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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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霍你别怕。颜哲当场长后有些情况可能还不清楚，你最好找他谈谈，看该咋办。”

老霍连忙点头哈腰地辩解道：“我原本想把这个月的账结清后就找场长汇报的，催他们领钱也是为了这。我早该去的。”

“你这会儿就去吧。”

看着他唯唯诺诺的身影，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喷洒蚁素后，全场人的精神面貌都变了，唯独他似乎一点儿没变，这是为啥？这个念头我只是随意想想，随之就抛开了。一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我的直觉是对的。

半个小时后，我见颜哲正往场长室走，就追过去，想告诉他秘密津贴的事儿。场长室门口蹲着一个人，是会计老霍，仍像往常那样，脑袋夹在膝盖里，两只尖棱棱的膝盖高过肩头。看见我们，他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立着。颜哲说：

“老霍？找我有事？”

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房门，请老霍进去。场长室里非常简陋，一张办公桌和靠椅，一张床，一个洗脸盆架，再就是七八只小板凳，是开场部会议用的。墙上挂着木工家什。颜哲坐在靠椅上，我坐在床边，请老霍自己拉一个小凳坐下。但老霍高低不坐，非要双手贴身、垂眉低眼地立在那里。我看着他唯唯诺诺的模样，不由想起林镜说的“帝王之相”，忍不住想笑。颜哲警告性地瞪我一眼，其实他猜到了我笑从何来，他自己的嘴角也有掩饰不住的笑意。他平和地问：

“老霍你有啥事？”

老霍哼哼哝哝地说：关于夏季分红的事，想向场长汇报。但他看看我，不再往下说。颜哲催了一遍，他又看看我，神情更窘迫了。我太迟钝，这会儿才想到他是不愿意我在场，忙笑着说：

“你们谈公事，我该回去睡觉了。”

颜哲止住我，平静地说：“老霍，在咱们的新农场里，没有不能公开的事。以后你得改改过去的习惯。何况这是秋云，是我最信任的人，以后凡是可以对我说的话，如果我不在场，你都可以直接对秋云说。”

我知道他这番话，一半是对老霍说的，一半是让我听的。他这样看重我，确实让我感动。老霍听他说得这样肯定，把心里的包袱放下了，难为情地对我解释：

“秋云你别怪我，是赖场长，不，赖安胜当场长时，下的死命令，他说只要发现谁走漏了这个风声，一定叫他‘不得好死’。现在场长既然已经换了，我当然不能瞒颜场长。”

颜哲听得一头雾水，问：

“什么秘密？你尽管大胆说。”

我刚才听过郜叔叔的话，知道原委，替老霍说：“就是场里老农们每月五元的生活补助。”

“这个补助，去年不是宣布取消了吗？赖安胜还在全场大会上赌咒发誓。”

老霍苦着脸说：“取消过两个月，后来又偷偷恢复了，连那俩月的也补发了。”

“噢――”

“还有……”老霍偷眼看看颜哲的表情，欲言又止。颜哲很平和地示意他说下去。“还有赖安胜的工资，是他给自己定的，每月25元。你知道的，第一任的胡场长是国家干部，工资是从县财政拨发的，不影响咱场的分红。胡场长和另外三个下放干部走后，农场里就只剩下我有工资。赖场长不是国家干部，他的工资只能从全场的分红中扣出来。”他又看看颜哲，小心地说，“当然，你从6月份当了场长后，这笔工资就该发给你。我只是请你指示，赖安胜当场长那段时间的工资还发不发？他的工资还有俩月没发。”

颜哲沉默一会儿，说：“还有吗？”

“还有庄副场长的生活补助，原来没他的，因为那时的生活补助只给老农。后来，就是闹过那场风波之后，赖安胜也给他定了五元，和老农们一样待遇。”

“噢――老霍你先回去吧，我考虑一下明天给你答复。你做得很对，既然我当了场长，这些情况是该告诉我。”

老霍如释重负地走了。

如今腰包鼓胀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仅仅每月五元的秘密补助会在知青中闹出一场大风波，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场风波是崔振山最先鼓弄出来的。去年秋收过后，有一天颜哲在我宿舍里闲聊，崔振山匆匆闯进来：

“颜哲我告诉你个惊人消息，原来咱农场的18个老农都有秘密补助，每月五元！”

“真的？你从哪儿得的消息？”

“绝对可靠，我从理发员宋三德那儿诈出来的。”

他与宋三德住一个宿舍，昨晚他睡得早，屋里只有宋三德在哼曲剧。另一个老农老初进来，喊：

“三德，老霍喊你去领――”

三德忙咳嗽，指指里屋床上，老初立即噤口，出门走了。崔振山是何等精明的人，从这半句话里就猜到个八啦哗啦地摇晃着玻璃水壶。附近的花鸟市场有塑料的喷水壶，可惜它是塑料的。当然，玻璃的水壶易碎。我宽容卖塑料喷水壶九不离十，也不睡了，坐起来，懒懒地说：

“三德你还给我搞地下党呢，你们那事我早知道了。”

三德硬撑着抵赖：“啥事你知道？”

“就是老农们发秘密补助的事！”

宋三德的心眼毕竟不如崔振山，忙央求道：“振山你咋知道的？可千万不能对外人传，胡场长和赖场长都下过严令的！”

“还用我往外传？好多知青都知道啦，俩月前就知道啦。人家说就是从你嘴里传出来的。”

“我啥时候外传过了？这不是冤枉人么。”

这么三诈两诈，他从三德那儿知道了所有情况。原来对老农的秘密补助从建场半年后就实行了，那时是头任场长老胡在位。建场时来了三十几位老农，没过半年就走了一半。走的都是从“河地”来的，河地即傍河的土地，一般来说河地的土地肥沃，农活相对轻一些，收入也相对高一些，所以河地的老农们都吃不了农场的苦。留下的都是岗地来的老农，也是人心不稳。因为知青农场底子薄，分红实在太低，甚至比农村都不如，但农活强度比农村还重。胡场长为了稳住人心，就定了这么一条秘密政策。

农场和农村一样，一年搞两次分红，即夏季预分红和秋季最终分红。去年夏季分红时，颜哲这样的知青棒劳力都拿的是负数，饭量小的女知青相对好些，但平均也只有二三十元钱。如果老农们每年能拿固定的60元，再加上两季分红（他们都是最高工分，所以分红普遍比知青高），总收入至少是知青的四倍到五倍。这个差别未免太悬殊了，尤其对于颜哲、王全忠、何子建这类挑大梁的知青角色，经过一年锻炼，他们在农活上已经与老农们不相上下。

初听这个消息，颜哲和我都很气愤。不光是金钱上的吃亏，而且这么着欺欺瞒瞒的，也不是一家人的味道。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赖安胜的秘密工资，它相当于知青年收入的十几倍。崔振山怂恿颜哲，咱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老农的秘密补助从哪儿出？还不是咱知青的血汗！颜哲你威信高，说话份量重，这事你得挑头。

我给颜哲使眼色，让他慎重。颜哲正陷于沉思，没有看到我的眼色。他考虑一会儿说：

“算啦，他们拿就拿吧。老农们家里扔一堆老老小小，不像咱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算啦，每月五块钱，确实算不上多。”

其实全场知青中颜哲在金钱上是最窘迫的。除了他说的那笔不能动用的钱款外，他得不到家庭或亲戚们一分钱的接济。只有我给他一些，但我能给他的很有限，而且他还撑着男子汉的尊严，尽量不用“女人的钱”。下乡以来，颜哲已经把他的生活水平压到了最低线，没有在衣着被褥上花过一分钱。即使如此，也得买牙膏、肥皂这类必需品呀。这两年他算是尝够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苦处，所以，连我也没想到，他在这件事上如此豁达。

崔振山没想到颜哲是这个态度，有点急了：“颜哲你咋这样稀屎？好多知青都说要找场里理论。庄学胥也说，他作为副场长，根本不知道秘密补助这件事。他甚至说了狠话，说胡场长和赖场长太独a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孔被大铁钉裁。”

这番鼓动在颜哲这儿起了反作用，他冷冷地说：“那就叫庄副场长出面呗。他甚至不用公开理论，在场部会议上提提就行了。”

“庄学胥说，由于他的身份，他不宜公开出面。他支持大家去提意见。”

颜哲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表示要送客了：“那你去提呗，你提最合适。这个消息是你最先知道的，最有发言权。”

崔振山给呛得愣了一会儿，悻悻地走了。

崔振山没有说动颜哲，但他并没有止步。那几天他在场里到处传播这个消息，很快在知青中闷出一个大火堆，火堆在悄悄地阴燃着，只等一点小风就会燃成明火。那阵儿，平素相处基本融洽的老农和知青之间出现了很深的裂隙，别说崔振山、岑明霞这样的刻薄人了，就连林镜这样豁达开朗的知青，也会笑着挤兑老农们：

“你们得多干点活，你们每月有秘密津贴哩。”

老农们红着脸，不敢再管教知青们。

那阵儿我对古人说的一句话有了深刻理解：衣食足而知礼仪。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初中的班级里也常常发生一些争吵，像“谁偷了我的红薯”啦，“谁盛饭时净捞稠的”啦。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想想这些争吵都觉得脸红，但在当时，对于饿得前心贴后心的人来说，谁也不觉得它可笑。现在也是这样。每月五元――这个钱数确实不多，但它至少够买牙膏和肥皂，有烟瘾的人可以去买33盒大舞台香烟（一角五分钱一盒），足够打发一个月的烟瘾；黄瞎子可以去买一顶蚊帐，不用拿血肉之躯去喂蚊子了。所以，尽管颜哲和我都没参与进去，更不打算挑头，心里还是同情大伙儿的。

这时胡场长已经“解放”，调到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如果胡场长还在，以他的手腕，大概能把这场闷火消弭于未发之时。但赖安胜这块“青红砖”（北阴土话，大意为愣头青、莽撞、不会处事）却在火堆上浇了一瓢油。那天晚上他召开了全场大会，会上厉声说：

“有人在农场扇阴风点鬼火，这是阶级斗争的苗头！那些想整事的人，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是啥出身？家庭有没有问题？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竟敢反对贫下中农？”

知青们个个阴着脸。奇怪的是，老农们并没有趾高气扬，反倒个个心虚情怯，低着头，不大敢直视知青们。会场静得像座坟墓。散了会，颜哲的好友王全忠直接拐到会计室，找老霍借了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几张纸。老霍太迟钝，啥也没问就给他了。此后大字报出来后，老霍为了这次“丧失阶级立场”，至少是“丧失革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命警惕性”，又被赖安胜骂得狗血淋头。

会场上的沉默推延到了宿舍，老农和知青们都闷声不响地上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接近尾声，猫捕获了它的猎物，眼下正挑逗。屋里的人将衣服挂在窗外，巷子中砖瓦紧凑地接着床睡觉，只有王全忠没睡，坐在自个床上打腹稿。等颜哲拿煤油灯烤完臭虫，他要过煤油灯，趴在床上刷刷地写大字报。班长老肖看出苗头不对，在床上几次抬头看他，但一直没说话。颜哲下床，看了看已经写出来的大字报标题：

“同工不同酬，合理不合理？”

王全忠平素属于闷葫芦一类人，从不惹事的，在这次风波中也不是积极参与者。但泥人也有土性儿，而且说不准啥时候发作。颜哲说：

“全忠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王全忠笑着说：“不行，已经箭在弦上。”

颜哲叹口气，没有再劝，钻到蚊帐里睡了。当然他没睡着，睁眼盯着蚊帐顶，直到那边写完大字报，熄了灯。

第二天这份大字报贴到食堂门口，全农场一下子炸了锅。赖安胜听说后赶紧跑来，他的文化水儿刚够看懂这份大字报，看后脸色青白。大字报的上纲上线比赖安胜昨晚的虚声恫吓有力得多了，说这项秘密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人为地挑起老农和知青的矛盾，直接破坏了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王全忠经过文0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区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革阵仗、办过红卫兵小报，搞这一套自然是牛刀小试，远非赖安胜能比。何况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本身就是不敢公诸于天日的事，如果半捂半盖的，场长的权势还能起一些震慑作用，一旦公开，那些作用就完全失效。

知青们的情绪已经沸腾，显然是捂不住了。赖安胜这才知道要当场长，自己的手腕还远远不行，只能找老胡求救。他没有多停，立即到牛把式郜祥富那儿要了一匹马。农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没有拖拉机，没有自行车。只有两匹马，是老郜的心尖尖，平时决不让人骑的。这会儿场长来要，不能不给，他心疼地追着赖安胜喊：

“赖场长你小心点，别跑得太快！”

赖安胜没有理他，甩一下马鞭，得得地离开农场到公社去了。

他在胡场长（现在是胡主任）那儿面领了机宜，下午回来，立即召集所有老农到库房，把门关得紧紧地开了半天会，连副场长庄学胥都没有让参加。老农开会时知青都没有下地干活，而是在场里漫无目的地闲转着，实际上都在盯着库房里的动静，农场上空聚着高能电荷，马上就会有一场电闪雷鸣。紧接着召开全场大会。老农们都沉默着，知青们则紧张地等待着，看赖安胜以及公社领导们对这张大字报会采取什么严厉处罚。我注意地看看王全忠，他脸色苍白，但努力保持镇静，就像一个殉道者。

赖安胜开始讲话了，谁也没有料到他这次是采取哀兵战略，肯定是胡主任为他支的招。平时他一讲话就是“东风吹战鼓擂”这类政治套话，但今天只是很平实地说：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胡场长在位时定的，确实不合理，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老农们响应党的号召，离开老婆孩子来这儿办农场，他们都愿意和知青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不拿分红，但是老婆孩子咋办？

下面的知青们开始嗡嗡起来，有人小声说：

“那我们咋办？知青就不是人？俺们连顶蚊帐都买不起。”

赖安胜装着没有听见下面的议论，继续说：这项补助只是暂时的，等农场办好了，每人都会像国家干部那样领工资，那时候肯定就没有秘密补助了。

嗡嗡声更大了。谁都知道，他画的是一个空的大饼，永远吃不到嘴的。赖安胜的话风忽然急转直下：

“情况我都说清了，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知青们有意见也是合理的。胡主任托我向大家检查，感谢知青们尤其是王全忠同志的意见。我代表农场宣布，这项补助从今天起取消！大家还有意见没？没有就散会。”

他立即走了，老农们也陆续走了，剩下知青们还在你看我、我看你的发愣。他们积聚了十几天的劲头，忽然失去了受力的对象。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场胜利吧，知青们兴高采烈了两天。但高兴劲儿很快就没了。这不奇怪，只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就能说清。老农们的秘密补助取消了，但知青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最多只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当然，年底分红时知青们将会多分一点，但也很有限。18个老农每年多拿的60元钱，平均分到86名场员头上，每人不足12元。能多12元当然是好事，但似乎也值不得为此欢欣鼓舞，何况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画上的烧饼。

知青们很快忘了这场胜利，但老农们却绝不会忘记这场失败，因为他们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每月少了五元，不啻是割去一块儿心头肉。此后农场的风向变了，在这项秘密补助刚被捅出来时，老农对知青心虚情怯；现在风向则正好反过来，老农们个个脸色阴沉，眼睛中闷燃着怒火。

千夫所指的第一个对象当然是王全忠。一班长老肖是个好人，平素对知青们知疼知热的，但自此之后他总是阴着脸。他倒是没给王全忠穿小鞋，但不再理他。有一天晚上，干罢农活，我和老肖把牛牵到郜祥富那儿，三人站着聊了一会儿。这时王全忠从牛屋门口经过，老肖取下嘴里的旱烟袋指指他的背影，简短地说：

“这是个是非人。”

郜祥富点点头。

我和两个老农关系都很好，他们说话一点儿不避我。我想，以老肖和郜叔叔的为人，这恐怕是老农们之中对王全忠最厚道的评价了。那时我想到，人的“善”德，像正义感、公正等，是有限度的，要看某件事是否触犯你的切身利益。

勒在王全忠脖子上的绞索缓慢地勒紧了。

颜哲对我分析，这段时间内的政治操作肯定是胡主任在遥控，因为赖安胜去公社的频次增多了，广播线路拨到电话档的时间也明显增多，甚至有时在官定的新闻连播时间里喇叭也不响，可能是赖安胜正同公社通话，或者通话后忘了拨回广播档。而且――颜哲轻蔑地说：

“赖安胜是属驴的，凭他本人的能耐，想不出这些高招。”

一个高招就是频繁召开老农联席会议，对“再教育过程中知青的表现”作出评议。颜哲和王全忠都对自己的智力比较自负，但这次该他们佩服胡主任了，因为这项评议完全符合政治方向，谁也不敢说它是老农对知青的报复。而且，这些评议是先从外围开始，评了崔振山、陈江、纪科这些参加过大字报风波、又有些小毛病的人，至今没有触及王全忠本人。对知青的评议也相对公允，既指出被评议人下乡后的进步，也指出他们的不足，比如崔振山干活奸滑、拉稍时稍绳老是松垂、爱占小便宜、晒场时偷吃粮库中的芝麻，等等。这些缺点人所共知，只是没人把它摆到台面上。如今一摆出来，把崔振山弄得灰溜溜的，在人群中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最高明的招数是，场里公开声明，这些评议意见将保存到档案里，“如果将来对知青招工，它们将是重要的参考意见。”这是很罕见的，因为那时在公开层面一直强调“知青扎根农村”，虽然下边风传着马上就要开始招工，而且那也是知青最迫切的愿望，但在公开场合从来不会提它的。所以，这次罕见的公开声明立即在知青中激起极大的心理波动――也许咱们的盼望真的快要实现了？

王全忠在农场里成了孤家寡人，就像颜哲在文0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区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革前期被孤立那样。老农们不理他，知青们躲着他，包括当时曾怂恿他、曾把他当成英雄的人。只有颜哲对他一如既往，甚至比过去更亲密一些。吃饭时他总是和王全忠蹲在一块儿，边吃边笑嘻嘻地说着闲话。刷碗时喊上我：

“秋云，我和全忠推水车，你去刷碗。”

如果不是这样，王全忠恐怕连碗也刷不成，落到淋病患者陈秀宽的地步。

我看着这种情况，很为颜哲担心。他本来没有参与那次大字报风波，老农们也不恨他。现在他的表现就像是故意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但我也没办法劝他疏远王全忠，那样未免太猥琐太没义气了。我喜欢颜哲，不正是因为他身上的正气吗？我心情矛盾，只能悄悄地在一边观察着。

这种情景一直维持到秋季评工分。农场一年搞两次分红，同样也要评两次工分，分别是夏季分红前和秋季分红前。评工分历来是矛盾激化的时候，这点可以理解。但颜哲和王全忠根本不用操心，一班除了班长老肖是11分外，他俩是铁定的十分，没人会提出异议的。比如最重的“撂垛”或技术性强的“扬场”（利用风力把麦籽和麦壳分离），向来都是他俩搭档。

评分会开始了，评分会前老肖安排我到机磨房值班，我后来知道他是有意不让我参加。会上情况我是后来听颜哲说的。会上先评老肖，老肖自报11分，没有异议。然后老肖提出评王全忠，非常奇怪的是，全班人都变哑了。马三、小雷、黄瞎子，这些素来与颜哲和王全忠交好的知青都低着头，一句话不说。颜哲和王全忠互相看一眼，对大家的沉默有点寒心。此后颜哲和王全忠才知道是错怪他们了，会前赖安胜已经同一班所有知青谈过话（除了颜哲、王全忠以及没有与会的我），威逼他们一定得把王全忠评成九分。少这一分，在分红时少不了几个钱，关键是要压压王的气焰。但王全忠平时在知青中有威望，他的棒劳力又是有目共睹的。这会儿知青们保持沉默，实际是一种无言的反抗，是在良心和权势之间的折中。这样的沉默令王全忠难堪，实际上令会议主持人老肖更为难堪。

颜哲和王全忠那时不知道这些内情，对伙伴们的沉默非常寒心。过了很久，颜哲第一个说话了：

“我提一下吧，我建议王全忠评十分。”

王全忠接着说：“我也自报十分。我这一年干活是啥样，大家都清楚，不用我多说。”

这时女知青徐杏芳发言了。她最近半年一直被抽到县里某个革却又警觉的问我租这处干什么。还能干什么，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命展览会上当解说员，比起知青生活那当然是个美差，吃得好，不用干体力活，每月还有少许补助。她刚从县里回来，就赶上了这次评工分会。徐杏芳笑着说：

“我有半年不在农场，对王全忠的劳动咋样没有发言权。不过我觉得刚才全忠的发言不大妥当，有点骄傲的苗头。咱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可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我说的可能不对，仅供全忠参考。”

颜哲不是傻子，这时已经完全摸到了会议的脉博。他知道徐杏芳这离题万里的发言实际是非常聪明的，既不涉及实质问题，又好歹向赖安胜交了差。对于徐杏芳来说，不说以后的招工了，仅仅为了保持目前的差使能干下去，她也不敢得罪赖场长。颜哲觉得心中发凉，怜悯、厌恶、激愤兼而有之。他不客气地打断徐杏芳的发言：

“今天是评工分，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工分只和劳动者本人的劳动有关，不要扯远了。杏芳你说你不了解情况那就别说话，让了解情况的人说吧。”

徐杏芳脸红了，不再说话。其它人也把嘴巴闭得更紧。老肖十分难堪和恼怒，使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

“今天的会开不成了，咱班能人太多，我拙口笨舌的，管不住。赖场长放话了，要是一班的工分评不成，就拿到贫下中农评议会上去评。散会！”

第二天的老农评议会上评出了一班十个人的工分，其它人盆子的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的干果。我甚至以为，沉闷空气中动物和植物都是些小小大致都比较公平，仅王全忠和颜哲被降了一分。郜叔叔后来非常惋惜地对我说，颜哲这娃儿太可惜，原来老农们只想整王全忠，谁也没打算整颜哲，他是自己硬往枪口上撞。这一分对颜哲秋季分红的影响是：从略略的节余变成略略的负数，倒欠农场两元三角钱。颜哲绝不是看重钱财的人，但非常看重这一分。在之后好长时间里，他甚至表现得比王全忠更为郁怒。老农们都看出火色，没一个人敢惹他，连赖安胜也不敢撩拨他。

这次评工分当然不能解决老农和知青们之间的矛盾，反倒激化了它。现在，至少说硬顶着和赖安胜干的人，已经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其它知青们虽然不敢公开参与，但这两个人的潜势力是不容低估的。

这场闷火又开始闷起来，只看哪天一阵小风让它变成明火。颜哲不大和我幽会了，我知道他是怕影响我。其实我已经看出来，自从颜哲主动跳进这个火坑后，老农们，包括老肖班长，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至少在我面前说话不像以前随便。颜哲现在老和王全忠窝在一起，悄悄讨论着：局势可能如何发展，他们如何应对。几天后，在一次全场政治学习会上，王全忠突然站起来说：

“听说最近有人在附近农村私自买粮，这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的错误行为，希望场里查一查，查证后的结果给大家一个交待。”他笑着补充，“这算不上多大错误，但身为领导干部更得严格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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