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梁晓声作品忐忑的中国人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市长又说：“我听人讲，你很爱管闲事儿？”
我说：“你放心，有了今天的经历，在你这地盘内，我绝不再使你担惊就是了！”
他拍拍我肩，笑道：“老兄，我倒不是那个意思。该管之事，还是得管，我批评的是你的方式——你首先应该喊治安人员啊！”
我说：“我是那么想来着，可四周并未发现治安警。我怕我去拽来治安警，挨打的人早被捅了几刀，一命呜呼了。偷一只表还不犯死罪嘛……”
晚上他陪我吃饭的时候告诉我，那个被打的人确实是因为偷了一块表。被打断了三根肋骨，中度脑震荡，皮下瘀血外伤十几处……
我说：“我当时还以为，他不见得是小偷呢……”
市长说：“与打他的那几个人相比，他倒真值得恻隐一下。打他的人中，有货真价实的流氓，有受雇的打手，也有几个不三不四的闲汉。你说得对。他们都承认，在一片喊打声中，他们不参与打，就觉得手痒得难受……”
而我的“护身符”，正是在那一场经历中丢了，还有我的钱包……
我知道别的同行们也许会对我大加耻笑和嘲讽——老老实实写你的小说算了。当的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玩儿什么使命感啊！
但——我是一个一贯坚持现实主义的作家——不是什么坚持不坚持现实主义——而是坚持反映现实生活，坚持反映最广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的作家。我不但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状态，也同时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情感和情绪状态。
没有谁把这一点强加给我，更没有谁企图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情愿的一种选择。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之时，我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损自己的身体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论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到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决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古代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那样，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和冲撞。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为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到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我怎能不最大面积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但——我的问题，从根本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原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的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看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4． “帮闲文章”的调调
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闲文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难免的，那么老百姓可该怎么着好呢？
帮闲文章告诉老百姓——别无它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愿意呢？——那么便是老百姓不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爱，老百姓太娇气了。
那一类帮闲文章似乎推导出了一个天经地义的逻辑——如果人们连腐败都不能或不愿承受，拥护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话空话吗？
使你没法不怀疑，他们是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拿了雇笔钱替腐败辩护的专门写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一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这一次由党中央提出开展反腐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共产党内到民主党内，似乎才敢言腐败。因为这叫“落实中央任务”，不至于因此而被划到改革派的对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势的风景。
我们有那么多“人大”代表，我们有那么多政协委员，此前，我们老百姓却很少在电视里、电台里和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协委员，替老百姓直陈勇进反腐败之言。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几乎总是他们多么拥护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论。他们的使命，似乎只是在这一点上才代表老百姓。现在似乎开禁了，允许讲了，于是才似乎确有腐败存在着……
我记得有一次开“人代”会期间，我去某省代表驻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间里，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腐败现象。房间里没别人，就我们两个。我没觉得我的声音有多高，可他的脸却吓得变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连连请求于我：“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倒小声点儿行不行呀！”我说我的声音也不大啊。他说：“还不大，咱们别谈这些，别谈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门外正有人窃听似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诉诸报章，再其后才从我们的总书记口中向全党谈了出来。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倾听关于腐败的话题的，听了是要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据我想来，一个时代如果矛盾纷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学的一部分，必然是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领子孙在马路上散步，蹲在窗台上的家猫发现了，必然会很有责任感或使命感地蹿到街上去。当然有的猫仍会处世不惊，依旧蜷在窗台上晒太阳，或者跃到宠养者的膝上去喵喵叫着讨乖。谁也没有权力，而且也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必要将一切猫都撵到街上去。但是在谈责任感或使命感时，前一种猫的自我感觉必然会好些。在那样的时代，有些小说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隐士或半隐士，而狷士而斗士。有些诗人，可能由吟花咏月，而爆发出诗人的呐喊。怎样的文学现象，更是由怎样的时代而决定的。忧患重重的时代，不必世人翘首期待和引颈呼唤，自会产生出忧患型的小说家和诗人。以任何手段压制他们的出现都是煞费苦心徒劳无益的。倘一个时代，矛盾得以大面积地化解，国泰民安，老百姓心满意足，喜滋乐滋，文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会像嫁入了阔家的劳作妇的手一样，开始褪茧了。好比现如今人们养猫只是为了予宠，并不在乎它们逮不逮耗子。偶尔有谁家的娇猫不知从哪个土祠旮旯逮住一只耗子，叼在嘴里喵喵叫着去向主人证明自己的责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里一定是甭提多么腻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时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是因为不需要耗子。人评价猫的时候，也往往首先评价它有没有逮耗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时代，不逮耗子的猫才是好猫。人家里需要猫已并不是因为家里还有耗子。逮过耗子的猫再凑向饭桌或跃上主人的双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于它逮住耗子而呵唬它。嗅觉敏感的主人甚至会觉得它嘴里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儿。在这样的时代，人们评价一只猫的时候，往往首先评价它的外观和皮毛。猫只不过是被宠爱和玩赏的活物，与养花养鱼已没了多大区别。狗的价值的嬗变也是这样。今天城里人养狗，不再是为了守门护院。狗市的繁荣，也和盗贼的多起来无关。何况对付耗子，今天有了杀伤力更强的鼠药。防患于失窃，也生产出了更保险的防盗门和防盗锁。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狷士，或者干脆由狷士变成隐士。做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它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思忖也是那么的情有可谅。非但情有可谅，简直就合情合理啊！鲁迅先生即便活到现在，并且继续活将下去的话，在当代青年对徐志摩的诗和梁实秋的散文很热衷了一阵子之后，还要坚持他的《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风骨吗？他是不是也会面对各方约稿应酬不暇，用电脑打出一篇篇闲适的不能再闲适的文章寄出去期待着稿费养家糊口呢？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忧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锐了，还是忧患和矛盾已被大面积地化解，接近于国泰民安，老百姓只要好好过日子就莺歌燕舞了？
任何一个人几乎都有一百条理由仍做一个忧患之士，比如信仰失落、道德沦丧、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败、歹徒横行、吸毒卖淫、黑社会形成、贫富两极悬殊、大款穷奢极欲一掷万金、穷山沟里的孩子上不起学、男人娶不起老婆、拐卖妇女儿童案层出不穷……
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变成忧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今天诗人已经被时代消化得所剩无几了），那么他的小说里他的诗里，满溢着责任感使命感什么的，他大声疾呼文学要回归责任感使命感呀什么的，当他是个偏执狂，并不多么的公道，也难以证明自己才更是小说家或诗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并不都是疯子，起码并不比尼采疯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诗，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经常引用，一点儿也不比被自作聪明的后人贴上“纯诗”之标签的李清照和“超现实主义”之标签的李白缺少价值……
任何一个人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做一个闲适之士。如果他刚好同时还是小说家或诗人，便几乎又都有一百条理由认为，文学的责任感已变得那么的多余，已成一种病入膏肓的呓语。改革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市场繁荣生活提高，“海”里很热闹，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门心思挣钱奔小康朗朗乾坤光明宇宙文学远离现实的时代明明地已经到来了，还遑论什么责任感使命感，喋喋不休地干什么哇烦人不烦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过许许多多他这样的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的小说和诗正被一批又一批地重新发现重新评价重新出版掀起过一阵阵的什么什么热，似乎证明了没什么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的远比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小说或诗文学之生命力更长久……
倘偏说他们逃避现实也当然值得商榷，因为他们的为文的选择是不无现实根据的。
孰是孰非？
我想因人而异。甚至，更是因人的血质而异的吧？
当然，也由人所处经济的、政治的、自幼生活环境和家庭影响背景所决定的吧？南方老百姓对现实所持的态度，与北方老百姓相比就大有区别。
南方知识分子谈起改革来，与北方知识分子也难归一衷。
南方的官员与北方的官员同样有很多观点说不到一块儿去。
南方的作家和北方的作家，呈现出了近乎分道扬镳的观念态势，则丝毫也不足怪了。这就好比从前的猫与现在的猫，都想找到猫的那点子最佳的感觉，都以为自己找到的最佳亦最准确，其实作为猫，都仍是猫也不是猫了。于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进化。于北方而言并不意味着什么退化，只不过是同一个物种的嬗变罢了。何况，不论在南方和北方，作家还剩一小撮，快被时代干净、彻底地消化掉了。
所以现在是一个最不必认真讨论文学的时代。讨论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恰符合“存在的即合理的”之哲学。
至于有几个西方人对中国文坛的评评点点，那是极肤浅、极卖弄的。对于他们我是很知道一些底细的。他们来中国走了几遭，待了些日子，学会了说些中国话，你总得允许他们寻找到卖弄的机会。权当那是吃猫罐头长大的洋猫对中国的猫们——由逮耗子的猫变成家庭宠物的猫，以及不甘心变成家庭宠物，仍想逮耗子的猫们的喵喵叫罢。从种的意义上而谈，它们的嬗变先于我们。过来人总要说过来话，过来猫也如此，有一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而她又是以反映黑人生活而无愧受之的，这本身就是对美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含蓄的讽刺。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士，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堂吉诃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予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全没了半点儿文学的责任感的负担，并不能吊在自己吹大的“正宗”文学的气球飞上天堂，刚巧就落在缪斯女神在奥林匹斯山为他准备好的一把椅子上……
但我有一天在北京电台的播音室里做热线嘉宾时，却没有说这么许多。归根结底，这是一些没意思的话。正如一切关于文学的话题今天都很没意思。所以还浪费笔墨写出来，乃是因为信马由缰地收不住笔了……
第五章 中国人为什么生气
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出在普遍的中国人想寻找到某一个车站，想拥挤上某一次列车，手中却没有票，连一张站台票也没有。每一个车站都拥挤。每一节列车厢都拥挤。每一站能上得去列车的都是少数。每一站被抛弃在站台上的都是多数。每一次列车都标明着“直快”、“特快”。每一站都有广播员以鼓舞人心的热忱饱满的语调不厌其烦地连续广播：“前程似锦、前程似锦、前程似锦……”于是人们从这一个车站奔向那一个车站。
1．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
极辣的油烟透过通风纱窗从走廊漫入室内。怎么竟到了该做午饭的时刻！
呛得咳嗽不止的我，赶紧下床，踏椅子关纱窗——开着它原本为散出我吞吐的烟雾。十二点七平方米的蜗居，吸三支烟后便“云雾缭绕”了。床设窗下，窗乃北窗，被欺近飓尺的树荫所蔽。十余年来，我未曾在室内享受过一线阳光。
又上了床，变换方位，重新恢复姿势，重新点燃一支烟，仿佛母亲寻找一扭头间丢失的孩子，焦急地追逐转瞬即逝的思绪……
记得，执拗的我抱病写作《雪城》下部。我深知有几个男女巴望我没写完下部便死掉了。哪怕仅仅为了使他们的恶意落空，我也要画圆最后的句号。
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
最大的愿望——有一张铺得开稿纸的桌子。现在用的是五百格大十六开稿纸，估计要写满十二本。北影文学部对我够照顾的——允许我单独占领一间挺宽敞的办公室。我在北影文学部是受爱护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幸运。我对北影文学部亦怀有特殊的情感……
办公室有一张写字台和一张办公桌，我却很少在那里写作。因为是办公室，形形色色的来客似乎便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坐下去、泡下去。我最厌恶的事之一是乱谈，或曰闲侃。在办公室，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位公共事务管理局局长或民政局局长或中了一万元彩券的人或心理问题咨询专家之类……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恰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肢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来，并且手指发麻，进而胀疼……
在“专桌”写作，自我感觉不良好。首先是，那五合板受过潮，经暖气烘，有些“瓢”。其次，不能正坐，只能侧坐，双腿无垂处，也无法蜷，顺条笔直地贴着暖气，一双横置的筷子似的。写字的手倒还好说，稿纸在哪儿手就应当在哪儿——“星星跟着月亮走”。拿烟的手不免尴尬。烟灰缸放“桌”上，拿烟的手下意识地总悬空擎着——那只手它亲近的是烟灰缸。很类乎自我惩罚。故烟灰缸是放在床上的，拿烟的手掌根部撑着床，时不时将烟灰点在床上，或弄翻了烟灰缸。甚至烟头触床，床单遭殃，被烧出些洞洞……再其次，北影的锅炉坏了修，修了坏；暖气今天热，明天凉。热时热得我如同偎着火盆，凉时凉得我恰似拥着冰桶……十九号楼的北影公民曾因暖气问题上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登是登了，登了也白登。
有天晚上八九点钟，一职工操起走廊里的传呼电话，挂通了行政副厂长家，说：“好几家的孩子们冻得直哭……”
我忍不住夺过电话吼：“你他妈的还能不能过问一下锅炉房？”
话筒里传来愠怒的声音反问：“你骂谁？”
如果觉得忐忑的中国人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梁晓声小说全集：忐忑的中国人， 雪城， 弧上的舞者，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