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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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皇帝以一农民，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是奇迹。但是当这个帝国具备了所有完善的国家机能以后，为何反而创造不出奇迹来了？是因为：哀莫大于心死！肉食者，既然有肉吃，他就不再想创造什么奇迹了。食不着肉的人，裹腹尚难，他们没有什么义务去创造奇迹。

国家之老，老于人心。

既然大明这条宝船是永不沉没的，那还用管它往哪里开？

——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没的么？

可惜，夏虫不可语冰，跟他们说这些是没用的。贪酷之官，只知道财富是无尽的；庸惰之官，只知道太阳是每天都要升起来的；奔竞之官，只知道宝塔尖上的风光是最好的。

对他们来说，民力，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无顾忌地踩踏；笙歌，可以无终结地演奏下去。

这一切，永远不须偿还。

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脚下三尺土中，“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昏睡百年的大明，就这样不可挽救了么？

历史，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张居正。

书生报国，惟以智慧。还有就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他起自布衣，登入庙堂，“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议谤有所弗恤也！”

人力可胜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难道世路多荆棘，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明白。

但国家兴衰，不止是一个人的祸福。拯民救时，就在今朝！是五尺男儿，能罢得了手吗？

正所谓“无限沧州渔父意，夜深高咏独舷鸣”（张居正《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内心里最深刻的啸声，有谁听，有谁听！

　【金戈铁马入梦来】

张居正的“江陵柄政”十年间，最值得人称道的还有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　

在隆万交替之际，大明的天下还不能算四方晏然，各处仍时有闻警。这都是正德、嘉靖两朝留下来的烂事。

那两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皇帝，在国防决策上实属低能儿，对外战略完全短视，忽战忽和，缺乏长期打算。对所启用的边将也是信疑不定，让人很难愿意卖命。仗要是打输了，那就都是下面的错儿，蓟州前线在十七年中，竟更换大将十人，没有一个不是获罪撤职的。总督王忬与杨选两人，还因吃败仗而被皇上杀了头。

只有低能的下属，没有低能的上级。皇帝的心理倒是平衡了，但事情却毫无起色。

兵备松弛，到了近乎儿戏的程度。

军官们普遍强迫士兵服劳役，十分残苛，导致兵卒大量逃亡。当官的正好吃空饷。以京军、边军的编制论，合计有百万，但实际有多少鬼才知道。以京军为例，嘉靖时的编制14万，按人头一个个数的话，只有不到6万，而能打仗的，大概也就2万。

明初的军屯到后来已经无法生效，军费均由财政支出。一年军费70余万两，一打仗就超过上百万两，占全国年总支出的70%！从太仓发放到边境的军饷，年年不足用。这个大包袱，哪个背得起？

花这么多银子要是养一批精兵，也还不算冤枉。可是大明的军人情况如何？军官都是世袭，吃惯了空饷，骂惯了士兵，哪里懂得带兵。一遇检阅会操，就临时拉来一批老百姓充数。兵部的大员下来，检阅阵前，只见一片嘻嘻哈哈，“呼舞搏笑而已”。兵部官员受了贿，也不见怪：弟兄们好啊！

这就是大明军。无怪在庚戌之变时，京军一听说要出城打鞑子，竟人人号啕大哭！

边防溃烂，这“溃烂”二字一点都不过分。

就在张居正入阁那年，隆庆元年，仍有一次俺答犯境，兵锋直薄北京城。经过张居正与高拱经略，边防才有所复振。到他完全执掌了最高军事权之后，更是加紧调兵遣将，整饬武备。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虎贲之师！

书生稳坐帐中，决胜万里之外。

张居正在入阁后的16年中，与边防将官频频通信，指点机宜，部署措当。这些函件舍弃了公文套路，事无巨细，详为谋划，在他的文集中收录的有百余封。

“燕然未勒归无计”。他知道，在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不安宁的关键。

他选将，要的是既骁勇善战、又足智多谋。

他用将，是授予大权，坐镇要害，统辖一方，用之不疑，曲为维护。

有了称职的统帅，自会有不怕死的大将。

有了称职的大将，自会有不怕死的雄师。

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俞大猷、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均为一时之雄。北虏南倭。无不心生惧意。边防上的形势，开始由危转安了。

这其中，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两位著名将领的使用与关爱，不能不细说一下。

戚继光是山东登州卫(今山东蓬莱)人，字元敬，号南塘。他出身于军士家庭，嘉靖二十三年17岁时承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负责海防，也就是对付“南倭”。曾有雄心壮志曰：“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嘉靖三十一年，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次年夏，被提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参与当地的防海抗倭。此后十余年间，辗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到处留下“戚家军”赫赫威名。

张居正入阁后，调戚北上，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这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一个职务，本意是能让他带更多的兵，但因和三镇的总兵官权力划分不清，“诸将多观望”。于是兵部将他调任蓟州总兵官，能实际控制一镇的军队。可是这样一来，名衔却有所降低，戚继光为此怏怏不乐。张居正那时还只是内阁的普通辅臣，不能直接改变这一状况，便说服隆庆皇帝改任戚为总理练兵兼镇守，可以节制其他两镇总兵，使之便于练兵。

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从军“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王世贞语）。《明史》上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看来他是从没有玩过虚的。

他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有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自是始知军令”——才知道军令如山是什么样子！

戚继光不负张居正重望，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

最为天才的是他的两大发明。一是“马、步、车”协同作战。在平原地带，蒙古骑兵锐不可当。戚继光临阵时以数十辆车围成堡垒，马、步军掩藏其中。敌至，则骑兵突出厮杀，车辆趁机列好阵。

一旦敌方大军逼近，骑兵便迅速退入车阵中。待敌骑突入近前，则阵内火器万枪齐发。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步兵见机杀出，手持拒马器与竹制锐利长矛，一字排开，敌骑兵顿时人仰马翻，不一忽儿，队形就大乱，纷纷溃散。骑兵便在这时跃出追击，撵他个屁滚尿流。

以此制敌，昔日铁骑闻风丧胆!

第二个发明是修筑空心敌台。原北京一带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所损坏。戚继光认为，蓟镇边防绵延二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则整个边墙都是废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叫做“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枪眼），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士兵居内可守望，也可迅速集结成野战军。

本书前面曾经讲过，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无保留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1200个，又从后方调来浙兵9000人负责防守。

巍巍边防，只见千里连营，戚家军大旗猎猎！

大明原来的软腹部——蓟州，成了铁打的壁垒。

史载，北边一时守备坚固，敌不能入，都转到辽东去了。过去俺答入寇北京郊区的事，做梦也别想了。

戚继光不仅会带兵，亦能作文，有诗集名曰《横槊集》。时人说他“军中篝灯读书，每至夜分。戎事少闲，登山临海，缓带赋诗”。好一个能文能武的大将军！

猛士出燕山，万里尘埃静。

可惜的是，按照中国哲学“出头的椽子先烂”的规律，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安稳。戚继光成名以来，外界非议不断，实际上很受了些窝囊气。若是大家批评他不廉洁或盛气凌人倒也罢了，该人确实有这类毛病。但挑剔他的人，都是武大郎的后代，专从军务工作上故意掣肘。

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惯。他们无法否认戚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

隆庆那几年，由于戚继光治军不合一些要员的胃口，触犯了当道，几乎遭灭顶之灾。张居正坚持“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及时给予了援手，使得戚继光能脱离险境，并有施展的余地。

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惺惺相惜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调去接任谭纶为蓟辽总督。这样，戚继光上面下面就都有了人，再有什么非议，自然有人给挡住。

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可说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劝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这些劝说，使气量狭窄的戚大将军有所收敛，适当地把尾巴夹了一夹，免去了很多麻烦。

士为知己者死，万古如此。张居正不但懂得如何治军，更懂得驾驭人心。以为自己有了点权势，下级就一定要向你摇尾巴的，那是猪头领导，

首辅对一个边将能如此耐心指点的，为前代所未有。戚继光一个武夫，怎能不甘愿效命？

戚继光乐与士卒同甘苦，每战之后必亲自慰问伤残，祭奠亡灵，全军为之泣下。他镇守边关16年，虏不敢犯。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以军功升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又晋升太保，终成一代名将。

张居正倾注心血最多的另一员猛将是李成梁。

李是朝鲜裔人，内附大明已有四代之久，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他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时间，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斩敌酋张摆失。隆庆四年，俺答的儿子辛爱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他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

《明史》上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番奇谋。自此后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580余级。这在斩杀敌人十数人就算大捷的明后期，简直是盖世奇功！

到了万历年间，他破敌之役更不可胜数。万历三年，泰宁部的炒花纠集两万骑，南掠永平、沈阳，李成梁率火器营迎头痛击，歼敌上千。

万历六年，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200余里，直捣泰宁部与土蛮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430级，此为劈山营大捷。

万历七年，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两部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今辽宁省义县）。李成梁趁夜出塞200里，直抵红土城，斩首470余级。此为红土城大捷。

万历八年，鞑靼千余骑从永奠入侵，李成梁又出塞200余里，斩敌人750人，尽毁其营垒。

类似这样奔袭200余里斩首数百级的战例，在这里不可能逐一尽数。

这一幕幕景象，为大明边关百年来所绝无仅有。

辽东平原上，烟尘滚滚，大明军旗所向披靡。土蛮精锐全没了惯常的威风，被杀得七零八落，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昔日明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恍若隔世。

这里面，也有几次战役是张居正亲自筹划的，但能够在前线取得如此惊人战绩的，非李成梁莫属。张居正深感李成梁“忠勇可用”，屡次请旨为其加官进爵，并不吝惜封赏

李成梁的战绩，也使万历皇帝大为开心，曾为此告谢郊庙，在皇极门向百官告捷。在张居正的数次提议下，李成梁一路高升，先后加太子太保、太保，世荫锦衣指挥使（子孙可任此职），封宁远伯。

李成梁的两个儿子也是久经沙场的军人，能独当一面，且屡有战功。

李氏父子率重兵，犹如铁打的堡垒雄踞辽东22年（至万历十九年），威震绝域，鞑靼各部望之无不心惊！

封爵后，李成梁遂了平生心愿，更是勇猛异常。于万历十年，在镇夷堡设下伏兵，将来犯的速把亥斩首，灭掉了这个骚扰辽东20余年的心腹大患！

天赐勇将与大明，亦赐良相与中国。

李成梁在张居正的掌控下，功绩非凡，标炳史册。《明史》本传在写到他的功绩时，真是不吝赞美之词，其中说：“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

但正像所有的王牌都有其丑陋的背面一样，李成梁这个人也有他的阴暗面。史载，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对辽东的军费、马政、盐业、政府采购无不包揽，以此中饱私囊，以至“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在战功方面也有水分，仗着边地遥远不易核查，经常谎报战功；若敌人已从别处突入内地，他则拥兵观望，并不出手；有时甚至掩败为功，放纵部下杀良民以取首级冒功。

擅杀平民冒功，是大明军队流行了百年的弊端，无人能够制止。到了李成梁这里，更是肆无忌惮。士兵们在战事结束后，成批杀害边境平民，割下脑袋，按蒙古习俗重新结辫子，冒充敌首。兵部人员论人头点数，其他不问。早在严嵩当政年间，边兵擅杀就是边民的一大害。被严嵩害死的锦衣卫官员沈炼曾有诗咏及，至为沉痛：“割生献馘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夜，冤魂多少觅头颅！”（《感怀》）

草民读史至此，则有许多感慨：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真不是善良人创造的。军队本该保民，区区平民何辜！李成梁若只有镇辽之功而无其他，也许可算得上是大明少有的圣贤了，可惜，人性的黑暗，就是如此无所不在。

李成梁的所作所为，只瞒过了高高在上的阁部。地方督抚若有异议，一概被他排挤而去。当时也有言官交章弹劾，却奈何不得他。

张居正对这个桀傲不驯的武夫，当然有清醒的认识。首先，他极其清楚李成梁的存在，对辽东防务乃至大明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未动过撤换之心。这样的猛将，可抵雄师百万，不是随便哪个就能取代的。鉴于大局高于一切，张居正对李的污行劣迹做了不少让步。但对李部的所有动向均了如指掌，决不放松。

若李大总兵实在闹得不像话，张居正也决不给他好脸色看。恩威并用，把这个家伙牢牢攥在了手心里。

万历三年五月，李成梁脑袋不知转了哪根筋，听到风就是雨，报称土蛮部拥兵20万来犯，前锋已至近边的大凌（今辽宁锦州东北），“请兵请粮急于星火”（《万历起居注》）。

辽东巡抚张学颜连忙飞报兵部，兵部闻讯张皇失措，一时竟拿不出办法来。连万历皇帝也被惊动，屡问张居正：“虏情如何？”

张居正却保持了异常的镇静，他对局势做了估计：此时正当暑天，又大雨连绵，不利于骑兵作战，根本不是北虏进犯的恰当时机，土蛮部不大可能愚蠢若此。他一方面令戚继光严密防守并派兵应援，一方面让宣府巡抚吴兑探查敌情。

不久，两方面都有情报回馈：边境上鸟也没有一个！纯属李成梁闻风生事，想自抬身价，趁机杀几个老百姓冒功。

张居正接报大为震怒，请旨对兵部和李梁成严词申斥。他批评兵部“彼己虚实茫然不知，徒借听于传闻耳，其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者何异？似此举措，岂能应敌？”

张学颜与兵部尚书杨博，两人都是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大臣，但张居正并未稍作宽容，同时对李成梁也狠狠敲了一下。

万历六年三月，有鞑靼一部因得罪了土蛮，一行七百余骑东来准备投明。李成梁部一名游击想冒功，竟挥军掩杀，斩首470级，掳掠大批牛羊，谎称获得“长定堡大捷”。结果又是一番告庙、颁奖、晋爵等等，不亦乐乎。当时张居正请假回江陵葬父，在家接到报告，大为疑惑，写信给时任兵部尚书的方逢时说：“辽左之功，信为奇特。”敌人来就来么，还带着牛羊干什么？七百余骑偷袭，必有周密准备，怎的我军偏师一击，他们就四散溃逃？

事情最后是调查清楚了，但因皇上已下了“圣谕”表彰，一切都无法更改——天子还能被愚弄吗？张居正只得向有关边镇督抚透露了一个信息：我这里是洞若观火的！李成梁大约也知道瞒不过张首辅，此后加了小心，若干年里未敢再次犯混。

从明末崇祯时期辽东的用将与防务谋略看，张居正对李成梁的倚重与优容，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那句著名的浅显唐诗，包含着与国运相联系的真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谁不服这个气，谁就自尝苦果。连皇帝也不能例外。

至于边民与降人的冤魂，历史说到这里就说不得了。滚滚车轮总是要踏着一些冤魂前进的。

千载悲歌皆如此。

张居正除了叹息“乖谬如此，殊为可恨”之外，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从全局来看，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一举扭转了大明边防的颓局，是极富战略头脑的。明代史家谈迁论及此时，高度赞赏，说“江陵能尽人之才”。

对两位的器重，张居正曾多次对人剖白，说自己从中并无私人好处，无非因为他们是“为国任事之臣”，所以才“视之如子弟”，“奖提爱护”。

两位名将的结局，很不相同。这里不妨多说两句。

张居正死后，又有人重弹老调，说戚继光不适合于北方，旋被调任广东总兵，第二年又被弹劾，致仕还乡。三年后又被夺俸，于同一年郁郁而终。著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为后世兵家所重。

李成梁虽卤莽，但结局却相当风光。张居正死后，他仍留任辽东，至万历十九年解职。子弟皆列高位，连仆人都跟着显贵。他离开后，辽东凡十年竟易八帅，看来是谁也玩不转了。万历二十九年，时年78岁的老将军又被启用，重回辽东，边境立刻安定。又干了8年，共在辽东称霸20年。后以93岁高龄辞世。

阎崇年先生在《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说，李成梁在古勒城肆意屠城，误杀了努尔哈赤爷爷和父亲，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导致努尔哈赤立志灭掉大明。此说我不能赞同。

这段公案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以当时女真的情况看，努尔哈赤不可能是因此事而与大明反目的。他是一个有宏大政治抱负的人物，迟早都会崛起。个人恩怨不足以解释他的动机。

史载，万历二年李成梁攻破建州女真部，斩杀了建州女真酋长王杲。万历十一年初，李成梁率军攻打王杲之子阿台盘踞的古勒城。当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为明军做向导而被阿台软禁在古勒城中，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随明军前往，先于明军进入城中搭救其父。后来明军攻破古勒城，射杀了阿台。遗憾的是，此役中觉昌安和塔克世都为明军误杀。

战后努尔哈赤和兄弟混迹于乱军，归附了李成梁。《清史稿》本纪中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是李成梁的老夫人把他给放了回去的。后李成梁送回了觉昌安、塔克世的尸体，并赐银给努尔哈赤厚葬其父祖。这一点，李成梁做的还是很有策略的。

明朝在此之后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其承袭父、祖之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明朝的这次封赏，才是努尔哈赤兴起的关键原因。此时努尔哈赤虽极弱小，但有了天朝的封赏在身（在所有女真部落里是唯一的），他就以此为号召，开始聚集政治和军事实力，逐渐坐大。

努尔哈赤开始称王，“定国政”，大败海西女真九部，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一方势力的整个过程，恰是在李成梁卸任期间完成的。其间，万历二十三年，明朝还以努尔哈赤守边有功，封他为“龙虎将军”，证明那时大明与努尔哈赤的关系还相当默契。

李成梁起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无须负什么责。至于后来努尔哈赤终于统一了女真三十部，国力大盛，以“七大恨”为理由兴兵反明，那只是借口罢了。狼想吃羊了，谁还有什么办法？

人之在世，常有无数的错谬纠缠。有时候，“时代”这个词，也成了某种不负责的借口。其实无论什么时代，智慧是不能少的。因为所有的悲剧，其实都来自愚蠢。

避免愚蠢的方法之一，即是读史。

青灯黄卷总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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