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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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骂的正是你！听清楚了，我再骂一句，你他妈……”
好性情是好环境的教养结果。有时你想温文尔雅却做不到。
最令我沮丧的是我的硬化了的肝——虽每日朝写至暮，暮写至夜，多时仅得四千字，少时两千字而已……
我的一位当记者的“北大荒战友”，知道我得了肝硬化后咬牙切齿地说：“那他怎么还没死！”我充分理解他之恨我不死是多么的合情合理——一九八二年我登上全国短篇小说领奖台时，他的脸阴沉得难看，说出一句话是——“他妈的，怎么是这小子而不是老子！”有三个人听到了并且转告我要怀有戒心。我当时一笑，以为那不过是一句调侃。后来之事桩桩件件，证明我未存戒心是天大的错误。现在看来防不胜防。那些日子我过马路颇小心——很怕万一被汽车撞死，给予了他们大的快感。唉唉，“战友”啊“战友”，叫我对你们说什么？
各方各面，抱各种目的之形形色色来访者依然不少。多数挺自觉，见我那样子写作，不忍侵占时间，也有不怎么自觉的。不怎么自觉的我拿他们毫无办法。我是个很难做出下逐客令这种事的人。门上虽贴着张大白纸，写着“本人病中，请勿多打扰”。其实等于一张无字白纸，甚至可能等于写着“主随客便”。
虽闭门索居，我们本能地以小说家的特殊敏感，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
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忧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蹀躞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夭折着、诞生着……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这段长句，是我对当代中国之城市的感受。这感受使我日无宁刻。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中国，仿佛要在一九八六年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憋出点什么名堂……”——乃是我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才确定不变的。
我对自己确定这样的尾句满意。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在中国，必将以葬送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寄托意识为代价。并且，对于这一代价，在下半个世纪，中国是要付出高利贷的。下一代农民将不会再依恋土地，而愈来愈憎恶它。所谓种粮大户，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恋土地。他们的选择也许正是为了他们的子孙最终离弃土地。好比精心饲养一口猪，最终是为了卖掉它或宰了它。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将更是农民问题，不是怎样种地的问题，而是谁还种地的问题。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这是理想。中国有八亿多农民——这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啊！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甘于务农，下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很可能将不甘于务农。
如果城市里没有你们的生存根据，那你们就当农民吧！——假设上帝曾这么说过，那么下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将如此回答——如果城里的人需要吃饭，就让城里的人自己去种地吧！
下半个世纪，中国还能再造出一位哪怕仅仅使农民迷信的“上帝”吗？
2． 社会安定以民众安定为基础
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深更半夜有人敲门。敲门声怯怯的，毫无信心，如同非语言形式的断断续续的诉说。开了门，门外畏畏缩缩的，凄凄惨惨戚戚的，倚墙靠着一个头发蓬乱、面容不洁、服装不整的来自农村的青年或姑娘。有的还处在少男少女年华。他们的行囊之简令人怜悯。他们寻找到我的家门已证明他们到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境地。一天清早——推门，推不开。又狭又小又黑两户共用的二层小过廊里，抵门乏蹲，困着一人。
“你没有任何技术，你文化这么低，你年龄这么小……”
“俺十七了……”
讷讷的，然而是极自尊地。不认为自己年龄小。我仿佛看到被作践过被摧残过的未成熟的志气的尸骸，狼藉在早已破碎的自尊的下面。我真不知该怎样看待十七岁这个年龄和面前这一个落魄的农村少女。
“嗨，你这孩子呀，出门远行前，究竟怎么想的啊！”
“俺知道你是作家，报上说你心眼挺好……北京只有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俺寻思，没路可走了，俺得找你……俺就是这么想的……”
急急切切地，她从她的小布包中翻出一份旧报。
“俺读过你的一篇小说……”
“进屋来，坐下，慢慢说——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
“叔叔，求你千万帮俺找个工作吧！”
“可是，我没有能力帮你找工作啊！再说，你这么弱的身体，能干什么呢？”
“俺什么活儿都能干！俺什么活儿都能干！在家里，俺顶一个壮劳力啊！”
大概在她想来，写小说的人找工作，比大汉帮人推一辆小车上坡容易得多……
“我的确没有门路哇……”
我必须重申这一点。我不得使她对此抱有任何幻想。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茫然的、绝望的眼睛，她的眼睛，定定地盯了我半分钟。既哀且怨的眼神儿，渐渐地渐渐地就在那双眼睛里弥漫——落魄的农村少女身子一软，似会瘫倒。我赶紧扶她，却不承想，分明的，她是要给我跪下……
仿佛一个溺水者向你伸出一只手，而你说：“请原谅……”——那一瞬间，我真希望我是个有权的人，哪怕仅仅有安排一个农村少女在某处不起眼儿的地方工作的权力。哪怕让她擦桌子，扫地，干杂活儿……
“不过我可以给你买火车票，给你路上花的钱……”
“俺绝不回去……”
“你从哪儿来，只能回哪儿去！”
“回去，没个奔头——还不如死了好……”
茫然的、绝望的眼睛，她的眼睛，已不再盯着我。既哀且怨的眼神儿，已彻底笼罩了她那双眼睛。她盯着的是作为装饰品悬挂墙上的一柄蒙古刀。分明的，她的话，也更是对她自己说的。我无法判断，在她的内心里，她的自尊是不是已经被城市扫荡尽净——而我是最后的持帚者……
她的话，使我联想到了《哈姆莱特》里流传了一百多年的那句台词——是生？还是死？
十七岁的，看去因落魄而变得懵里懵懂的农村少女，逃亡的不是迫害，不是逼婚事件，不是解放前那一种咄咄的贫穷。她逃亡温饱，她逃亡温饱以后的寂寞，她逃亡为了温饱而不得不从事的终年流汗于田间的劳作，她逃亡农村对她的命运的羁绊，她逃亡土地对她的奴役般的占有，她逃亡她的上辈人规定于她的现实。从本质上讲，她并未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她抉择的是怎样一种活法……
在命运比她良好十倍百倍的人们因为同样的抉择纷纷绞尽脑汁不惜代价漂洋过海的今天，谁有资格对这十七岁的懵里懵懂的少女说她太荒唐？
她们和他们在城市中如迷途羔羊——没有一片茵绿的草地是上帝专赐给迷途羔羊的。城市正大面积地蒸发掉人类精神中宝贵的养分，形成空前涌动和沸腾的物质欲望的气浪。像无色无味的粉，飘荡在城市的上空，被一切男人和女人天天吸入到肺里。那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子，从生活的本体挥发了出来，改变着城市的空气的结构成分，改变着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肺活量。使他们和她们在被改变的状态下，脸上都有着那么一种扑朔迷离的神情。在他们和她们那种神情中，包含着种种活泼的贪婪。种种生动之极的贪婪……
我在《雪城》的下部，对城市作过这样的比喻：
它是一个宠然大物。它是巨鳄，它是复苏的远古恐龙。人们都闻到了它的潮腥气味儿，人们都感到了它强而猛健的呼吸。它可以任富有的人们骑到它的背上。它甚至愿为他们表演杂耍。在它爬行过的路上，它将贫穷的人践踏在脚爪之下。他们将在它巨大的身躯下变为泥土。令人震撼的是，他们亦获得不到同情。同情如高利贷，将仅仅成为持有“信誉卡”的人的通货。而普遍的人们不仅事实上并没有变得怎样富有，大概连怎样才能富起来也根本不知道，所以他们只能装出富有的样子。以迎合它嫌贫爱富的习性，并幻想着也能够爬到它的背上去。它笨拙地然而一往无前地就爬过声了，它用它那巨大的爪子拨拉着人——对它诚惶诚恐的遍地皆是的生灵。当它爬过之后，将它们分为穷的、较穷的、富的、较富的和最富的。就像农妇挑豆子似的，大概其地拨拉着。它用它的爪子对社会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它冷漠地吞吃一切阻碍它爬行的事物，包括人。它唯独不吞吃贫穷，它将贫穷留待各个人自己去对付……
我对我不难理解的现象妥协了。我不是牧师。我不能胜任教化的“神职”。尽管我对这一现象感到忧患——但那充其量不过是小说家的忧患和一个城里人的忧患。设想，如若一个城里人对农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都来到城里来了，那么谁为我们种地？也太傲慢了吧？我做我认为仁义的事。于是我向朋友们极力推荐一位能当小“阿姨”的农村少女。几位很好的朋友对我大摇其头。
他们不同意我的思想逻辑，也不接受我的推荐。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指出——这一种“小善良”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亦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认为人不能只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何况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想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也是做不了的。倘每人都能不失时机地给予别人某些小的帮助、小的支持、小的安慰、小的方便、小的满足、小的成全，用朋友们调侃我的话，一言以蔽之曰“小善良”，则我们中国人所处的现实会比目前宽松得多。普遍的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现实是太不宽松、太紧张、太无安全感了！互相的利用太多、互相的出卖太多、互相的倾轧太多、互相的心理压迫太多、互相的暗算太多了。这一种现象我称为“遛狗现象”。在《雪城》下部对这一现象我是这样写的：
……他一向以为，自己的命运是开始攥在自己手里了。其实不然。仍攥在别人手里。归根结底是攥在别人手里。那些人平时好像并不存在。当他的命运影响到他们的命运时，不，哪怕仅仅影响到他们的心理时，他们的嘴脸才显出来。好比蒙上了一层灰尘的镜子。灰尘一擦，什么都照见了。他们平时不仅是攥着他的命运，笑呵呵地攥着。而且一张张面孔都是亲近的、友好的、诚挚的、和善的。无论他怎样努力，怎样变得成熟起来，也只能操纵着自己的一小半命运。他的命运不过像他们养的一只狗。狗脖子上套着许多脖圈。每个脖圈都连着一段结实的绳子。而自己手中只扯着其一。其余的平时看不见。不知都扯在哪些人手中。他的路越平坦，那许多根看不见的绳子便渐渐绷紧。当他行走得较顺利时，那些扯着另外许多根绳子的手，就必然要使暗劲儿朝四面八方拽了。那些人只能容忍他的命运像盲人的引路犬一样，导他往坑坑洼洼脏脏兮兮污水遍地乱石成堆处跟头把式踉踉跄跄三步一跤五步一倒地走……许多人其实并非败于或死于自己的命运，而是被活活勒毙的。难道所谓社会应该是你手中拽着我的“狗”，我手中拽着他的“狗”，他手中拽着你的“狗”，人人手中都拽着别人的“狗”，人人的“狗”都被别人拽着的“遛狗图”吗？……
我实践我的信条既不动摇也不后悔。
朋友们又向我讲“小阿姨”席卷雇主家的财物溜之大吉的事例。我听起来总觉得多少有些演义的成分。我曾给《人民文学》的编辑王勇军推荐过一个“小阿姨”——我的儿子幼时所雇的安徽“小阿姨”的堂姐——在勇军夫妇独子临门而小命垂危的时候。据勇军讲，有的“小阿姨”见了那小家伙直摇头，不敢受雇。而我推荐去的“小阿姨”则表现出一种“见义勇为”的气概，当天便留在了他家。如今勇军的宝贝疙瘩相当之健康。他见了我每每夸奖：“那姑娘真好！和我们处得像一家人一样，救了我们儿子一命。我得感激你啊！”
勇军夫妇和她至今仍有书信往来。她专程来北京探望过他们。他们还借给她钱回农村去开书店。我想，倘她并未在一位《人民文学》的编辑家中当过“小阿姨”，可能未必会产生出回农村去开书店这样的念头吧？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终于有朋友被我说服，答应试用一个月。然而不足半月，朋友便来告诉我：“她走了！”
我问：“怎么走了？”
“因为我说了她一句——你笨得出奇！”
“噢……”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拐走什么东西了吗？”
“没有，那倒没有。”
“不辞而别？”
“嗯。不过也不算不辞而别。台历上留下一句话——城里人刚到乡下，在我们眼里也常常笨得出奇！”
“走了，就走了吧，也不值得你专程来告诉我。”
“我是觉得，怪对不住你一番好意的嘛，我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她的字倒写得蛮不错的……”
“毕竟读到了中学啊，还写过诗呢！”
“写过诗？我不信！”
为了使朋友信，我拉开抽屉，翻找出那农村少女请我指点的诗。它以工整的循规蹈矩的笔迹抄在一页田字方格纸上：
轻风抚轻草，黄蜂觅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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