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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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是很不喜欢某些高人言必称希腊的，但既然有人提到了卡尔维诺，那么话题还是从卡尔维诺说起。这位被有些中国高人鼓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师说自己年轻时也想通过写作表现自己的时代，并想“满腔热情地尽力使自己投身到推动本世纪历史前进的艰苦奋斗之中去”，“文笔应该敏捷而锋利”。这个时候，卡尔维诺头脑中的文学是沉重的。但他很快就觉悟了，发现自己年轻时候对文学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卡尔维诺就成了让某些中国高人推崇的世界级大师了。
也许很多中国作家知道自己注定成不了大师，便不想去剽窃《寒冬夜行人》之类。至少我现在仍愿意像卡尔维诺年轻时那样幼稚着。作家写小说主要是给普通百姓看的（当然也有高明的作家专门替某些高人的研究而写作）。可是我始终不明白，很多连百姓都懂的道理，到了高人那里竟然糊涂了。比方说，普通百姓嫌中国那些关注现实的小说写得太收敛了，而高人们则指责这些小说过多地反应了阴暗面；普通百姓说某些现实题材小说把某类人的嘴脸刻划得维妙维肖，而高人们则担心有人会依样画葫芦；普通百姓认为作家应有社会良知，而高人们却总疑心作家有什么不良居心；普通百姓赞赏作家犀利的笔锋，而高人们却偏说作家在玩味某些消极东西；普通百姓知道小说同社会调查报告是有区别的，而高人们则批评有些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普通百姓同高人的区别还可随便列出很多。普通百姓和高人，该相信谁呢？因为有位伟人有时候说少数服从多数，有时候又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文学有对与错之分吗？我想没有。但是文学有优劣，分高下。普通百姓看问题，往往只用常识作判断，而不会应用什么高深学理去论证。通常情况下，评判文学，常识就够了。可是某些高人，也许学富五车，却往往无视常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怀疑这些高人的智慧，却怀疑他们的良心，至少怀疑他们的诚实。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百姓欢迎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在中国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伪现实主义多么无聊？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如果只剩下“准风月谈”和“高科技文学”会是多么有害？
“高科技文学”是我刚刚发明的一个名词。我的文学的概念是浅显的而不是深奥的，是可为街谈巷议的而不是放在试管里作研究的，是适合大多数普通人阅读的而不是为了去领某项诺贝尔科技发明奖的。可是，我注意到有人正试图把文学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说，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为像爱因斯坦的作家就高兴了，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笑容里自然还有对无知群氓的嘲讽。有些文艺理论家通常要标榜自己站在理论最前沿，自然要替“高科技文学”摇旗呐喊。于是，在某些高雅的小圈子里，“高科技文学”就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玩“高科技文学”的那些人，只要有人同他说现实主义，他就会怪笑。他们眼里，现实主义太老土，太原始，太不尖端。可是，他们其实“念念不忘”的仍是现实主义：他们就像刚孵活的小鸡，拼命想挣脱现实主义的蛋壳；他们就像幻化成人的狐狸精，时时留神自己不要露出现实主义的尾巴；他们就像男人变性做了女人，总担心自己嘴上长出现实主义的胡须。哪怕他们的文学真的“高科技”了，现实主义仍是他们终身与之顽强战斗的假想敌。
我的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是：“高科技文学”拼着老命想要远远地跑到现实生活之外（其实谁也做不到）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像卡尔维诺说的，文学仅仅只是为了减轻生活的重量吗？倘若果真如此，用得着作家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我们可以找副扑克玩算命游戏，我们可以猜谜语讲浑段子，我们可以钻进电游室同美国三军鏖战，我们如果口袋充实还可以醉生梦死。
我想，文学本质上是良心，而不是玩具，尽管有时候它看上去很好玩。比方《唐吉诃德》、比方《好兵帅克》、甚至比方《西游记》，它们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人类的精神玩具。我随便说到的这几部小说，理论家们也许会将它们归到不同的主义里去，我却认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优秀的实现主义作家，多少都会有些唐吉诃德的的勇武、好兵帅克的天真、齐天大圣的顽皮。正因为他们的勇武、天真和顽皮，文学才永远不至于丧尽天良。
不知装帧尚可的《卡尔维诺文集》销路如何？如果为着这套书热卖而炒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犯不着那么多人自作多情地装高明，似乎谁再现实主义就丢人，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
没法结局——《结局或开始》创作谈
《结局或开始》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朝夕之间》的最后一章。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绵密厚重。《朝夕之间》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种植物：近七年间，我先后写了六个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头发白了》、《秋风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结局或开始》。这些中篇我每写完一部，下一部似乎就在暗自生长了。我必须接着写出下一部，心里才安妥。编辑成《朝夕之间》，我通读一遍，几乎有些吃惊。原来内在气脉、情节铺陈、人物呼应，竟浑然天成。很多读者是看过其中一些篇目的，如今合成长篇出版，读
者仍是喜欢。
我的书近几年好像颇受读者青睐，以至盗版书和盗名书猖獗于市。书有人看，自是作家的快乐。可我心里常觉不安：为什么人们喜欢看我的小说？也许因为很多本该结局的故事不肯结局，而不应开始的故事天天重新开始吧。
《结局或开始》写的正是这种无奈。我们正在飞快地老去，而时间似乎凝固着。今天同昨天没区别，明天同今天差不多。解放鞋换成了牛皮鞋，中山装换成了西服，吉普车换成了奔驰，但上演的还是老把戏。新的语汇层出不穷，而日新月异的语言材料演绎的却是一成不变的古老逻辑。新的语汇粉饰着生活，似乎我们已经改天换地；可透过话语魔障，破译出的仍是千年皇历。
我曾经将千百年流变日新却一脉相承的官场游戏定义为“官场亚文化”，即一种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官场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现实逻辑和实用规则。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亚文化免不了蝇营狗苟之类，于是尚未见有专门的论著研究之。但这却是真正左右官场和官人的秘笈。官场偏又是个重实用而轻理念的场所，尽管有时候有些理念被宣扬得至高无上。我偏执于《结局或开始》之类题材的写作，只因我曾经厕身同样的生活环境，而我天生的习惯就是喜欢寻根究底。有些事情不管被人弄得如何冠冕堂皇，我总禁不住要捅破那层纸看个究竟。我不太安分做个皮影戏的看客，喜欢跑到后台看别人怎么操纵。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后台看看，见到的总是那些伎俩，大不了只是换换演员或道具而已。于是现实总是在封闭的圈子里轮回，不见有大的进化。没有叫人欣慰的结局，也没有真正新的开始，这是令人沮丧的。
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感情极其复杂，有恨、有爱、有悲悯。中国官场毕竟是精英荟萃之所，当然其中也有丑陋的物种，他们构成奇特的社会生态圈，主宰着芸芸众生。生活并没有给我太多的乐观，但生活毕竟需要希望。于是我在关隐达身上寄予颇多。正如一位论者评论的，关隐达这个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包含着隐与达的矛盾。作为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他本能地会追求一种隐的生活美感；而血性男儿的功业抱负必然又使他向往着达。达与隐不可兼得。这就使得关隐达在官场中总是陷入一种尴尬。现实智慧终于让关隐达在达与隐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无论是隐是达，都不可能是关隐达的自主选择。他的命运沉浮主宰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里。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能在无可奈何的喟叹中顺应那只手的操纵。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调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因为我知道从处级干部是不可能连越两级登上市长宝座的。但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
故事本不用编的——《编个故事》创作谈
王小波有句话，我听了背膛发寒。他说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比小说更精彩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哪用作家们去编？拙作《编个故事》，本想荒唐地编来，却都不是玩话。
都说电脑的操作知识是“二进制”，“会”或是“不会”。官场更多的却是“一进制”，只能说“是”。比方说在领导面前，你若总是说“不是”，准没好果子吃。我天生就是个
“领导观念”极为淡薄的人，人们司空见惯的所谓“尊重领导”，我就颇为质疑。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阔，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尊重领导，骨子里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当初我侧身官场，在所谓领导面前，我可以服从他们，却不一定尊重他们。想赢得我的尊重，得看他们自己的德行。
我们平头百姓，只是官场的看客，奈它不得的。官场该如何时便如何，且不去管它。只是这社会的角角落落，如果也越看越像官场，麻烦就大了。举个例子，机关或学校食堂大师傅卖菜，手持菜勺总是抖个不停，你若是他的熟人，手立马不抖了；又比如，公共车的售票员，见了熟人居然非常慷慨，不要他买票。食堂大师傅和公共车售票员手中的权力实在小得可怜，却也能以权谋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城市里的所谓“穴居族”（寄身城市地下管道或废井的流浪汉）的报道，发现这群人的内部结构、游戏规则竟同官场惊人地相似：有拉帮结派，有勾心斗角，有吹牛拍马，有请客送礼，甚至还有个人崇拜。
那么，我看到大桥下面修车的师傅，自然会想到官场了。况且师傅又那么像官员，口才出奇地好，戴着眼镜，留着大背头，居然还气宇轩昂。天下很多官员同大桥下面的那位修车师傅，只要换一下行头，保证看不出谁是谁。
我自然知道，这些都只能是我的迂腐之论。生活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行进，没谁有工夫同你讲道理。作家们也不必管有没有人同你讲道理，写自己的小说吧。但如果作家以为自己的创作可以发挥多大的功用，甚至匡时济世，那又迂了。小说就是小说。
关于《夜郎西》——《夜郎西》创作谈
每发一篇小说，总有些很好的朋友问我：听到什么反响了吗？朋友们的所谓反响，说得含混，我也只好含混地笑笑。哪能指望一篇小说一定得有什么反响？我从来没这么自恋。不过去年的《今夕何夕》，偶有官场外的人看到了，就说写得太真实，也太骇人了；而官场里面的人看了则不以为然，说现实比我的小说更骇人，我写得有些“小巫见大巫”。其实，不管大巫小巫，我想都有写的必要。
然而《夜郎西》中的关隐达则不是诸如此般的巫类。他算是比较正派、廉洁、敬业的官员，所以群众拥护他。但他并不是完美的，如果不在宣传上作些技术处理，就把他作为先进典型推出去让大家学习，显然是不行的。他的确不含不占，但他多半想到自己正背时倒运，凡事小心些好；他同下级相处融洽，但到底有些笼络人心的意思；他处理个别干部时显得正气凛然，私下却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最终向腐败发起了进攻，但却是万不得已的义愤之举，他原本打算大家相安无事，好让自己有个平稳的工作环境。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当官的只要稍微做些好事，或者比别人表现得稍微好些，或者只要不干坏事，百姓就会当你是父母官，就会送顶青天大老爷的帽子给你。再加上近几十年，老百姓早让“高大全”的官员形象倒尽了胃口，他们评价官员的标准早世俗化了，已经十分通达。你有些缺点，他们能够容忍。只要你做得不算太坏，他们并不苛求你。如今在中国做清官，生活上也许清苦些，但百姓从心里拥戴你。关隐达是群众心目中的清官，人民代表就把上级意图抛在一边，选他当了县长。中国人所说的青史留名，我想并不是指载入那发了黄的线装书，而是让百姓代代口碑相传。
关隐达是否就是个成功者呢？人民代表推举他当了县长，但他的当选是不合组织意图的，上面事实上不承认他。他的县长当得太艰难了，就连向地委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都难得轮上。面对官场宠大的动作机器，他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隐达又不算个成功者，因为官场上评价人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官运亨通，是否青云直上。总之，把你一辈子的努力换算成官阶来衡量，这是很叫人无奈的。
这里就有两个标准了：一个是人民的标准，一个官场本身的标准。人民的标准在现世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但他属于历史，它的评价是永恒的。官场的标准在现世却是绝对权威，但它的评价总需历史再作审视，不少被官场标准推为极显极贵者，让人民或历史的标准重新评价之后就成了大奸大恶。无奈人民的标准总是滞后的，因此历史便总是在后悔。勿庸置疑，这种后悔的代价是沉重的。
有种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
拿她们如何是好
——读许丽晴小说集《冬雪无忌》
如果手里有一面魔镜，我们可以照见许丽晴小说里的女主角前世都是精灵，衣香鬓影，仙袂飘飘，乘着轻盈的白云直往天上飞升。然而她们不幸误投凡胎，错降尘世。她们的裙裾上牢牢地绑上了沉重的沙袋：谋生与事业，丈夫和孩子，责任及爱情。她们虽然仍保持着那个升天的姿势，但已无法轻盈地羽化成仙。她们有仙女明亮的眼睛和柔软的心灵，却毕竟不
再是仙女，只是人生血肉战场上的女战士。她们手里拿着的不再是馥郁的花篮，而是饭勺和时刻上着膛的枪。
我们看不到她们自怨自艾，顾影自怜。她们仿佛生来就认同了尘世的命运和责任，那样心甘情愿、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她们是尘世间的完美主义者，想做最美丽的女人、最温柔的妻子、最慈爱的母亲、最优秀的职员，甚至是最勇敢的警察、最成功的官员。她们难得有须臾的放松，虽然有时候也哭、也抱怨、也失败，但无一都有着不向逆境低头的坚韧和倔犟。哪怕是作家笔下最带漫画色彩的“反面”形象，也表现得那样不屈不挠、有姿有态。
许丽晴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写机关生活，写现实种种。机敏细腻的观察，犀利洞彻的文笔，冷峻智慧的理性色彩，对生存空间的微妙、无奈、黑色甚至残酷毫不避讳，随意间就捕捉到个中的玄机和奥妙。这本不是一个女作家的特长。她睁大着眼睛看人生的惨痛和丑陋，准确有力，直指核心。她的小说里有沉甸甸的人生，有不能回避的血泪，而更多的是勇气和智慧，不是绝望。
许丽晴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却又时时透出浓浓的诗情和暖意。她对大自然有着非常敏感的触角，花朝月夕，春雨秋风，都会在她多情善感的心里引起波澜。她笔下的女主角是跋涉人生的战士，也是最能发现和欣赏自然美的诗人。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有着知识女性的自信和自尊，却不缺乏女姓的温柔细腻、善解人意。所以，许丽晴的小说无论怎样写现实的无奈和人生的沉重，都总让人觉得温馨婉约。
读了许丽晴的小说，男人们或许会有某种想做骑士的冲动。我们真不愿意她们的鞋子再踩在泥泞的雪地里，再为生活的沉重和艰难叹息落泪。我们愿意还原她们仙女的天性和姿态，愿意她们手中只提着花篮。可这也许只是男人们的自作多情，她们自己未必答应。她们哪怕真的曾做天仙，一旦呼吸凡俗之气，再也无法飘逸。
肖仁福小说
——肖仁福小说集《局长红人》序
我最害怕两件事，赴饭局和替人作序。上了饭桌，我不喝酒，却又要说很多废话，真是辛苦；为人家的作品写序，是需要段位的，而我多少还有点儿自知之明，总是避之不及。
可最近好几位朋友，都是官场的，都说要出版小说，嘱我作序。真是难煞我了。我总对
他们说，好好的放着官不当，写什么小说呢？我的这般婉辞未能被朋友理解，他们仍执意要我写几句话。这几位朋友，都是官场上风头正劲的人物，眼看着就要飞黄腾达了，却走火入魔，写起小说来了。我虽是这么说，但并不完全是我的真心话。多一位文学同道，我是高兴的；可能会少一位官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官员靠几个人点头就可以下文件批发，作家得靠千百万读者认同才算数。
肖仁福先生原本同我一样，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只是业余干些文学勾当。我们偶尔聚在一起，吃饭，喝茶，开玩笑，说段子。只是从来不谈文学。这年头将文学挂在嘴上似乎是件很迂阔的事。肖仁福不太说话，习惯摸着他那浓黑的小胡子倾听，模样有些高深。我以为他是在深宅大院里呆久了，身上免不了谨小慎微的小干部病。
读了肖仁福先生的小说，方知他骨子里面永远只能是个书生。我说他是书生，意思自是褒扬的。而别人听了，肯定以为是揶揄。词典是死的，人世却是活的。比方官场里面，聪明的意思是滑头，成熟的意思是虚伪，严肃认真就是装腔作势。我说肖仁福是个书生，只因读了他的小说，知道他仍然是个认死理的人。很多时候，如果没学会指鹿为马、没学会混淆黑白，就会被人嘲笑为书生。
我喜欢有些书生气的人。肖仁福先生的小说，将当下官场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了过来，真实得有点儿残酷。人生本应有多种可能，而官场是条单行线。在这些小说里，行走官场的人们，憧憬着锦绣前程，而事实上他们更多的希望被阉割了。他们或者春风得意，或者怀才不遇，或者失意消沉，而共同的脸谱就是看上去浑浑噩噩。放浪形骸成了时髦的生活方式，放弃原则取代了所有人生原则。不论成功与否，灵魂总免不了堕落。灵魂的堕落成了特定时空的必然，如同自由落体运动，运行轨迹来自上帝第一脚的恩赐，同灵魂的质量没有关系。这些灵魂在滑行之中的自我救赎纤弱无力，亦如自由落体运动所能凭藉的阻力仅仅是稀薄的空气。我读这些小说，时常透不出气，感觉氧气被抽空了。
有种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
生活中的很多故事，本是不知道的好，落得耳根清静。可偏偏有类作家是多事的人，专挑有些人不高兴的事说。谁想装聋作哑，可以不看这部小说集。
废言小说
书越是弄得一本正经，我越是生疑；就像做人，那些凡事冠冕堂皇的，往往道貌岸然。废言的小说绝不作态，读他的小说集《城市爱人》，就像在同一位经事颇多的朋友聊天。
废言称自己的小说为方志体。其实关于历史，我倒宁愿相信稗官野史或民间传说，不太相信那些煌煌赫赫的史志。史志看上去言之凿凿，却免不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中国没那么多史马迁或董狐，秉笔直书只是史家的理想或傻气。史家只要端着官家的饭碗，就别指望
他可信。倒是中国史家的笔法，简约凝炼得好。废言所谓方志体小说，大概就在笔法的神韵上。他那一组《广东房子人》，写一个个人物，总是廖廖数笔，须眉毕见。废言的小说，就像我喜欢的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一样，没有自私的功利，不理会什么叫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替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有人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也许就因为文学作品超越着正统的史志。
真说史志笔法，最为可贵的，就是作者并非迫不及待地要从字里行间爬出来。废言的方志体小说，只有小说人物在你面前行走，不会听见作者躲在人物的肚子里叽哩咕噜，也不会让你感觉有一位救世主一样的作家在你头顶飘忽，向你布道传教。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打扮得像圣经一样的小说。中国老百姓好像永远长不大，每天得听各色自命高明者的教诲，回头想看看小说，还得听你作家说教，累不累？作家且莫自命高明，只有读者才有资格琢磨你作家是否高明。废言是位很懂得尊重读者的作家。
废言尽写小人物。关注小人物，得有大情怀。如今我见的较多的是小人物梦想做大人物，大人物梦想做大大人物，大大人物又想做成大大大人物直做到南山松老，最好成佛登仙。而废言这位小人物却悲天悯人，写了多年小说而只写小人物，真的可爱。
说来奇怪，废言小说时间地点都很实，可我读了总觉得时空恍惚。不知是我的感觉不对，还是废言营造了某种魔幻般的艺术氛围？不过依我的读书心得，小说人物若能游离于时空之外，必是传神。确实，废言小说中有些人物，属于过去的岁月，却又像我们成天可见的熟悉面孔；而且，他那些写当下生活的小说，今后再读，也不会觉得陈旧。但对于生活，某些艺术形象魅力不衰，又未见得就是好事。比方说，一百年之后，我们读到阿Q时不再倍觉亲切，就是民族大幸。这却是文学搭救不了的。
废言笔下没有大事件，只有无数平常的日子，一如我们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我是个总为平常人的平常日子而感动的人，所以偏爱废言的小说。平常人的平常日子，是生活的常态，也是历史的常态，诠释着人世间所有的含义。我希望生活中少有些大事件，多些平和与冲淡，因为有些所谓大事件，往往意味着阴谋、掠夺、杀戮，拟或谎言和荒诞。而平常日子是宁静的，老百姓愿意宁静。废言笔下的人物，就像我农村的乡亲、我城里的街坊、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或者就像我自己。我们在承沐阳光，在觅生度日，在生儿育女，在经历苦难，在享受爱情。我们是草民，草一样柔弱，也草一样柔韧。
流年碎影
——刘晓闽散文集《她和他，摇啊摇》序
如果我们沿时光往回走，倒回去三十年，在长江口，一个叫浒浦的小镇。盛夏中午的阳光被老宅子旧得褪尽颜色的木格窗挡在外面。一个女孩，也许七岁，趴在一张“巨重无比”、“有九个抽屉”的大桌子上看照片。这些照片被压在一块玻璃板下，上面有外公、外婆、父母、舅舅，还有更小时候胖乎乎的自己。小女孩像着了魔，一遍又一遍，仿佛永远看不够
。老宅子的墙上有一面古旧的黑色大钟，门外的院子里有天井，有青苔，还有舅舅们种的两棵梨树。
三十年过去，当年趴在桌上看照片的小女孩已经成了一个年轻妇人。她还在着魔般地打量那些照片，目光中却多了许多复杂的东西。她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照片。照片上当年英俊儒雅的外公已经过世，抱在穿着旗袍的外婆手里的二舅过继给了别人，母亲两条粗黑的长辫真的只在照片上见过，而照片上手持红宝书、佩着领袖像章的二三岁时的自己今天已有了一个八岁的调皮儿子。
流年中的碎影，留下的当然并不止这些。童年时淡淡的欢乐，好公好婆的慈爱亲情，父亲的抱憾和伤痛，自己的伤痕。作者不仅仅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努力在逝去时光的重现中寻找到真正的自己。她在记忆的魔镜中呼唤出亲人的面孔，聆听已经不再的声音，辨认自己来时的细弱脚印。找到自己，确认自己，从昨日夕阳的光线中多攒集些明日的温暖。
刘晓闽是一个心很柔软的人。她的天性也许自然地使她回避了生活中更为阴暗和痛苦的东西。那些东西她心里一定有，但是不说，也说不出。放在心里，自己担着，慢慢久了，沙砾变成了珍珠，就有了一种宽恕、一种悲悯、一种更大更广博的爱，有了更多的智慧与坚强。这是最让人尊重又让人心疼的地方。人到了这时，可以说是真正开始懂得生活、懂得做一个好女人、更懂得做一个好母亲了。
刘晓闽的儿子其实是这本书的真正主角，作者的感情重心都在他身上。生下来多重，多长；一周岁时多重，多长；怎么打针，怎么吃药，怎么发脾气，怎么逞英雄。做母亲的如数家珍，历历道来。这种似曾相识，每家几乎都有的育儿经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又颇感亲切。世世代代，人类就是这样繁衍生息下去的。做母亲的拳拳爱心代代相同，甚至并不仅仅只限于人类，真令人有无限感叹。细细想去又有几分悲怆。
刘晓闽散文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她的朴拙简单。这是我读过的一本最不炫耀技巧的书。读多了那些玄奥尖巧让人眼花瞭乱而最终又不知所云的文字，再来读一读这样清浅如水的文章，眼里心里都很舒服。这也一定是刘晓闽做人的风格吧。
古梦山水云——观石纲先生画展
石纲是一个画梦的人，画那种浑浑沌沌、苍苍茫茫，只在夜里做的梦。梦见的也是夜，天漆黑漆黑，低得仿佛要拥下来，大地躁动不安地往上拱。天与地之间拥塞着巨大的山川沟壑。那些山川沟壑奇怪地具有一种动物的肉感。它们是一种不知名的体积庞大的软体动物，被囚禁在沉沉天地之间，蜷着身躯，蠕动着，喘息着，摸上去还有暖乎乎的温度。
有一些光亮突然照彻下来，这些神秘的光不知源自何处。只感觉夜梦如水，那些绛红、
宝蓝、青绿、金黄的光一旦穿越了沉沉梦境，就被水晕开，消解掉了原本的凌厉和锋芒，变得柔和轻盈起来，于是蒸腾为缕缕团团飘浮的云气。这些云气起伏，颤动，变幻，瑰丽诡艳，渗透滋生，没来由地照亮着这里那里，像是给黑梦魇的一点儿安慰，然而却多少带着些凄艳鬼魅，愈显出天地的厚重幽渺。
石纲画的是盘古的梦吗？那是一个巨人在浑沌初开、幽古蛮荒时候的梦。天地原本浑然一体，有着同样的密度和质量，沉睡于莽莽宇宙之中，实在是自在圆满。盘古伸拳踢脚，生拉硬拽，开天辟地。这时的天还是不透光的天，与大地依然筋脉相连，难解难分。盘古蜷身其中，面对着自己开辟的这陌生世界惊栗、惶惑、打量、叩问。这就是我们的寄身之处么？这就是我们的来处么？我们为什么就恰好是在这样的天地之间了呢？而天何其重，地何其阔，夜何其黑，人何其渺小孤独。山川寂寥，倾耳无声。石纲的梦境里有着人类最原始最深沉的孤独荒谬的宿命。这种孤独荒谬之感是从盘古开了天地的那一刻起就和我们如影随形、刻骨入髓了的。
我眼里的石纲，实在是位慧眼寻梦人。他的目光超越时光流速，为我们追回了人类远古的初梦。那是人类在亘古鸿蒙时代对宇宙、对自然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也许那打量宇宙的第一眼已经被我们淡忘了，包括我们对人类自身命运最本真最彻底的追问。文明的落灰一代一代叠加，我们究竟还会有多大的能力拂去尘埃、找回我们和宇宙最初的面目呢？
梦境其实是现实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往往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使我们顿悟。它显现出的总是人们灵魂最原始、最幽微、最不易察觉或最不愿察觉的那一部分。当它以最真实的形态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其实是在向我们兆示或逼问。
石纲的画自然是中国的水墨画，他的画里有庄子独与天地相往来的意境。用中国画的化境，所谓“气韵生动”来评价石纲也许并不为过。但是，我们看惯了中国画的写意和抒情，实在又觉得石纲有些陌生甚至怪诞。那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又是师法了谁借鉴了谁呢？我们其实都不用去管。艺术家们只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创造。
与一个村庄的告别
——卢年初散文集《带着村庄上路》序
我把卢年初的散文集《带着村庄上路》当小说读。这里有一个人的成长，一个村庄的消亡。这是一本水气淋漓的书。良田，绿树，鸡飞狗吠，炊烟缭绕，都氤氲在一派水气里。更不说洞庭湖上的无际白光，芦苇，渔船，撑篙网上跳着的银鱼了。村庄从水里诞生，最后又消失在水下。只有人在长大，离开，把记忆带着上路。所以说，这本书实在应该是一个人与
村庄的告别。
这种告别细腻而温柔。村庄里的物与事，每一个人，一条狗，一棵树，一片禾场，都有自己的名字、个性和故事。那条黑狗，俊秀，稚拙，忠诚得有些死心眼儿，我们实在无法不把它看作一个人，一个让人爱痛都不是的小兄弟。那棵总被孩子们剥下皮来做“叫叫”的老柳树，当年望着孩子们在自己身边胡闹时的目光，也是宽厚慈祥的吧。还有自己的家族、外婆、父亲、母亲、儿时的伙伴、村庄里的男男女女，他们沉甸甸的欢喜忧愁，被化繁为简。作者清朗简约的线条，把他们勾勒得如此生动。卢年初特别擅长写人，也喜欢把那些猫狗柴禾、水塘老树，通通当作人来写。他笔下的村庄是最人性化的村庄。
作家总是被记忆纠缠。童年因为生命力最蓬勃、观察最敏锐、心灵最纯洁，留下的记忆也就最鲜明亮彻。应该说，童年的目光有一种直指物事核心的透视力量，而成年的一切经验都只是童年记忆的延续。童年的记忆里，细节是否真实，已经不再重要，要紧的是它已经形成了我们人生的感情模式、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也许正因如此，与它相关联的一切才能被称之为文化，称之为历史。卢年初的记忆里，童年是湿润温暖的，所以他的村庄也弥漫着一种宽厚、一种亲情。那些年代里所有的贫穷和饥饿，痛苦和残忍，历经多年的时空流转，也只变成了一种缓缓的钝钝的痛，一种哀而不怨、温柔敦厚的叙事。从这种意义上讲，卢年初其实也是带着一种淡淡的伤感，向自己的童年告别，向一段历史和一种文化告别。
我很喜欢卢年初这种淡若一湾清水的叙事。这让我想到中国艺术家喜欢用的白描，有一种透明的质感和张力。卢年初自己说，他追求的就是一种不讲究的风格。除去了一切多余的色彩和繁复的夸饰，只留下素朴、本真和沉静。这是文学的上境，也是人生的上境。
春平小说序
有位文学批评家对我说，作家们写作关注现实的小说，实在是徒有一腔热血，因为素有看客传统的中国读者往往忽略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只是醉心于猎奇与窥探。而书商则告诉我，小说只要傍着官场的边儿，必定热销。
我便不知道应该反省的是作家还是读者了。作家无权让读者反省，还是自己先把问题想清楚。我有一个顽固的想法：文学必须关注现实。有种论调我不想弄明白：西方文学的传统
是无中生有。所谓证据，最极端的便是卡夫卡。可是即便是卡夫卡，我怎么读都不过是现实的哲学图解。不知怎么到了别人法眼里，卡夫卡的小说便是无中生有了。这类人看来，无中生有的文学便是高级的文学。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只好独钟着眼现实的文学。春平小说，正是此类。官场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这是无可奈何的。倘说过去是农耕中国，五十年来便是官场中国。我偏偏又因人们对官场的过分关注而懊恼。有朝一日，官场不再让人牵肠挂肚，便河清海晏了。
然而黄河的水仍旧混浊着，春平便要写官场。他的这部长篇，有着现实官场的大部分元素，近乎原生态，生动而激烈，令人扼腕唏嘘。依我愚见，此类小说最易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拘泥于真实，则步黑幕文学之后尘，徒添看客们的娱乐；如果自负于理性，则易流于开药方，显出可爱的天真。春平肯定比我有朝气，因为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居然看出了某种理想。
今年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闲下来再读鲁迅。鲁迅时代，北平当局禁止妇女养公狗，据说不仅有碍健康，而且有伤风化，大碍国体。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禁止官员配备女秘书和女司机。异曲同工，叫人莞尔。鲁迅先生说，军人自称佛子，官员佩挂念珠，佛法便要涅槃。当下有些官员，不管他是何等货色，尚未东窗事泄，通通人模人样，满脸道德油彩。一个简单地以好坏论官人的社会里，道德形象比什么都重要。可是，言必称道德，道德也要涅槃了。正如楚狂之叹：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鲁迅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读到的只是吃人；我翻遍鲁迅的文字，读到的只是绝望。鲁迅从来不认为文学有多大能耐，不过是“无用之用”罢了。因而，无论读谁的小说，都不必太认真，哪怕它真是部好小说。
生活没有旁观者
继东君与我当属君子之交。我俩同处一座城市，电话常打，却免掉了吃饭喝茶之类的客套。疲于觥筹交错间的周旋，真难得这种可以淡然相处的朋友。我曾同家人感叹：倘若真逢乱世，可以在危难之际托孤的朋友，就只是继东君了。
毕竟是朗朗乾坤，太平天下，我用不着托孤给继东君，他也可以从容地去做记者。如今很多职业或群体的形象早就典型化了，尽管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在百姓眼里却并不是那么
回事。比如官员常让人联想到贪污腐败，演员常让人联想到偷税、滥交和吸毒，记者常让人联想到有偿新闻甚至新闻讹诈。而继东君实在是位令我肃然起敬的记者，尽管我对他的敬意常表现为朋友间的调侃。
然而，我读了他的《生活没有旁观者》，感觉这是本不敢随意调侃的书了。书中收录的文章多是继东君有关历史与现实的思索，我大多早就读过。继东君每每写了自己满意的文章，总要先送我看看。其实，他对自己文章的所谓满意，并不是作文小技上的孤芳自赏，而往往是感悟到了令自己灵魂为之震撼的东西。记得他写完《从李辉到蓝英年》时，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随后就送来了复印件。这篇约两千字的文章，我读了近一个小时，有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倒回去咀嚼好几遍。终于读完之后，我不禁仰天唏嘘。李辉是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学者，蓝英年近几年潜心前苏联作家命运的研究。继东君对比了两位学者的思考，感觉到的是难以名状的苍凉与沉重。他的这种感觉立即笼罩了我。读着这样的文章，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会像继东君一样，拷问历史，审视现实。继东君后来又告诉我，文章终于被好几家刊物发表了，却不得不删掉有些句子，很是惋惜。我安慰他说，你自己留着“善本”吧，总有一天会“足本”发表的。我相信历史总要不断进步。
收进书中的《阳光下的备忘录》，是关于几位知识分子命运及其思想的采访。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受尽磨难的，当他们的负罪之身得以自由后，面对越来越感到陌生的现实，他们的灵魂却从未真正自由过。他们也许注定要在灵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们很宿命地经受了昔日的苦难。继东君萌发这个采访动机时同我谈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意义的事，但又预感到这也是项很难坚持下去的工作。我并不怀疑继东君的毅力，而是觉得历史的尘埃并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险。继东君没顾及什么，开始了他的采访。他先后采访的九位老人，当年都充任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编辑、教授、诗人或艺术家，而他们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识分子。这大概也是他们之所以落难的根源。不知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中国的真正的知识总是同现实环境矛盾着。正如继东君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现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这位老人关于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永远的尴尬却是真实的。这项采访最后没有按照继东君的计划圆满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不然，再过些时日，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就永远尘封在黑暗的时间隧道里了。
我的《国画》出版后，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问及：向继东是否就是你小说中的那位记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继东的某种权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后来继东自己告诉我，北京一位学人调侃说他就是曾俚。看继东自己并不忌讳，我松了口气。的确，我刻划曾俚这个人物时，脑子里浮现的常常是继东君。他平时没事是不打电话给我的，若有电话过来，准是又采访了某桩令人愤恨的不平事。
继东君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物欲，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继东的“别样东西”是否太凝重了？
莫美小说
也许是巧合，最近有两位官场的朋友嘱我作序，他们都是写小说的。莫美先生是位劳碌在基层的官员，一年到头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似乎并不怎么讨好，有人戏言他们成日里干的只是八个字：催种催收，流产刮宫。
莫美却有闲心写小说。别人未必理解，我却引为同道。我原来混迹官场，也很忙碌，却并不妨碍我写小说。无非是少上些牌桌，少走些门子。有人暗里说我迂，不懂官场套路；明
里却说我不务正业，心思不用在工作上。据说有些官人打牌，用的是专有术语，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大小王全抓在手里了，他们会说“四大家”都到齐了；正主牌抓得多，他们会说常委们还是听我招呼的；副主牌来得多，他们会说干部队伍是坚强的；副牌来得不好，他们会说可惜群众基层不太牢固。这些人牌桌上居然念念不忘工作，的确应是我辈的楷模。
不知莫美也遇到了这种尴尬吗？想必比我当年幸运不到哪里去。不然他何必弄个笔名呢？毕竟不是盛行文字狱的年代了。有人就曾替我惋惜：当初你用笔名写作就好了。我听罢莞尔。
我想如果莫美的上司和同事们知道他这位写官场的作家，就是身边的某某，会怎么想呢？有人只怕会倒抽一口凉气的。莫美的小说太元色，太本真，太现实，也太残酷了。尔虞我诈，疑忌猜嫌，纸醉金迷，失魂落魄，迷惘困厄，顿首无奈……种种况味直逼而来。他的有些小说，我几乎不忍卒读，感觉胸口堵得慌，却又忍不住要读下去，想看看莫美笔下呈现的生活底色到底如何。
莫美本是条魁伟的汉子，可读他的小说，我的眼前总游移着一位文弱的书生。这书生又总变换着两种姿势：俯视或者仰望。这种意象很怪。也许，莫美尽管肩负一官半职，却永远只能是书生本色，无法真正沉溺到官场里面去，他凭着自己的良知，以俯视的姿态关注生活；可是现实无奈种种，他又是无法参透的，好比壁立万仞，他只好仰望叹惋。
身为官人而要写官场，最好是个地下工作者。我愿意莫美做个好作家，因为中国的好作家毕竟不多；又愿意莫美成为好官员，可别因为写小说而误了前程。鱼和熊掌能兼而得之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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