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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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有输赢，战争有胜败。但战争毕竟比赌博残酷得多，谁败了谁就有罪；可战争游戏却并不比赌博规则更严明，赌徒们愿赌服输，战争贩子却是死要面子。本?拉登声称他如果面临被捕的危险，就立即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还会将自己就义的壮举拍摄下来，激励英勇的后继者们。记得在哪本书里读到过处死纳粹战犯的情形，那些走向绞架的恶魔们尽管面呈死色，却仍拼命僵直着身子，维护着他们所谓的体面。纳粹的洗脑机器戈培尔甚至还高呼元首精神不死的口号。当年好在纳粹几乎是被连根拔掉了，要是纳粹最后还负隅在某个基地，要是希特勒还龟缩在某个基地里苟延残喘，纳粹分子只怕也会要求国际社会保证他们元首的体面生活了。这些看重自己体面的政治家们，却是连别人的死活都不顾的，更不用说在乎别人的体面了。
突然想起杜月笙了。杜月笙到底是不是流氓，我无从知道。历史本不足信，近百年的历史尤其可疑。只是从我们能够读到的书中看，杜月笙不仅是个流氓，而且是个大大的流氓。如果他真的是个流氓大亨，他的英雄生涯就合乎逻辑了。正因为他是黑老大，就成了大政治家蒋介石的把兄弟，国民政府的要员，死后也极尽哀荣。连流氓都是越大越好，当官自然也就越大越好，最好成为大政治家。不能成为奥马尔，也要成为苏哈托、埃斯特拉达，涂炭生灵尤可体面生活，食空太仓尤可在法律面前走过场。有的人似乎更懂得这个道理，他们都削尖了脑袋想把官儿做大。即便犯了事儿，也有个保护伞。什么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竟成了应验千古的谶语。
萨氏股崩盘
今天，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被捕了。载有这条新闻的报纸在我书桌上搁了整整一天。我终于忍受不了那张肮脏的嘴脸，将报纸揉成团，丢进了垃圾桶。
伊拉克社会复兴党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没兴趣去研究。但是，依据常识，可以推断这个政党的党章必定也是堂而皇之的，其宗旨肯定也是以人民幸福、民族利益和宗教信仰为重的。毕竟是现代社会，没有哪个政党会发了疯，胆敢宣称自己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
，甚至公然扬言自己就是要搞专制和独裁，就是要压榨人民，就是要侵略邻邦，就是要践踏国际法准则，就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萨达姆执政三十五年，民主选举并没有间断，哪怕是兵临城下，萨达姆仍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率当选为总统。专制和独裁的闹剧完全可以在民主的舞台上表演。
过去为萨达姆连任总统投了票的伊拉克人又因萨达姆的被捕而兴高采烈。好比往日的齐奥赛斯库，这位罗共总书记在被捕前的五天做过一次重要讲话，他的讲话居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九十多次。五天之后，正是这些热烈鼓掌的手将绞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可见，独裁者的威信是靠不住的。
独裁者并不是傻子，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是极不牢固的，所以才需要专制，才需要镇压，才压制民主和自由。萨达姆痛恨美国，却热爱美元。他在高层领导圈里说过，要保证社会复兴党永远统治下去，必须在境外存有大量美元。萨达姆相信，只要拥有足够的美元，他的政党一旦被推翻了，还可以东山再起。不知这位臭哄哄的党魁躲在他家乡的地洞里，抱着七十五万美元，是否还在做着复兴他政党的美梦。
政党这种怪物，我真有些弄不明白了。最近，好些国家都在闹选举。俄罗斯很热闹，普京清算资本家，资本家向普京叫板。普京想连任，反对他的人也不含糊。各大政党的旗帜都在俄罗斯的天空使劲儿摇晃，尽量想多吸引些人注意。叶利钦沉默多时，恰好在这个时候出来说话，呼吁维护俄罗斯现行宪法的尊严，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届。他自己当年把着个总统宝座不肯放，三天两头换总理，如今倒成严肃的政治家了。美国是选举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选举是国家政治的指挥棒。有人说布什先生的一切言行，都是为连任总统而走秀，话说得损了些，道出的却是实情。普京也罢，布什也好，他们都得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下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走秀。
我最怀疑的便是大政治家们的政治信仰，哪怕他是那个政党的缔造者。萨达姆虽然只是社会复兴党的早期党员，他们的党史专家完全可能把他描绘成党的创始人。没法知道萨达姆是否通读过他们的党章，但他肯定没有按照党章的要求去做。不可能有一个荒唐的党会把党内大清洗、民族屠杀、宗教迫害、个人崇拜、家族集团专制统治等等写进党章里，说不定这些行径正是他们的政党公开反对的。原来，在专制的社会里，政治信仰同政治操守总是南辕北辙的。
于是，我便感觉政客们心目中的所谓政党政治同中国目前炒股差不多。他们创建或加入某种政党，好比买股票，只是为了求利。一切政治口号都如同股市上炒概念，一切政治行动都如同黑心庄家操纵股市。赢的永远是大庄家，小散户只有割肉的份儿。萨达姆这个大庄家操纵过度了，结果他的萨氏股票崩了盘。
好色的克林顿与廉洁的施罗德
好色的克林顿居然做了两任美国总统，而且政绩不错。他虽然高居总统宝座，但最高检察官要弹劾他、全球媒体围剿他、老婆曾经想离开他。他的任期内，天下并不太平，世界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战争不离左右，可美国经济却出现了近几十年最好的增长势头。据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就在于克林顿不懂经济。
施罗德应算是我所知道的当今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领导人了。贵为大国总理，他同夫人
挤在一处八十平方米的两居室里过日子。政府觉得他住得太寒伧了，大概有失国体，为他提供了豪华公寓。可是，即使是总理，住进这套公寓，也要自己付租金，施罗德夫妇无奈手头拮据，只好仍旧住着他们的两居室。
克林顿同施罗德都谋求了连任。可是，美国民众对克林顿作风问题的谴责并没有影响他们对总统的选择，他们需要克林顿；同样，德国民众也没有因为施罗德的廉洁就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反对他连任的依然投反对票。按中国人的思维，美国人有些姑息养奸，德国人简直就是不识好歹。
我听人开过一个玩笑：达官贵人天天拥香偎玉自是风雅美事，普通老百姓在公共车上趁乱瞎摸得拘留十五天。玩笑说的自然是在中国。中国人对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要求高，对达官显贵的道德要求反而低。这同样让西方人大惑不解。克林顿的那些事，放在普通公民身上只怕是家常便饭，没人过问，谁真的好奇了想去打听，弄不好还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得吃官司。但你克林顿是总统，总统得有总统的样儿，你必须生活在玻璃罩子里面，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瞪着你，你不得有小动作，你挤眉弄眼抠鼻屎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想玩儿花花肠子，就曝你的光！
克林顿同施罗德面对的境遇简直就没商量：你做错了，就谴责你，甚至弹劾你；你做对了，那是你应该做的，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你施罗德不就是廉洁吗？廉洁又不是什么高级得不得了的美德，不过是做人的底线而已，勿庸说你是政府首脑了。倘若不廉洁，做人都不及格，还做什么官？！
中国人当然也痛恨腐败，却没有切肤之痛。一个所谓国家财产的概念，就让切肤之痛成了隔靴之痒。似乎贪官污吏们蚕食鲸吞的无非是国家财产，于自己如浮云之遥。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人民！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你我他！什么是贪污？贪污就是有人偷了你腰包里的钱！所以，你有权愤怒！你愤怒的，不过是那些偷窃了你钱包的人！这几层浅白的换算，学究们见了，大概会挑出许多逻辑毛病，但是，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是廉洁这种资源在中国太稀缺了，我因此从心眼儿里敬重克林顿和施罗德。应该补上一笔：克林顿也是十分廉洁的。他一个首富之国的总统，两届任期下来，把自己弄成了债台高筑的穷光蛋。他没有在任期内让自己的爱女去开公司、赚大把的钱偷偷存到瑞士银行去；他也没有让自己夫人兼上几十家公司的顾问，坐收红包；他自己更没有在提拔干部、批准工程当中获取利益；他遭遇了官司，得自己掏诉讼费，不向做生意的朋友借，更没有动用国家机器把同他作对的人扣上颠覆政府的罪名而下狱。克林顿作为基督徒，大概铭记了耶稣的教诲：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储藏在仓库里，天父尚能养活它们；你们不比那飞鸟更高贵吗？天父仁慈，赐予克林顿智慧与才干，使他去职之后有能耐环球演讲，做亲善大使，甚至做广告，不仅还清了债务，而且生活富足。施罗德如今还在任上，他的年薪并不高，但我估计他卸任之后也饿不着，他有律师资格。
平日听人嘉许某些官员，往往会说：这个人其实并不坏。听者便难免油然生出几分敬意。我闻之却总觉奇怪：不坏应是做人最起码的标准，为什么到了官员头上就成了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或许正因如此，打着灯笼找出某位官员不贪，就要树为廉洁典范，四处演讲，领导干部要学习他，人民群众要敬仰他。这无非等于说，一个人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强奸，他就是模范公民，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真乃滑天下之大稽！
萨达姆的运气
国际上倒萨声浪席天卷地，萨达姆却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率重新当选伊拉克总统。原来暴君也是可以民主产生的。也许这正应了西方那句无可奈何的叹惋：民主是天下最不坏的制度。更有意思的是伊拉克副总统煞有介事地开个了国际玩笑：提议美国同伊拉克单挑。他奉劝美国别把联合国拉下水，也别拖着其他任何国家帮忙，真算好汉就让小布什同萨达姆对着干，两国副总统一对一，两国部长一对一，两国老百姓一对一。这个很好玩儿的建议颇有些中国古典小说的战争味道：兵对兵，将对将，不乱规矩。果真如此干一仗，美国胜算有多少也
未可知。因为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美国只有主战或反战的游行场面，而伊拉克却是全民皆兵，从童男童女，到老翁老妪，个个斗志昂扬。望着伊拉克人民手举萨达姆照片欢呼雀跃的狂热劲儿，我猜想这位通过神奇的民主选举连续执政二十多年的铁血男人，不仅是他们百姓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和舵手，而且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俗话说：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意思是说人心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万众一心云云，不是政治家们自作多情的政治臆想，就是他们对民意的强奸。当年斯大林也做过类似的全民公决，结果证明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苏联享有绝对威望。当时出版的斯大林文集，凡讲话稿通篇都注明哪里有掌声。据说有次斯大林在某个重要会议上出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谁第一个停止鼓掌呢？人们面面相觑，看谁先停下拍打着的双手。毕竟两手不能无休止地拍打下去啊。斯大林同志还要发表重要讲话，听完讲话大家还得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终于，有个人双手停止了拍打，人们松了口气，掌声慢慢稀落了，最后结束了。可是，几天之后，带头停止双手拍打的那个人就神秘地消失了。
一个社会，如果每双手的每个细微动作都被严密监视着，主宰这个社会的铁腕人物还怕没有百分之百的支持率？手的动作倒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但伊拉克或前苏联更为先进之处是可以监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这种社会里，铁腕人物们只需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乖顺的民众就会心领神会、暗中配合。这种神奇现象，好比气功大师吹嘘的气场，官话叫做良好局面。比方铁腕人物发表演说，事先将需要掌声的地方作上标记，临时只需把声音拖高、拖长，再一抬头，不出半秒，保证有掌声响起来。斯大林的掌声是否如此启发出来的，无以考证。萨达姆的掌声的确是他歇斯底里的叫喊和故作刚毅的手势诱导出来的，这有电视镜头作证。
又据新闻报道，萨达姆称，如果美国开战，他将摧毁伊拉克境内所有油田，理由是防止美国对石油的控制。不知萨达姆此举征求全国民众同意了吗？真的毁掉了油田，吃亏的最终还是伊拉克民众。上次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曾动用十几亿美元，修建了豪华宫殿三十九座，加上修复原有的十六座宫殿，他的个人宫殿达五十五处之多。有的宫殿规模是美国白宫的四倍，有的宫殿比法国凡尔赛宫还要气派。不知萨达姆大兴土木是否也经过了全民公决？我想如果全民投票，萨达姆的支持率肯定又是百分之百。但是如果没了油田，萨达姆再修宫殿，美元从哪里来？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消失了。记得当时电视里播放塔利班军队摧毁佛像的画面时，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野蛮的宗教偏执和毫无理性的荒唐政府。但它确实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着。我想塔利班政府如果就摧毁佛像进行全民公决，举国上下肯定也是全力支持奥马尔的英明决策的。我至今记得电视里介绍塔利班政府强制灌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场景：从儿童时代开始，人们就得接受一种声音、一种思想、一种理想、一种生活方式。但阿富汗到底还有它幸运之处，塔利班政权的统治时间毕竟不算太长，别的思潮和政治力量尚有生长空间。如果让塔利班再统治几十年，他们就有洗掉几代人的脑子、扼杀任何政治选择的可能。那个时候，哪怕塔利班自己不想干了，也没有别的政治力量有能力接过这个烂摊子。
不知萨达姆还会干多久？中国还有句老话，吉人自有天相。可打死我也不相信萨达姆是个吉人，可他偏有天助神佑。当年老布什要取老萨小命，只亏一篑之功，偏偏就收了手。如今小布什发了狠心要收拾他，又有许多宽宏大量的政治家出面调停。战争自是不好，但萨达姆是除战争之外最不好的东西。
一种秘诀
我在电视新闻里经常看到美国警察驱车在街区和高速公路上追赶违章车辆，不由得感叹美国执法之严厉。毕竟有钱，电视镜头居然是空中航拍的，不知是美国电视台拍下的，还是警察部门拍下的。反正这种新闻的成本不会很便宜。有回又见新闻说，民众抗议，警察因处罚违章车辆，飞车呼啸，阻塞交通，甚至酿成车祸，得不偿失。因而，议会准备通过法案，轻微的交通违章，不准再上演“生死时速”。可是，另一部分民众又有意见了，他们担心如此以来新闻不好看了。
萨达姆被捕时，随身带着两把手枪。但他一弹未发，束手就擒。世界上善良的人都为此欣慰：杀人魔王终于落网了。可是，包括伊拉克人在内的阿拉伯人有意见了：萨达姆不是自命阿拉伯民族英雄吗？怎么如此窝囊？我们宁愿看到他成为烈士，而不愿意看到他成为乖顺的俘虏！义愤的阿拉伯人很希望看到萨达姆杀人无数之后，再次举起枪为那张灾难名单增添几个零头。如此，再多几个冤魂，萨达姆的高大形象就圆满了。这般英勇的场面，经妙笔描绘，或经电视镜头写实，自然也是很好看的。
“9.11”那天，我在昆明某宾馆里。电视里赫然播出美国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的消息，我愕然失语。房间里挤着很多人，他们多兴奋不已。那天我们聚在一起的多是文化人，他们见我神色凝重，便意识到自己的幸灾乐祸太不理性，太不人道，太不国际主义，或太不其他什么的，于是略露尴尬。可过不了几分钟，电视镜头实在太精彩了，他们又啧啧赞叹起来。几天后，关于“9.11”事件的碟片风行于市，购者踊跃。人们都说，太好看了，比美国大片好看多了。
我们自己好斗尚武，祸国殃民，殷鉴未远。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几十年里，偌大一个国家无异于一个超级斗鸡场。现在想起来，斗得头破血流的是成千上万斗鸡们，乐的却是从这种无聊游戏中渔利的政客们。那种场面，当然也是很好看的。全国人民不爱红妆爱武装，不分白天黑夜，走过大街小巷，革命歌曲嘹亮。最高兴的是小孩子，经常可以看活生生的战争片、恐怖片。近些年出了些电视剧，专演那些年月孩子们穿着绿军装玩抓特务之类的游戏，动情地缅怀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好看的确好看，却是非常可怕。
文章写到这里，关于美国交通新闻的素材只是个引子了。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贫穷与专制。看看这几年世界上战乱与政变，便可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国家越是贫穷，越是动荡；越是动荡，越是专制；越是专制，越是贫穷。海地大概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三天两头闹政变，变来变去，仍是国穷民弱，政权腐败专制；刚果因为贫穷，所以老是打仗；或者说，阿富汉因为老是打仗，所以总是贫穷；或者说，利比亚因为动荡，所以就搞专制；或者说，伊拉克因为专制，把个中东天堂富国变成了穷光蛋。贫穷、动荡、专制三者互为因果，以上句式中，“因为”同“所以”后面拿这三个词随意替代，逻辑上都是通的。但不管怎么变，依照人类嗜血喜暴的天性，统统地好看。打仗多好看！杀人多好看！
有个秘诀，专制的独裁者心照不宣：贫穷治国，万世法则。民众贫穷，便无反抗之力量；民众贫穷，便无觉悟之头脑；民众贫穷，便对政府感恩戴德。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是我很敬重的政治家，他每年都在自己住所布施一次饭食，每次都是人山人海，甚至有人被践踏致伤致死。曼德拉因此受到南非黑人父亲般的爱戴。倘若不是黑人们贫穷，曼德拉先生何以会有如此高的人望？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取其一端，曼德拉并不是专制者，而那些专制者却是努力实现国家贫穷的不懈斗士。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也好，塔利班也好，任何独裁的利益集团，都不会真正让民众富裕起来的。最起码的，大批衣食无着的穷孩子，穿上威武的军装，扛上沉沉的钢枪，还有人管吃管住，还可能当上军官，政府叫他朝谁开枪，他就朝谁开枪。这些孩子开枪杀人的故事，拍成影视片，照样好看。孔圣人若能高瞻远瞩，还应说句话：民可使饥之，不可使富之。
伏尔泰和年羹尧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很风雅，懂音乐，通法语，喜欢写诗，甚至用法语写诗。他是个君主，看上去却很有人情味，甚至不可思议地允许言论自由。他曾经说过：“老子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老百姓爱说什么由他们说去！”有次他在柏林城的墙上看到一幅讽刺他的漫画，不以为然，只淡然说道：“嗬！再挂低些，让人瞧个仔细嘛！”既然有人敢画讽刺国王的漫画，说不定也会流行很多挖苦他的段子。此乃臆测，无从考证。我想纵然民间有很多段子流传，腓特烈二世也不会生气的。老百姓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谁
又动得了他半根毫毛呢？下道禁令，不准百姓编段子，那才是傻瓜做的事儿。
这位感情丰富的国王做过的最冲动的事，只怕是邀请伏尔泰做客了。当时伏尔泰文名响彻欧洲，腓特烈二世自命艺术家和诗人，又会讲一口很时髦的法语，自然要同最杰出的文化人做朋友了。于是，他向伏尔泰郑重发出邀请。伏尔泰兴高采烈地来了，称赞腓特烈二世为“北方的所罗门王”。腓特烈二世却很谦虚，说自己最喜欢的称号是“伏尔泰的东道主”。这位好客的东道主封伏尔泰为法官，让他住进豪华的王公宅邸，领取丰厚的薪金。
伏尔泰的访问看上去很愉快。腓特烈二世隔三岔五宴请他，席间的谈论是高雅的，哲学、音乐、法语诗，甚至还有烹饪术。国王还常常请伏尔泰修改他的诗作。但久而久之，麻烦就来了。文化人天真起来就容易忘乎所以。伏尔泰见国王请他修改诗作，就真以老师自居了。腓特烈二世写诗到底只是业余爱好，他的职业是国王。这位国王的诗自然不敢恭维，尽管他的国王当得也许很出色。伏尔泰竟然笑话国王的诗，甚至在很多公开场合引用国王的诗。国王认为伏尔泰这么做别有用心。腓特烈二世毕竟还算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诗作只能在小圈子里传阅，公开发表怕招人笑话。可伏尔泰的恶作剧等于是将国王的诗作公开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了，而这个版面通常是发表国内外要闻的。腓特烈不高兴了，伏尔泰也不愉快了。伏尔泰只好离去，回到他忍受了几十年的法国。
几乎在同时，中国正处大清帝国康雍乾盛世之雍正年间。雍正的宠臣年羹尧文韬武略，为雍正登上皇帝宝座立下过汗马功劳。雍正好像也很有人情味，曾对年羹尧说：自古君臣之交大多因为公事，私交也是有的；但像我俩交情如此长久，从未有过啊！我俩要做君臣的榜样，让千秋万代之后人称赞，让他们羡慕得流口水！听了这席话，年羹尧真是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雍正对年羹尧自然是累降恩泽。
然而，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有一年，天显瑞象，五珠连贯，日月同辉。于是举国沸腾，以为吉兆。文武百官竞相进表，颂扬雍正英明盖世，德化八荒，乾坤朗朗，国富民安，盛世太平。年羹尧当然不敢免俗，也进表皇上，自然是好话连篇。他在上表中用了“夕惕朝乾”之句，称颂雍正晚上反躬自省，白天为国事勤勉操劳。此语出自《易经?乾卦第一》，原话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来化作成语，或说“夕惕朝乾”，或说“朝乾夕惕”，意思完全相同。但人们习惯中多说“朝乾夕惕”。年羹尧的灾祸就出在这地方。他只是把人们说惯了的“朝乾夕惕”说成了“夕惕朝乾”，就惹得雍正龙颜大怒。这位当年发誓要同年羹尧做千古君臣榜样的圣明之君脾气发得令人不可思议：既然年羹尧舍不得把“朝乾夕惕”四个字给我，他立下的那些功劳我也可给可不给！
年羹尧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么容易就把皇帝老子给得罪了。这位中国的大臣远没有同时代西方的伏尔泰那么幸运。伏尔泰也曾被腓特烈二世的爪牙投入监狱，因为他无意间带走了这位国王的法语诗集。这册诗集很可能让腓特烈二世在国际上丢脸。但伏尔泰很快就被放出来了，腓特烈二世还为自己做得过火而内疚。也许因为伏尔泰到底只是国王的客人，而年羹尧却是皇帝的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年羹尧被认定九十二项罪状，其中三十二项都是问斩的罪。一个被皇帝视如手足的权臣，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臣。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年羹尧在狱中给雍正写了封信，言辞凄切，恳求皇上留他这犬马之身，慢慢为主子效力。雍正便大发慈悲，法外开恩，赐这位当年的功臣在狱中自尽。凡是皇上赐予的，不论祸福，都是恩典。年羹尧自尽之前，还得伏地长跪，谢主龙恩。毕竟不必杀头，可留下个全尸，自然算得上皇恩浩荡。中国自古的天条是：朝廷永远不会错，皇上永远是对的。臣民在皇帝和朝廷面前永远只有一个姿势：叩首谢恩！
伏尔泰事后回顾自己的普鲁士之旅，万分感慨：谁若相信自由、多元价值、宽容和同情，谁就无法呼吸极权主义国家的空气！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腓特烈二世因为法语诗的事而生气，不过是借口罢了。年羹尧的冤狱呢？却是让人莫名其妙。中国历代皇帝，除去开国之君，都受着良好的教育，皆可谓饱读诗书，学养深厚。难道雍正皇帝真的不明白“夕惕朝乾”原本没有错误，他只是想找个岔儿发作而已？只要他是皇帝，就总有龙威大作的理由。
第六辑 中国天天感思节
仁者?君子?凡人
读书是需要人生经验的。我早些年捧着一本《论语》，只觉得古奥难懂。直到在人世间栖栖然走过了一程，再重新读这本书，方才略略参悟了孔门学问的些许玄机。
孔门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仁。众弟子多次问仁，但孔子从未对仁下过一个定义，只是教弟子们怎么去做。勉强换算成现代语汇，就是教弟子们做到真善美。比方说“刚毅木讷，近仁也”。一个人是怎样便是怎样，哪怕呆头呆脑都没关系，如果刻意地表现，就是“巧言令色
，鲜矣仁”了。子路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穿着粗布衣服，同身着华服的贵人们站在一起，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孔子对此大为赞赏，认为这只有子路才能做得到。我想是他心中有仁，用不着拿外在的东西来文饰。这看似平常，我们大多数人未必做得到。我们在西装革覆的阔人面前如果捉襟见肘，多半会露出窘态来。
仁的境界不是很容易达到的。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他从未说过谁成了仁者。颜回“三月不违仁”，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孔子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千古喟叹，遗憾无限；物欲之弊，于今为烈。人们难以达仁，不在仁的虚无缥渺，而是人们实在很难逾越声色犬马的欲壑。说到底，人总是俗物，很难真正达到仁的境界。世上是否有过真正的仁者，值得怀疑。但人应常怀仁心，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便是“为仁由己”的意思，而且“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实在很通达，他知道要求所有人都成仁者，太不现实，于是退而求其次，又教人做君子。君子不一定就是仁者，但对仁应念念不忘。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大概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吧。孔子的另一位得道高足子夏说，君子“观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或许就是君子的外在气度：看上去庄敬，叫人不敢轻慢；接近他又很温和，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听他的言论，则严肃认真，使人折服。做到这一点，需要仁的深厚修养，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装腔作势。所以恪守仁道，自成君子。
孔子的学问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刻板，而是很活泛、很练达的。我们凡人学了，也大有裨益。比如同上司相处，孔子讲究平淡为宜。他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这里教人谨守臣道，不必过于拘礼。可我又常常拿不准这话是否说得有理。现在那些做上司的，惟恐下面不敬，偏要有意摆出股威风来，你越是唯唯诺诺，他越是感觉良好。你想让上司高兴，就不要怕人家背后说你是马屁精。孔子又告诫人们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也。”但很多耿直的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并没有进入上司身边的小圈子，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就直言不讳，结果成了故意同上司过不去的人。须知如今你想讨得上司的信任，并不在乎你光明磊落，而是“功夫在诗外”。
许多人生道理需得亲历，甚至以一生的苦难为代价才能悟出，往往单靠读书是看不破的。可看破了又未必好，到头来洞明了世事精微，却消磨了英雄气慨。
说一种历史逻辑
孟子尊为亚圣，后人没有不知晓的。而与孟子同时代的大学问家邹衍就鲜为人知了。还有苏秦，幸好他有勾连六国、合纵拒秦的事功才让后人记起，不然也会默默无闻的。可今人哪里知道，当时吃得开的偏偏是邹衍、苏秦之辈，孟子却是备受冷落。当时诸侯割据，战争频仍，一些学问人便游说诸侯，争相兜售自己的学说，以图济世救民。最风光的当属邹衍。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伴行，并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干净；上燕国，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而且亲自替他清扫道路。一个学问人，为何
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原来邹衍谈的是阴阳玄妙之术，各国君主听了觉得高深莫测，几乎把他视若神人。苏秦讲的是攻伐之道，正是诸侯们安邦自保或图霸天下所需要的。苏秦受到各国诸侯礼待，居然身佩六国相印。中国历史上，像邹衍、苏秦这么神气过的读书人没有几个。
可是孟子就可怜了。那位亲自去郊外迎接邹衍的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孟子得孔门真传，怎么会开口就是利？于是他回答说：为什么要讲利？有仁义就行了。孟子便把仁义之道说了一通，叫梁惠王但行仁义就够了。梁惠王哪里听得进这些东西？便以为孟子迂阔。
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也不是苏秦，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现世浮华与万世尊荣总是绞不到一起去，这似乎是条教人无奈的历史逻辑。现世总是势利的，只能让圣贤们备受苦难，正如唐玄宗感叹的：“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孔子也罢，孟子也罢，他们不论生逢何世，命运永远不会好的。因为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孔子的弟子子贡懂得经营之道，赚了不少钱，就连孔子晚年的生活也是靠他周济。于是就有人拍马屁，说子贡的学问比老师的还要好。好在子贡毕竟是孔子高足，太了解自己的老师了，就对人说：你们哪里知道，我好比小门小户的房子，院墙太矮，人们一眼就可以看清里面的家当，所以你们说我了不起，而我的老师，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宫墙太高，人们不知道里面是如何的豪华高贵，而且你围着宫墙绕一圈，连门都找不到。我怎么可以同我的老师比呢？
有时我恍惚间会觉得自己正身处孟子时代。身边冷不防就会冒出个神人，虽说他们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更别说有邹衍的学问了），可他们却是风光不让古人。他们能够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全因为他们有一套再实用不过的谋生手段。但是否也有人全然不顾现实的冷酷，在追求一种他们认为是高尚的东西呢？我想一定是有的。只是这种人不仅没有现世的荣华，还会被些自命不凡的庸人看作傻子。
但历史自有它幸运的一面，总会有些人不在乎过眼烟云，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天下苍生。譬如宋代大儒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类也因此而总有光明。
越写越偏题
忽然想起那年在黄州赤壁见到的东坡老梅石刻，就像着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东坡书法，用墨极满，很得神韵。也许是哪个月白风清之夜，东坡喝了几口黄酒，畅快淋漓，就画了这老梅。
黄州是东坡贬谪生涯的起点，之后他便越贬越远，直被流放到远离帝都的海南岛。想当初，他高中进士，乐坏了皇帝老子和皇太后，以为得此栋梁，天助大宋。欧阳修料定东坡必
成大器，对这位后生极为推崇，还特嘱自己的子侄多同东坡交游，可以长进些。东坡本是写策论之类官样文章的大手笔，可他却手痒，喜欢业余搞点儿文学创作。其实即便是搞点儿创作也无妨，写些什么“东海扬波，皇恩浩荡”之类，朝廷自会高兴。可他却是心里有什么就写什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闹了个谤讪朝廷的乌台诗案。官便升不上去了。我景仰东坡，多半是因了他可爱的性情。官不当就不当罢，诗照写，梅照画，酒照喝。其实据我见到的史料，东坡本不擅饮的，只是常在诗文中过过干瘾罢了。喝酒是喝心情，东坡要的也就是酒能赋予的那份豪迈与狂放。读了东坡，便再瞧不起那类哀叹怀才不遇的愤世文字。
传说东坡降世，家山皆童。因为东坡占尽天地灵气，连山上的树都长不起来了。这自然是民间演义。可东坡的确太杰出了。就因他太杰出，便注定他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东坡的主要政敌是王安石。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论，那么东坡的形象似乎就应打点儿折扣了。可历史也罢，人生也罢，并不是用如此简单的两分法就能说清楚的。其实东坡不但诗文好，政声同样好。如今人们都还在凭吊他的杭州苏堤哩！他同政敌的过节，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东坡的所谓不同政见，其实就是主张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样都是为了国泰民安。可王安石就是容不下他。乌台诗案只是王安石们为整治东坡而蓄意搜罗的口实罢了。话到这里，不能不说到另一位历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铁哥们儿。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位令人尊重的科学家，在生活中恰恰是个地道的小人。他曾是东坡的朋友和同事，却设下圈套陷害东坡。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奉旨前往察访。临行前，神宗皇帝还特意交待他：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对皇上也阳奉阴违。他见了东坡，做出老朋友的样子，喝酒叙旧，称兄道弟，硬要东坡送近作一首，作个纪念。东坡是个真性情人，哪想那么多？于是欣然命笔，录诗一首。沈括回到驿馆，挑灯展卷，甚是快意。因为凭他科学家的聪明脑袋，立即发现苏诗中有讥讽朝政之意。也许他不得不暗自佩服东坡的好诗好字，脸上却阴险地笑着。于是，一个牵连到苏东坡近四十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乌台诗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惊朝野。东坡便大难临头了，下狱近五个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开恩，东坡才捡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帮办案人员的意思，早被问斩了。那些爪牙们搜索枯肠，罗织东坡罪名若干，条条都是死罪。通常恶人只是双手叉腰作横蛮状，而他牵着的那条狗却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凶恶，这既是生活常识，也是历史规律。
如果不做严谨的考据，我真怀疑王安石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负看得那么重要。将自己脸上贴上堂皇的政治标签，其实满脑子私心杂念，此类人古今都不鲜见。也许嫉妒或忌讳东坡的才华，才是他们打压东坡的真实原因。东坡一路南流，诗文誉满天下。据野史记载，当时不管文武官员，还是白衣书生，都以能吟苏词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东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们，也乐于收集东坡诗文，做着些令自己也难堪的事。当年文坛巨擘欧阳修，早在东坡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坦言自己读东坡文，不觉冒汗。欧阳修是位难得的仁厚长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们，越是喜欢苏文，就越是嫉妒苏才，当然不会让他回到皇帝身边了。因为当年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这话真是害死了东坡。暗地里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这里却明放着个宰相料子苏东坡，他不被大伙儿齐心拉下来才怪！东坡兄弟谁也做不成宰相，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说那样的话，整个儿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们老赵家重文倒是传统，政治上却总不成熟，不然赵宋天下怎么总是个半壁江山呢？
读书人总会怀念宋朝，因为赵姓皇帝对文人墨客实在太客气了。东坡最终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就能当得下的，总得大家帮着才行。皇帝有求于手下的重臣们，于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时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们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软，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荣华富贵，也有很多人因为被人告密而祸从天降。更可叹的是，告密者总会不断告密的，一个卑鄙小人往往会陷害很多忠良。所以，从来都是荣华富贵的少，受苦受难的多。
想起了一个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国的。当年法国作家萨特总是激烈地批评政府当局，有人就私下建议应该把这个狂妄的作家投入监狱。总统戴高乐却说：没有人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
其实，戴高乐只说对了一半。伏尔泰年轻时因为思想激进，曾被关进巴士底狱。只是后来，他依然故我，却再也没有进过监狱，尽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为禁书。伏尔泰的年代，在中国正好是清康嘉年间。那年头文字狱闹得中国天昏地暗。伏尔泰倘若生在中国，只怕早被砍了头，哪能让他成为声名赫赫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那年代中国倒是出了个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国式的智慧，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汉”地捉迷藏，玩玩“原应叹息”、“假语村言”的智力游戏，不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奔走呼号，启迪民众于蒙昧。中国终究诞生了曹雪芹，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毕竟缺少伏尔泰，这又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了。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普选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国家大事。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仍然称孟子为亚圣。
本来只想写写东坡的，却越写越偏题，成了这么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中国天天感恩节
中国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国度，虽不皈依基督，却好像天天都在过感恩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做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古代，一辈子都在感恩：从皇恩、养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尽的恩。似乎中国从来就是天堂，人们一生下来就沐浴在无边的恩泽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皇恩是至高无上的，百姓终身都需感恩戴德。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落
迫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老杜这话若不矫情，真的比任何宗教信徒的祈祷或功课都要虔诚。我就想不通，那位夜夜“绣鸾帐里度春宵”的李隆基对他杜某人何恩之有。又不知老杜在写“三吏”、“三别”时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还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作《长恨歌》是多年以后的事，那么，老杜当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儿的好。想必这位郁愤满腹的诗人“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的时候，愤恨的也只是官军无力抗敌，只知扰民，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我倒是很赞赏清人袁枚的高论：“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正是皇帝老儿醉生梦死，荒疏朝政，方才祸生安史之乱，招致生灵涂炭。同天下千万对夫妻生离死别相比，他李隆基一个人长生殿上的凄惶又算得了什么？简直活该！如此皇帝，恩典何在？！
但千百年下来，皇恩自是无所不在。古代那些文臣武将，尽管都知道死并不好玩，可若有幸被皇帝老儿亲口赐死，临死仍要谢主龙恩，好像遵皇命而死，简直就是几生几世修来的福气。若能让皇上赐给三尺白练或一杯药酒以全尸首，那真真是皇恩齐天了。叫你去死你都得感恩，天底下还有什么不是恩典呢？！所以，那些幸福地被皇上赐死的人，临死前讲的话总是千遍一律：来生来世，当牛作马，肝脑涂地！难怪嵇康被司马氏杀了，他的儿子嵇绍却忠心耿耿做着司马氏封的官，而且最终为皇帝护驾丧了性命，尽了人臣之大忠。想那嵇绍也许很得意自己的父亲是被皇帝老儿杀掉的，皇恩如此浩荡，哪有不尽忠的道理？！那岳飞在风波亭前慷慨赴死，痛恨的也许只是秦桧之流，想来对大宋天子也应该是感恩不尽吧！叹只叹此生君臣缘尽，更待后世报效皇上吧！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只知道感恩了？想天下混沌初开，蒙昧未启，人与人谁也不欠谁的，可谓众生平等，当然也用不着老想着去感谢别人的恩典。可突然有一天，某个最强悍的人变得凶神恶煞，用屠刀征服了芸芸众生，将天下万物包括所有人的性命都记在他个人名下，据为己有。所谓“打天下”、“坐江山”，真的说破了历代强人的霸道。中国从来没有不是打出来的天下；既然天下是那些强人打出来的，强人也就可以把江山放在屁股下面坐着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无非是天下或者江山被人抢来抢去，无非是百姓头上的屁股换来换去。年月久了，被强人坐在屁股下面的人，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忘记了，甚至连性命都忘了是自己的了。这大概就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所谓群体遗忘吧！
人们早就忘记了自己，就只记得感恩了。老百姓的一切远在祖先的祖先那里就被人没收了，现在人家高兴了就给你一点儿，否则就不给，说不定还会把给了你的又收回去，而你却不知那被收了去的原本就属于你，也因此不懂得生气；不知道现在获得的原本就是你自己的，便感恩不尽。譬如，偶尔有位皇上敞开言路，甚至恩准百姓可以上奏万民折，大家就感激得不得了，欣喜生逢盛世，天下归心，非要上个歌功颂德的奏章不可，却不知自己长着一张嘴巴，本来就是应该讲话的。更可叹的是些读书人，见皇帝老儿允许自己说话了，就忘乎所以起来，却不知世上没有不杀人的皇帝，结果误了卿卿性命。书生们枉送了性命之后，在阴间里或许还会因为自己“文死谏”而趾高气扬，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武死战”的，似乎书生比武夫死得体面，因而更蒙皇恩。再比方，哪位皇帝轻徭薄赋，人们更是欢天喜地，非齐声山呼万岁不可，殊不知，这无非就是多榨少榨你的血汗而已。恰恰最没记性的是皇帝老儿，没准哪天他想起库银是否丰盈，又会一道圣旨下来收这收那，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是皇帝老儿自家的菜园子，人家高兴扯葱就扯葱，高兴扯蒜就扯蒜。老百姓不必多管，但知感念皇恩就行了。
总听人感叹人心不古，可我见感恩美德却一如古风。有人自是快慰，我却讨厌。我并不是叫人们都去做白眼狼。知恩图报，不可谓不善。只是有些所谓的恩，分明是没来由的。比如说，中国很难找出一位官员不知道自己的后台是谁，应该对谁唯命是从。一旦有谁坏了游戏规则，不但恩人再不见待你，只怕也不会再有别的人提携你，因为你忘恩负义，且不管你负的是义还是不义。当然，如今再没人公然标榜自己是某公门生，但谁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谁真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就很迂腐可笑了。当然真要堂而皇之起来，还得把人民抬出来。我头上的领导是人民选举的，我这官位是人民选举的领导给的，那么，我的权力当然也是人民给的。我管这类理论叫报纸理论，圆也圆得，扁也扁得。
我知道自己这番言论是见不得大方的，衮衮诸公一定不快。饱学之士都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工具，而动物只有本能；我却固执地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嘴巴除了用来吃饭还要说话，而动物的嘴巴除了用来觅食只会鸣叫。
君子与圣训
孔夫子郁郁乎文哉，满口君子小人云云。于是漫漫两千多年，国人大多争做君子，或者冒充君子；鄙薄别人为小人，或诬陷别人为小人。一部民族史，似乎便由众多君子和小人纠缠着向前演进。尽管小人从未绝种，君子却一直是这个民族猎猎作响的人文旗帜。千年古国也因为这面旗帜而增添着些鲜亮的色彩。试问如果没有孔子，如果孔子不动辄君子小人如何，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真的会像朱熹说的那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
然而，仲尼毕竟诞生过了，而且自孔子以降，圣贤们谁都要捻着胡须说一通，就有了许多关于君子或小人的训诫。自古君子们又是最信奉圣贤之言的。比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那些想当君子的人就去虚怀若谷，襟怀坦白；比方“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引出些想当君子的人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方“君子喻于义，小人近乎利”，就有许多愣头愣脑的人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比方“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又惹得些瘦骨伶仃的读书人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君子们出尽了风头，终于有些人不自在了。这些人或许官至极品、权倾天下，或许怀才不遇、郁愤满腹，或许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觉得堂堂正正做君子太难受，却又怕被别人指为小人。好在他们都读过几句书，便遍翻圣贤之言，看看有无一字半句是替他们这些不想当君子的人说的。可是圣贤们在世时虽尊不及王侯、贵不及将相，说话却是金口玉牙，为小人撑腰的话居然半个字也没说。他们正发着圣贤的脾气，忽然有个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无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学问，一口咬定那个“度”字应是讹传，原本是个“毒”字！于是他们相视而笑，连连称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成了圣训。虽然从来没有去考证这是哪位圣人说的，却被许多做腻了君子的大丈夫遵从着。理一直，气便壮。所以，欺骗更加无情，阴谋更加凶险，杀戮更加血腥。难怪古人发明了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寻着个理儿；且不管这理是正是歪，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于是，征伐讲究出师有名，万一没有名可以凭空捏造；盗窃讲究盗亦有道，万一没有道可以强词夺理；做小人则要看上去像君子，万一缺乏遮眼术就假托圣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种协约，叫君子协定。那是体面的君子们不用在书面上共同签字，只需凭口头承诺而订立的协定。这种协定全赖君子们的高尚人格做担保，当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协定便是君子协定。撕毁书面协定还得动动手，废弃君子协定只需变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大忠大义，自然是个君子。他们君臣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协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与你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朕有什么不周之处，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啊！朕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解缙感念皇恩浩荡，信守君子协定，恭恭敬敬地上了万言书，直言朱元璋政令多变，滥杀无辜；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发作，却碍着自己倡议的君子协定。终于读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原是齐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话，却被朱元璋断章取义了。于是解缙就大祸临头了。这话可有两种曲解：一是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读书人确实是小人。不论依哪一说，解缙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聪明的读书人正给朱元璋讲《孟子》，把此话解释成“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解缙又是读书人，又诚实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语出《孟子》，亚圣之言，还有错的道理？本来朱元璋不太喜欢孟子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帐话，但“士诚小人也”，不管这话怎么悖情悖理，这位皇帝老子还是信了。于是，解缙被罢了官。解缙毕竟才华卓越，在朱元璋之后他又侍奉过两代皇上。但他仍然执谜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屡被罢官，终于招致牢狱之灾，被活活冻死了。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交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入“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身边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做君子去吧。
盗贼们做奸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们常常深夜里撬门入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子们黑夜里的做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称。
诏书的变迁
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
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着数，竖着批示的不着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
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就能作批示。他们的批示比古时的诏书往往实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钱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资金。难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往形象里说就是条子经济。
抄几段书
正浏览着某报洋洋洒洒的头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记不全了。回去找出原书看看，不觉背膛发热。看过《老残游记》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没多少人留意过这几段话，便想抄下来，让感兴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颇犹豫，怕别人说我变着法子捞稿费。可想着周作人先生后来写文章专事抄书，还很得人欣赏，也就坦然了。
《老残游记》虽说是近代小说，又是白话，可毕竟过了一百多年，读着不太顺口。于是，我便将这段话略作翻译，抄录如下：
“中国有四大优势，在全球都无与伦比：二十三个行省全部分布在温带，可以说是气候条件第一；各省的矿藏都极其丰富，土壤都极其肥沃，可以说是自然资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劳，知识分子特别聪明智慧，可以说是人的文明素质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辉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讲话作指导，可以说是政治条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这么多的优势，中国理应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国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很快就到了危亡关头。原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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