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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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们可以好好地做一家人，这笔账只怕要算在孔子头上。《论语》里说了个故事：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个人很正直，他父亲偷人家的羊，这个人向官府证明他父亲的确偷了。孔子听了却不以为然，说：我们那地方所谓正直同你说的标准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罪过，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过，这样做才是正直。也许孔圣人的哲学太深奥了，枉直可以颠倒？世人自然听孔子的，而不会听叶公的。中国人未必人人都读过《论语》，却都自觉遵循着孔子圣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我很佩服曹雪芹的功夫，他写贾政这位朝廷高级干部，并无半字贬损，甚至还让人觉得溢美。但只一句话：“失单怎么开的？”这位高级干部“假正”的嘴脸便出来了。
伊渡：我从媒体报道上发现，中国对贪污腐败官员判罪的尺度似乎弹性大了些。有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就杀掉了，有的鲸吞千万以上仍可活命。
王跃文：具体法律问题我说不清楚，或许刑不上大夫吧。举个例子：浙江有个村，村里召开十九个人的干部扩大会议，因为放在西湖边的国宾馆开会，成为备受媒体关注的腐败案件。五天的会议，开支四万三千多块钱。我算了一下，人均每天开支四百五十八块钱。结果，有关责任人都受到处分，包括撤消村支部书记职务，所有开支予以清退。也就是俗话说的，吃进去的你要吐出来。我并没有替这些村干部鸣不平的意思，他们大手大脚花着农民兄弟的血汗钱，真的太荒唐了。但是，凭良心说，同很多会议比起来，尤其是同很多高级会议比起来，这些村干部花的钱并不多。问题在于村干部同国宾馆，反差太大了。村干部是没有资格去国宾馆开会的，你去了本身就是问题，不用说你还花了那么多钱。
我想说的意思是，就连腐败都是有级别的。有些人有资格腐败，有些人没资格腐败；有些人的腐败不算腐败，有些人稍微出格就是腐败；有些人的腐败甚至是有制度保障的，比方各种高级豪华接待场所里的享受。我想把这种现象叫做“腐败歧视”。就说那个国宾馆，每年各种各样的高级人物要在里面上演多少腐败闹剧，人们都司空见惯，而村干部跑到里面去开会，那就不得了啦！就是天大的腐败了。老百姓对高级官员的奢侈享受有意见，最容易被人指责为农民意识。其实，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不要求省部级干部都去坐公共汽车、住三室两厅，但再高级的官员都没有理由花纳税人的钱去住每晚几万、十几万的总统套房。高官们的腐败，已远远超出老百姓的想像能力！
你明白腐败是有级别的，就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贪污三四百万就会杀头，有的人贪污千万、几千万还活得好好的。可以断言，贪污上亿的腐败官员恐怕早就诞生了，只是人们还不知道。
伊渡：我注意到一种现象，目前中国老百姓对现实当中种种不正常的情况，有着很强的包容度，似乎见怪不怪。我觉得这是麻木和惰性。就像贾府里的家人，都知道主子的钱财来路不明，却自觉维护主子的财产机密。
王跃文：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任务远未完成，文学应该继续担当国民性批判的任务。中国老百姓已经很驯服了，可很多官员还经常感叹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从我参加工作以来，总看见官场当中有人不断地怀念过去。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了，有人居然怀念“文革”时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老百姓好管多了。当然这种论调没有谁敢理直气壮地放在桌面上说，只敢私下里发怨气。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怀念过去呢？这个传统大概从孔子时候就开始了。今不如昔是有些人惯常的心态，正像孔子向往的那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之所以令人神往，无非是那时候民智愚昧，最好糊弄。权力被垄断之后，当权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权力运用得心应手。
伊渡：中国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同官府过不去的。自古就有句老话，民不与官斗。因为胳膊扭不过大腿。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官员是被民众宠坏的。
王跃文：有什么办法呢？权力大到人们惧怕的时候，就只有认了。如果有望从权力那里得些好处，就更加万事皆休了。所以，趋炎附势是很多人认同的明智选择。这是中国民众的弱点。有的单位搞内部改革，旗号打得吓人：民主推举，竞争上岗；选票面前，人人平等。真是这么回事吗？扯淡！细则规定，领导班子一票等于二十票！有的单位甚至领导一票等于三十票。于是，热热闹闹、装模作样地改革一番，还是几个领导想用谁就用谁，群众意愿仅仅只是意愿。你有意见？人家甩出党管干部的底牌，你就哑口无言了；你再有意见？人家扣你个妄图搞大民主的帽子你就吃不了兜着走。端掉你的饭碗，看你还调皮不？！
伊渡：只要牵涉到饭碗问题，大家就老实了。如果社会资源真正属于市场配置，如果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机制，如果饭碗真正是端在自己手里，大家的腰杆子会硬得多。现在有的官员埋怨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人的饭碗官方管不着了。
王跃文：老百姓自己呢？大多时候也是经不起拷问的。如今很多老百姓的怨气，就是巴尔扎克《高老头》里面写到的拉斯蒂涅的怨气。拉斯蒂涅痛恨上流社会，只是因为他不能像上流社会一样花天酒地。有些老百姓，如果自己家里有人做官掌权，他们看待官场腐败的态度就平和多了。包括有些小干部也是如此，他们自己没发达的时候，嫉恶如仇，正义凛然；一旦自己时来运转，手握大权了，嘴脸就变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人一阔，脸就变。
伊渡：这种人哪里都有，并不只是在官场，好像中国不管哪个角落都充斥着官场气息。学校校长、企业经理、医院院长都把自己的职位当官在做，真是荒唐。
王跃文：有人指责我的眼睛老盯在官场。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些烦了。可是，不良的官场文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社会，我做不到视而不见。有个笑话，说“文化革命”期间，两个挨整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劳动，他们出门几步，突然回头问管教干部：我们两个人哪个负责？我想这绝对不是夸张，官场意识真有如此根深蒂固。
官场文化你可以有种种定义，但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有权力，我要管你！至于我还要谋取特权，我还要贪污腐败，等等，都是自然派生的东西。
有些官员说现在老百姓不好管，最令他们头痛的就是老百姓动不动就集体上访。不论哪级政府门口，好像天天都有上访的群众，只是人数或多或少。政府在群众上访这件事上，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人民信访制度被说成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一方面又严令各级政府劝说群众不得上访，特别是不允许发生大规模集体上访。人民信访制度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老百姓反映情况、伸张正义、洗雪冤情的渠道。现在老百姓仍然沿用这个渠道，只能说明法制路径照样不畅通。不管是哪个路径，民意总得有个气孔表达出来。一味地堵，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如果把老百姓表达民意的举动看成是不好管了，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并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可是，有些官员往往无视起码的常识。
伊渡：我从政府门口经过，常常看到上访的群众。不知道他们的请愿都能否如愿以偿。
王跃文：我说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我把它戏称为“机场革命”。去年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我从成都坐飞机去兰州，晚上八点多的飞机，结果延误到了深夜两点多。等待过程中，乘客们越来越激愤，要向民航方面索赔。机场方面先是不停地道歉，后来推说这是航空公司的原因，同机场没有关系。乘客当中有两位是某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录像，说要报道这件事情。
机场方面怕媒体曝光，态度马上缓和起来，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答复。乘客对机场值班的说，你如果没有权力解决问题，就马上向上头请示！值班的说，现在这么晚了，领导都睡觉了。乘客们听了这话，可气坏了，说我们这么多人深更半夜被滞留在机场，你居然说领导睡了就不敢打电话了！
那两位电视台的记者最积极，充当了乘客的利益代表。他们高声嘱咐乘客们，一定要索赔！这时，机场值班人员答应写张条子，说乘客在兰州下飞机后，即可去某航空公司索赔。乘客们拿着机场出具的条子一看，都说这个没用，只是证明误机多少时间，并没有承诺赔偿。大家更愤怒了，指责机场在愚弄乘客。
争论了个把小时，飞机到了。机场广播，请大家登机。两位记者呼吁大家不要登机。这时，有个乘客出来说话，说他刚坐过某航空公司的飞机，也是延误时间了，机场出了证明，大家一下飞机，每人领了三百块钱的赔偿金。这个人说着，还拿出个印有某航空公司字样的信封，说里面三百块钱，他都还没动过。
记者告诫大家不要上当，上了飞机就说不起话了。你在飞机上乱说乱动，人家可以用妨碍公共安全的罪名把你抓起来！
时间已经很晚了，乘客们开始分化，有的坚持，有的动摇，有的观望，有的妥协。这时，我突然发现刚才嗓门最大的两位记者不见了。
没过多久，两位记者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了。他俩提上箱包说，我们上去再说！
有人提出登机，乘客们马上垂头丧气，纷纷骂骂咧咧地登机了。
登上飞机，没人再提索赔的事。这时，有人从座位口袋里翻出张报纸，上面正好有这家航空公司因延误起飞时间同乘客争执的报道。那是几天前的事情。有乘客议论这件事，想再次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再没有什么响应。
我回头看看坐在我左边后排的两位记者，他们正把太阳帽罩在脸上打瞌睡。我怀疑这两位记者被机场收买了，而在机场证明航空公司肯定会赔偿的那个人说不定就是假冒乘客的托儿。收买两个头人只需一两千块钱就够了，不然真像那个托儿说的就要赔偿十几万！
机场革命就这么失败了。
伊渡：你这个故事很有寓言意义。我看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美国数千退伍军人为了向政府讨取补偿金聚集到华盛顿，胡佛总统下令麦克阿瑟将军向他们开了枪。当时美国的舆论界也是众口一词，声讨这些进城的退伍军人是暴民。我听到过一种论调，就是用外国过去发生过的这些不光彩事情为自己辩护。动辄说过去美国也如何如何做过，英国也如何如何做过。
王跃文：不能拿别人做过的错事来开脱自己的愚蠢。说现在的中国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实在是无能者的牢骚。现在毕竟时代不同了，百姓早不是皇帝治下的子民，尽管中国百姓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能忍辱负重的。谁还拿听不听话评价民众，谁脑子里还装着刁民之类的侮辱性概念，他就应该被民众抛弃。
中国老百姓被几千年传统文化教化下来，已经是最温顺的了。普希金时代的俄国，有贵族提议，让全国的农奴统一制服，为的是管理方便。因为居然有农奴见了贵族没有行礼，而贵族们有时候单从衣着上又不能明确断定谁是农奴。农奴们如此无礼，贵族们不能容忍。但是，这个提议最终被沙皇否决了。沙皇担心，一旦让全国农奴都穿上统一的制服，农奴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同胞原来如此之多，他们的势力原来有这样强大。沙皇心里很清楚，他统治之下的农奴并不都是那么温顺的。
伊渡：这位沙皇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虽然贵为万金之躯，也并不是所有民众都心悦诚服。可笑的是有些自作多情的帝王。
王跃文：中国古代帝王并不都是自作多情的，他们治下的子民也的确好管多了。中国古代很早就是所谓四民社会、士农工商，早在服饰、住房等等方面相区别了，而且不可随便混同，弄不好就是逾制大罪。怎么就不见中国老百姓因为知道自己人多势众就闹事呢？中国当然也有百姓闹事的，轻则蜂起为盗、杀人越货，重则揭竿称王、动摇社稷，但没有哪次百姓起事是因为他们知道布衣者众，而是别有原因。中国皇帝们并不怕百姓人多势众，他们还往往拿人丁兴旺夸耀自己的尧舜之治哩！
伊渡：中国自古户籍制度严格，每年多少人丁都有详细记载，这只怕同帝王们的虚荣心也有关系。
王跃文：岂止是虚荣心？实惠得很啊！人口就是财富。古代加官晋爵，所谓食千户、食万户，就是拿人丁来供养啊！这些被食的人丁，服服帖帖！原来中国自古就有“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训戒，这是历代皇帝都信奉的。中国除去远古传说里的禅让，历代天下都是好汉们骑在马背上打下来的。但是，中国的好汉做了皇帝，就懂得从马背上下来，斯斯文文地治天下。
伊渡：比如李自成这样的草莽英雄，初起事时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眼看着江山在握了，就把这江山看作自己的财产了。所以李自成后来也严肃军纪，不准扰民。李自成之辈所以如此，不过就是看到自己要溜下马背治天下了，不想把天下弄得不好收拾。
王跃文：俄国沙皇肯定不明白马下治天下的道理。俄国沙皇本来就是游牧血统，他们过于留恋马背，君临天下之后仍然迷信马鞭、弓箭和大刀。他们害怕穿着统一制服的农奴都拿起马鞭、弓箭和大刀，真那样的话，麻烦就大了。沙皇俄国同泱泱大中国相比，毕竟资历太浅。沙皇权力的象征是权杖，中国皇权的象征是华表。我瞎猜，沙皇手中的权杖是由马鞭演变来的，它怎么能同中国的华表相比？华表是汉白玉雕刻的，游龙飞云，威武壮观，庄严肃穆。沙皇俄国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而尧帝门前的诽谤木演化成华表，则历时数千年！当华表还是诽谤木的时候，百姓可以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刻在上面，上达君王。一旦诽谤木成了华表，别说它石质坚硬，哪怕是豆腐做的，也没人在上面刻字了。诽谤木演变成华表的过程，就是由让百姓说话到叫百姓闭嘴的过程。皇帝们的聪明脑袋，不得不叫人佩服。自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间，中国在位的皇帝不过四百九十几个，就是这四百九十几个脑袋，竟然把中国亿兆百姓的嘴巴调教得无话可说！华表终于成了屹立千古的风景！
所以说，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心已乖顺，嘴便无言。嘴既无言，天下大治。这是自古皇帝们都心领神会的浅显道理，哪里用得着担心百姓人数多寡？其实，这个道理，街头流氓都明白。常有二三流氓当街作恶而过往群众袖手旁观，流氓为何不怕百姓人多势众？他们知道好人怕流氓。原来好人怕流氓，也是多年流氓作恶做出来的结果。流氓们知道好人多有怯弱之心，再多的好人他们都不怕了。皇帝眼里百姓是乖顺的，流氓眼里百姓是怯弱的，都好对付！
伊渡：原来皇帝和流氓都需要对付民众，因为他们都需要民众供养。有时候，皇帝就是流氓，不同的只是他是大流氓。
王跃文：中国历史上由流氓直接做到皇帝的不是没有，刘邦就是的，朱元璋也是的，袁世凯同样是的。王朝代代兴废，华表岿然不动。到了近现代，就连诽谤木的“诽谤”二字，意义都早变了。诽谤的原意，拿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提意见”。而今天的诽谤，词典里的正宗解释是：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我猜想，今天说的“提意见”，过不了多久，也可能会转化为贬义词，恐怕会朝着造谣、中伤、诬蔑等意思演化。今天“提意见”三字，词典上还没有新的解释，现实中却早显端倪。语言是活的，词典是死的。谁听说有人给他提意见了，肯定满心不高兴。这个被提了意见的人，若是领导，嘴上会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背地里就会给提意见的人穿小鞋；这人若是群众，马上就跳起来了，非要找那提意见的人对质明白不可。这种词义的变化，近几十年的例子还有不少。比方批评，原来的意思是指出优缺点。可是，近几十年使用这个词最多的就是大小官员。他们常常板着面孔批评下属和群众，批评的实际意义早已经变成骂人了。说谁挨批评了，就是挨骂了。现在只有天真的文艺理论家们还在使用批评的原意，所谓文学批评。
伊渡：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与自由是世界大势。中国民众也早不是五十多年前的民众了，一切落后的统治观念与手段都应摒弃。
王跃文：但是，历史是有惯性的。官方有个说法，领导就是服务。既然是服务，服务与被服务，至少应是平等的。但事实上，领导是高高在上的。在领导和领导机关眼里，民众永远是下面，是管制的对象。通常干部去农村、进工厂，都是说“下去”。当然你可以说我这是在文字上钻牛角尖，事实上这就说明在潜意识里领导和领导机关就是把自己放在百姓上面。
汉语里有两句话，所谓“打天下”、“坐江山”，可以很好地解释历代统治者同民众的关系。天下是好汉们打下来的，江山当然由好汉们来坐。似乎这已是天经地义。江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老百姓。如果统治者都像成吉思汗，动辄屠城，杀尽天下百姓，空有大好江山，他们也没什么好坐的。
伊渡：你这个说法很生动，自古以来官民关系的确如此。别说皇帝坐天下，就连方面大员、封疆大吏都叫坐镇一方。他们屁股底下坐的，就是百姓。
王跃文：我们不妨来说说屁股。如果文雅些，应该把屁股说成臀部。可是，我敢打赌，大多数人想到这个部位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词肯定是屁股，而不是臀部。同样是碳水化合物，肉长在不同的地方，竟分出高下贵贱来。可见人的虚伪或市侩无处不在，乃至不能公平地对待自己身上的每一块肉。既然如此，要让人公平地对待别人，当然不太容易了。
伊渡：是啊，齐生死，等贵贱，似乎只有圣人才做得到。
王跃文：但很多最高统治者在金銮宝殿上坐久了，就会自我膨胀，自命圣人。古代很多皇帝死后追封谥号都会用“圣”字。我们这会儿不讨论圣人，只说屁股。初看起来，好像屁股由精神到肉体都彻底地被歧视。腹中浊恶，喷薄而出，本与屁股无关，偏要诬赖为屁。屁股就莫名其妙地有了臭与脏的精神形象。想把谁往不堪里说，就说他“算个屁”！谁说话不中听，就是“放狗屁”！事不关己，就是“关我屁事”！如此种种，都是对屁股的精神虐待。要责罚人，也是打屁股。自古至今最日常的责人之法都是打屁股，而古时候打屁股还是正而八经的刑罚。
伊渡：正像鲁迅先生说的，脖子因为最细，发明了砍头；膝盖能够弯曲，发明了磕头；屁股因为肉多，发明了打屁股。这是中国式的智慧，是国粹。
王跃文：屁股只要存在着，总有被打的危险。自然法则是用进废退，物竞天择。怎么就不见屁股争口气，稍稍进化些，长出犄角或坚甲，挨打的时候也许好受些；或者干脆长出两个拳头，也去打打别人，以雪千万年羞耻。然而，屁股竟是这般无用，肥嘟嘟呆板板沉默不语，哪怕忍不住放屁，也是惟恐有人听见，尽量遮掩着。真可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我们只要想到“坐江山”三个字，就明白屁股为什么甘愿做屁股了。原来天下诸多好事，终究是要屁股来受用的。屁股最原始的功能，就是坐。而坐，很多时候不但是享受，而且是待遇、身份、地位的象征。与尊者相对，尊者坐，贱者立。尊者让你坐下，你就欣欣然，陶陶然。你去做客，主人首先就是请你坐下。如果主人只让你站着，几句话就打发走人，你会很没有面子。那等堂而皇之的场面，坐就更有讲究了。坐主席台上还是坐主席台下，坐前排还是坐后排，坐左边还是坐右边，坐中间还是坐角落，位置不同，天壤之别。很多人就为着屁股能往哪块地儿上放，费尽心机，使尽伎俩，甚至连小命都搭上。他们终其一生的奋斗，都是为着屁股。看人贵贱，明里看脸面，实是看屁股。屁股下有无专役之物，人就分出了尊卑贵贱。尊者贵者，坐位便是宝座，别人不敢觊觎；车马便是坐车坐骑，专供一人独享，别人不得眼红。屁股之尊，直逼九五。千古英雄纷争，狼烟不断，干戈铿锵，血流成河，白骨如山，无非是有人想把自己的屁股往龙椅上贴！
伊渡：纵观当今世界大势，国家越是贫穷，政局越是动荡，官员越是腐败，反过来就会陷入更深沉的贫穷。这些国家抢龙椅的人更多。
王跃文：抢龙椅手段有高低，有人血战终生，有人不战而胜。有的人看上去无所作为，实际上虎视眈眈。这种人想要表现无为之状，竟然也靠屁股发言，叫做坐山观虎斗。不充英雄，袖手旁观，总没错吧？但是，一屁股坐在那里看别人杀得昏天黑地的，绝非良善之辈。他们看上去深藏不露，韬光养晦，其实是静候良机、蓄势待发。而他们最后的所谓“发”，照样是靠屁股说话：坐收渔利，坐享其成，坐地分赃，直至坐上江山。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到最高处，又是屁股出来威风，这就叫做坐大。凡坐大者，若是流氓，则出入招摇，马崽喝道，杀伐无忌，自称义士；若是教主，则旌幡扬扬，装神弄鬼，满口谎话，竟为教义；若是政客，则金口玉牙，蛮不讲理，狂语梦呓，亦成圣旨。
伊渡：说到底，人的贵贱，就看屁股的贵贱。高贵的屁股坐百姓，而百姓的屁股则是专门预备着挨打的。
王跃文：最高贵的屁股，自然是帝王们的屁股，他们的屁股坐江山、坐龙椅。说到龙椅，我又想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是颇有些新派姿态的。他提倡新闻自由，他的儿子便办了张报纸，却只发行一份，供袁大总统独个儿阅读。他不搞个人崇拜，允许把自己的图像铸在钱币上，老百姓谁都可以在他的头上摸来摸去；他哪怕是后来禁不住天下人劝进，奉天承运做了洪宪皇帝，也要把龙椅改革改革。人类已进入二十世纪，太和殿里那张坐过明清两代皇帝的雕龙髹金大龙椅，实在不合时宜了。西学东渐，科学昌明，国际交流远胜往昔，天下万物生机勃勃。洪宪皇帝的龙椅，也得同国际接轨，才不会被西方人耻笑。于是，袁大总统摇身变成洪宪皇帝时，登基坐的龙椅，就是张中西合璧的沙发。但毕竟不是纯正的西式沙发，它可是金銮宝座。高高的靠背上，有个大大的帝国国徽。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国徽了，圆形，径约两尺，白色缎面做底，上面用彩色丝线绣了古代十二章图案。
伊渡：我没有见过袁世凯的龙椅，想必肯定有些不伦不类。
王跃文：我也没见过，但是有位终身供职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在著作里写到了这则掌故，应该不是讹传。沙发欲柔软舒适，里面要么用弹簧，要么须有填充物，或许还有更高级的技术。袁世凯坐着那龙椅是否舒服自在，别人不知道。那龙椅虽然有些非驴非马，但在当时朝贺的洪宪大臣们眼中，实在是威武无比的。谁又料想这张龙椅只有八十三天的寿命呢？最叫人们料想不到的是天长日久之后，龙椅背上洪宪帝国国徽上的白色缎面渐渐断裂，里面露出的填充物竟然是稻草！
伊渡：稻草？真是匪夷所思！
王跃文：生活本身永远超过作家的想像力。故宫博物院为了修复那张明清雕龙髹金大龙椅，耗时近千个工日，可见龙椅制作技术之精、工序之繁。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往洪宪皇帝的龙椅里塞稻草呢？如果把那人想像成预言家或革命家，知道袁世凯倒行逆施，日子长不了，那真是神了。真是这样的好汉，他就早如蔡锷揭竿而起护法去了，绝对到不了袁世凯麾下去的。督造龙椅又是天大的事情，非几个工匠就能成事，必有相当于内务府总管以上的官员天天盯着。但督造龙椅的官员，不论官阶高低，谁敢如此胆大包天？或许某个工匠是位觉悟很高的劳动人民，看透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便背着督造官员，故意把稻草塞进袁世凯的龙椅里。不过这种想像，只可能在三十年前的革命小说里出现，显然是天真可笑的。
伊渡：我还真是怀疑。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往龙椅里塞稻草，那可是杀头的罪啊！
王跃文：但是，稻草毕竟塞进龙椅里去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官场上弄得无比正经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儿戏。官场中人谙熟此道，再大的荒唐都会出现。当年追随袁世凯的人，很多都是久历宦海的官场混混儿，从晚清混到民国，又想把民国变成洪宪帝国。他们最能从庄严肃穆的官场把戏中看出幽默、笑话、无聊、虚假、游戏等等，因而就学会了整套欺上瞒下的好手艺。既然大家都知道官场门径多为游戏，为什么还玩儿得那么认真呢？又不是黄口顽童！原来大家都明白，皇帝虽然喜欢杀人，但只要哄得他老人家高兴，赏赐也是丰厚的。管他游戏不游戏，玩儿吧！玩儿得转了，不论赏下个什么官儿做做，便可锦衣玉食、富贵千秋。
伊渡：我都替他们担心，万一稻草从龙椅里钻出来了怎么办？
王跃文：你多虑了。替袁世凯造龙椅的人早算计过了：要等到这龙椅露出稻草来，须得百年工夫。有着这百年时光，他们想做的什么事情早都做成了。督造龙椅的官员，早已福荫三代、赐公封侯了。那些抡斧拉锯的工匠，倘若运气不错，也早已由奴才变成主子，他们的后人只怕也做上总督或巡抚了。这个时候，如果稻草露出来了，混得有头有脸的后人，大可替显祖辩白。总得有个人抵罪，倒霉的大概是某位混得最不好的后人。也不一定真会出事，皇帝表示宽厚仁德也是常有的。如果后来真有袁二世或袁三世，他兴许会说：这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朕不予追究。只是各位臣工往后要仔细当差，否则朕绝不轻饶！
伊渡：袁世凯可不是吃素的，替他造龙椅的那些人难道吃了豹子胆？
王跃文：我想，倘若袁世凯当时就知道自己坐着稻草龙椅，他也不会龙颜大怒，只把这口气往肚里吞了算啦！宰相肚里尚且撑得船哩，何况人家是皇帝！袁世凯心里很清楚，如果离开身边这帮成天哄骗他的人，他是连稻草龙椅都坐不成的，他得坐冷板凳！
伊渡：皇帝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他得靠大家帮忙。封建社会，尽管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百官只会俯首贴耳，但君臣之间私下是有默契的。谁都别玩儿过了火，否则，要么君不再是君，要么臣不再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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