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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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是1580年闰四月两广总督刘尧诲送来的报捷信。刘尧诲是凌云翼之后最有名气的两广总督,他上任不久,就碰到广西八寨壮族人叛乱。八寨在广西桂林、平乐两府,本是壮人群居的场所,多年前,王阳明曾到这里剿匪,凭借知行合一的威力而事半功倍。凌云翼在时,八寨就涌动着叛乱的暗流,这股暗流终于在1579年冲出地面,飞上天空。刘尧诲向张居正请教,张居正的观点和从前一样:务必诛杀殆尽!

刘尧诲举起屠刀,八寨血流成河。张居正看到捷报书,心情振奋,私人答复刘尧诲说:“你手法干净利落,可谓深得知行合一之旨。凡和政府作对以及要脱离政府而去的,都应以铁血手腕惩治,不可心存侥幸,认为他们还有良知。教化固能拯救人心,却是年深日久的事。你们身为一方之长官的人,要切记我的话。”

这件事如果是良性提神药,下面的事就是恶性的。

张居正执政九年以来,对其不满的呼声始终未曾绝迹。他从病假中到内阁不久,就有南京兵部官员赵世卿上疏朱翊钧,请朱翊钧废除驿递新规,缓行考成法等五件事,事事针对张居正的路线方针。最后赵阁下还提出广开言路,让那群穷嚼蛆的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议论朝政。

张居正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觉得这些人如同蟑螂,永无灭绝之日。他纵然手眼通天,也只能举着鞋底,见一个拍一个。

赵世卿的上疏在朱翊钧心中引起了沸腾,他和张居正谈到这件事时,突然说了破天荒的一句话:“赵世卿这厮说的话恐怕也有点道理。”

张居正脸色瞬间大变,几乎不假思索地追问了一句:“有何道理?!”

朱翊钧顿觉泰山压顶,呆愣如木鸡,半天都缓不过神来。张居正也发现了自己的唐突,慌忙语气柔和:“皇上英明,这等搬弄口舌,不知在位者辛苦的小人,他的话哪里会有道理可言呢?”

朱翊钧紧张地频频点头。几天后,赵世卿被调入某王府任职,这是个严重的处分,因为王府官员极不易升调,一入王府,仕途就注定了。

实际上,张居正主政后的种种措施,都建立在执行力上。执行力异常强大,说到就做,甚至先做再说,这都是张居正主政期间政府的一个特征。执行力强固然有好处,却也有坏处,人人都急促,人人都忙得忘乎所以,人人都神经紧绷。1580年八月,张居正收到亲家刘一儒的信,这是一封议论朝政的信,平心静气,发自良知:

我听说,欲建立事功的人必须要精明,但要培养良好体制,必须要浑厚。自您当了大明帝国的家之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政府官员尽心尽力,效率奇高。我以为,事功您是建立了,但您制定的各项法律实在严苛,考成法执行起来太不近人情。既然现在政府已走上正轨,从前的一些苛刻规定是否能撤销?不然,大部分官员都活在惶恐中,恐怕有失浑厚。不培养元气,就养不了敦浑之体,将来弊必大于利。

这不是刘一儒闲扯淡,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刘一儒的话可谓洞见本体。中国传统政治讲松弛之道,而以柔和为主,不主张刚健治国。所以,以铁血手腕改革的商鞅被人唾骂,以严苛法律治国的秦始皇被人诟病。

张居正的整顿吏治,实际上是阳明学“知行合一”的加强版。一个人良知不被遮蔽,知道了就必会去行。但张居正认为所有官员的良知都被遮蔽了,只知不行,所以他把“知”作为命令,我的命令就是你的“知”,命令一下,你必须去行。你不必在我的命令上致良知,不要想是对是错,按照命令去行就是对的。这固然能大大提高效率,然而他的很多命令被许多人当成是外物,也就是不能自得于心的东西,这就导致执行命令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忍受严刑峻法的逼迫只好去行,可一旦张居正去世,严刑峻法消失,这些人会马上恢复本心,不再去行。

刘一儒的担心正在于此:看似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实际上是受心外的法律压制,法律消失时,就是他们的强烈反弹之日。到那时,张居正规划的一切都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道理人人会讲,张居正也有他的道理:乱世用重典,急病用猛药。面对滥局面,必须要以雷霆之力迅速摆正它,其他一切方法都是空谈。如果他真的听从刘一儒的意见,改弦易辙,必能收回大部分人的心,但他不可能听从,因为他是张居正。他从坐上首辅的椅子那天起,就深刻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知行合一,如何去知行合一。这么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做法,原因只有一个:他认为自己是在致良知。

也许,正是官员们的强烈反对,张居正才大踏步走到今天。在他看来,只有艰难险阻才是实学,人只有在障碍中才能学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才能锻造强大的心力。碌碌无为,永不可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孙海、客用事件

最初,张居正的障碍是些别有用心的官员,1579年则是想钱想疯了的朱翊钧,到了1580年后,张居正发现,朱翊钧已不仅是障碍,而早已是一颗定时炸弹。

国家有张居正,朱翊钧不必为政事烦忧。对于十六七的年轻人,无事可做,充沛的精力只好浪费到玩乐上。年纪小时自有年纪小的玩法,年纪稍大也有成熟的玩法。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不知从何时起,朱翊钧迷恋上了各种娱乐活动。

1580年最后一个月,朱翊钧和他的太监玩伴孙海、客用常到西城玩耍。喝酒是难免的,但朱翊钧很少喝得人事不省,所以喝酒之后总有别的娱乐。某天,他突然起了雅兴,要侍立一旁的小内监唱小曲。小内监按冯保的命令只管站着,唱小曲不是他的工作内容,所以他不唱。

朱翊钧劝了半天,小内监就是不为所动。朱翊钧暴跳如雷,抽出身边孙海的佩刀,直奔小内监。小内监吓得瘫软在地,直叫“冯公公”。

不叫还不打紧,这一叫,朱翊钧更是怒火中烧,小内监竟然用冯保来压他,于是上去就是一刀。由于大醉,没有准头,小内监只受了皮肉伤。孙海等人一见要出人命,慌忙上前拉住朱翊钧。朱翊钧余怒未消,吩咐孙海等人把小内监狠狠地踢了一顿。小内监被踢得奄奄一息,朱翊钧还不罢休,割了小内监的头发,权当斩脑袋。

胡闹完毕,朱翊钧醉醺醺地回宫,昏昏睡去。天明十分,在宿醉中他被人叫醒,正是孙海与客用二人。二人脸色煞白,神情紧张地告诉他:“太后要见您。”

朱翊钧惊得翻身而起,问道:“可知何事?”

孙海说:“那个小内监把昨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冯公公,大概正是此事。”

客用帮腔说:“据说冯公公也发了火。”

朱翊钧腾地站到地上:“冯保有什么资格发火,岂有此理!”

冯保不是他所怕的,他最怕的是冯保在他母亲面前告状。他犹豫焦虑起来,孙海与客用催促他:“皇上,还是赶紧去吧。去晚了,李太后更生气。”

朱翊钧胆战心惊地来到李太后宫里。李太后脸色铁青,像是涂了一层铅,一见朱翊钧便大喝道:“跪下。”

朱翊钧身不由己地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李太后拍案而起,声音尖利:“你知道你的罪过吗?”

朱翊钧不敢回话,浑身如筛糠。李太后开始一五一十地数落他的罪过,越数落越生气,最后居然掉下眼泪。朱翊钧也是哭得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李太后擦去眼泪,冷冰冰地问朱翊钧:“你知错吗?”

朱翊钧叩头如捣蒜说:“儿知错了。”

这情景连站在一旁的冯保都于心不忍。李太后见到儿子的狼狈相,叹息一声,要朱翊钧站起来,去书橱上找来《汉书》,让他翻到第六十八卷。朱翊钧轻声念出口:“霍光传。”

“读!”李太后口气威严。

朱翊钧开始读,当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时,眼泪再度流下,这眼泪半是恐惧半是委屈。霍光废昌邑王乃中国历史重大的政治事件,朱翊钧当然读出了其中意思。他明白,现在的霍光就是张居正,他母亲看上去就是张居正的帮凶,还有那个冯保,则是张居正的内线。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冯保的监视,冯保知道了,李太后就知道了,张居正更知道了。

他没有读完霍光传,双腿一软跪到地上。李太后声色俱厉:“不是只有你才能当皇帝!”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朱翊钧魂不附体,恐惧得一言不发。李太后吩咐:“去请张先生来,看看我大明朝的这个皇帝,还留不留!”

张居正早就得到朱翊钧痛殴小内监的消息,他也知道李太后会过问,但没有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连他都认为李太后有些小题大做,他对李太后说:“皇上固然有错,只是道德瑕疵,没有到废立的地步。”

李太后余怒未消:“张先生不必维护他,他现在就如此,将来真的亲政了,还不毁了大明朝!”

张居正望了一眼跪在身旁的如同被主人狠揍的死狗似的朱翊钧:“皇上本性不坏,只是一时糊涂,要他痛改前非就好。”

李太后追问:“他还能改吗?”

“能!”张居正说完,用眼神示意跪在地上的狼狈不堪的朱翊钧。朱翊钧倒很机灵,叩头向李太后哭诉,他一定痛改。

李太后态度缓和下来,说:“既然要改,那就让天下臣民皆知。张先生,你帮皇上写两道罪己手诏,一份给内廷,一份给内阁。”张居正遵旨。

说是帮皇上,其实张居正根本就未和朱翊钧商量一句。他回到内阁,不假思索,铺开纸张,以朱翊钧的口吻先写给内廷:“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朕,无所不为,贬到南京孝陵(朱元璋的陵墓)去当菜农。你们司礼监的所有人既受朝廷爵禄,朕偶尔昏迷,犯下错误,你们就该劝谏朕,可你们却图朕一时欢愉,尽情放纵朕,真是该死!今后如果还有奸邪小人引诱朕,你们司礼监任何人都要举报,并发外廷知道。”朱翊钧看了这道罪己手诏,咀嚼着无声的怨恨同意。

再看发给内阁的那道:“孙海、客用已被朕发配南京。先生和诸位大臣既为辅臣,见朕犯错怎能坐视不管?先生既知此事就该谏朕,让朕成为尧舜那样的君王,先生也就成了尧舜的臣子。从今而后,无论朕在宫中有何过失,先生都要劝谏,不可姑息朕!”这就是授人以柄,朱翊钧的屈辱怨恨可想而知。

朱翊钧愤怒悲伤,冯保却欢欣起来。他对张居正说:“司礼监最近有几个混账,总和我过不去,趁此良机,张先生帮我把他们一并除了吧。”

这是顺水人情,张居正很乐意做。在他眼中,内监就没有几个好人,除一个是一个。于是,朱翊钧又收到张居正的奏疏。张居正说:“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引诱您的潜力,所以都应被惩处。”

朱翊钧看着这道奏疏,咬牙切齿,但也只能同意。恨一个人,很多时候并非是此人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而只是因为他伤到了自己的自尊。孙海、客用事件是朱翊钧和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的一次斗争,结果他惨败。这种羞辱始终埋在心底,直到几年后才被他以复仇形式释放。

张居正却丝毫未察觉朱翊钧的心理,他忧心忡忡,决定趁这件事再做文章,把朱翊钧牢牢固定在准圣君的轨道上。

但在1580年时,张居正再想这样做已有相当的难度。朱翊钧已从之前的唯唯诺诺变成了有主见的君主,这就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非经强大力量,不可能回到正轨一样。

但张居正的力量已经用尽,确切地说,他仍是新瓶装旧酒。他把当初的《帝鉴图说》思路重新拿出,把历朝历代的宝训、实录集结成册,向朱翊钧承上了一本《谟训类编》。他对朱翊钧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皇上能以史为鉴,念念警惕,事事遵成宪。在深宫中的心就应该是上朝理政时的心,在朝理政时的心就应该是在深宫中的心;静时的心就应该是动时的心,动时的心就应该是静时的心。”

这就叫知行合一,朱翊钧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太多。他对张居正说:“古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比如孔子,说为政要仁,可他一掌握政权,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少正卯,这是知行合一吗?这简直是虚伪得要命!”

换作任何一位大儒,都会对朱翊钧这种看法惊愕失措。但张居正不是腐儒,他懂得变通,心中的偶像只有自己的良心。他对朱翊钧说:“孔子纵然是圣人,心中也有私欲。他做错的事,我们不要重蹈;他做对的事,我们要借鉴。不必论他的是非,只要我们自己心中有个是非。”

这种话,朱翊钧只是一听,他也并不认为孔子冤杀少正卯是错的,他只是看不惯张居正总喜欢用文化育人,想要给张居正难堪罢了。

君臣二人已经离心,二人的心思已无法走到一起。那么出事,便是迟早的了。

第七章 结局

与皇室矛盾升温

1581年春,朱翊钧冷不防地再度提出外戚恩荫的问题,张居正很是郁闷。外戚恩荫的问题,早在两年前朱翊钧岳父封伯时就已解决,此时又被朱翊钧提出,张居正无法明白这位皇帝小儿的心思。

朱翊钧这次提出,要把岳父王伟的弟弟王俊加恩授职。张居正和张四维、申时行商议,商议了大半天,张居正觉得精力不济,索性就做了心中早想好的主张:授王俊锦衣卫千户。

可这道票拟才进宫没多久,朱翊钧的手诏又到了。张居正被从疲惫的梦中惊醒,闻听朱翊钧的手诏:“正德年间,皇亲夏助等人,都授锦衣卫指挥使等官世袭,今为何止授王俊千户?又无世袭字样?”

显然,这是极度不满下的诘问。张居正只好亲自去见朱翊钧,向他解释。

张居正说:“对非有军功的皇亲不封爵,不世袭,这是两年前制定的规矩。当时皇上也是同意的,怎么如今要自坏规矩呢?”

这话有些不敬,朱翊钧的火气冒上来:“张先生,您总说不违祖制,可不世袭就违背了武宗皇帝时的制度,这是违背祖制啊。”

这话充满了指责的火药味。张居正不管他,说:“皇上有仁慈之心,加恩外戚,做臣子的当然要照做。”

朱翊钧想不到事情如此顺利,竟一时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了。他坐稳了,试探地问:“当真?”

张居正说:“当然!”

“那就拟旨吧。”

很快,张居正的票拟来了:“授王俊锦衣卫指挥使。”

朱翊钧跳起来,抖着张居正的票拟,向身边的太监们咆哮:“世袭呢,世袭两个字呢?!”

张居正又来了,朱翊钧像是复读机:“世袭呢?世袭两个字呢?!”

“锦衣卫指挥使已是最高荣誉,倘若再加世袭二字,恐怕和祖制违背。”这是张居正不紧不慢的回答,他越是这样气定神闲,朱翊钧就越生气。

“祖制?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武宗在位时,外戚的职位就是世袭的。”

张居正仍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皇上明鉴,祖制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武宗皇帝在位时,奸贼小人太多,导致政体紊乱。世宗皇帝继位后,将一切弊政全部改正,复我祖宗之旧,这才是我们要遵守的祖制。武宗一朝是改变了祖制,我们绝不能将错就错,违反祖制。”

朱翊钧气得七窍生烟:“张先生为何在升王俊为锦衣卫指挥使之前不说,这个时候又说?”

张居正最近感到朱翊钧的脾气越来越大,其实可以换一种说法,朱翊钧要摆脱束缚的心越来越强!

朱翊钧的问题正中张居正的计策,他说:“臣认为皇上聪明睿智,正大无私,应该能想明白这件事的利害。官职是公家之物,不可轻易授人。尤其是世袭,和浪费金银没有区别。我常和皇上讲,浪费可耻,节俭光荣,原因正在此。皇上现在醒悟,也为时不晚。”

朱翊钧愕然,显然,张居正把他轻而易举地绕了进去。在这种时候,他不可能再毫无廉耻地纠缠“世袭”那两个字了。

如你所知,朱翊钧不可能心服口服。张居正的话语中毫无诚意,全是诡辩,所以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恨就更加浓重。

除了朱翊钧之外,张居正又和李太后的信仰发生了矛盾。李太后多年来信仰佛教。普通老太太信仰佛教,无非是买个廉价佛珠,每日数珠罢了。但李太后有权有钱,所以信仰起来就非比寻常。1581年夏初,李太后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要内阁票拟。张居正和张四维抱怨说:“李太后真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吗?这么多年,咱们披肝沥胆,星夜奔驰,才积攒了这么点钱,都被她拿去建寺庙了。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施舍,要是做看得见的功德,不但向和尚的寺庙里捐钱,还给普通百姓捐款,这是张居正可以容忍的,但建各种毫无必要的寺庙,张居正却很有意见。

他如数家珍道:“万历二年建承恩寺、海会寺,三年修东岳庙,四年建慈寿寺,五年建万寿寺。这些寺庙有何用?无非是怂恿更多的懒惰之人看到不劳而获的希望,进寺庙出家而已。”

这是宗教问题,张居正堂堂大言,一语道破,让张四维和申时行很是钦佩。钦佩是钦佩,申时行却说出问题的关键:“那大宝塔寺的问题……”

张居正沉思起来,他想起万历元年的一件事。当时李太后对朱翊钧说要建涿州胡马河、巨马河两条大桥。朱翊钧对张居正说了这件事,张居正立即反对说:“皇上继位之初,应与民休息,建桥太劳民,而且耗钱,恐怕有关部门不会办理。”

朱翊钧若有所思。几天后,他对张居正说:“母后说了,一切花销都由母后来,一钱不取于官,一夫不取于民。”

“好极!”张居正叩头说。

每想到这件事,张居正就极为欣慰。他不反对做功德,但特别厌恶用百姓的钱做功德。可李太后的识大体也只这一回,而且李太后也并未识到底,还是从国库挪用了五万两银子。

万历二年正月,两座桥完成,李太后一算账,居然花掉了七万两白银,这使她吃了一惊。所以在涿州建碧霞元君庙时,她还是向政府张了口。

张居正对当时的工部尚书朱衡说:“国家建筑方面,你是负责人,你怎么看?”

朱衡气鼓鼓的:“这怎么能是国家建筑?”

张居正笑了笑:“是不是国家建筑,你跟我说不着。”

朱衡眼珠转动,恍然大悟,这种事应该和皇上去说。于是他上疏请停工,但毫无效果。张居正琢磨了半天,竟然同意,把朱衡气个半死。

当时的张居正自有他的算盘,他要取得李太后的支持,另外,他希望李太后能感恩,适可而止。想不到,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做功德也不例外。

大脑里翻滚了许久,张居正才回到现实。他站起来对两位阁臣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要阻止李太后。”

可怎么阻止?现在连朱翊钧都不太听他的了,李太后又如何肯听?

张居正一生的智慧似乎已用尽,想了两天,也想不出好办法,只能上疏请求李太后看在民生艰苦上,停止她的那些“功德”。

毫无动静。

五台山已动工,工地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

张居正无声无息地叹气,整个身影被北京血一样的黄昏罩起,密不透风。他感觉到呼吸的衰竭和肺部火烧火燎的痛。

最后的交流

1581年四月下旬,江苏、安徽等地发生水灾,很多百姓无衣无食,起来造反。张居正拿着南京方面的奏疏来见朱翊钧。朱翊钧看了奏疏,问道:“这淮安府、凤阳府每年都有灾情,怎么回事?”

“这两处地方从来都多荒少熟,元末之乱就起于此。”张居正的回答中规中矩。

朱翊钧“哦”了一声,忽然问道:“天灾人祸,恐怕也有人为因素吧?”

张居正很高兴:“皇上英明,当地政府官员不作为,也是天灾无限扩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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