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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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我的家乡虽是山清水秀,花却并不多。倒是大人给女孩子起名字,喜欢用个“花”字。什么桂花、莲花、梅花,一大堆。乡野人家有点儿闲地便种菜种橘树,没有种花的习俗。山上也只在春天开一些杜鹃,糊里糊涂红一阵就过去了。村子的某个寂寞的墙角,偶尔可见一株栀子花或茶花,似乎没人知道她们的来历。这些花便越发像《聊斋志异》里的花,要么好看而媚人,要么好看而害人。哪家闺女突然得了某种怪病,比方望着男人痴笑,比方日夜不停地唱歌,会做法的师傅就断定是屋后哪株花在作怪。那花就在焚香念咒之后被砍去。

《聊斋志异》里有一篇《香玉》,记崂山下清宫两株花与一黄姓书生的情事。两株花都成了妖。一株牡丹,叫香玉,素衣玉面,风流多情,与书生俨然夫妇;一株耐冬,名绛雪。绛雪这名字实在起得好。我没有女儿,不然一定也叫她绛雪。绛者红也。这女花妖一袭红衣,芳艳绝伦,却又名雪,晶莹剔透,清冷孤高,不容亵渎。她与书生虽然诗词唱和,言谈甚欢,却能终不至于淫而只是良友。有个情节很有趣,说的是黄生太想见绛雪,而绛雪却不肯现身。于是香玉便助纣为虐,带了黄生来到耐冬花下,用手掌从下往上丈量,量到大约人的腋下处时,开始挠其枝干,结果绛雪耐不住痒痒,笑着从花树中走出来。读此情节,那怕痒的花妖又平添几分娇憨。我后来查书,知道耐冬花,就是茶花。《香玉》里记载那株茶花高二丈,径数十围,应是千年古木,不是我们平日随处可见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去挠花树的痒痒,傻乎乎地指望从花里挠出一个美女来。我现在住的地方,种有很多茶花,从冬到春,姹紫嫣红。这些茶花太多了,太热闹了。不像我乡村的茶花,开在僻静的墙角,能叫闺女思春。

伊渡:你喜欢花?

王跃文:哈哈,喜欢。但愿万花丛中过,一叶不沾身。

伊渡:我的童年里也有乡村生活的经历。我现在都依然向往,虽然那时大家都很穷。记得上小学时,有次放学回家,翻过一座山,就能望见家了。可我望着自家屋顶的炊烟,却再没有力气往前走,饿得坐在山坡上哭。

王跃文:我也是经常饿得哭。我十二三岁就上山砍柴了。那时候家乡不烧蜂窝煤,灶里烧的都得上山去砍。松、杉之类是不能砍的,只准砍杂生灌木。柴禾消耗很大,砍柴的地方越来越远。有回,我去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里砍柴,挑柴回家,走到半路上,饿得浑身发软,半步都挪不动了。毕竟年纪太小,瘫在路边哭起来了。有位大嫂正在自家地里挖薯,问我为什么哭了?我说饿,走不动了。那大嫂真是菩萨,扔给我一个薯。没有水洗,我往衣上揩揩泥巴,用牙齿剥掉薯皮,就吃起来。我至今想起那位大嫂,都很感激。急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屠啊!当时没那个薯,我真回不了家。

饥饿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有个把月几乎断炊。不知父母从哪里弄来些玉米,磨成粉熬粥喝。我的家乡不产玉米。离家五华里左右,有个水磨坊,我们那里叫碾坊。我同二姐挑着几十斤玉米,摇摇晃晃地去碾坊。我们都还小,又没什么吃的,哪有力气?我同二姐就拿路边的树为标记,说好我挑到哪棵树下换她挑,她挑到哪棵树下换我挑。二姐老实,我又有些倚小卖小,老是欺负二姐多挑些路程。不知怎么回事,我闻到玉米粉的气味头就晕。没听谁说过晕玉米,我就晕玉米。多年之后,日子好起来了,玉米之类的粗粮成了奢侈品,城里人爱吃。我偏不爱吃。小时的记忆太深了。

我后来从书上读到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他们采食野果之后,鼓腹而游,相与而戏,真是神往。我的童年生活是非人状态的,可我童年里又知道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且是祖国的花朵,比美帝国主义的孩子幸福多了。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我们还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哩!学校中午休息,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没福气像原始人一样鼓腹而游,而是空着肚皮瞎胡闹。上小学时,我们几乎没有体育活动,学校的体育器材就是一个打着补疤的篮球,一支尾巴开裂了的标枪。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女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跳绳、跳橡皮筋、踢鸡毛键子。我们男同学最常见的体育活动就是撩开裤子尿尿追人,把尿往别人身上撒。我不敢玩儿这个体育活动,出身不好,胆小怕事。几个调皮的大个子同学,只要开始尿尿,就追得别的男同学满操场跑。敢往别人身上撒尿的,必是家庭出身好的,拿我家乡话说,就是青水岩板底子。还有个体育活动很普及,就是男同学相互扯裤子。那时候,我们多穿那种松紧带裤子,别人冷不防将你裤子用力往下一扯,你就原形毕露了。每到下课,男同学一律拿双手按住腰间,狼顾而行,提防别人扯裤子。要么就是在走廊里靠墙站着,环视左右,异常警惕。

中学就更苦了。中学离家十五华里,每日清晨起床,扒两碗头日剩饭,背上书包赶路。全年多半时候是打赤脚,冬天才穿鞋。穿的是妈妈做的布鞋,不能沾水。冬天逢着下雨,仍是打赤脚,把布鞋放在书包里。学校里有个水塘,进校以后,去塘里洗尽脚上的泥巴,往裤管上揩几下,再穿上布鞋。高中毕业照片上,我蹲在前排,就是打着赤脚。

伊渡:你小时候顽皮吗?

王跃文:谁小时候不顽皮呢?可我顽皮的天性多半被压抑着。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有件小事我终生难忘。当时父亲给大队养蜂,需随各地花期变化四处迁徙。而那时中国农民是没有迁徙自由的。那时候有个古怪的罪名,叫“流窜犯”。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未经许可的走动,居然是犯罪。父亲每次去四川或贵州放蜂,须层层开介绍信。不知是父亲不愿忍受公社干部的冷眼,还是真认为我长大了应该做些事了,就叫我去公社盖章。我那时大概十岁左右,步行十五华里,跑到公社。有个管公章的干部,拿着我递上去的报告,嘴里阴阳怪气地念着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是全县有名的右派分子,这个干部当然知道。干部看着我父亲打的报告,突然轻蔑地笑起来,嘴里说着两个字:放牧!

我拿着终于盖了章的报告出了公社,走出好远,都不敢回头,总觉得有双冷冷的眼睛在后面望着,嘲笑着。直到我确信走得足够远了,才掏出父亲的报告,边走边看。我不知道父亲是因为笔误,还是忌讳“放蜂”二字同“放风”谐音,写的确实是“放牧”。前几年,我同父亲开玩笑,说当年把你打成右派,实在是抬举你了。因为“反右”是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你出身寒苦,够不上资产阶级的格,读书小学都没毕业,也不是知识分子。我同父亲说这些话时,心里想着的正是当年他报告上写的“放牧”二字。也许父亲真是用词不当,而不是笔误。可是反过来想,中国古代把做官的称作牧民,那么我父亲把“放蜂”说成“放牧”,也不值得那位管公章的公社干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况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尽是此类屈辱,哪里还敢顽皮?父亲在台上挨批斗时,我不仅要坐在台下看,而且还要跟社员群众高喊“打倒”之类的口号。我的老家本是个很传统的乡村,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辈是不敢把长辈的名讳放在嘴里说的,可我不仅要直呼父亲的名字,而且还要高喊“打倒”。

不敢顽皮,凡事就只能在心里想。我自小就是个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亲开介绍信的经历,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我在外挨了欺负,回家也是不说的。除非身上有伤痕,父母看见了,他们才会拖着我上别人家去说理。

孩子毕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并不在乎谁的家庭出身。只是斗气了,打架了,黑五类崽子就要倒霉了。他们会围攻我,就像社员群众大会上一样,高喊打倒我的口号。时局松一阵紧一阵,没规律可循,就像发羊癫疯。时局一紧,也就是说来运动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晚上我们小孩儿总喜欢玩儿打仗的游戏,可常常是我们正玩儿得起劲儿,生产队里突然开大会了。我很怕看见队里开会。只要听说开会,我就惶恐不安。父亲不是被斗争,就是独自关在家里抽烟。父亲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除非需要他上台认罪亮相。不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害怕极了。很多次,母亲带着我参加社员大会回来,推开父亲房门,里面浓烟滚滚。父亲抽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烟,味道很呛人。我望了眼父亲的黑脸,大气都不敢出,摸回屋子睡觉去了。

运动来了,自然会影响到学校。记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学校受了委屈,父亲就赌气,不让我们姐弟俩上学了,回家自己教。父亲自己教毕竟不是办法,等形势稍好些了,我们又回学校去。我记得当时弟弟还没有上学。

小时,我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纪,怎么会睡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母亲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百思不得其解,还开玩笑说,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时,我不到十三岁。

伊渡:你小时候有过理想吗?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只知道玩儿,并没有想过长大以后干什么。

王跃文:我们是同龄人,情形差不多。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打洞洞。我是农民的儿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能有什么理想呢?城里人都被赶到乡下当农民来了,我还能被赶到哪里去?记得当时村里有位脾气很犟的农民,同干部发生冲突,很气愤地说:我就不怕你开除我当农民,让我当工人去!

当年很多说法,逻辑完全是混乱的。一边说劳动最光荣,一边又把有问题的人送到乡下劳动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劳改。也就是说,谁有问题,谁犯了罪,就让他最光荣。按照这个逻辑反过来推论,是不是农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实人们口头上很多说法,就道破了事实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乡改造的干部回机关,通常是说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把事实上的社会阶层划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舆论却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没有贵贱之分,蹲牛棚的官员们喊什么冤?下放知青诉什么苦?

我不能说当时完全没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实。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什么是共产主义,不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也没能力思考。我只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这意思到了农民群众脑子里,就是愿干多少干多少,想要什么有什么。差不多就是阿Q的革命理想: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记得有个社员偷队上的谷子,被抓住了,开群众大会批斗。生产队长非常气愤,在大会上批判那个贼,说:队上的东西,你想拿就拿,你以为到共产主义了?我当时刚上初中,略知逻辑推理,听出队长这话有问题: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都是贼?

伊渡:你说的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误解很普遍,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大人说,到共产主义就好了,我们要什么有什么。我小时候是个懒虫,听大人们说有共产主义这等好事,非常向往。

王跃文:我现在细细回想起来,不同年龄段也有些不同的向往。十二三岁以前,我很敬仰革命英雄,王二小、海娃、小兵张嘎、刘胡兰等少年英雄,与其说是敬仰,不如说是羡慕。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心想我如果能够出生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该多好啊!我也会面对敌人的铡刀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我也会像王二小一样把日本鬼子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自己壮烈牺牲!我看电影《打击侵略者》,感觉埋伏在草丛里被烧着的不是小豆豆,而是我自己;看《董存瑞》电影,就像我自己站在敌人碉堡下面举着炸药包,轰地一声我光荣了。可以说我是生活在狂迷状态,没有想过死的真正含义。所谓珍惜生命,这是后来这些年才被认同的理念。当时观念中,谁敢说珍惜生命,就是怕死。怕死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怕死不当共产党,也被小孩子们说得掷地有声。现在我们看见伊拉克、阿富汗有些儿童被武装起来,整个国际社会都表示震惊。战争本来是没什么人道可言的,可当今国际社会还是认同一个战时人道主义的底限,就是不能把儿童、妇女和老人推向战场。这几年中国影视界重拍革命英雄主义题材,我就很反感把以孩子为战争英雄的故事再搬出来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无论重拍这类题材的理由多么崇高、多么堂皇,它都是违背人道主义的。我专门问过父亲,他们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他说无非是踩高跷、打陀螺、板泥巴。我注意到,父辈的玩具中没有武器,可是从我们这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枪、刀、坦克等武器。崇尚暴力,多么可怕的教育!

年岁稍长,我有了比较清晰的向往,就是快快长到十八岁。看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一个老兵同战士小马有两句简短对话,深深打动了我。老兵问:小马,多大了?小马说:十八!这部电影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只要这两句对白出来,我就热血沸腾。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我听广播里天天喊,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而那时候,我正好十八岁!我整天梦想自己到了十八岁,头上戴着米色草帽,肩上搭着白色毛巾,开着拖拉机耕地。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田间的白鹭随着我拖拉机的进退起起落落。我的这个梦想,其实就是无意间依据当时的知青典型邢燕子的宣传画虚构出来的。

当时我们村里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全县很有名气,经常被县里抽去各地巡回演出。我大姐长得漂亮,算是里头的头牌演员。他们自编了一出歌舞,叫《插秧舞》,很受社员喜爱,公社干部也说演得好。后来,省里要从各地调演优秀节目,《插秧舞》被作为上报节目候选。县里有位领导亲自审查节目,却发现《插秧舞》存在很大问题。这位领导还没看完节目,就拍着桌子勃然大怒:你们这节目是丢社会主义的丑!中央说了,一九八○年中国农村将全面实现机械化,你们还在这里表演原始的人工插秧!我们快进入共产主义了,你们还在搞原始社会!

《插秧舞》这个节目上面已经知道了,仍要上报,但必须重编重排。歌舞我一窍不通,但总觉得人工插秧尽管原始,用歌舞表现起来很有美感。用歌舞表现插秧机,就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了。倒是插秧机的工作场面我是见识过的:一台插秧机得十几个人伺候,除了驾驶员外,还得有人不断往上面放秧苗,后面还得跟着很多人补蔸、将禾苗扶正。我见过的插秧机,技术从来就不过关。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乡还偶尔有过拖拉机耕地,现在早就只有牛耕了,用的仍是古老的曲辕犁。我从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曲辕犁是秦代发明的重大农耕技术。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去了,而农民仍在使用曲辕犁!一个通行的说法是人类近百年的科技发明超过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怎么就不见农耕技术有半点儿进步呢?

伊渡:我小时候也还看见过拖拉机耕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似乎慢慢绝迹了。我们的成长经历,确实收到过太多的空头支票,再要我们相信什么承诺,的确有些困难。

王跃文:说到拖拉机耕地,我又想起件事来。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乡建了个拖拉机站,一色的铁牛拖拉机,有好多台。可能是学大寨虎头山上的铁姑娘,拖拉机手全部是年轻女子。她们大多长得漂亮,开拖拉机的样子很骄傲。我上学天天要从拖拉机站门口过,经常看见那些漂亮的拖拉机手得意的模样。有回不经意间听拖拉机站旁边的大人说,这些姑娘白天开拖拉机,晚上干部把她们当拖拉机开。我不知道拖拉机站是公社办的,还是县里办的,也就不知道晚上开拖拉机的是公社干部还是县里干部。有些干部的坏,也是有时代特色的。当年的工作以整人为中心,干部就犯人的错误,当然是搞女人;现在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部违法乱纪就在经济领域。不是说那时候就没有贪官,其实也是有的,只是当时物质普遍缺乏,再贪也贪不了什么。记得当时有一种进口尿素,包装袋是尼龙布的,质感同当时流行的棉绸差不多,就有人拿它来做裤子穿。此风盛行,尿素袋子就被干部们贪掉了。当时很多公社干部都穿这种尿素袋子染黑之后做成的裤子,居然很时髦。那会儿有个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尿素裤。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原来进口尿素要么是日本的,要么是加拿大的,一条尿素袋不够做条裤子,得用两个国家的尿素袋拼起来。

伊渡:我俩是同龄人,你说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记了。你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为什么这么清晰?

王跃文:可能同我的敏感有关。因为从小在一种受歧视、受屈辱、受冷遇的环境中长大,对外部世界就格外敏感,又不善于发泄,凡事都放在心里。父亲被社会孤立起来,肯定十分痛苦。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就能体会到这点。我小时候生怕别人不要我玩儿。大概三四岁的时候,我在离家两三里的甘蔗地里见着一株野香瓜苗,回来告诉远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说我肯定是骗他的。我赌咒发誓,硬说真的见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却怎么也见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骂骂咧咧的,当然说我骗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责。三坨为这事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难过极了。照说他比我还小,他应在我面前服服帖帖。可是我俩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

伊渡:你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吗?

王跃文:我家乡有个传统,爷爷奶奶疼长孙,爸爸妈妈爱满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这么一种风气。我家本来有兄弟姐妹七人,夭折了一个大姐、一个四哥。活下来的五个兄妹当中,我排行老四,肯定是最被大人忽略的。现在被我们叫做大姐的其实是二姐。那时候大人也没能力精心照顾每一个小孩儿,我们都像野草一样长大。我放学之后就在村子里野,没谁管我在干什么。突然听说哪家小孩儿在水塘里淹死了,或是爬树摔死了,全村人都跑去看看热闹,说些毫无意义的安慰话。没谁真的当心再出危险。大人们仍做自己的事,小孩子仍只顾自己玩儿。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大人站在门口连叫带骂高声叫喊:野路鬼,吃饭了!野路鬼,就是书里说的孤魂野鬼。早饭是不用喊的,小孩子起床后随便吃点儿,就上学去了。中饭没吃的,更不用喊。村子大了,大人扯着喉咙喊几声,小孩子未必听得见,仍只顾玩儿着。天快黑了,我突然想起要回家了,就吓得大气不敢出,摸回家去。我肯定得吃残饭剩菜,还得低头挨骂。大人骂小孩儿无非是说他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儿,吃饭都要人喊!我们父辈并不懂得玩儿是孩子的权利。小孩子听大人骂得多了,也觉得自己玩儿心太大,真是罪过。吃残饭剩菜我不怕,早习惯了;挨骂也不怕,反正只当耳边风。我最怕的是二姐和弟弟在旁边捣蛋,故意说脏东西。我从小怕脏,吃饭时想起什么脏东西,马上恶心,吃不下饭。二姐和弟弟落井下石,见我挨骂,幸灾乐祸,故意说些屎尿、鼻涕之类,我就吃不下饭了。三四岁的时候,吃饭时见弟弟屙屎屙尿,我就会哭,不吃饭。可弟弟好像总是在吃饭时屙屎屙尿,我就每饭必哭。家里人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哭鬼。长大些了,吃饭时二姐和弟弟再故意说屎尿之类,我们就打架。吃饭时家里最是热闹,小孩子的哭闹声、打架声和大人的叫骂声响成一片。

大人的骂骂咧咧让我自小就有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消五谷的,没有任何用处。“消五谷的”,这是我们家乡骂小孩儿和懒汉常用的话。星期天,学校不上课,大人也通常在这天出门赶集。我可以在家里玩儿,自由自在。可是,到了下午,我会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大人马上就要回来了,而我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做!我马上拿起扫把扫地,然后擦桌子、去井边挑水。忙过之后,见家里干干净净,水缸里盛满了水,我才安心下来。没多时,大人回来了。我偷偷瞟着他们,想让他们发现我的劳动成果,然后表扬几句。但我多半会失望。他们不会发现我努力做了事,该骂的照样骂。小孩子不可能万事周全,大人们永远都有骂人的理由。

我也没有理由埋怨父母。他们背着政治压力,又十分贫穷,生活太艰难了。我没有像大姐和四哥那样夭折,已是万幸了。

伊渡:心理学认为,童年缺少爱,会影响到成人之后的人格健全。人都是有多面性的。我们作为朋友相处,见你总是乐观、向上,甚至有些嘻嘻哈哈。不知你有没有人格的另一面?

王跃文:谁的人格都有多面性,这是常识。总体上讲,我是积极向上、乐观通达的,但内心也掩藏着很多痛苦、孤独、苍凉、灰心,有时甚至是绝望。有医学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的病根在于婴儿期缺少抚摸。我不能确认自己是否患有抑郁症,但我似乎有周期性的情绪低谷。当我的情绪陷入低谷时,我易怒、孤僻、冷漠,耳闻目睹,索然无趣。我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婴儿期得到过多少抚摸,但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没有过被大人爱抚的经历。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总有种撒娇的冲动,但我怎么也不敢扑到父母的怀抱里去。我甚至为自己这种心思而羞愧。

我小时候在情感上能享受最高待遇的时候,就是生病。一旦病了,妈妈就会温柔些,问我想吃什么。我永远能够想起的,就是吃面。面是那时候的奢侈品,拿大米换来的。不过就是碗光头面,几点油星子,几段香葱。就是这碗光头面,还得躲在灶屋里偷偷吃,怕弟弟看见了也吵着要。我现在人到中年,知道健康是福。可我童年里却总盼着生病。生病了,就可恃宠称娇。

我小时候偏偏多病,哮喘、贫血、缺钙、失眠、抽风。我经常额头胀痛,其实是因为贫血,大脑缺氧。缺钙容易形成过敏性体质,就会犯哮喘病。可大人判断我是否生病,就是摸摸我的额头是否发烧。我身体不舒服了,哼哼着。大人扯我过去,摸摸额头,并没有发烧,就一把推开,说我装病。所以我感觉自己可能真的病了,欣喜之余,就是不停地摸自己的额头,期待着发高烧。真发高烧了,兴许就有碗光头面吃。

我的身体是十八九岁以后慢慢强健起来的。少年以前,我的身体一直很孱弱,常常连拳头都捏不紧。上中学的时候,放学回家通常已是黄昏了。因为饥饿和虚弱,赶着十几里的路程,感觉肚皮越来越往背上贴。腰就不由得往下弯,最后只能躬着身子走路。我们家乡人形容饥饿,会说“肚皮饿到背膛心了”,真是太生动了。

伊渡:我从你有些写亲情的散文中看到,你很敬重你的父母和祖父母。

王跃文:我说自己从小缺少爱,却并不等于说我不敬重长辈。他们属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养育儿女的方式同别人没什么区别。那时我们村里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父母那代,信奉棍子底下出好人,小孩子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母亲最得意的事,就是我大哥成家当爹之后,还被她打了一顿。“他崭新一件背心衣,被我扯得稀烂!”妈妈现在说起这事,还眉飞色舞。一家人拉家常,妈妈说起自己当年打小孩儿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听着,只是笑笑。妈妈是颇以家庭功臣自居的,常说自己到王家几十年,就是同别人斗过来的。妈妈能说会道,性子刚烈,不怕事,不信邪。父亲挨整那些年,的确搭帮妈妈撑着。家里风雨飘摇几十年,也多亏妈妈敢于同别人争斗,不然家人会遭遇更多的灾难。可也正是她几十年的斗争生涯,让她养成了好斗的性格,有时候心硬如铁。母亲越到老年,越是不可理喻。她有许多似是而非、稀奇古怪的做人和治家理念,半新半旧、半通不通、半开明半固执,那是不允许任何人违抗的。我们做儿女的,只好顺着她,或者阳奉阴违。阖家老小越是敬重她,顺着她,就越让她的控制欲膨胀。村里人也都尊敬她,几乎把她尊为祖婆了。恰巧她在村里宗族里面辈份也很高。别人家的家长里短,摆不平的,搬她出马,她几句话就能让人家信服。但是最了解她的,毕竟是她自己的儿女。有时候,她说的话在家里不灵验,她就怒火万丈。除非儿女们佯装顺着她,不然家无宁日。老人家的自我感觉越好,家里人的日子就越不好过。妈妈这些让人难以适应的性格是慢慢形成的,她年轻的时候并不如此。但当众人拥戴她并肯定了她的地位时,她渐渐异化成了家庭暴君。暴君有时候或许就是众人养虎为患的恶果。幸好她只是我们的母亲,而不是别的什么。这让我联想到可怕的老人政治。我自己身为人父之后,常引父母为戒。

伊渡:我童年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快快长大。大人们有很多让我眼馋的事,都是小孩子不可能享有的。

王跃文:我也有这个愿望。我从大哥身上,看到了很多当大人的好处。比方说他可以抽烟。可以抽烟了,就是大人了。是大人了,在父母面前就可以有些反抗了。我老家的习惯,小孩子喝酒,大人不怎么管。做父亲的,自己喝着酒,总喜欢拿筷子往酒杯里蘸蘸,塞进儿子嘴里去。那儿子通常只有两三岁。说是父亲不让儿子学会喝酒,自己老了就没有酒喝了。烟就不同了,小男孩儿得偷着抽。偷学抽烟的孩子,被大人发现几回,打骂几回,就不再多说了。这时候,一个成年的乡下男儿就呷着烟,在村头村尾转悠了。

我还没被允许抽烟时候,被一种盒子上印着鱼儿图案的香烟蛊惑着。有人给我表姑介绍了一个对象,供销社的职工。那时,一个农村姑娘,找个吃国家粮的,应该算是前世修来的好福份了。可我表姑硬是嫌人家长得不好,满脸络腮胡子,脖子下面露着长长的胸毛。那时候并不流行浑身长毛的男人。

有天晚上,那位供销社职工提了些糖果跑到我家里,掏出那种盒子上印有鱼儿的香烟,递给我父亲。父亲抽了几口,只说这烟好。供销社职工说,这烟难得买到手,要票。他说下次想办法弄条来,送给我父亲。供销社职工走后,父亲对母亲说,这人不错。没过多久,这个供销社职工就成我表姑父了。

我猜想那人终于做了我的表姑父,多半是搭帮那鱼儿香烟。他口袋里揣着那包烟,走访了表姑的所有亲戚。亲戚们都说这年轻人很好,表姑就没话说了。但是,从来没有哪家亲戚收到过年轻人答应送的鱼儿香烟。我长大些才知道,那叫常德牌香烟。

但我抽的第一口烟,却是父亲自种的老旱烟,喇叭筒。上中学时,有个暑假,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社员们忙过一会儿,就有男人打喊,呷烟呷烟!于是偃旗息鼓,男人们坐在田头,舔着口水卷了喇叭筒,吞云吐雾。女人们就在一旁说笑,你们男人真懒,功夫不见做多少,喊着要呷烟了。男人们说,女人又不呷烟,坐着干什么呢?做事去!女人又说,修个男身就是好,不光有烟呷,还有酒喝,喝酒还要大口大口呷菜!

我很高兴自己是个男人,回家找了块白塑料纸,拿铁丝当烙铁,烫了个烟袋。第二天,我把父亲切好的烟丝偷了一把,装进烟袋里,还摸走了灶台上的火柴。我不知男人们为什么要系腰带,也跟着样儿学了。家里没有多余的腰带,我就找了条浴巾,捆在腰间。那个烟袋,就别在腰带里。

出工时,没有人在意我捆了腰带。我只等着有人喊呷烟。终于有人喊呷烟了,我从腰间掏出了烟袋。不料男人女人们都笑开了:人没有卵子大,卵子没有香棍大,学着抽烟了!

别人再怎么说,我才不管哩!我只望着父亲。父亲也正望着我,张开大嘴,笑得只见满口白牙。我的父亲长得很黑。

我抽了平生第一口烟,辣得喉头像呛了鱼刺,咳得眼冒金花。大人们笑得更欢了。我偏要充男子汉,刚缓过气来,又抽上了。仍是咳嗽,天昏地暗。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你不是抽旱烟的料,长大了抽鱼儿牌吧!

那个暑假,我一直学着抽烟,父亲没有骂我。也许是劳动给我了做大男人的权利。可是,一到开学,我抽烟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学会了抽烟,父亲后来干脆就不说我了。我开始变成真正的男人。整个大学阶段,我都抽烟。手头总很拮据,几个成瘾的同学就凑着钱买烟抽。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是怎么去政府机关的?你是自主选择的吗?当时你明白自己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吗?

王跃文:人的命运充满着偶然性。我当时只想当名教师,很想去县里一中或二中。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去了县政府。后来知道,县政府需要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挑选个笔杆子,就去县教育局看学生档案。正巧当时有两个副县长同我家有些故旧关系,父母同他们打了声招呼,我就这样去了县政府。那时候官场风气比现在好些,也不需要给谁去送礼。

母亲一直为父亲政治前途受挫而惋惜,而又觉得他的灾难都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要去县政府工作,母亲就反复告诫我:紧闭嘴,慢开言。我刚进入政府机关时,的确很谨慎,工作也很卖力,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机关秀才。传说中说我出口成章,其实我没有那个本事,只是两桩很偶然的事促成了这个说法。有回,临开大会了,我因为醉酒,浑身瘫软,无力握笔,躺在沙发里口授了县长的大会讲话。还有一回,我参加怀化地区(现已改作市)一个考察团赴安徽、福建等地参观学习,我同外县的一位同志负责撰写考察报告。我们打算在安庆去九江的船上把考察报告写好,可我偏偏晕船,上船没多久就天旋地转了。我又只好躺在船上口授。

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我没有任何靠山或后台。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不写小说,老老实实写官样文章,多少能混个一官半职,但绝不可能有所谓大出息。坦白地说,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有政治抱负的,希望能做官,做个好官,有所建树。但后来见多了,知道官场并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可我仍混迹官场多年,仅仅是为着就业。

伊渡:你出来了,可仍有很多人往里面钻,有点儿像“围城”吧。但我想,这个时代,想钻进去的人还是更多些。

王跃文:人各有志。现实太强大了,官场的诱惑力也太神奇了。其实官场里还是明白人多,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能按道理行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年我刚调到长沙,有位好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干吧,看哪天能混辆轿车,混个秘书,混部手机。当时手机三万多块钱一部,够奢侈了。我当时笑笑,没说什么。我是个安守天命的人。凭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会努力;如果要靠牺牲人格为代价,我会选择放弃。也就是那年,我知道湖南某银行的分行行长因经济犯罪被判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位行长贪污三十多万,放在现在已不算什么问题了。我当时想,一个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做到厅局级干部,已经很不错了。仅仅为着三十万块钱,弄得身陷囹圄,实在太不值得了。我还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有可能,就离开官场,靠自己本事挣钱去!当然,做官的有他们看重的尊荣感。不过,那也只是他们的心理需要。我甘愿做个平常人,不要那种自做多情的尊荣感。我说他们自作多情,因为很多百姓并不把当官的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

伊渡:当年作为公务员,你真以为自己很优秀吗?换句话说,你在官场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因为怀才不遇?

王跃文:说实话,平时有很多记者提过这个问题,我很讨厌。好像我真为什么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似的。我很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没有意思。应该说,官场里面有很多素质优秀的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场用人的机制却是劣胜优汰。曾经有位同事看上去很热心,总是对我说,你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学会抓主要矛盾,跟紧一把手,别的副手“不要甩起”。“不要甩起”是长沙方言,意思是不要理会。我总是含混地笑笑,不在乎他的建议。我是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不想抓的人。所谓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无非就是平时多向他们表忠心,逢年过节上门拜访。我想着这些就烦,哪里愿意去做?当时我也有些天真,看着有些人温文尔雅,应该不是贪图小利的人。事实证明,我太高看他们了。那些人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是勾心斗角。我谁也不靠拢,他们就暗自猜测,甲以为我是乙的人,乙以为我是丙的人,丙以为我是甲的人。反正谁都不把我当成自己的人,就没有任何人替我说话。我工作再刻苦,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伊渡:你认为官场中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特殊人格才能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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