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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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11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12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13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14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15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16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17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也是没人挡得住的。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而且这条小小的咸鱼，还吃掉了所有的大鱼。现在他们要做的，已不是为华夏文明输血，而是换血。

秦始皇革命了。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王国。此前，韩、赵、魏、楚、燕，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18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之弟为卫君）和子侄（如周公之子为鲁君），然后是姻亲（如齐国的姜太公）和功臣（如燕国的召公奭），以及同盟国、战败国和附庸国的首领（如楚、宋、陈、杞）。

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

王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只要诸侯承认自己是“天下共主”，并象征性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楚国的义务是进贡过滤用的茅草），对侯国的事务基本不闻不问。各国诸侯都是“独立法人”，他们的邦国也“自负盈亏”。

显然，这其实是国家联盟，或邦联。但，邦联各成员国是平等的，邦国各成员国则不平等。周君和周国至高无上，只有他们能称天子，能叫王国。

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

这是一个动词。王国与帝国，或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王绾他们认为要。

一号文件的问题解决后，王绾等人就向皇帝上书，请求封邦建国，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将此提案交由群臣讨论，上上下下竟是一片赞同。

赞同也不奇怪。正如王绾他们所说，天下初定，人心不服。六国的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中央政府又“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不会动乱？靠得住的办法，是仿效西周封建亲戚，为新政权镇住地头蛇，筑起防火墙。

这是有道理的。故此议一出，“群臣皆以为便”。

不过这样一来，秦就到了十字街头。因为一旦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就意味着回到西周，回到邦国制度。然而从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改革甚至反叛那个制度。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重演西周故事，岂非“一夜回到旧社会”？

那么，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刚刚称帝的秦始皇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好在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叫李斯。反对的理由及其得失，则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重要的是，李斯的反对成功，因为秦始皇投了他赞成票。

这是关键的一票。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回不到封建社会和封建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也许要到本中华史的第三十六卷才能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封建，要什么？

郡县。

在否决了王绾等人封建诸侯的建议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都有副职和属员。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和封建，又有什么不同？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周的国和家，是封建的结果。天子封建诸侯，是为国；诸侯封建大夫，是为家。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主人。他们不但有产权，而且有治权，因此是君主——诸侯是国君，大夫是家君。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因此，郡守和县令没有爵位，只有职位。他们的职位也不像诸侯和大夫的爵位那样可以世袭，反倒可以罢免和调动。也就是说，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当家人，郡守和县令则只是君权的代理人。

这，就叫“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是因为“中央集权”。官在四方，权在中央。集权，就不能再封建，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因此，一旦全国为郡县，邦国就必然变成帝国。至于那元首是叫国王还是皇帝，其实并不要紧。只不过碰巧的是，嬴政的称皇帝和定郡县，竟刚好是同时进行的。

秦，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

变成了帝国的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一统天下

统一是在始皇称帝之后开始的。

这话奇怪。此前，他不是已经把韩、赵、魏、楚、燕、齐跟秦并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统一中国”？

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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