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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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以往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解释清楚了的当代，我们来读史，往往会有意外触动。毕竟我们精神的血肉，是来自那些尘封中的纸页中间。

今人未可笑古人啊！尤其读张居正治国的史实，心头时常会弹出一些惊喜。

书生治国，他有着书生的优长，却没有迂腐之气。

在他治下，大明边防的重振，除了审慎用将之外，还得益于正确的战略思想。之所以说是正确，就在于“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当已说滥了的时候，就等于没说。

我们往往会看到，中国哲学“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则好象要更流行一些。

张居正当国之初，他对大明的国力有过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然已由强转弱，但大明自己亦是千疮百孔。举大兵，征漠北，灭胡虏，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千年大梦。因此，他制定的国策是以抚为主，以战促和。

你不闹，就行了。我们各自放牛羊、种庄稼。这也很符合现代的地缘政治理念。

他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

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俺答基本可以说是老实了。封王满足了他的生平心愿，互市解决了饭锅的问题，他自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打仗对他并无好处。张居正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甚至赏赐给俺答部的丝绸、铁锅、茶叶，都要亲自去验看，不能有假冒伪劣。俺答的儿子黄台吉（体面一点儿的译法是“皇太极”）、弟弟昆都，都不大听老俺答的，时附时叛。张居正对这两人就实行又打又拉，还告诉王崇古要使离间计。总之，能吓唬住就行。

大明首当俺答部的要冲，是蓟门。张居正告诫边将：“在他镇以能杀敌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因这地方离皇陵乃至京城太近，不是打仗的好地方，所以千万“毋轻与战”。

近忧没有了，远忧也就不怕了。张居正的“东制”，是指对集中在辽东的土蛮等部要狠狠地打。

对鞑靼的这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永远合不到一块儿，彼此心怀怨望。有了“东制”，“西怀”的这一部分在对比之下，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州、宣大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张居正对这一套战略颇为得意，称“东制西怀，自有妙用”（《答吴环洲》）。

“西虏”的封贡是经过苦苦恳求才得到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背弃。而对“东虏”那帮家伙，就是他们来恳求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就是一个字“打”。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这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

张居正自夸道：“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

读史到此，又忍不住要拍案！大国战略，太愚蠢或太坦诚了，都是不行的啊。

即便对已经臣服了的俺答，张居正也不敢掉以轻心。俺答于晚年信奉了喇嘛教的黄教。黄教于明初兴起于青藏，后传入蒙古，信仰者众。俺答成了坚定的信徒之后，不失时机地利用宗教影响来扩大势力范围，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宾兔台吉在甘青一带建立佛寺，以笼络当地部落。

张居正看出了俺答的用意，便在这方面尽量优容，以此把这老英雄拴得更紧。明廷经常赐给俺答一些佛经；万历三年，还将俺答建立的新城“库库河屯”赐名为“归化”。归化在汉语里是“归化远人”之意，有民族歧视色彩，所以后来不用了，而使用了它的另一个古老的译名“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万历五年三月，信仰愈坚的俺答向明廷提出，要去青海做佛事（设醮）。四月，俺答的儿子宾兔台吉在青海也已建好了寺。兵部和张居正都认为俺答这样做，是事先征得朝廷同意的，便请旨予以批准，由万历皇帝亲自为西海寺赐名“仰华寺”。

谁想到，到了万历六年初，俺答竟带领大队人马浩荡西行，几乎是倾国而去。张居正觉得事态非同寻常，立刻命令三边总督和甘肃巡抚做好应变准备，留心俺答这家伙在历来无事的西北惹出什么麻烦来。又让宣大总督吴兑出面，劝俺答快快返回。

俺答哪里肯听？继续带领数万大军西行。

俺答此行，一方面是拜佛，另一方面也想劫掠西边的瓦剌部落，伺机占点儿便宜。但英雄毕竟老矣，在甘肃境外，他被瓦剌给打得灰头土脸。撤回来后，俺答向甘肃巡抚借道，要去乌斯藏(青藏)见活佛。甘肃巡抚哪里挡得住他，只得任鞑靼大军穿越甘肃向南到了青海。

五月，俺答和活佛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会面，汇聚“诸酋”，召开了有蒙古、藏、畏兀儿、汉等族十万人参加的法会，举行入教仪式。蒙古人有千人受戒。俺答此次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称号最初的由来。

张居正见俺答新败不久，拜佛也拜得差不多了，就命甘肃巡抚劝俺答早回故地，善始善终。俺答这才心满意足而还，幸而没惹出什么大乱子来。只是青海一带的藏人，被他骚扰得够呛，“益遭蹂躏，多窜徙”（《明史》）。

万历九年，俺答病重。张居正担心老王万一去世，诸部必生乱心，若大部归顺了土蛮，那就危险了！他极为警觉，拟诏命边臣练兵积粮，加意警备。万历九年十二月（1582年1月），俺答去世。北边的形势骤然紧张，将士们昼夜戒备，谁也说不上会发生什么。

在此风云难测之时，张居正指示边将厚抚士卒，做好战备，静观其变。

幸亏天佑大明。此时，一个蒙古族的巾帼人物出面挽救了危局。她就是早年引发俺答绯闻事件的主角——三娘子。

三娘子又称“钟金夫人”、“也儿克兔夫人”，真实姓名已不可考。“三娘子”这个名儿，是蒙汉百姓对她的昵称。她不仅美艳，且文武双全，精通蒙文，手不释卷，又十分仰慕天朝文化。俺答对她信任有加，诸事都交由她裁决。俺答与大明化干戈为玉帛，三娘子在枕头上没少吹风。隆庆五年，明廷封她为“忠顺夫人”，大名响彻塞上。鞑靼各部与大明互市多年，相安无事，三娘子也是从中出力不少。

据记载，每逢开市之日，三娘子总要亲自主持，每每只见她“勒精骑，拥胡姬，貂帽锦裘，翱翔塞下”，简直是天人风采！她与明朝宣大总督等一干官员往来密切，友情甚笃。以至在宣大总督向朝廷的报告中都要题上一笔：“得三娘子主市，可以宁边。”

俺答死后，子黄台吉继承了老爹的汗位，并袭顺义王。出于政治上稳定诸部的考虑，黄台吉提出，要娶三娘子为妻。这个做法在鞑靼高层习俗中并不为怪，父死嫁子，称为“顺继婚”。三娘子大约瞧不上这位老“台吉”，不答应，负气率部西去（据说领走的都是娘子军）。

大明与鞑靼之间，骤然失去了一个纽带人物，双方关系日趋紧张。黄台吉是个脾气暴烈的武夫，对通贡互市并不赞成，过去“只为父兄所强”而勉强就范，今后怎样就不好说了。

张居正和兵部看得明白，能挽回局面的，只有三娘子了。

于是大明方面，由时任宣大总督的郑洛出面，劝三娘子按习俗下嫁黄台吉。郑洛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他说：“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妆；不归，一妇人耳。”又说：“若三娘子别属，我封此黄台吉何用？”三娘子权衡再三，只好从大局出发，做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明廷也第二次封她为“忠顺夫人”。

在三娘子的规劝下，黄台吉改弦更张，再未违约。后黄台吉病痛日多，大汗的权力实际上落在了三娘子手中。在她主持下，有鄂尔多斯等蒙古各部共47支前来通贡互市。

如此三年过后，黄台吉去世，其长子扯力克袭顺义王。三娘子说自己老了，便练兵万人，筑城别居。明朝此时担心又要出问题，于是再做月老，要求三娘子下嫁扯力克。三娘子也就再次屈从，当了第三代顺义王夫人（到此时才算嫁了个平辈的人）。

扯力克对三娘子也是迷得很，“尽逐诸妾”，忠贞不二，与天朝互市的事情都交给三娘子打理。明廷又第三次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并提出：凡顺义王向朝廷呈禀的公文，都要有忠顺夫人的共同签署。三娘子由此正式成为鞑靼各部的核心人物，曾成功地阻止了扯力克向明朝挑衅。

明人有好多咏三娘子的诗，都不吝赞美之词。其中一首说：

氍毹春暖锁芙蓉，

争羡胡姬拜汉封。

绕膝锦褴珠勒马，

当胸宝袜绣盘龙。

红妆一队阴山下，

乱点酡酥醉朔野。

塞外争传娘子军，

边头不牧乌孙马。

（冯琦《三娘子画像》）

遥想当年塞上，怎会有如此人物！

三娘子前后掌军政实权达40余年，逝世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享年64岁。葬在今包头市萨拉齐镇东20公里处，现在这个地方的“太后庙”里尚存有她的骨灰塔。因三娘子曾参与创建呼和浩特，所以呼和浩特又被称为“三娘子城”。

三娘子，绝代风华也！虽然我们也有王昭君，但……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为我们送来了非凡人物，不但是国之幸，也是万千苍生之幸。

张居正自隆庆元年入阁，主持北方防务16年，没有哪一年不是在军书旁午、羽檄飞传中度过的。

文渊阁内，那张静静的书案上，常有听不见的渔阳鼙鼓隆隆卷过。

将军白发征夫泪……

书生的肩头亦是关山万重！

他自诉：“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

金戈铁马，就这样夜夜破梦而来；吹角连营，亦在飒飒秋寒中挥之不去。

俺答封贡后，蒙汉的对峙虽已冰消，但张居正未敢有一丝放松——没有强势的防务，哪里会有一厢情愿的和平？军威不壮，大国又能怎样？君臣就是再吞泪，也万难阻吓住人家的觊觎之心。

张居正不会让宋代的悲剧在大明重演，他常以“八事”课考边臣，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并且规定，每三年派遣大臣巡阅边防一次，各处成绩如何，要如实进行考评。万历七年春，他派给事中戴光启、王致祥、姚学闽分阅九边，历时近半年。至九月方回京复命，将九镇的各项优劣逐一呈报，边臣皆不敢弄虚作假。

从万历元年起，他两次下令修边墙，筑敌台，增堡寨。由于财力紧张，戚继光原设想的3000座敌台，最后只完成了1200座；原定5年的工期，竟然连绵拖了10年。

但毕竟在蓟镇千里边墙上，每隔三里，就立起了一座敌台。边墙大多是沿山脊最高处修建的，本就气势宏大，再加之敌台高矗，蜿蜒呼应于天地间，就更是壮观之至！

草民我年轻脚力尚健时，曾数次登上过八达岭“长城”的最高处。从第三个敌台再往上，目睹过别有洞天。这里，是未经修复的原生态边墙，虽然偶有倾颓，荒草萋萋，但砖石依然牢固如昔。俯瞰塞外，平川漠漠，烟霭处无限苍凉。此时天地岑寂，耳边惟有风声，想那明代戍卒，不知是怎样在这里度过冬夏的？

男儿有志，势必登此处。

这就是，我的中华！

置身深秋暮色里，怎能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由戚继光提议、张居正支持建立的“敌台”与明边墙一道，现在已成了固定的“长城形象”。后人可知，这与秦长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明边墙附近，至今还可以看到战国长城的残迹，经历两千年岁月的冲刷，那已只是一道不太高的土楞，外面由碎石块垒成。

而大明的边墙，至今巍然！在近世抗日的烽火中，也曾一度是阻敌的雄关。

大明从立国后200多年来，北边饱受强敌袭扰，边民时遭屠戮、生不如死。在张居正这一代，这种屈辱终于结束。

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大多被废弃，而他亲手制定的防务策略却延续了下去，惠及后来的几代百姓。

“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

斯人已去，400年了，何处可寻一缕踪迹？

十二、治国就是要敢打真老虎

【执政者怎么能杀鸡取卵】

我们在品评历史上的执政者的时候，常常会赞美他的一些个性与才华。

其实，对于一国之主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是怎样得来的，继承来的、夺来的、还是被人家推上去的，历史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是否做到了国强民富？

他只须有这一件功劳，他也只能有这一种责任。

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华。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颜面自吹自擂？还怎能指望不教后人耻笑万年？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副沉重担子。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愈多，胃口愈大，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它们的癌症。

如何把这样大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搞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刮！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他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刮得太狠的时候。

明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是属于较聪明的那一类的。他说：“古之理财者，汰溢浮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什么意思呢？把你的臃肿机构减一减，把你的奢侈开支压一压；不要想着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到“厚入”（很多很多的钱），尤其不要变着法地“开利源”（新增收税收费渠道）。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比较实事求是，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到后来，当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里面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2万多名，百年间增加了3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徐恪《修政弭灾疏》）。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况一官之来，有一官之费。食有俸粮，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给于民。”（《明会典》）

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家当三五服役，一户遍三四处”（《成化实录》）。最极端的例子是“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未已，则又为纤夫矣”（顾炎武语）。这还让不让人家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虫。史载，南京守备太监一人上任，允许带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国家供养。真是“阉了我一个，保障全家人”。到嘉靖年间，大明的宦官已经达到12600人之数。这么多人，国家要从头管到脚，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6万石，另外还要领走俸米15万石。

这么多的官，怎能不把国家吃穷？国家又不是生产机构，最后的负担还不是落在在老百姓身上！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脑袋还算清醒，他说：“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过多。我太祖初无许多，后来增添冗滥，以致百姓艰窘，日甚一日。”这还算句人话，可惜他后来越来越糊涂。

隆庆年间，朝政初现清明气象，徐阶、李春芳和高拱都曾进行过一定规模的缩编。但反反复复，割了的韭菜又长，共净裁28个职位，效果不很大。

张居正当国，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国初，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

俺答封贡后，外部威胁解除，军政大事减少，张居正认为解决冗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精简机构。万历八年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

万历九年，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

经张居正的厉行裁减，大明的全国官员总数，大大减少了。万历初年文武官员的总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上没有统计资料，后来有人估计比正德时约减少了20%以上。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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