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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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但我注意到，您这本书和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历史书很不相同。它的材
料基本上来源于正史，写法却又是文学的，既不是史学著作，又不是历史小说，
有点“不伦不类”。
答：正是这样。我这本书，还有同时出版的另外三本，―—《闲话中国人》、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在学科分类上都无法归类。但这对我并不重
要。我关心的是怎样才能有更多的读者。我的读者是没有专业限制的。青年学生、
机关干部、公司老总、官员和文员、教师和律师、市民和农民，只要有兴趣，都
可以阅读。我希望他们能在轻松愉快之中阅读，读完以后又能有所收获。总之，
我的目标，是“高品位，广读者”。
问：那么，您为什么不写历史事件却要写历史人物？
答：因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构成的。没有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
物，历史就会变成一堆枯燥无味的材上料或符号。历史学家们是搞“科研”的。
他们在制作“科学标本”的时候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把生活的“气息”去掉，然后
再根据这典“标本”抽象出“规律”来。然而我却更愿意把规律“还原”为人。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生存与幸福，我们要历史做什么？
问：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写的人物也很多，您为什么要选择项羽、曹操、
武则天、海瑞和雍正呢？
答: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五个人人家都比较熟悉。熟悉就可能产生兴趣（比如
读者可能会产生好奇，想了解作者的观点和自己是否相同或有什么不同），而且
写起来也可以省去许多麻烦（比如不必花太多笔墨去交代背景）更重要的是，他
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悲剧性人物：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
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
问：悲剧性人物就特别值得注意吗？
答：是的。真正的悲剧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项羽、曹操、武则
天、海瑞和雍正，无疑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但结局却都不
怎么好。就说海瑞吧，那是地地道道的清官和直臣。他连皇帝都敢批评，兵部多
算了七钱银子的柴金他也要退回去。然而他却被政敌指斥为“伪君子”，万历皇
帝的处置也只是说他“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但“当局任事”则“恐非
所长”，说白了就是只要他做摆设。对于这样一个立志要清除腐败、重道德的人
来说，这难道不是悲剧？
问：这里面有没有个人的原因呢？
答：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项羽失之头脑简单，操失之奸诈狡猾，武则
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阔偏执，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没有这些缺
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性的吗？恐怕难讲。过去我们总是习惯把王朝的兴
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
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那
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和黑脸什么时候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
导演是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却不肯承认每一次的“善报”，往往
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问：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
答：在制度和文化。
问：您能说得详细具体一点吗？
答：这就说来话长了。我想还是请读者自己去看书吧。但可以肯定，要有健
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许，这
正是我们代新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学术能走向市场吗
——答《亚太经济时报》记者刘晓东问
问：在
200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您的“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
系列”一共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我注意到，这四本书在一年之内就印了三次，累计印数达数万之多，而这些书其
实学术性很强，因此我想问：这是否意味着学术著作也是可以走向市场的？
答：至少部分可以，而且应该。
问：为什么说应该呢？
答：这就牵涉到为什么而学术的问题了。我的观点是“为人生而学术”。也
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有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
这就要关注人、人性、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这种关注不能是
居高临下或冷眼旁观的。研究者必须把自已也摆进去，要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甚至要把这种研究当做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活法。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
才可能是从自己心灵深处流溢出来的，带着鲜活的生命和情感，也才可能为广大
人民群众所接受。
问：这和走向市场又有什么关系？
答：关注人生也就是关注社会，而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就
必须进行独立的思考。这就首先要有人格的独立。但没有经济的独立，也不会有
人格的独立。人们总喜欢骂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
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
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
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
原因之恐怕也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所以先生对于版税稿费之类的事，从
来就不清高就不含糊。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索要自己的劳动报酬。但不是
向政府，而是向市场。
问：照您这么说，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能够赚钱，就是一件好事了？
答：是。如果能赚大钱，就是大好事
问：那就不怕作家和学者媚俗吗？
答：上市不等于媚俗吧？一本书能不能走向市场，关键在于它好不好看。好
看的书未必俗，正如不好看的书未必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本非
常好看的书，请问“俗”吗？八股文章一点都不好看，请问“雅”吗？实际上，
一本书只要好看，就多少会有点意思，而没有意思的东西，是不会真正好看的。
我不赞成把著作和图书简单地分成所谓“严肃”和“通俗”两类。在我看来，世
界上的书只有两种，一种是有意思的，一种是没意思的。如果要说得细一点，则
可以分为四种：有意思又好看的，有意思但不好看的，好看但没有意思的，既不
好看又没有意思的，第一种最好，第四种最要不得。不客气地说，现在不少所谓
“学术著作”，就属于第四种，既不好看又没意思。
问：那么，学术著作怎样才能走向市场呢？
答：这就要创造一种“高品位，广读者”的体裁或体例。我写“随笔体学术
著作”，便意在于此。既然是“随笔体”，是“广读者”的，就必须风趣幽默，生
动活泼，有较强的“可读性”；既然是“学术著作”，是“高品位”的，就必须观
点新颖，逻辑严密，有一定的“深刻性”。总之，品位的高低在内容，读者的多
寡在形式。高品位，广读者，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我这四本书能否做到，就全
凭读者朋友们鉴定了。
天底下没有白坐的牢
——答读者
一做学问原本不是为了混饭吃
问：易先生，我们都是您的读者，都很喜欢您的书。我们觉得您的书，怎么
说呢，挺不一般的，也可以说是怪怪的。思想性、学术性很强，读起来又很轻松，
不费劲，还有些快感，不像我们以前读过的那些思想学术类著作。我想请问，您
为什么要这样写书？您是怎样想到要创造这样一种对您称之为“随笔体学术著
作”的文体的？
答：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问我，我也回答过多次。认真说来，也可以说是多年
思考的结果吧！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究
竟为什么要有学术要做学问？从个人的角度讲，如果是为了谋生，完全可以选择
别的事情。比如我想要有财富，就应该去经商；想要有权势，就应该去从政，哪
怕去打工，虽然收人不多，却可以活得轻松些，不像做学问这么费神，是不是？
从社会的角度讲，学问也不像学问家们自己讲的那样重要那么有用；你们都是大
学生，或读过大学的。请诸位自己想一想，大学里学过的那些学问，有多少在工
作中当真派上用场？没有多少吧？学问家们出版的著作汗牛充栋，真正阅读的人
又有多少？也没有多少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学问？问得再深一点，
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究竟有什么存在价值？
答案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之所以需要知识分子，就因为他是社会的良
知与良心。因此，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关注社会与人生。不关注社会人
生的，不能叫做“知识分子”，只能叫“脑力劳动者”或“专业技术人员”.这当
然也是需要的，但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的看法是，搞别的学科倒也罢了，一个
搞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必须关注社会人生，甚至应该“为人生而学术”。
那么好了，你既然是“为人生而学术”的，你做研究的目的，是社会的进步
和人类的幸福，但你研究来研究去，写了文章著了书，却没人理睬没人看，不要
说让世界上每个人都活得更幸福，就连让你身边的人开心一点都做不到，你说这
算什么事吧！说到底，就因为一些人虽然口口声声“人文关怀”，实际上那“关
怀”很是隔膜。所谓“人文”云云，和活生生的人、实实在在的人生隔着十万八
千里。这就怪不得别人了。你得出的结论，和他们八竿子打不着；你讨论的问题，
其实无关他们的痛痒，他们为什么要买你的账？你写的书他们根本就看不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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