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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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丰田车、用电冰箱了。一句话，我们早就“西体”了。只是不知道如何“中用”，
用进口收录机放磁带打太极拳算不算？
看不懂的地方还很是不少。比方说，李泽厚斩钉截铁地一口咬定：“学”（学
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只能是“社会存在”；却
又说“学”既然生长在“体”上，并产生、维系和推动这个“体”的存在，就当
然应该为“主”、为“本”、为“体”。因此所谓“西体中用”，又仍然可说是“西
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西学”不但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他理论学说，
以及科学技术、政经管理等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这可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体，既是“社会日常生活”，
又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人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
”
（它还同时也就是“西体”)，到底是哪个？西，既是现代化，又是新思想，还包
括科学技术，又到底是哪个？
都是，也都不是，全加在一起才是，却又只能分开来说，而且越说越说不清
楚。因此李泽厚这个看上去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辞的提法，就麻烦多多。如
果“西”即现代化，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现代为体，传统为用”；如果“西
”
即科学技术，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科技为体，人文为用”；如果“西”即
马克思主义，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马列为体，儒学为用”。这倒可能是李
泽厚的真实想法。晚年的李泽厚，津津乐道的课题是“新儒学”，而他的所谓“新
儒学”，又据说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或者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
去夺取，占领“新儒学”的阵地。我想这大约又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事情。海外
那些“新儒家”并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领他
的情，至于年轻一代，则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趣。李泽厚的这种“紊乱”，或“杂
糅’，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原本就喜欢搞折衷凋和，就连那个早就有人
质疑的“体用模式”也不肯放弃。诸家学说都想一一顾及。这种做法，貌似公允，
实则中庸。其实，思想家的可贵，不在平和，而在彻底。如果兼容性不够，或统
摄力不足，那就可能自己心里想着“集大成”，给人的感觉却是“一勺烩”。这是
一个教训。以李泽厚之才智过人尚且如此，学力不逮者就更不用存那份痴心妄想
了。
不能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他不是一番好意。他
是很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的。他设想的蓝图也很不错，以社会存
在（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本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
关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既学习西方经验，又弘扬民族传统，以期平稳
健康地实现现代化。这有什么错？差不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
思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还要你那个含糊其辞歧义甚多的“西
体中用”干什么？你那个“西体中用”，既不如邓小平理论讲得清，也不如邓小
平理论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西体中用”
呢，却还要解释老半天。单凭这一条，就不成功。
我看李泽厚是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路可走了。他恐怕只能在“晚风”中，继
续编织他的“世纪新梦”。毕竟，“人活着，总有梦”。没有梦，人，“特别是那些
为人类制造幻梦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能活呢”？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梦，也不能没
有李泽厚这样的知识分子，哪怕他们不过是“痴人说梦”。
李泽厚曾用孔子佛祖的话来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我也借来结束本文吧
——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那就不说也罢。
□走近顾准
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
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
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
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
1974
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
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
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
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早在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
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
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
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
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
会大学兼任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
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
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
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
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像陈寅恪、钱钟书那
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
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
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
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
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于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
争，并于
1935年人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
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
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
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
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
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
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就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了什么“天
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
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二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
“少年得志”？
然而顾准成名早，倒霉也早。1952年
2月
29日，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顾
准，在“三反”运动中被当做“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来，撤职
反省，成为建国后第一次政治运动的祭品。灾难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住脚。此后，
顾准就一再受到打击和迫害。1957年和
195年，顾准两次被戴上“右派”帽
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劳改，成为我国唯一个两次戴帽的“双料右派”。在接踵
而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磨难和摧残：挨不完的批斗和毒
打，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干不完的脏活和累活，受不尽的歧视和侮辱，妻子离
婚自杀，子女断绝关系，老母亲睽违十载而不能相见，最后是身患绝症而不得医
治，真所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所受之苦难，可以说是到了非常人所
能忍受的极致。
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方面，他是老革命、中共高干、中国科学院的
研究员、知识渊博的学者、哈耶克式的思想家、才学超群铁骨铮铮的非凡男子（直
到“文革”后期仍有知识女性愿意嫁给他）；另一方面，他又是思想恶劣的“阶
级异己分子”、不可救药的“双料右派”、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麻风病人一样
的“不可接触者”、鳏老病穷的“丧家犬”、牵连家人的“白虎精”。两两相比，
反差实在太大。于是我们就想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才气与傲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了。在那个荒唐的
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
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
遑论其他？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
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
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
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
成任务”而被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上令“限期展开斗争”,
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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