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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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我不想抽象地谈这个问题，举两个例子。我在县里工作时，有年闹洪灾，县长日夜战斗在抗洪前线。抗洪结束后，有关方面要我写篇报告文学。抗洪那几天，有位同事天天跟着县长跑，已经将他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了文字。正是这个时候，这位同事要外出学习，领导要求他把材料移交给我。这位同事临走的时候还专门同我讲，材料在某人那里。我去找某人，某人就是不肯交出材料。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是县里领导布置的工作。我反复找某人说服，他才道出真相。原来，写第一手材料的那位同事特意嘱咐过他，不能把材料交给我。我真是开了眼界！这位同事比我还小两岁，职务也比我低，却能干这种当人一套背人一套的事！我便料定，此人在官场必然大有作为。果然，当时那批年轻人里，只有他后来做到了副县级领导。别看副县级比芝麻官还小，但在县里从普通干部做上去很不容易。
调长沙后，有位外处室的同事，我同他平时只是点头之交，不太熟悉。有回，这位同事受他朋友之托，约我吃饭。席间，这位同事大谈科学，总是遗憾自己脱离了本行。有位服务员走路时滑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同事便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我说：不知道。同事说：地板太滑了，磨擦系数太小。哎，处处都有学问啊！我说：你真是长了个科学脑袋。同事说：我晚上睡在床上，总是浮想联翩，感觉宇宙太博大了，有多少奥秘等待人们去揭示啊！我说：你真该去搞科研。同事摇头叹道：太忙了，太忙了。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生命科学。等哪天有空了，我会去研究研究生命科学。我暗自好笑：很多科学家毕生致力于生命科学都无所建树，这个人今后只要抽空搞搞研究就能大有斩获！我当时就想：这个活宝，在官场上肯定有出息。我又算准了。这个人很年轻，现在已是处级干部了。我想他继续这么愚蠢下去，还会当更大的官。
伊渡：俗话说，早知三年事，富贵万万年。你当初如果不那么自作聪明，学着傻一点儿，现在可能也在官场上发达了。你现在后悔吗？
王跃文：我呆在官场里面也不会发达，我不具备某种特殊人格。我不后悔。我现在过得比原来好多了，为什么后悔？我指的不光是物质生活，精神也充实多了。套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灵魂。
伊渡：你从事职业写作近五年了，感觉应该是非常惬意吧。
王跃文：话又说回来，人想彻底的自由与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太忙了。手头总有做不完的事，可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无所事事、独自远行。我夜里多梦，但绝少美梦。有回梦见自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问了很多路人，没人理我。就从梦里急醒了。醒过之后却想，为何不在梦里远行呢？干吗急着回去？醒着不由人，梦里也不由人！
几年前，见媒体报道，有位中年男子在长沙街头徘徊，警察上前询问，原来那男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很羡慕那男子，居然患上这种很哲学的病。只可惜这种病用医学术语一说，就索然无味了，叫暂时性失忆症。此病极易治疗，甚至不治自愈，只需让他置身熟悉的环境，记忆很快就恢复了。
有回晚上起来，我朝卫生间里的镜子望着自己，很陌生。心中窃喜，可能要患失忆症了。可是，脑子马上又清晰起来，尘事种种，历历在目。还有回，某高校约请我去讲学，我却找错了地方。那地方我本来很熟悉的，几个月前还去过。我又想，自己可能真的要患失忆症了。可是，我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
我曾经把一个真实事情写进了小说。有个疯子，每天坐在街头，望着对面高楼大厦微笑。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坐在老地方，幸福地微笑。当时我还在政府机关，内心很彷徨，不明白自己去路何方。我就老琢磨那疯子，羡慕他的自在。他面前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他浑然不觉。他眼里只有对街的高楼，那里面也许黄金如山、美女如云，都属于他独自所有。可我马上发现自己也许亵渎了疯子的纯粹。疯子脑子里只有快乐，地地道道的快乐。
近些年，我只做过一回美梦。我梦见很多很多飞机，多得像夏日雨前的蜻蜓，低低地贴着田野飞。天边霞光万道。没多时，我自己也驾着飞机，擦着田垅飞翔。我把飞机停在水田里，飞机也像蜻蜓一样，翅膀上下摆动着，优游自在。我穿得浑身素白，皮鞋都是白的，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醒过好久，我仍恋恋不舍梦里那蜻蜓一样的飞机。盼着这样的好梦，却总不遂意。
我想耐着性子做好手头的事情，然后独自上路。不用周密筹划，也不去风景名胜，就像行脚僧人，载行载止，了无牵挂。
伊渡：我感觉到你内心有着强烈的孤独。
王跃文：也许是吧，我很孤独。孤独这东西在我是由来已久的，并不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我记得当年迷恋罗大佑歌曲的时候，还是一个倔头倔脑的少年。那时不知怎么回事，我平素没有音乐细胞的，罗大佑的歌却一下听到心里去了。夜里，我坐在窗下，听着不知被翻录了多少次的沙哑、苍凉的罗大佑，心中感觉实在无以言说。我慢慢意识到，这种感觉就是孤独。有时听遥远处火车呜地一声长鸣，一头撞进茫茫夜色，渐行渐远，我也会感觉孤独。罗大佑有首歌，歌名我忘了，里面几句歌词我却印象很深：“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和你在一起，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怆痛的回忆。”
我活了这么些年，爱情这东西是什么，好像也不很清楚。这暂且不去管它。但永远是什么，我倒慢慢儿有几分明白。只是越明白，越不愿说，越不忍说。永远是什么呢？就是孤独。
伊渡：我有时也感觉孤独就那么没来由地笼罩着自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孤独，好像仅仅只是孤独而已。
王跃文：我有时并不很信科学。按科学的说法，孤独只是一种心理感受。我却相信孤独这东西肯定是一种生理机制，一种物质，它蜇伏在我们大脑某处，就在那里，阴暗，固执，沉默，与我们的生命共始终、共存亡。有时我们感觉不到孤独，那是它睡了。可它只打了个盹，一转念间它又会醒来，睁着灵闪的眼睛。我忍不住想像人的大脑。我们已经能知道大脑的模样儿，它的构成、功能，哪里管形象思维，哪里管逻辑思维，好像都挺明白。可孤独所在的那块地方，永远处于黑暗蒙昧之中，没有任何一束亮光能照亮它，不论是神，还是人。
伊渡：作家也许本来就需要孤独？孤独也许是创作的必要条件？
王跃文：写作，孤独是必要的。但作家也是人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害怕孤独、逃避孤独。它像虫子一样无情啮噬着你的神经、你的生命，把你的心吃个空空，除非你已麻木到以为自己没有心。千万别凭一个人的外在生活去判断他是否孤独。当今最有名的喜剧大师憨豆先生就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曾贵为王妃的戴安娜因为孤独而去求助医生和药物。逃避孤独的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彻底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让别的人、或者神、或者不管什么东西代为保管。于是有人成了宗教狂，有人成了艺术家，有人纵欲无度、及时行乐，有人吸食毒品。也许只有彻底迷失自我、丧失自我，孤独才不再存在。
伊渡：我想，独自远行还是太寂寞了。有个伴儿，到底还是会好些。
王跃文：我真的已独自出走过一回了。前不久一个风雪夜，阳历新年的前几天，我给妻子留下一封致歉信，独自驾车出走了。我在信里说，我不知要走向哪里，我没有地方可去，可我一定要走，因为有一个东西在后面追我，使我无法安宁。我想暂时独自离开，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转过身面对这追我的东西。
我沿着高速公路跑了四个多小时，随便找家旅馆住下。我在那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安静地睡了两天两夜，可又想家，结果还是回来了。
伊渡：一定把你妻子吓坏了。
王跃文：是啊。她驾车沿着长沙环线转圈儿，转了整整一夜，希望能碰上我。她早知道我心理可能有问题了，曾经假冒我的症状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她患有抑郁症，其实就是我患了抑郁症。我回来之后，她说她一整夜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就是我开着炫目的车灯，在风雪中驾车狂奔。她害怕极了。
伊渡：但我想她是能够理解你的！其实谁又能说自己的心理绝对没有病呢，有些人是不自觉，有些人不愿正视，有些人就自暴自弃，还有些人在苦苦挣扎。
王跃文：也许人永远是在围城之中。人生的荒谬与困惑就在这里。
伊渡：我发现技术手段的进步，让人们的交往越来越方便，电话、网络等等，简直太神奇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困难。也许日日相处一室，却彼此陌生。据说现在患抑郁症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王跃文：世界越来越热闹，人们越来越孤独。如果从文学上解读这种现象，我认为人类很多美好的精神享受需要距离和缓慢，但现代社会，速度、节奏，消失了距离，毁了缓慢，破坏了很多人类内心精神层面的东西。有些美丽和忧愁，只能是往古的绝响了。宋词说道，“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我很多次乘飞机，翱翔在万米高空，冥想古人牵肠挂肚的旅思，万般感叹。蓑笠毛驴，板桥冷霜，荒村野店，家山万里。于是，古人便“离愁渐远渐无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浊酒一杯家万里”了！
我正沉浸在古人的万般愁绪之中，飞机已经落地。我得打开手机，向家人报平安。虽然也是家山万里，却似近在咫尺。没有离情别绪，用不着思念，也不会有忧愁。我们就像鲁迅先生《在酒楼上》里的那只苍蝇，嗡嗡地转了一圈儿，又飞快地回到原地。
有回，我去深圳。有家新开张的五星级宾馆知道了，辗转托人，邀请我去住几天。盛情难却，我入住了那家宾馆。那是家很有个性的水景主题宾馆，克林顿曾在那里下榻过。宾馆经理很客气，硬要我提些建议。
一介书生，哪懂生意上的事情？我搜肠刮肚，琢磨了一个点子，让他们倡议每位住店旅客给家人写封信，酒店提供邮资。中国邮政的信封按说应是印制最精美的，但恰恰是他们的信封最丑陋；相反倒是中国各地宾馆自制的信封都很漂亮，而且配有宾馆信笺。人们现在很少写信了，通常只有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捧读亲朋好友的书信，那份温馨，早已久违了。
酒店经理很高兴，说我的点子有意思，他们酒店的信封天南地北地飞，也是很好的广告啊！
我当晚就给妻子写了封信，并且告诉她我今后每次出远门，都会用酒店的信封、信笺给她写封信。我打电话告诉妻子，她也很是高兴。
可是，直到我回家一个多月后，妻子才收到我的信。信封后面贴着张纸条，上书一行字：请使用标准信封！
真是太扫兴了。
伊渡：你的浪漫破产了。我发现你好像特别需要交流和沟通，我突然产生了某种猜测，你是否承受了很大压力？
王跃文：你提到的是两个问题，交流和压力。谁都需要交流，只是有的人不善于交流、惧怕交流，或者找不到交流的对象、方法。压力这东西，得看自己怎么对待。不把它当回事，就无所谓压力了。我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后的两年时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有的说我被抓起来了，有的说我被监视居住了，有的说我已出国避难了，有的干脆说我人已被灭了。
有回，外省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要找王跃文老师。我说我是王跃文。他反复问，真的是您吗？原来，他们那地方都传言，说我已不在人世了。还有人发来匿名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至今不知道发电报的是哪位朋友，我要向他致敬！
那段时间给我写信的朋友也特别多，年纪最大的是重庆一位七十八岁的大妈。老人家自称七十八岁健康老妪，一手钢笔字隽秀、清丽。这位大妈今年应是八十三岁了，我在这里祝她健康长寿！其实我的真实处境也没那么可怕，外头传起来就吓人了。我自己倒不担心什么，只是惟恐家里人害怕，特别怕家里老人受不了。
我的母校邀请我回去讲学。我应邀去了。我说自己没有资格讲学，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就叫学讲吧。我因而“学”着向母校的师生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没想到等我回来之后，我的母校、当地电视台、报社、文联等四家单位，都被要求写出接待我的经过。其实就是被勒令检查。这四家单位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很是义愤。后来南方一家名报知道了这件事，也颇为不解，一定要报道出来。我阻止了。我无所畏惧，只是怕连累朋友们。他们还得在当地工作下去啊。我是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有讲学的自由。当地党政部门的做法是非法剥夺我的这种自由，并且还损害了我的名誉。我有权把当地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但是我也放弃了。没有意思。
我平时做人本来很低调的，特别是不喜欢在电视里亮镜头。可是有段时间，只要电视台邀请，我就满口应承。我想让天下所有关心我的人知道，我还活着！
观闻
伊渡：看你有些中短篇小说，如《很想潇洒》、《天气不好》、《蜗牛》，我隐约感觉到某种很强的自传色彩。你小说里的官场小人物，永远是那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孤独痛苦，他们永远在坚守与放弃间游移，在自尊与自卑间挣扎，在惟我独醒与难得糊涂间徘徊。可以把这种情绪看成你自己的心路历程吗？
王跃文：你说到的是我早期的小说，那里面的确有很强烈的自传色彩。不过那不是我的生活自传，而是心灵自传。官场小人物是卑微的，他们想要发达，必须放弃自我，甚至忘掉自尊，参与到游戏当中去。而这些小人物往往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涉世不深，原本对社会充满幻想。他们会发现社会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完全是两码事。我听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说过，他们快毕业的时候，老师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推荐《国画》。老师们用心良苦，就是想让学生早点儿通过我的小说认识社会，免得走出校门之后遭遇太多的失望。
伊渡：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向学生推荐过你的《国画》，在他们临毕业的时候。
王跃文：感谢你介绍我的小说。一九九九年下半年，《国画》刚出版不久，我收到北京某科学研究机构一位年轻学者的来信。他说看了我的《国画》，非常灰心。他说为了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能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他成天埋头在实验室和北京图书馆，非常辛苦。但是看了我的小说，方知现实竟然如此！他怀疑自己的研究还有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
我本来没有给读者回信的习惯，因为没那么多时间每信必复。也因为懒吧。但是，看了这位年轻学者的信，我真是吓了一大跳。我不希望自己的小说收到如此消极的效果，它竟然有可能毁掉一项科学研究，毁掉一位年轻学者的前程。我马上回了信，大概是告诉他对现实要有起码的认知和心理承受能力。我还引用了一首歌曲的歌词，现在记不完整了，大意是这样的：在那高高的天上，有着太阳和月亮。当太阳下去的时候，月亮就会升起。孩子啊，你不要悲伤，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要心中充满希望，人间处处都有天堂。
我很欣慰，那是位真诚、纯朴的年轻学者。他马上回信，让我放心，说他看了我的小说，更加成熟了，他会继续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一个成熟和正常的社会，不会掩盖事实与真相。成熟的民众，也敢于正视事实与真相。民众如果总是被蒙和骗，就永远成熟不起来。成熟的民众，他们是理性的，明辨是非，不会盲从，不会偏执。
回到你提出的话题，所谓官场小人物。官场小人物面对的是强大而固化的现实，大多数时候，他们除了随波逐流，别无选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俗话，可以作为官场小人物成长的生动比方。官场小人物在做媳妇的时候，备尝艰辛和屈辱。他们的心理兴许是非常复杂的。他们也许会想，自己一旦熬成婆了，绝不会像眼前这些领导一样，一定要好好儿对待下属，一定好好儿干番事业；或许他们又会因长期受压制，形成强烈的报复心理，一旦真的掌权，就比原来的婆婆更加难以伺候；更多的时候，做媳妇的官场小人物什么都不想，只是迷迷瞪瞪地混着，日子久了，有朝一日熬成婆婆了，婆婆身上应有的所有坏毛病，他们也都有了。
中国的婆媳关系今后会怎么演变，我不清楚。但从我父母辈以上的婆媳关系看，鲜有和谐的。再温顺的媳妇，一旦熬成了婆婆，都会刁钻刻薄。她们必须把自己年轻时受过的苦难，强加到媳妇身上。但是，一个家庭，媳妇总能熬成婆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官场上的小媳妇，未必都能熬成婆，更多的人是终身都当小媳妇，充其量是小媳妇混成老媳妇。所以说，我早期小说中宣泄的那种情绪，在官场是很有代表性的。
伊渡：真这么可怕？我庆幸自己没有呆在官场。我曾经也有过厕身官场的机会，却本能地感到那种氛围与我的本性格格不入，赶紧抽身而退。我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真是太明智了。
王跃文：你的确明智。官场里当小媳妇，最要紧的是做低伏小。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是官场小媳妇的普遍性格。谁违背这条，注定没有好命运。
我曾把一个真实细节写进小说，那是发生在我一个熟人身上的故事。我们县财政局有个干部，当年下乡劳动的时候，放了个响屁，便高声呼喊：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结果，他为这个屁付出的代价是判三年徒刑。放个屁而坐三年牢，这在人类历史上只怕是没有先例的。
当然这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故事。现在情况如何呢？我有个熟人，五六年前是某市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要找书记汇报工作。他连喊了几声某书记，某书记没听见。因为他同某书记平时还算随便，就直呼其名，某书记这才听见了。这下可好，此人竟敢当着众人面直呼某书记的名字，简直大逆不道。某书记是个铁腕人物，整人不过夜的。就在当天晚上，这位书记同市长在电话里通了气，就免去了那位胆大包天的部门负责人的职务。当然，免职理由可以随便捏造几条。封建时代也只有皇帝和自己父亲的名字需要避讳，而我这位熟人就因为喊了一次领导的名字，就在官场上一蹶不振。
官场中人必须保证自己在领导那里有个好的看法。我曾在《国画》里调侃，中国最大的法律是看法。这不是瞎说。也许有人听我说起这些琐碎没有意思，也许有人为了维护某种东西而提出反驳，那么就让他成天直呼他的领导的名字试试！
伊渡：既然官场的生存环境大多像你所描写的那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汲汲仕途而乐不知返呢？
王跃文：利之所在，趋之若鹜。目前中国官场仍然主导甚至垄断着社会资源的配置。相对来说，官场中谋事，利益最大，风险最小。就拿乡镇干部来说，很多地方乡镇财政十分紧张，干部工资都兑现不了，可是并没有几个乡镇干部愿意离职另谋生路。我也见过很多基层干部拿着很低的工资，干着很辛苦的工作。基层的确有很多兢兢业业的干部，我向他们致敬。但不管怎样，当干部总体上要比其他很多职业好。越到上层机关，干部待遇越好。如果有个一官半职，更不消说了。如果当了官而又能狮子大开口，日子就更好过了。官做得更大些，张嘴气吞山河，跺脚地动山摇，那份飘飘然，就不是普通百姓能够想像的了。
伊渡：但是，能做官的毕竟是少数，能做大官的更加是少数。绝大多数干部只能在官场上庸碌终身。
王跃文：这就是那个西方寓言所说的，潘多拉盒子里还留有希望。官场上，升官的希望吸引着所有的人，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包括努力工作、小心做人、拍马奉迎、投机钻营、贿赂上司，等等。可悲的是很多人虽然如愿以偿，却丧失了人格和人性。几乎有个规律，凡是拿钱买来的官，必然贪得无厌；凡是当孙子讨来的官，必然欺压百姓。有媒体披露，广东省番禺市前公安局局长因贪污巨万而被判极刑，可他在遗书中追悔莫及的却是这两大憾事：一是曾经花天酒地，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家里有几瓶却被抄家时没收了；二是在香港等地出入那么多高级场所，有钱，也有资格，却没去住过总统套房。人性堕落到这个地步，真是荒谬绝伦！
我在小说里更关注的是残酷的现实对人性的淘空和戕害，而不是简单地揭露所谓黑幕。比方贪官一倒台，身边喽啰一窝儿端且不说，他们的家人都会牵连进去。我吃惊的是他们全家男女老少贪污犯罪，居然可以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全家都是坏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就不别扭？我的这种疑问显然是迂腐可笑的。他们不但不觉得别扭，只要没有东窗事发，他们都以高等人自居，成天白着眼睛看人哩！每见报端披露某某贪官落马，妻儿老小尽数入狱，我眼里所见更多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
伊渡：你在这里悲天悯人，感叹他们身上的人性悲剧，可是他们自己并不这么看。他们最多恨自己不走运，那么多贪官平安无事，自家却翻了船。
王跃文：你说得有道理。官员及其家人们长期高高在上，他们身上的优越感早已模糊掉了起码的道德原则。这种情况中国古来如此。《红楼梦》里面写贾府抄家之后失盗的那些情节，就很像写现在的事情，极有意思。贾母死了，贾府上下都去了铁槛寺，只留惜春、贾芸和几个家人守园子。凤姐正害着病。结果，奴才周瑞的干儿子何三纠集盗贼进园偷东西。贾政听人来报信，头一句就问：失单怎么开的？知道家里还没有向官府开失单，贾政这才放了心，说：还好，咱们动过家的，若开出好的来，反担罪名。读着这节故事，最耐人寻味的是贾府上下都知道如何报失单是件大事。贾府才被抄过家，再有好东西被偷了，麻烦就大了。因而，不管文武衙门的人如何催促，贾府的家人都推说被偷的是老太太的东西，掌管这些东西的鸳鸯又随老太太去了，只有等回了老爷们才好报去。
伊渡：《红楼梦》里面写贾府的贪很隐晦，甚至让人发生错觉，以为他们家风清白。里头写到贾政有回派到外地做官，因为太清廉了，跟去的奴才捞不着好处，都不愿干了。
王跃文：不然为什么叫“假政”呢？贾府肯定有贪污之罪，不然何以招抄家之祸？不过曹雪芹写小说，话通常不往明里说的。但是，贪污并不妨碍贾府门庭之荣耀、道德之优越。贾府乃功勋之后，世袭爵禄，往来于王侯，酬对于官宦，言必家国大事，或称浩荡皇恩。俨然清白世家，仁德诗书相传。那贾政更是庄敬方正，同僚膺服，士子仰慕。贾政作为朝廷高级干部，教育儿子极是严厉，宝玉只要听得老爷叫他，两腿就会打颤。这种尊贵门第的男女，正眼不看人的。他们比别人高贵。遇着下人偶有小错，就打他一顿，撵出园子了事。
拿迂阔的眼光看，贾府既然是贪污之家，便不是什么好人，有何面目人模人样呢？古代有株连之法，的确过于苛严了。但如果要向贪污之家开罪，株连还真有些道理。家中有人做官，贪污钱财，自然是全家老小都知道的。却不见谁检举。自家老子或丈夫、妻子、儿女私吞公款，索人贿赂，全家窝在一起，心安理得花着肮脏钱，其乐陶陶。所以严格地说，贾府就是贪污之家，老少都是坏人。可他们居然可以相敬相爱，活得那么自在。相比之下，贾府里那些下人，无非只是上夜时吃个酒，或背后说过主子几句话，屁股便要挨板子，真是冤枉。他们其实比老爷太太们干净多了。
伊渡：不过我也听说过个别贪官是自己夫人检举的，那是因为丈夫养了二奶，她想教训教训。不料，一检举，出了大麻烦。她没有想到自己丈夫的贪污问题那么严重，结果弄得家破人亡。我听说过几起这样的案件，做妻子的事后都追悔莫及。
王跃文：那就让坏人们好好儿窝在一起吧。我并不认为亲人反目成仇是好事，要紧的是亲人之间应有相互的道德约束。不要就只有等到一家人都烂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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