当时，苏伊毕业于师大女附中高中，哪里读过什么《大唐西域记》？我们原以为只考考一般常识，一听，就傻了。回家后，赶紧向图书馆借书突击。不久，我所在的人民出版社招考校对，苏伊被录取；一年后，她又被调往中国作家协会，派给她父亲当秘书，就没有去南亚所应考。我们都认为季先生按南亚所规章办事，是完全应该的，这正是季先生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

郑曼女士（也包括臧克家在内）是深明大义的人。她没有把季羡林秉公办事，不开后门，婉拒了她女儿入南亚所的事看做是不近人情，反而称赞季羡林这样做是“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觉悟，季羡林一贯坚持原则，有时也会招到个别人的非议，但是他却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戴和尊敬。

有一次，季羡林在校园里的路上走着，忽然有一辆自行车停在他的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向季羡林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羡林答道。“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又转身上车，飞驰而去。

另一次，季羡林正同一位教师在校园里同行。迎面开过来一辆轿车，汽车开到他们面前，戛然而止。从车上下来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走到季羡林面前，双手合十，向季羡林深深地鞠了一躬。当他知道季羡林要去的地方后，便请季羡林上车，可是被季羡林谢绝了。之后，这个年轻人又向季羡林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回到自己的车里。他开着车尾随在季羡林之后，缓缓地行走。季羡林多次站在路边招手示意让他开过去，但他没有开过去，仍然慢慢地尾随于后。一直到了岔路口，季羡林停住脚步向这位青年招手致意，年轻人在车上按了一下喇叭，才驾着车向另一条路开去。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这句诗来比附季羡林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是恰如其分的。

重返哥廷根

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经过了三十五年的漫长岁月后，他又回到了当年留学德国时住过十年的哥廷根来了。

1980年11月，他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访问，其中有一站，便是访问哥廷根。

他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频频地问着自己，难道这是梦吗？可是车窗外的景物和行人告诉他，这的确是事实。此时，他脑海里印象历乱，面影纷呈。过去三十多年来没有想到的人和事一幕幕地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那些尊敬的老师们的笑容又呈现在他面前。那像母亲一样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慈祥的面容也呈现在他眼前。当然那宛宛婴婴的伊姆加德小姐的美丽的面孔，也在他眼前活动起来。那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的铺子、城东小山的密林、密林深处的小咖啡馆、黄叶丛中的小鹿，甚至冬末春初时分从白雪中钻出来的白色小花雪钟，还有很多别的东西，都一齐争先恐后地呈现到他眼前。一霎时，影像纷乱，他心里也像开了锅似地激烈地动荡起来了。

火车停了。季羡林飞也似地跳了下去，踏上了哥廷根的土地。忽然一首唐诗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为什么会涌现这么一首诗呢？季羡林立刻意识到，这座只有十来万人的异域小城，在他的心中，早已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了。他在这里度过的十年，是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之时，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岁月。他曾在这里快乐过，苦恼过，追求过，幻灭过，动摇过，坚持过。这一座小城实际上决定了他一生要走的道路。

在小城中漫步，他心潮汹涌，思绪万端，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有欣慰，有惆怅，有追悔，有向往，感情上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重压。

哥廷根几乎没有变。市政厅前广场上矗立的有名的抱鹅女郎铜像，同三十五年前一模一样。一群鸽子仍然像从前一样，在铜像周围徘徊，悠然自得。季羡林感到仿佛昨天才离开这里，今天又回来了。他走下地下室，到地下餐厅去吃饭。里面陈设如旧，座位如旧，灯光如旧，气氛如旧。连那年轻的服务员也仿佛就是当年的那一位。他感到仿佛昨天才在这里吃过饭。广场周围的铺子都没有变。那几家著名的餐馆，什么“黑熊”、“少爷餐厅”等等，都还在原地。那两家书店也都还在原地。总之，他看到的一切同原来一模一样。他甚至怀疑眼前的一切，对自己问道：“我真的离开这里已经三十五年了吗？”

但是，正如古人所说：江山依旧，物是人非。他想到，在火车上回忆到的那些人，他知道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虽不知生死，但如果还活着的话，年龄已经超过一百岁，这些人的生死存亡就用不着去问了。但是，他仍然坚持怀着沉重的心情去访旧。

首先，他要去看一看自己住过整整十年的房子。他知道，母亲般的女房东早已离开人世，但是房子还在。他走到那条熟悉的街道，依旧整洁如新。从前他经常看到一些老太太用肥皂水来刷洗人行道，现在人行道仍然像是刚洗刷过似的。街拐角那一家食品商店仍然开着，明亮的大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食品。主人却不知道已经换了第几代了。他走到当年住过的房子外面，抬头向上看，看到三层楼他住过的那一间屋子的窗户，仍然同以前一样，摆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草，当然不是出自欧朴尔太太之手。他蓦地一阵恍惚，仿佛自己昨晚才离开，今天又回家了。他推开大门，大步流星地跑上三楼，来到自己住过的房间门口。他下意识地想用钥匙去开门，但立刻就住了手，因为他醒悟到，现在里面住的是另一家人了。他曾多次梦见这所房子，梦见房子的女主人，如今真的来到房门前，却是：物是人非，人去楼空。他在房门外徘徊了片刻，怅然若失地踱下楼。

他下一个打算访问的便是伊姆加德小姐。本书在《负笈德意志》一节中，曾经写过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季羡林离开哥廷根以后，曾经同伊姆加德小姐通过几次信，后来就断了音讯。但是，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他从未忘记过这段爱情经历，也从未忘记过伊姆加德小姐。现在重返哥廷根，虽然他已经是一位古稀老人，然而年轻时留下的珍贵感情使他希望能借此机会同伊姆加德小姐见上一面，这个打算在他重返哥廷根的路上早就决定了。他的脑海里不时地浮现出当年伊姆加德年轻活泼、如花似玉般的美丽形象，又不断地想象，现在应该年届花甲的伊姆加德小姐又该是一副什么模样呢？他想来想去，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

季羡林对伊姆加德小姐的家太熟悉了，他曾经去过不知多少次。伊姆加德家同欧朴尔太太的家在同一条街上，相距不远。季羡林从欧朴尔太太家出来，便径直向伊姆加德家走去。

他来拜访伊姆加德小姐，事先没有同她联系，想给她一个惊喜。他来到伊姆加德家门口，心里有点紧张，稍微镇定了一会儿，抬手敲了敲门。他满心希望开门的是伊姆加德小姐。当年的两个年轻恋人，经过几十年的分离以后，大家都变成了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再一次相见，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兴奋，又多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就像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一样。季羡林脑子里飞速地闪过这样念头。可是，门开了，开门的却不是伊姆加德，而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季羡林向他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她摇了摇头，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伊姆加德小姐这个人。”季羡林愕然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连忙表示歉意，扫兴地退了出来。后来，他又多方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下文。

前文中曾经提到，2000年时，香港电视台的一位女士，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据她说：她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小姐，并且访问了她。在季羡林重返哥廷根的时候，伊姆加德小姐其实就住在她原来房间的楼上，可惜住在她原来房间的那位新住户不认识她。就这样，阴错阳差地，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失之交臂，错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伊姆加德小姐见面的机会。不过，后来在好事者们的帮助下，季羡林在九十岁的时候终于收到了伊姆加德小姐从哥廷根寄来的贺年片和她八十岁的照片，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但是由于伊姆加德小姐年事已高，已经不能乘越洋飞机来北京与季羡林见面了，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幸运的是，几十年来他昼思夜想最希望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他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仍然健在。教授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夫人比他寿更高，八十六岁。

季羡林同他的“博士父亲”及夫人会面的地方，不在他熟悉的教授的家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别人告诉季羡林，教授已经把自己的房子赠给了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这一所养老院里来了。养老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但是，季羡林想：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他们不是来健身，而是来等死的。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概可想见。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零丁，不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呢？季羡林看见眼前的一切感到有些心酸。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而季羡林也见到了他几十年想念的“博士父亲”。他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兴奋啊！但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季羡林渐渐感到，他的“博士父亲”的晚景并不十分美好。虽然生活条件是一流的，然而心境却很孤独、寂寞。他在《重返哥廷根》中写道：

我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哩。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里常吃的食品。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

在见面过程中，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季羡林把自己翻译的《罗摩衍那》第一卷（当时刚出了第一卷）躬躬敬敬地送给他的老师时，万万没想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立刻板起脸来，很严肃地对季羡林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季羡林一听，顿时语塞，不知如何向老师解释。他了解老师的心情，是希望自己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绩，而不是搞什么翻译。可是，这位德国老师哪里能了解自己的处境呢？自从回国以后，他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怎么搞佛教研究呢？解放以后，运动不断，搞学术研究被视为“白专”、“修正主义”，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又怎么敢搞佛教研究呢？“文革”十年，自己被批斗、被劳改、被痛打、被折磨、被关牛棚，成为“非人”、“不可接触者”，九死一生，苟且偷生。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不要说研究佛教，就连研究佛教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一切他能跟他的德国老师说吗？就算说了，德国老师能听得懂吗？他会相信吗？再说，自己翻译《罗摩衍那》的过程，别人听起来简直像听天方夜谭一样荒诞离奇。在当门房的时候，每天像做贼一样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地翻译，整整五年时间才完成。好在“文革”结束了，重开天日，《罗摩衍那》才得已出版。这些情况要向这位八十三岁的德国老师说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觉得还是不说为好。季羡林对老师的批评只好保持沉默，没有作任何解释。

谈话已经很晚了，季羡林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季羡林只好重又坐下。他心里陡然凄凉起来。他想：“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一旦我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谈话到了深夜，季羡林狠了狠心，向教授和夫人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他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显出难分难舍的神情。季羡林此时也依依不舍、心乱如麻。他写道：

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的嘴里传到自己的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重返哥廷根》

“穷年忧黎元”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一个传统，就是“忧国忧民”。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路“忧”下去，到了20世纪的鲁迅，发出了“寄意寒心荃不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当然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优良的传统，并且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没有几个统治者是喜欢这种传统的。他们喜欢的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因此，知识分子这种不识时务的忧思、诤谏，往往会碰得鼻青脸肿，弄不好，甚至还要掉脑袋的。尽管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特有的“情结”，这种怪脾气，却从来不改，反而一代一代地延续发展着。

季羡林当然也有忧患意识，而且比常人更强烈，更深沉，更执著，用“忧患与生同在”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为农民的疾苦而忧，为青年学生的前途而忧，为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忧，为国家民族的前程而忧，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而忧，为地球生态平衡遭破坏而忧，甚至为小猫小狗、小花小草而忧。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百忧如草雨中生”。

季羡林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只在农村生活过短短的六年，但是他和农民天然的血缘关系，使他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倍加关注农民的疾苦。他与农民的这种感情，同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是大不一样的。

就拿下雨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来说，城里人与乡下人对待它的态度往往截然相反。春天，风和日丽，万紫千红，突然阴霾满天，雨雪纷纷，在城里便会造成出行不便，交通拥堵，车祸猛增，医院里急诊室人满为患，此时，城里人便会诅咒这鬼天气，怨声载道。可是在农村，农民却称之为“春雨贵如油”，欣喜万分。夏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人人汗流浃背，暑热难耐，突然，一阵暴雨袭来，热气一扫而光，凉风习习，此时，城里人便会说：好一场豪雨，下得正是时候。但是，在同一时间，农民却在为场院里晾晒的麦子被雨水浇了而心如刀绞，抱怨老天爷不长眼，下雨也不挑个好时候。

季羡林这种时候人在城里住，心往乡下想。1995年，北京缺雨，华北也普遍少雨，土地龟裂，秧苗枯黄。此时的季羡林忧心如焚，终日坐卧不宁。在多日没有下过滴雨之后，有一天早晨，他刚刚在装修过的阳台上坐定，忽然阳台顶上盖着的铁板发出了“叮咚叮咚”清脆的响声，似乎是雨滴声，季羡林的精神顿时为之一震，从书桌上抖擞站起来，“漫卷诗书喜欲狂”，推开了手边的稿纸，静坐谛听起来。先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接着混成一片，大雨倾盆而下。此时，季羡林心旷神怡，心花怒放，联翩浮想，拿起笔来，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喜雨》。

可是，对季羡林来说，喜雨和爱花常常会产生一点小小的矛盾。季羡林爱花，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他特别爱玉兰花，不但在自己窗下亲手种了一棵玉兰树，而且，每当玉兰花开的时候，只要抽得出时间，他都要长途跋涉，到西山大觉寺去欣赏那棵名震京华的老玉兰花树。玉兰四月开花，恰是北方农村盼望下雨的季节。玉兰花又最怕雨打。雪白如玉的满树玉兰花，一场雨后，就只剩下“春风寂寞摇空枝”了，令人惨不忍睹。季羡林爱花，又盼雨，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也。季羡林究竟该割舍哪一个呢？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毅然下了决心：“我宁肯要雨。”

季羡林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心里却时时惦念着故乡。1980年以后，他曾四次返乡。每次回去之前，心中都惴惴不安。他说：“我希望见到农村，但又怕见到的是赤地千里，一片荒芜的农村。”前两次回乡，虽然改革大潮已经在农村兴起，各地农村都出现了新气象，然而他的家乡一带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稀稀拉拉的庄稼，残破的房屋，农民还在用原始工具劳作，一点现代化的痕迹都没有，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一片灰黄。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心里郁悒了好久。后两次回乡，特别是2002年回乡扫墓，家乡的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地里庄稼一片油绿，生意盎然，村中红砖小房，鳞次栉比；公路上，行人、自行车、汽车、拖拉机，来来往往，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季羡林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立即写了《故乡行》一文。文中写道：”近十几年来，我总共回家四次，目睹家乡旧貌换新颜，一次比一次显著。看到这样的变化，我这个境外游子能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吗？”

这就是季羡林对农民的切切深情，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农村情结。

再说说季羡林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与担忧。

季羡林一生惟一的职业就是教师。除了当过一年中学国文教员（当然也是教师），其他时间，就是在北京大学教书，至今已经有五十七年了。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第三代、第四代再传弟子，究竟有多少，实在是一个很难统计的数字。说他是现在北大学生的“祖师爷”，名副其实；说他桃李满天下，是毫不夸张的比喻。每逢他的生日，前来给他祝寿的弟子，把偌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学生们对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季羡林终生与学生相处，他对青年学生知之甚深，爱之甚切；既有“师”的严厉，又有“父”的慈爱。到了晚年，更有一种祖父对孙辈的宽容与期待。

1986年冬天，北京高校中出现了异常情况。一股学潮，从南到北，滚滚而来。青年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贴大字报，设广播站，上街游行，呼喊口号，同政府发生了冲突。北大学生更是一马当先，群情激昂，罢课，去天安示威。形势十分严峻，局势有些不稳。学潮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季羡林见此情况，忧心如焚，焦急万分。他担心学生年轻幼稚，容易感情冲动，一旦事态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他既无法劝阻学生，又无力向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忧心忡忡。

恰巧此时，他的老同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让人传来信息，想找季羡林谈一谈学潮问题。大概胡乔木此时也有些着急，想了解一下学潮的真实情况。但是胡乔木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可能包围他的汽车，所以他问季羡林愿意不愿意到他家里去谈一谈。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向对“官”敬而远之。尽管胡乔木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而且与其他的官不同，从未在季羡林面前摆过官架子，还多次亲自到北大来拜访过季羡林，有时，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季羡林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忘不了送季羡林一筐。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季羡林本来应该回报点什么东西，可季羡林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而且一次也没有去胡乔木家回访过。季羡林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写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不管怎么样，这一次胡乔木邀请季羡林去他家谈学潮问题，季羡林不但立即答应了，而且有点迫不及待。即使胡乔木没有发出邀请，季羡林本来就打算去找胡乔木谈一谈。因为学潮关系到青年学生的前途命运，在季羡林看来，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传统心理”作怪不作怪。

胡乔木派自己的车来到北大，接季羡林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去。外面刚刚下过雪，天寒地冻。季羡林坐在车里，车子在燕园里慢慢行驶，透过车窗，他看见青年学生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显得又稚气又可爱。他心里想，这次去见胡乔木，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决不能让这些可爱的青年学生受到伤害。

车子进入中南海，来到胡乔木的处住。胡乔木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欢迎季羡林。他把家人打发到另外的屋子里去，只留下他和季羡林两人，促膝而坐。胡乔木像往常一样，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开宗明义，先声明说：“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季羡林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季羡林一个人说话，胡乔木在一旁静静地听。季羡林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单明了：“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乔木说话了。他说：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看法，并且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季羡林听了胡乔木的话，心里非常高兴。胡乔木留他吃午饭。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如此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由此，季羡林对胡乔木又增添了一层好感。季羡林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北大。他想，这一趟中南海总算没有白去，兴许他的意见能起到一点作用，学生不致因为学潮而受到伤害。

可惜，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季羡林为学生申辩的一席话，“在上者”并未听进去。学潮越闹越大，最终导致了一场大的风波。

但是，季羡林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他对青年的爱心永远令人感动和崇敬。

季羡林忧国忧民的事迹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中最广为人知，又影响巨大的，莫过于他写了《牛棚杂忆》一书。

1998年4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季羡林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牛棚杂忆》薄薄的一本，还不到二十万字，与季羡林等身的著作相比，只能算“小菜一碟”。可是，该书出版以后，洛阳纸贵，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上下，出现了“人人说‘牛棚’”的奇特社会现象。《牛棚杂忆》成了畅销书，经常在图书发行榜上名列前茅。第一次印刷虽高达八万册，却到处喊买不到，不少人只好冒昧向作者求援。后来，根据国内外流行的情况，权威部门估计，盗版数大约在八九十万册之上。《牛棚杂忆》受到读者如此欢迎，连季羡林本人也没有想到。一时间，季羡林的上报率，上镜率猛增。季羡林和他的《牛棚杂忆》成了人人争说的话题。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他被媒体戴上“大师”、“泰斗”、“国宝”的桂冠。

虽说季羡林没有料到《牛棚杂忆》发表后的轰动效应，但是他写这本书时，却是煞费苦心的。他再三犹豫，几经修改，而且该书能够问世，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季羡林从1988年3月开始写《牛棚杂忆》，到l989年4月5日止，断断续续，写写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一本草稿。这个草稿在抽屉里压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到了1992年春天，他“忽然心血来潮，决意把它抄出来”。1992年6月3日开始，他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将其抄成了定稿。草稿与定稿之间的差别极大，几乎等于重写。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季羡林在《后记》里写道：

我原来为自己定下了一条守则：写的时候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只是实事求是地完全客观地加以叙述。但是，我是一个有感情的活人，写着写着，不禁怒从心上起，泪自眼中流，刺儿也来了，气儿也来了。我没有办法，就这样吧。否则，我只能说谎。定稿与草稿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定稿中的刺儿少了一点，气儿也减了一些。我实际上是不愿意这样干的，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尔。

l992年6月，季羡林把《牛棚杂忆》抄成了定稿后，仍然把它压在抽屉里，没有拿出来出版。这一压，又是六年，直到1998年，才交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他在解释这个缘故时写道：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是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我读书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书中还从未发现过这种心理状况，实在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研究。

我自己也并非例外。我的派性也并非不严重。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大如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里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自序》

那么，季羡林为什么在1988年时决心写这样一部书呢？他接着写道：

这十二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刻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今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

季羡林反思，观察，又困惑不解。他期待着“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特别是“一些元帅、许多老将军”、“一些国家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员”。“所有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泼了一身污水，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可是，他的期待落了空。他写道：“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此外，季羡林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他希望那些“造反派”、“打砸抢分子”也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他说：“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如果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这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老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季羡林这个期待当然又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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