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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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赛是人生的残酷寓言。人被动地降生于世，可一旦活着，又不免眷恋生命。不怕死的人不少，怕死的人更多。比之足球赛，开赛的哨子一响，人就开始了他生命旅程的奔跑。每一个人前方都有一个足球。你必须去抢那个球，抢到了还得盘带过人，张皇四顾，左冲右突；你得留意门的方向，却经常站错了位置；你身边晃过一道阴影，还没反应过来，球已没了。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你累了，伤了，跑不动了，可你不敢停下来，你爬都要朝那球爬过去。比之累和伤，你更害怕被罚下场。人生尽管惨淡，毕竟只有死神才有权罚你下场；虽然死神常被我们忘记。可足球场上的死神，高举着令牌，时刻瞪着你，紧随着你奔跑。你宁愿死皮白赖留在场上，多一分钟是一分钟，多一秒钟是一秒钟。但你还是恐惧，因为结束的哨音总会吹响。到那时，大幕已谢，人生收场。进了球的，没进球的，一切的汗、泪、血、光荣与屈辱，都只成了下一代人的笑谈。足球赛的残酷就在于此。它将人生的过程缩短到九十分钟演给你看。说到底，人生比足球赛更为残酷。在足球赛九十分钟里，你耽误了的时间还可以补时。可是在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谁有这个权力和能力能对着上帝大喊：请给我补时两分钟？

可又正如人生，不是先想清楚了之后再活下去的。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我竟然也成了一个热心的看客，居然还从中体验到了沉醉和激情。此种沉醉与激情虽然虚幻和短暂，但已经是现世生活的奢侈了。

偶像开始坍塌

黑与白总是被颠来倒去的，可还没听说东方可以变成西方；将鹿叫做马也是常有的事，却没听说大阔佬因为多了几个钱就可以尊比国王。但在现代国际社会里，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日本一个东方岛国，就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便入列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员国，有资格同西方老大美国围坐在同一张圆桌上纵论天下大事；比尔?盖茨就因他富可敌国，一个企业总栽居然享受着国家元首的待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忘不了邀请他到场发表高见。

如果认为这是世界变得市侩和势利了，那就迂阔了。其实世界从来如此，只是我们自己在伪道德理想国里沉睡得太久了，不能适应现实的游戏规则。任何游戏规则都是冷酷的，即便涂上道德釉彩也是徒然的。西方七国不敢排斥日本，不可能是西方大国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当然也不会因为某位日本首相同里根或克林顿是同学，更不可能是日本国库出钱向谁行了贿赂。日本本身就举足轻重，成为国际经济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极，缺了日本，西方国家的许多把戏可能玩不下去。比尔?盖茨的份量也是明摆着的，他的经济技术实力和市场成功足以使他获得在任何高级国际经济论坛发言的权力。他的实力几乎构成了对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安全的威胁，以至美国政府千方百计想肢解他的微软。可微软不软，硬挺得很哩。

日本几乎集所有尖端科技于一身，其经济的高科技含量堪与美国媲美，成了知识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比尔?盖茨的微软就更不用说了，本身就是知识经济最成功的楷模。可以说，日本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之所以能坐上西方七国的牌局，有权要求重新洗牌或换种玩法，都得益于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无疑将是人类新的福音，但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越经济领域，必然影响到文化、政治、军事乃至宗教等等。单说文化吧，有论者把农业经济下的文化称之为前喻文化，即前人教育后人；工业经济下的文化谓之同喻文化，即同辈人之间相互学习；知识经济下的文化却是后喻文化，即人们必须向后辈人学习。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再怎么功成名就，再怎么德高望重，都必须承认后辈人比你智慧、能干，你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经验，再也别在后人面前扮演权威。未来社会，将没有公认的权威，没有被神化的偶像。这当然是权威和偶像们的痛苦，却是人类最大的幸福。新世纪的曙光将从偶像的坍塌开始。

直面人生

我少年时颇以鲁迅先生的话自许。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我并非锦衣玉食中长大，饥饿和磨难司空见惯，早已默认了这就是人生，除了硬着头皮去直面，又能怎样？

大学时曾和男女同学一起出游。走在闹市街头，常常遇见衣裳褴褛、形状奇异的乞丐，女同学往往大呼小叫，捂眼捶胸，惊吓之余颇有悲伤之情。我负责帮她们把钱币丢进乞丐钵

。这些淑女们有怜悯而无胆量，不敢也不忍走近这些浑身臭哄哄的乞丐。

有一回也在闹市，春和景明的四月天，阳光普照，熙来攘往。我在街头漫步，想着自己一肚皮的心事，忽见一小男孩，五六岁年纪，蓬头垢面，细弱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他突然把胳膊伸到我面前，呻吟着说：打发点子咯。我一看，那男孩子黑黄的小手腕上生生插着一把刀，四五寸长，伤口红肿化脓，真是惨不忍睹。我顿时面目青黑，心里只有满腔怒火，恨不得这个世界刹那间轰然毁灭。

四十岁后，少年时自许的直面人生的勇气反倒越来越少。出生牛犊不怕虎。不谙世事的少年凭着一腔血气直面人间苦难也许并不难。可人间的辛酸是醋，时间久了，多硬的心肠也会被泡软。那天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艺术人生》，采访的嘉宾是王姬。谈到她的儿子，王姬几次泪流满面。王姬说，我老了，真的，所以我现在总是爱哭。可是我要像过去一样，把眼泪逼回去。

我佩服王姬的坚强。直面人生外在的苦难需要勇气。直面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不可告人的浓黑阴暗，不回避，不讳饰，在静穆与沉默中不调转头去，也许需要更大勇气。普天之下，我真不知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卢梭的《忏悔录》实在坦诚大胆，但还是被揭发有许多劣迹没有交待。我真正佩服的只有鲁迅。他那把解剖刀不仅无情地解剖着古老中国麻木愚昧的灵魂，更是毫不留情地解剖着自己，坦露出内心的绝望、颓败、彷徨、狭激、猜疑和阴暗。涓生的自私冷漠，吕纬甫的沉沦颓唐，《人力车夫》中“我”身上的“小”，哪一个不可以看作鲁迅的自我剖析？人心内在的惨淡和淋漓鲜血更令人触目惊心。坦率地说，我没有鲁迅的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总有一些角落我是不敢看、不忍看也不能看的。我有时真的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实在无可逃避，只好闭着眼睛硬着头皮说一声：我没看见，我不是这样的。

我想人生再怎么直面、怎么铁面无私，总有苟且的时候吧，不然怎么活下去呢？有一句话说“英雄到老皆皈佛”，这话就有苟且的意思。已经杀人如麻了，到老皈佛又有什么意义？无非是给自己无可逃避的内心找一条退路罢了。今年9月，曾下令暗杀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恐怖组织创始人祖赫迪被释放了。祖赫迪51岁，已在狱中服刑22年。据说他在狱中大彻大悟，忏悔不已。他神情凝重地说：“萨达特总统是烈士”，“杀害无辜的人是不允许的”。我当然不想怀疑祖赫迪的诚意，可是我并不会因此就忘记了使萨达特成为烈士的就是他，现在仍然令人恐怖的本?拉登就是他的徒孙。

说大说小

有种看上去很怪异的现象：某个时期，会有某个字词，神秘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叫人简直没法破译个中究竟。比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后”二字梦魇般纠缠着文学界、艺术界、影视界。当时很多小说、电影、电视甚至绘画，都喜欢冠以“最后”二字。比方《最后的贵族》、《最后的诗人》等。有人哪怕想出新，也逃不脱“末代”之类同“最后”神气暗通的字眼，比方《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等。粗看上去，像是跟风。但我想人们的创造力不至于如此贫乏，我们必定受某种说不清的怪力乱神左右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风行的字眼只怕就是“大”了。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乃至大款、大腕、大老板等等。中国大陆的酒店、饭店，似乎一夜之间都更换门庭，成了大酒店、大饭店。同“大”字一齐流行的，便是“总”、“霸”、“超”等尽量显“大”的字眼。只要是公司，拼命要叫总公司；只要是经理，打肿了脸也要充总经理；但凡商品，必欲使其超凡绝伦，便缀之以“霸”字，浴霸、酒霸、凉霸等等。最叫人费解的是称某些商品为“巨无霸”。倘若“巨”与“霸”都是欲显其大，那么“巨无霸”就是“大无大”，意思就是不大了。“霸”还不够，还要冠之以“超”。于是“超大”、“超霸”之类有逻辑毛病的词就诞生了，“超值享受”、“超值服务”之类有消费陷阱的词汇也出笼了。

那会儿，刚刚在中国大陆现身的手提电话，被叫做大哥大，最耐人寻味。大哥大，一个“大”字还不够，得用上两个“大”字，可见其风光。当时用上大哥大的人，派头也够大。往马路中间一站，扛着大哥大打电话，说话声音必是很大，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中国突然流行起“大”来，实在是因为穷怕了。官方话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换为民间话语就是简简单单“发财”二字；而官方话语“白猫黑猫论”，转换为民间思维却被尽可能复杂化、多样化。手段不管正当与不正当、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只要能发财，都被当时称作“能人”者流悉数采用。这便是某个时期的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催生了许多扛着大哥大招摇过市的大款、大腕、大老板。

“大”了些日子，人们回头看看，心情平淡多了。于是“小”便大行其道。当年暴发起来的老牌富翁，回想自己往日西装革履的模样竟有几分羞愧，便开始穿休闲服和平底布鞋。当然轿车仍是越换越高档，请客必是鲍鱼鱼翅，却总要显出淡泊之相，声称赚那么多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约朋友喝咖啡，尽量不谈钱，还得宣布自己是性情中人。总之，是副作低伏“小”的姿态，尽管有些虚情假意。其实深究起来，先充“大”而后做“小”，自有根由。有的哪怕私下想充“大”或自以为还算“大”的，底气也越来越不足了。谁能“大”得过比尔?盖茨呢？强中更有强中手，明目张胆地充“大”，冷不防会丢了面子。有的是自知自己“大”不到哪里去了，干脆就谦虚起来，反落个冲淡平和的好形象。总之，是“大”不了啦，索性撒娇般地往“小”里做。当然，鉴于这些人的历史记录，斯生斯世他们再怎么往“小”里靠，人们还是会叫他们大款。

“小”字品牌的货色，最得意的当是小资。有大学文凭，中产收入，正当青春，观念前卫或伪前卫，爱吃比萨，穿名牌休闲服，看欧洲艺术电影影碟，“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宣称“结婚或不结婚是个问题”，这类人必称自己是小资。小资身上很多高贵品质我是永世弄不明白的。比方说，他们莫名其妙地崇拜红色偶像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什么人？那是个崇尚某种狂热主义的铁血男人，绝对是要朝小资们开枪的！

有个族群，叫吃奶族。年纪老大不小的，居然用奶瓶喝水，衔着奶嘴当街做秀。他们做“小”倒也极致，只是看着肉麻。不知他们真是拒绝长大，还是恃小称娇，或是假扮另类，或是脑膜炎。

现在已很少听见谁把手机叫做“大哥大”了。那会显得土气。不光是手机再也没当年的那么“大”，而且说“大”本身已经很不时髦。手机似乎越小就越显派，夸张的广告里手机小得像握在手中的甲壳虫。有朋友换了个手机，机子小还不够，连名称都叫“小灵通”。不知改天还有“微灵通”吧？依照过去“超大”之类的思维经验，只怕会有的。

我东拉西扯的这些“大”与“小”的故事，都有其可爱、可叹、可笑的地方，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同“小”有关的物事。我们是“小”民，过着“小”日子，发些“小”牢骚，总有些“小”收获。记得沈从文先生回凤凰，看见家乡的小笼包做得小小的，很是可爱，说了两个字：小，好！

第十辑 拒绝游戏

尴尬人戏说尴尬事

我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劳动改造了。我从记事起，就感受着歧视和侮辱。因而，自小母亲对我的家训就是：紧闭言，慢开口。

妈妈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恶梦里。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谨遵母训，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我至

今还记得自己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头，迈在细碎步子，笑嘻嘻的。领导和同事都说我谦虚谨慎，可成大器。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无能为力。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可是，机关越来越大，我作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缩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机关，作家就不算什么了。可我仍屡教不改、执迷不悟地写，而且越写越疯，越写越不像话，越写越俨然像个作家，居然还写了长篇小说《国画》。当有人知道《国画》出版后立即畅销全国，两个月之内印行五次，印数突破了十万册，开始大摇其头。到了这个时候，有人终于认定我是个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此等况味，官场外面的人是无从体会的。官场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当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几？

作家总是这样，在他生活的时空间，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这不稀奇，上帝还有人诅咒哩！有种论调，说我的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是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的，不过也想请教这些方家，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学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红楼梦》没有，《悲惨世界》没有，《战争与和平》也没有。我们看《教父》，谁也没有认为美国只有黑社会；我们看《金瓶梅》，谁都知道宋代或明代除了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肯定还有别的芸芸众生。我等德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对此类批评，除了付之一笑，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更文明的态度。但有的人在骨子里也许并不会对我微笑。有朋友向我传递过一个消息，说是某位很有些身份的人看了我的《国画》，咬着牙根说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可以枪毙他十次。听了这话，我心里倒是凝重了。我在一篇小说里面说过，中国一万年以后都有可能再爆发“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吗？那些想枪毙我十次的人很怀念“文化大革命”哩！“只有丧失良知的人才会仇视良知。”这么一想，我无所畏惧、付之一笑了。

没法狡辩

没想到《国画》出版后会有这么多的后遗症：各地报刊约写与《国画》有关的文章，很多读者来信来电提各种我回答不出的问题，还三天两头碰上没法推辞的应酬，吃饭或是喝茶。我本是个安静的人，有时却无法回避热闹了。

不论是一般的读者，还是很专业的文学圈内人士，他们都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国画》里的荆都是哪里？朱怀镜是谁？袁小奇是谁？望着我的一脸无奈，他们还得追问：这些人

是不是就在你的身边？有次在饭桌上闲聊，朋友们又问到这个话题，我哈哈大笑之后，口占几句打油诗：自古文人诗酒花，不才只爱哈哈哈；何必问道谁是谁，无非写的你我他。朋友们面面相觑，然后都笑了起来。

朋友们笑了，我心里很温暖。那天在场的，官商各界都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充任着自己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得意和无奈。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但因为生活的无法选择和种种难以言说的理由，他们有时也许会很猥琐、自私，甚至做小人。但我真的无法拒绝他们做我的朋友。我对人的理解就如同我对生活的理解，都是一言难尽的。我们真的无法因一时一事而武断地说谁是坏人，就像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评判我们的生存空间。

我感到温暖，为的是朋友们的笑声意味着自嘲。自嘲是文明人才具备的可贵品质。朋友们的自嘲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任和理解。但那张小小的饭桌并不是现实的缩影。现实太缺乏自嘲意识了。我们在现实的官场看到的多是那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士。他们成天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做着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自我感觉良好；他们通常用思想不解放为自己的碌碌无为作辩解，可当他们有一天被押上审判台，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干某些勾当的时候思想解放得吓人；他们说话慢条斯理、办事谨小慎微，背地里却很可能在偷天换日。可你无法怀疑他们的智商和能耐，甚至无法低估他们的文明程度，因为他们怀揣着名牌大学的文凭，有的还是硕士或博士。《国画》里张天奇的硕士文凭尽管有水分，可他到底还是绝顶聪明的那类人。你同张天奇们在一起，面对他们的温文雅尔和老成持重，倘若不深入他们的内心，你会感慨他们是多么好的领导！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下会多么幸福！他们在仕途上风头正劲，绝无心思自嘲或自省。望着这类人，你有时真会联想起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

单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可是，精英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他们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尽管朱怀镜在当今官场算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那类人，他遵守着实用的游戏规则，办事老道灵活，左右逢源，让人佩服。可认真说起来，他的灵魂早已经堕落。朱怀镜属于明知自己堕落却偏要堕落的那种人，且为自己的堕落而沾沾自喜。他或许会有片刻的良心发现或自责，而这仅仅只能是他进一步堕落的心理疗药罢了，就像信奉天主教的职业杀手在手刃无辜之后双手划着十字说道，上帝宽恕我吧，阿门！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中国人从来就相信一句话：知书达礼。可现实告诉我们，先人们太过天真了。如果书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知识和文化人应有的种种品格等等，那么，我们会发现，书对人的浸润远远抵不过现实功利对人的迷人诱惑。比尔?盖茨的财富使得“富可敌国”这句话不再是中国式的夸张，而“有钱就有一切”的定理让人们的眼睛都喷射着金黄色的光芒。可在中国赚钱实在不易，人们在遍试种种赚钱招式之后发现，最省事的赚钱办法依然是当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不再是对前朝的声讨。腐败排行榜一天天刷新着，眼看着就过了几千万，说不定哪天就会揪出个贪污过亿的巨贪让你开开眼界。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胆量，已远远超过了老百姓有限的想像能力。尽管不断有社会蛀虫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可明眼人心里有数，这些栽了的人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像朱怀镜和张天奇一样，依然官运亨通。中国不可能过早结束官本位，当官的好处还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何况金钱已经很诱人了。

我凭着自己的良心创作了《国画》，个中况味自己却说不清楚。面对可笑的对号入座和没有高大形象的责难，我觉得我没义务向谁去普及文学常识。其实早在几年前，我的一些中篇小说发表后，有人就说里面的人物看谁像谁。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不是我创作的人物形象如何成功，而是现实太悲哀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居然用上红学家惯用的索隐法考证《国画》，从人物名字破译去，硬说谁是谁。我只好哑口无言。我没法辩解，因为他们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

只有微笑

我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不到一个月，盗版就出笼了。目前我见到的盗版《国画》版本不下十种，行家估计，全国各种版本的盗版《国画》不会低于两百万册。另外几本小说集也都被盗版，无一幸免。

我甚至不太敢去书市里逛了，因为说不定那些盗版者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偷偷望着我得意地笑。刚发现盗版时，我还有些少年心性，拿来愤怒地撕掉。我在长沙街头撕了百多

本盗版书之后，猛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原来我撕书时那些书店老板没有一点儿脾气。此后，我见了盗版，就写上“此乃盗版”四字，再签上名字。不料却给卖盗版书的老板帮了忙，有些读者要的就是我的签名，盗版书居然奇货可居了。他们说这就像邮票中的错票，更值钱。真让我哭笑不得。再后来，我连生气的兴趣都没有了。

西方有句谚语：人在无奈的时候只有笑。让我发笑的是一位警察先生。有天，我在一家个体书店见了盗版《国画》，正好有位自称专门负责扫黄打非的警察在那里，说盗版他们也管。我一向是个谦虚的人，请教他怎么追究盗版。他说，有办法，也没办法。办法就是作家自己要舍得花钱。我们的办案经费极其有限，财政不会专门为了你作家的一本书拨笔钱下来，让我们立案侦查。我们专门开过一个研讨会，就是让作家从稿费收入中拿部分钱给我们，成立个基金，用来维护你们自己的权益。可你们作家不同意，这就怪不得我们了。我问这笔钱是多少？他说，也就意味着作家十本书的稿费有六七本书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马上反问，现在有位公民还来不及交钱给你们，就被歹徒杀了，你们管吗？

没等这位警察先生回答我的话，我就微笑着走了。面对如此荒唐的研讨会，我除了笑笑，还能怎样呢？作家是纳税人，法律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天经地义。我知道中国凡事讲国情，太过认真未免迂阔。可是，哪怕作家的利益再不值得保护，也有更值得保护的东西，那就是法律的尊严。在中国诸多法律中，我想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只怕是执行最不力的了，不然知识海盗不会如此猖獗。有法不依，倒不如无法可依。倘若无法可依，人们还不太明了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哪怕是明知不可做的，或许还受到某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倘若有法不依，也就等于暗示人们违法的事也可大胆地做，进而连道德防线也随之崩溃。盗版者不是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吗？什么书走俏，他们就盗什么书，毫无道德歉疚。

近两年，我的微笑越来越难看了。大约有三十来种出版垃圾竟然冒用了我的名字。最初出笼的是本《家画》，有人误以为是我的另一部作品。原来该书的扉页上赫然印有“这是继王跃文《国画》之后又一本反映中国现实的长篇力作”云云。粗心的读者一见我的名字，就以为是我的作品，甚至有读者打电话来指责我，说我的《家画》令他失望。后来我偶然发现一本书叫《围城内外》，封面上印着“踏着钱钟书的足迹，探寻新的婚姻观念”云云。翻开一看，内容就是《家画》，一字不差，只是出版时间稍前。原来是位叫成右的先生，不知哪路仙君，别无法术，专吃名人。倒是他的吃法真的抬举了我，先吃钱钟书先生，再来吃我，真让我飘飘然了一回。此君真是道行深厚，不出一月，又一本《人画》横空出世。没过多久，“成右”干脆就改作“王跃文”了。继而就是“世纪末中国文坛画旋风”了：《心画》、《情画》、《女画》、《村画》、《寨画》、《镇画》等等，都风风光光地上了个体书店的书架或街头地摊；随即，《清官故事》、《清河故事》、《风声越来越紧》、《丢帽的官》、《心理问题》、《家画》、《色画》、《市长故事》、《溆水河畔之烟雨红尘》、《权力中心》、《官场无小事》、《焚火》、《黑色四重奏》、《权欲横流》、《权画》等几十部冒用本人名字的长篇小说赫然面世。

有这回事——《没这回事》创作谈

我的小说每次让《中篇小说选刊》选载，都会有些惶恐，因为这篇创作谈实在不好交差。

《没这回事》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小说中有关明逊帝建文皇帝的传奇倒是有史可证，而所谓铜匣子的故事就是那些严肃的学者和正经的君子颇为不屑的小说家言了。

尽管如今做小说很让有些人见笑，我倒是知道自重的，并不想玩些无聊的文字游戏，去让人更加看不起。所以我的小说《没这回事》想表达的其实是“有这回事”。那空空如也的铜匣子在我们民族其实被承传了千百年，并在继续承传。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乃至政治，都有形形色色的空铜匣，被我们视如至宝，顶礼膜拜。我们或者并不知道铜匣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物，或者知道铜匣子里从来就是空的，或者知道铜匣子里的宝物早就被哪位祖先窃取了……不论如何，只因为这铜匣子是先人传下来的，就神圣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经常看见人们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极不愿做的事，就并不觉得奇怪了。于是，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宗教世界，遍地是飘浮着虚伪空气的教堂，到处是面慈目善却口是心非的牧师。倒是牧师们只要表演得敬业和虔诚，或许有机会熬成一方红衣主教，而他们是否会给教民们带得福音就真的只有上帝知道了。

在各式各样铜匣子主宰着我们生活的时候，也许最懂得铜匣子百无一用的，就是极力维护铜匣子权威的史老太爷那类人了。不为别的，只因那铜匣子能给史老太爷们绝对的威严。想探究铜匣子秘密的人倒是常有，譬如小说中的史维、史纲和史仪，但他们要么陷入莫名其妙的使命意识的魔圈，要么凿穿了秘密而被神圣的铜匣子抛弃。史维三兄妹最终都知道那个铜匣子原来并不值得奉为神灵，只是不想让老太爷生气，就暂时依了老人家吧。老太爷生气了，家里就不会稳定。家和万事兴啊。他们知道老太爷毕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只是心照不宣，免得落下不孝的罪名。哪知老太爷百年之后，老奶奶尚健在。老奶奶虽不是嫡亲的，但老太爷遗教在耳，谁敢违拗？老奶奶想私下打开铜匣子，这也许正是史家列祖列宗瞒着别人都做过的事，只是她运气不好没能打开匣子看个究竟。不过她仍要把这个铜匣子传给史家后人的，她相信这个神秘家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是个荒诞不经的寓言，演绎的却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就会继续演绎下去。记得当时我写完这个小说，恍惚间有种疑惑：到底是铜匣子错了，还是钥匙错了？

您可以不高兴

我从不幻想所有人都喜欢我的小说。上帝还有人诅咒哩，何况我一介书生。小说不被有些人喜欢，并不让我沮丧。有人喜欢的东西，必然有人不喜欢。世事大抵如此，不足为怪。相反，我的小说让一些人不高兴了，倒令我十分高兴。

有意思的是，不喜欢我小说的人并不一定不爱看我的小说。有的人捧着我的书，边看边骂，也还是看完了。有的人因为身价而傲慢，尽管在我的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却只说随

便翻了翻。还有人看了我的小说却硬是不承认自己看过，实在好笑。到底有多少人看我小说的时候是骂骂咧咧？我没法知道。从小听老辈人讲，你若打喷嚏，肯定有人背后讲你坏话。幸好这是迷信，不然我就成天喷嚏不断了。

倒是我真的偶感风寒时，朋友们在电话的另一端听我打个喷嚏，会十分关切，嘱我多多珍重。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从遥远的北方来信，特意关照说，最近气候变化无常，请您保重身体。我的爱人特意买了块玉雕花生，挂在我脖子上。据说北方叫花生长生果，我爱人买的这块玉佩又是两颗连着的花生，寓意双生，也是祝我平安的意思。我突然发现自己被亲人和许多陌生的人关心着，可掠过心田的却是淡淡的忧伤。我真的那么值得别人关心吗？我的健康和平安真的很令人担心吗？

我尽管很少打喷嚏，但我知道自己受到的批评和指责实在太多了。大凡心智健全的人，都是容得下别人批评的。我还从没在任何场合回应过别人的批评，希望朋友们别误会我对什么意见都置若罔闻。别人有批评或不批评的自由，我有回应或不回应的自由。想侃侃一种批评意见，也纯粹是好玩，算不得对批评的正经回答。正经的回答文章，就得按批评文章起承转合的套路写来，而且应该有些学术味，而我前面绕舌了老半天还不知要领，也闻不到半点儿理论气味。

这种很好玩的批评意见是：我的小说有诲淫诲盗之嫌。他们说我把官场套路写得那么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如果别人照着学，不更加助长了官场恶习？

据说过去的皇帝老子很忌讳《水浒传》，怕的就是老百姓跟梁山好汉去学。其实这忌讳好没道理的。我想，显然是先有了梁山好汉，而后才有《水浒传》，宋江们的起事肯定不是从《水浒传》里学来的吧。《水浒传》之后，中国最有声势的农民闹事，好像只有李自成、洪秀全和义和团，而且这些造反的人是不是看过《水浒传》还说不准。有次，某公同我说到诲淫诲盗的事，我故意冒充饱学之士，幽默了一回。我说，据我考证，洪秀全平生从未见过《水浒传》，他天生就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一门心思要考状元，做大官，所以大半辈子埋头苦读四书五经。只因考场屡屡失意，才一气之下要造反：他妈的，老子大官做不成，干脆就做皇帝去！某公听了，将信将疑，却不好多说什么了。我想，即便《水浒传》之后的农民闹事都是受了施耐庵的挑唆，那么，《水浒传》之前枭雄蜂起、战乱频仍，又是谁之过呢？

我倒是发现，从陈胜吴广开始，凡要率领众人干大事，就必须装神弄鬼。陈胜帛书“陈胜王”三字，藏在鱼肚子里，让人“偶然”得之，传为怪异。吴广从中帮忙，夜学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怪叫。群氓便以为陈胜是上天派来的，都提着脑袋跟着他干了。后来，黄巢、黄巾军、洪秀全、义和团，等等，都干过装神弄鬼的事。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装神弄鬼在中国仍可大行其道。李洪志闹得太不像话了，终于翻了船。还有不少神乎其神的“大师”们，依然活得很体面，很自在。其实，造反和装神弄鬼，都是无师自通的，并不需要别人教唆。

我倒真希望自己的小说有那么大的魔力，也好让我有个报效国家的好机会。倘若如此，我只需将自己的小说全都销毁掉，并就此封笔，从今往后就政风清平，乾坤朗朗了。可这分明是我的一厢情愿。其实官场上左右逢源的任何一位官员，都比我聪明多了，用得着跟哪位作家的小说去学吗？！他们运用自如的官场套路和游戏规则，没有哪本书上阐述过，可他们天生就会。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的实际操作原则大多是上不得书的，因为无法堂皇。作家们既缺乏为官术的理论功底，又无缘身体力行，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依样画葫芦是低级劳动，被人看轻也自有道理。我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官员腐败的报道，因为见得太多，渐渐没了愤怒的兴趣，却常常为他们的智慧而自觉汗颜。他们为了多贪多占而玩出的花样，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种手段，肯定没谁教过，而且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从哪位作家的书里学来的。任何一位腐败官员都比作家要高明许多，他们若是读了作家们写的揭露官场腐败的书，肯定会暗自发笑，骂作家们真他妈的没过世面，因而也就更有理由瞧不起作家。不仅腐败官员们自己智慧，就连他们的亲朋戚友也在耳濡目染中智慧了。有位官员因腐败问题被抓了起来，可就是搜不出存折。专案组费了天大的力才找出了存折，却发现藏存折的办法十分简单，又十分智慧，任何一位天才的作家都虚构不出来。原来，这位官员的老岳母将女婿的巨额存折用塑料纸包好，塞进一块肥肉里，放在冰箱里冻着。这等智慧，怎不叫人拍案惊起？！

拒绝游戏——《国画》代后记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庄严和崇高被漠视和嘲弄，而种种伪庄严、伪崇高却被一部分人很职业地装扮着。这部分人因为粉墨登场，手中便总是持有绩优股票，可以经常收益红利。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祝福我的父亲母亲

——《梅次故事》序（书出版时因故未用）

《国画》出版以后，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本可将“经历”二字改作“遭遇”的，却怕招致无聊的议论。我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做人做事还是平和些吧。

正月初三，我上南岳衡山朝圣，佛前长跪，心念明净。佛我是无所谓信无所谓不信的，

总以为拜佛就是拜自己的灵魂。佛祖恕我！尔后我云游昆明、建水、大理、丽江，念念不忘洗心革面，超度新我。再尔后，我就消失了，同这个世界断绝了联系。在南方某市的某个偏僻角落，我租了一间三楼的民居，埋头写这部小说。

这时，小说才写了一半。写得很艰难，常常放下来就是几个月不去理会。内心太不宁静了。躲了起来，同我为伍的就只有小说中的人物。什么都不去想，只是写作，我就气定神闲。此前万念，与我皆若浮云。不停地写，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我都写了些什么？多说就没有意思了。作家于小说之外，本不该说太多话的。

房间没有暖气，冷得刺骨。本来有家宾馆的老总要给我个房间做工作室的，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欠别人的人情，那里也不是个可以让我匿身的地方。我只好端着华硕手提电脑，坐在被窝里写作。床松松垮垮的，老吱吱地响。也许房东会奇怪我日夜躲在屋里，足不出户。这时候，扫黑风暴席卷全国，他们是否怀疑我是个在逃的黑老大呢？见我到底还算面目慈善，才没有去报案吧。我将手机关了，可传呼机总在我的腰间震动。是那些惦记着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没有回电话，请求他们宽恕我！

初稿完成了，我突然很想念老父老母了。在北京改稿近一个月，我便把父母从湘西老家接了来，带在身边。父母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吃过太多的苦。我对父母一直心怀歉疚，没时间带他们出去走走。如今我是个自由写作者，了无牵挂，终于如愿了。妈妈说，七十多岁的父母，跟着四十岁的儿子，一出门就是个把月，没听说过。老人这是高兴。妈妈到了北戴河，看见了大海，竟然在沙滩上跑了起来。我见了几乎落泪。很多年没有同父母朝夕相处了，我发现自己脾气竟然越来越好了。我伏案写作，妈妈老在身后唠唠叨叨。她老担心我写出麻烦，教我如何如何写。她老人家居然要我写《我爱我家》之类的东西，逗得大家都高兴。我一点儿也不烦，只是不停地回头朝两位老人笑。我原是个很任性的儿子，老同父母顶嘴。天天听着妈妈的唠叨，我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二稿。

书稿送给编辑去了，我松了口气，父母却很焦虑。后来编辑征求我的意见，能不能写得更饱满些。我也觉得不够尽兴，便答应再改一次。父母却以为出了麻烦。父亲是当年的右派分子，就因为几句话便受了二十多年的罪。这块伤疤终生都让他们的胸口隐隐作痛。妈妈说我的时候，爸爸总是默默地望着我。他们不希望儿子再重复自己的苦难。我反复解释，父母都不相信，总以为我在宽慰他们。我便说，我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你们就把自己当老小孩，安心跟着我吃，跟着我玩吧。退一万步讲，哪怕就是出了什么事，也得由我自己承担啊。父母就有些无奈，感叹自己毕竟老了，庇护不了儿女了。

回到长沙，我又躲了起来。父母那忧虑的面容老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小说，却又不能让老人家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父母又回老家去了。我便隔几天打个电话回去，老在电话里打哈哈。妈妈总喜欢琢磨我电话里的声音和语气，惴度我是否真的开心。曾经有很多谣言，说我如何如何了。父母便老打电话来，我也是老打哈哈。有天黄昏，父母突然敲开了我的门。白发苍苍的父母从天而降，我又喜又恼，恼的是他们怎么不事先打电话，好让我去车站迎接。父母只是笑，进门后反复打量我。我忽然明白，两位老人就是想让我措手不及，好看看我真实的状态。我不禁鼻腔发酸，关进洗漱间，泪流不止。

小说最后完成了，父母仍会很焦虑的。他们活到七十多岁了，仍把自己的儿子当小孩。他们总不相信儿子会强壮起来，可以从容不迫，可以随心所欲。妈妈总是说，儿子啊，你太善良。我说，妈妈，你儿子善良，但不懦弱。妈妈笑了起来，却又忍不住叹息。

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敬祝他们健康长寿！

一个女人的命运——《亡魂鸟》自序

我的老家，溆水河边，早年有个知青农场。我十六岁时，爱上了那里的一位姑娘。她长我两岁，梨花如面。姑娘一天到晚总想着给我买零食吃。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两句格言：让爱情像太阳一般炽热，像月亮一般纯洁。于是我俩就总是沿着溆水散步，隔得尺把远，生怕手碰到一起去。正是冬季，寒水汤汤，北风吹得我俩的裤管啪啪地响。有个雪夜，姑娘的伙伴们恶作剧，把我俩锁在了房间里。我俩就围炉夜话，直到东方既白。

一位女知青，为了庇护自己的恋人，被迫同农场场长结了婚。她的善良却未能让自己的恋人躲过厄运。那位优秀的年轻人最终被处决了。罪名是莫须有的。女知青的悲苦命运从此开始。这是我从报纸上读到的报道。不足两千字的文章，我读过之后愤懑难已。报纸还配发了这位女知青的照片，那双眼睛美丽而忧伤。

我又知道几位奇女子，都很漂亮，都很能干。只因为她们偶然同官人有了联系，命运就凄惨起来。人们从媒体那里看到的，她们不过是为几位腐败官僚增添了些花边新闻。当不明真相的人们唾骂她们红颜祸水的时候，我却暗自替她们扼腕。

我怀念远逝的初恋，痛惜那些并不相识的女人，感悟着很多的懵懂和清醒。种种破碎的情绪总在我的胸口激荡不已。去年底，我暂时撇开正在写着的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写作这部《亡魂鸟》。隆冬，寒风吹得窗玻璃哐哐响。

七月，为了躲避长沙的酷暑，也省去些应酬，我跑到会同、靖州去了。朋友们偶尔打通了我的电话，想知道我在哪里，我只戏言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这两个县的县城都很漂亮，有山有水，又有山野菜蔬，人就更是古道热肠了。像我这种散淡的人，正好找这样的去处享受清凉。在会同，我落脚的地方，半山上有座亭子，松风鸟语，流泉鸣蝉。我白天坐在亭子里修改小说，黄昏便去县城的小巷子闲逛。到了靖州，我仍是白天工作，傍晚就去河里游泳。那条河叫渠江，并不太大，却清得撩人。

我写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青小说。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丝毫高贵的知青情结。我不喜欢有人说到知青生活就苦大仇深。因为我知道，知青们祥林嫂林一样诉说的苦难，不过是亿万农民千百年最日常的生活。

我这部小说叙说的，只是一个女人的命运，曲折、凄美、无常、荒诞。

所谓官场小说 ——小说集《官场无故事》自序

我总是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可是人们指着我的《国画》、《官场春秋》和《没这回事》，偏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我便没法抵赖了。于是索性将新出的这本书名冠以官场二字，就叫《官场无故事》。

且不管辞书上对故事二字的权威注解，我却是很小就从祖母那里知道，故事就是大人编

造出来哄小孩的。而官场万象，白云苍狗，妙不可言，并不需要作家有太多的想像力。这于作家的创作，实在是件讨巧的事。作家纵有天助神佑，也抵不过那么多聪明人的奇思妙想。单以文凭、智商和学问论，如今的官场可谓精英荟萃之所。围绕着权力这根魔杖，官场各色人等都会变得极其智慧，随时可以观赏他们出色的表演。当然，顶顶出色的表演是不留痕迹的，不是有心人还真看不出。海底风暴雷霆万钧，而海面上往往风平浪静、阳光灿烂。

说来惭愧，我平生只会做一件事：写字。白天写庙堂文章，晚上写小说和别的文字。中国从来只有庙堂文章才是文章正宗，别的文章都是旁门左道，只配得上“小”、“散”、“随”等很百姓味的字眼，所以就是“小说”、“散文”、“随笔”。于是中国作家们再怎么自命不凡，在有些人眼里，总是“小”的，是自由“散”漫的，是可以“随”便将他们怎么样的。幸好孔圣人作过中国最早的诗歌编辑，诗才不被加上辱没性的前缀，诗也就不失其高贵。所以，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位写小说的皇帝，他们写诗。

我很惭愧，写不出诗，只喜欢写小说，也写写别的小文章。听说打麻将已经算是体育活动了，再也不用担心麻将销磨国人意志了。但没有人通知我，所有人晚上都得从事这项全民健身运动，所以我白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晚上想写作就写作，想看书就看书，什么也不想干了就独坐窗前凝望天空。书房西窗，群楼如林，天余一角，有时还可以侥幸望见些星星。

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朝夕之间》后记

我见识过一种高论，大意是说按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只有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才是小说，而中国传统的小说只是故事。我有自知之明，依着这个高论去评判，我的小说就不是玩意儿了。这里面的小说和故事是个什么概念，也许太深奥了，我琢磨再三，不得要领。如果我的小说不再是小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叹的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学记录顷刻间化为乌有，只剩了个孤独的卡尔维诺。不知卡尔维诺九泉有灵，他会愿意吗？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中说自己对未来文学是乐观的；既然如此，我相信他对人类文学过去的成就也该不

会如同某些高人那么漠然吧。相反，卡尔维诺对文学先贤的不朽事功恰恰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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