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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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看就头疼,他们为什么要买你的书?

二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

问:这就是您把学术著作写成随笔体的原因吗?或者说,您这样写作,就是

为了让读者更能接受您的思想观点,是不是?

答:直接的原因是,根本的原因不是。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更

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写作时,心里有没有读者?如果有,

你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就决定了我们

的写作态度和方式。如果心里根本就没有读者,写出来他们爱不爱看当然无所

谓,―本来就没打算要有多少人看么!问题是许多人其实还是希望有人看的,为

什么仍然会遭到读者的拒绝呢?就因为他们态度不好。他们总是把读者当成“受

教育者”,一开口就是一副居高临下的腔调。你想,这年头愿意读点书的,头脑

没那么简单吧?谁吃你这一套呀!

我认为,如果我们当真是为了“人文关怀”而写作,那我们和读者的关系就

应该是朋友,也只能是朋友。人文关怀是人对人的关怀,不是神对人的关怀。咱

们是人,人家也是人,没什么两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咱们想得多一点,想得

深一点,还不敢说都想全了,都想对了。也有咱们没想到而读者想到了的。所以

咱们著书立说,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和读者交换心得罢了,就像朋友们聚在一起总

要聊聊大一样。朋友之间聊天,哪有打官腔、掉书袋、咬文嚼字、装腔作势的?

写“随笔体”,岂非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所以我说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转变立场,调整心

态。当然,有些人是八股文章写惯了。想改,一时也难。

三什么都要别人承认,那你就别活了

问:您的这种做法社会承认吗?

答:也承认也不承认。广大读者是承认的。他们承认的方式,就是掏钱买我

的书,用他们的劳动所得来肯定我的劳动。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种承认。学术

界承不承认,我就不知道了。大约怀疑和不以为然者居多吧!不过这并无所谓。

我向来的观点是:做不做、怎样做,是我的事,承认不承认,是别人的事。别人

的事我管不了。我的事,别人也管不着吧?什么都要别人承认,那你就别活了。

问:这么说您并不很在乎了?

答:也在乎也不在乎。说一点都不在乎,那是矫情。毕竟,得到学术界的承

认,尤其是得到有关部门的承认,是有实惠的。你可以拿去评奖、评博导、评重

要岗位,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名誉地位,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白花花的银子。一万

两万的你不在乎,十万八万的也不动心?问题是你在乎也没有用。除非你把自己

想做的事情放下,也去炮制八股文章,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问:那您将继续按照现在的方式写作了?

答:是。

问:没有犹豫过?

答:也不能说一点没有。问题是你必须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或者“走自己的

路,让别人去说”,或者“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说”。如果是年轻人,我倒想劝

他不必太执著,不妨随随大流,但我己经是上年纪的人了。过去耽误不少,现在时

日不多,最后的岁月不留给自己,留给谁?那就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叹道

四去吧!

四做人比写作更重要

问:听了您上面的回答,觉得您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您的写作和您

的个性有没有关系呢?

答:应该说是有关系的。我提倡的,就是个性化研究和个性化写作。所谓“个

性化研究和个性化写作”,也就是按照自己的真性情来研究和写作。我在《书生

意气》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一本书,如果不是用真性情写的,就不是好书,甚

至不能叫书,不配叫书,顶多只能叫做“伪书”。我可不愿意写什么“伪书”。

问:看来,您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答:但愿如此。书生意气么!没有意气,就不是书生了?

问:但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的书生都能保持意气,按照真性情来研究和写

作呀?

答:的确如此。这是很可悲的。

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只想谈谈个人的原因。王朔批评余秋雨说:他这个

人活着比写作更重要。其实很多人也这样。但在我看来,就连写作都不是最重要

的。

问: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答:做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固然应该比活着重要,但做人却比写作

还更重要。一个人,如果连人都做不好,我很怀疑他能做好学问做好文章。

问:那么您认为应该怎样做人?

答:做人包括两个方而的问题:“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这两个问

题其实是有关联的。比如你想做一个虚伪的人,自然是虚情假意地去做;想做一

个认真的人,自然是认认真真地去做。如果想做一个性情中人,那就只能按照自

己的真性情去做。这样的人写起文章来,也一定是真性情的。

问:您认为自己做得怎么样?

答:也不怎么样。毕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许多事情,并不能当真由着

自己的性情去做。在现实生活中,我其实是一个很拘谨的人,条条框框很多。所

剩无几的一点真性情,大约只能保留在我的著作中。

五从知青到教授

问:易先生,刚才您谈到个性问题,我想知道,一个人的个性是怎样形成的?

是天生的呢,还是与生活经历有关?

答:两方面原因都有吧。

问:那么您的个性、还有您风格的形成,也和您的生活经历有关了?

答:是这样。

问:那么,您能简单谈谈您的生活经历和读书治学的道路吗?

答:简单的说,比较复杂(笑)。我当过知青,而且,还是“资深”的,195

年就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一个军垦农场当农

工,体面的说法叫“军垦战士”。

问:有点像现在的打工仔、外来妹?

答:有点像,又不一样。他们代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一次重大变革,我们可

不代表什么,尽管那时我们的口气比他们大得多,是要去“解放全人类”的(笑)。

但很快就发现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不要说解放不了全人类,就连解放自己,也

大成问题。

问:那您是怎么“解放”自己的?

答:先是碰上了一次招工的机会,被招到乌鲁木齐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子弟

学校当中学老师。那时不像现在,可以随便“跳槽”。我从农场到工厂,差不多

是逃出去的,其情节完全可以写一篇《胜利大逃亡》的小说。

问:后来呢?

答:就得感谢邓小平了。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恢复本科生招生是

1977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取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又留校任教。

留校也不容易。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得“哪来哪去”。但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

道玉说“人才难得”,坚持要留下来,为此还惊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最后是教育部专门为我的毕业分配下了一个文

件。刘道玉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的校长。这样的校长现在是很难得了。顺便说一

句,恢复高考的建议最早也是由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提出的,后来由

小平同志拍了板。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我都要感谢刘校长。他被免去武汉大学

校长职务四年后,我到了厦门大学。

六任何经历都是财富

问:现在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经历坎坷的人。我想知道的是,这些经历对您有

好处吗?

答:有。任何经历都是财富。比方说,我就比许多大学教授更懂得民间的疾

苦和底层的黑暗。因为我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过,和曾经劳改、劳教过的人一起

劳动(他们当中不少是冤假错案),干最重的活,吃最差的饭,亲历种种迫害和

摧残,也亲历种种迂回曲折的抗争。正是在那个曾经被诗意地描绘过的地方,我

知道了生活不是诗。

问:难怪您对社会生活和人性弱点的观察那么冷峻透彻,入骨三分。

答:也就是心里比较明白而已。俗话说,吃一亏,长一智。亏吃多了,人也

就学乖了。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乖巧的人。将来大约也不是。不是不会,而是不

愿意。这就注定以后还要吃亏。那就吃吧,无非又增加一些经历或者说财富而已。

问:难道要成为一个作家,就一定得受苦受难吗?

答:话当然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未免太残酷了。但一个人太一帆风顺并

不好,吃点苦头也未必是坏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尤其如此。伟大的艺术品背

后,总是横卧着人类亘古的苦难;而自己没有亲历过苦难的人,也实在难得有那

份博大深沉的悲悯情怀。他们多半只能写些甜糯娇嗲的矫情之作,招摇撞骗一时

而已。

问:那么,是不是经历越丰富越好?

答:丰富一点当然好,单纯也无妨,关键在于善于体验和观察。对于一个真

正的画家来说,一片绿叶也会有丰富的色彩层次。但如果有条件,还是要多走走,

多看看。老是呆在一个地方.连感觉都要麻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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