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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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统一”？统一是相对分裂而言的。比如晋变成了赵、魏、韩，就是分裂。如果重新变成晋，则是统一。东汉以后的西晋，也是。因为之前的东汉，是一个整体。变成魏、蜀、吴三国，是分裂。西晋，当然是统一。

秦做的事情则不同。因为此前的周并不是统一国家（周帝国），而是国家联盟（周天下）。邦联各国，西周时期有独立治权，春秋时期有半独立主权，战国时期有完全独立主权。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怎么能说是分裂？

没有分裂，就不存在统一。

比如美国。最早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States（现译为州，其实应译为邦），当初就是独立的。他们在1776年宣布由Colonies（殖民地）变成States时，便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民选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State之间也完全平等。请问，这能叫“分裂状态”吗？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便只能叫“联合”，不能叫“统一”。他们的国名United States，也被准确地翻译为“合众国”，即“合众邦而为国”。19

因此，没人会说“华盛顿统一了美国”。

同样，也不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那该怎么说？

兼并。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的。20

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没错，天下一统，是帝国的需求。

邦国不需要统一吗？不需要。邦国的特点，是“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多元共存”。大家都是“之一”，没有谁是“唯一”。如果要求统一，请问谁来统？

所以，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比方说，都认同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华夏文明是先进文化，如此而已。

求同就得存异。齐东“野语”，楚人“鴃舌”（鴃读如决），吴人“断发文身”，越人“徒跣不履”，并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统一起来。

这是春秋。到战国，共主都没了，大家都是独立王国，更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于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文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21，甚至出现了所谓“鸟书”和“蝌蚪文”——

◎鸟书，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282页。 ◎蝌蚪文，侯马盟书摹本。

货币也五花八门。简略地说，大体上是周、赵、魏、韩通行布币，燕和齐通行刀币，楚通行铜贝和金币，秦通行圜钱。而且，即便同为刀币或布币，形制和重量也不一样，折算起来极为麻烦。22

◎布币 ◎刀币 ◎圜钱

这当然让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能容忍。因为帝国不但要求“海内为郡县”，而且要求“法令由一统”。如果不把文字和货币之类都统一起来，那么，难道皇帝的诏书要写成不同文本，国库里面又是布币又是刀币？

于是秦始皇勒令全国统一，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统一车轨（车宽六尺）。据说这是孔子也曾向往的，比如《礼记·中庸》就主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

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为此，他们不惜先革自己的命。秦本西周故地，通行的是籀文（籀读如宙），也叫大篆。大篆笔画繁重，始皇就让李斯简化为小篆，也叫秦篆。后来，程邈更简化为秦隶。这就连低级官吏和底层人民也可以认识了，所以叫“隶书”。

◎周篆 ◎秦篆 ◎秦隶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但普及了文化，也延续了文明。事实上，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从甲骨到金文，从周篆到秦篆，从篆书到隶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承上启下的，正是秦始皇的“书同文”。

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二世而亡，两汉又长达四百多年之久，那么，汉语、汉字、汉族、汉人，是应该叫做秦语、秦字、秦族、秦人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其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只有西周封建和辛亥革命可以相比。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革命都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甚至必须有人献祭，有人以身试法做牺牲品。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历史又选择了秦。

秦始皇革命十二年后，反秦运动席卷天下，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这当然是秦始皇万万想不到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并非他处心积虑要防范的六国贵族和遗老，而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胜。

第二章 陈胜造反

陈胜、吴广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铁网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城千里的大秦王朝，是被陈胜和吴广推翻的。尽管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很快被章邯的政府军镇压，他们的“张楚国”也只存在了六个月，但，没有前面的陈胜、吴广，就没有后面的项羽、刘邦，也就没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疑的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难道当真认为他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对于帝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他难道事先一点警觉都没有？

有的。

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对自己的革命成果能否巩固，可谓费尽心机。

为此，秦始皇做了好几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废封建，设郡县。实际上当时的封建与郡县之争，双方着眼的都是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分歧仅仅在于，王绾他们认为分封诸侯才能保家卫国，秦始皇和李斯则意见相反。

不过，秦始皇的认识，又比李斯更胜一筹。

李斯的看法，是封建并不保险。李斯说，周王分封的诸侯到处都是，何其之多。保卫了天子吗？没有。他们自己反倒视如寇仇，打得不可开交，周天子连和事佬都做不成。封建诸侯，是维稳呢，还是添乱？

秦始皇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干脆认为诸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秦始皇说，天下征战不已，就因为有诸侯。有诸侯，天下就成了江湖。大家都争当老大，还有不大打出手的？恢复封建制，岂非制造战争？1

结论是：实行郡县制，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证明，秦始皇是对的。

事实上，大秦帝国刚刚灭亡，封建制度就在项羽手中复辟。此公称霸天下后，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结果怎么样呢？重开战端的忧虑不幸被秦始皇言中。而且最后灭了项羽的，正是被他封在汉中的刘邦。

接下来，刘邦又差一点重蹈覆辙。

刘邦称帝之后，同样面临着“要封建还是要郡县”的纠结。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折中调和，搞“一朝两制”，在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

显然，这是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其结果，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汉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焦头烂额，史称“困平城”。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史称“病流矢”。刘邦的皇帝生涯，竟是在平叛中度过的，而且按下葫芦起来瓢。

此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连续三代不得安宁，前有诸吕封王，后有七国之乱。朝廷不得不殚精竭虑，软硬兼施，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才算摆平（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

封建，岂非“战争的策源地”？

相反，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曾这样总结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有叛将而无叛州（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

由此他得出结论：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2

也许吧，也许。

事实上，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立场不同，结论也不会相同。但可以肯定，秦的灭亡绝非因为实行了郡县制。相反，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秦帝国的。

那就来看看秦的郡县制。

按照郡县制，帝国不再分封诸侯，而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中央有国家元首，这就是皇帝；有政府首脑，这就是宰相。宰相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相当于政府部长。

地方则分为郡和县。县隶属于郡，郡隶属于中央。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的副职，郡有郡丞、郡尉，县有县丞、县尉。

县以下，是乡。乡的负责人，是三老。乡以下，是亭。亭的负责人，是亭长。亭以下，是里。里的负责人，是里魁。里以下，则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

显然，秦的郡县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中央政府管郡，郡管县，县管乡，乡管亭，亭管里，里下还有什和伍。至高无上的是皇帝，最底层的是小民。

这是一张铁网，既不疏，更不漏。

它也是一架机器，一架像电脑一样设定了程序，可以自动运转的统治机器。这架机器是由皇帝操控的。皇帝只要掌握了总开关，帝国就会像巨轮一样驶向前方。

秦，就是这样一艘泰坦尼克号。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这架机器的安装和运行情况。但可以肯定，它的设计复杂而缜密。整个系统以县为关键，为节点。县及县以上三级：中央、郡、县，设官；县以下也是三级：乡、亭、里，设吏。官是“流官”，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吏则“乡绅”，由本地有产业或有德行的人充任。郡县长官是外地人，而且可以调任，就不怕他们变成一方诸侯；乡亭小吏是本地人，则足以摆平江湖，搞掂子民。

这可真是煞费了苦心。

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被称为“黔首”的民众，包括代理皇权的官员，又哪有反叛的可能呢？

几乎没有。

那么，秦始皇放心了吗？

也没有。

焚书坑儒

确立了郡县制以后，秦始皇又连出数招。

第一招是“修驰道”，也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二是“去险阻”，也就是拆毁六国在险要之处修建的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第三是“决川防”，也就是决通六国所筑阻塞水道的堤防，疏浚鸿沟，开凿灵渠。第四是“销兵器”，也就是没收全国各地民间的武器，集中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铜人。第五是“大移民”，也就是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据说多达十二万户。

这些举措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帝国的危险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三是蛮族入侵。但无论造反还是复辟，都要钱，要武器，要据点。现在，要塞毁掉了，武器没收了，富豪变成了穷光蛋，他们还造什么反，复什么辟？何况就算变生不测，有了驰道，通了水路，皇帝随时都能调兵遣将，不怕他们翻了天。

蛮夷戎狄也不难对付，因为秦始皇有的是铁骑，有的是劲旅。他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并将征战所得之地设为郡县。北方设九原郡，南方设南海、桂林、象郡。于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3

即便如此，秦始皇仍不敢掉以轻心。

他勤政。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章奏（竹简），绝不休息。他谨慎。他的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卫士不得命令则不能上殿，以至于荆轲来谋杀他时，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他狐疑。他的住处每天都不一样，谁要是暴露了他的行踪，谁就是死罪。他残忍。有一次，他对李斯的批评被传出宫外。由于查不出泄密的人，便将当时在身边的宫女、宦官和卫士全部杀掉。

设防如此，秦始皇该坐稳江山了吧？

抱歉，还没有。因为天下偏有不怕死的人，也偏有直言不讳、喜欢唱对台戏的人。

比如淳于越。

淳于越是齐国人，职位是博士。博士就是负责议论政事和掌管礼仪的官员，始皇时期有七十个，领班则叫“仆射”（射读如夜）。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国宴，七十位博士集体上前敬酒。仆射周青臣作为领班，便歌功颂德，大唱赞歌。

周青臣说，陛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威德呀！

秦始皇龙颜大悦。

淳于越却忍不住了。淳于越说，周青臣这是乱拍马屁！殷、周两代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将来一旦国家有事，又有谁会来救难呢？

这当然大煞风景。

何况这时的大秦，成为帝国已经四年。淳于越居然还重提封建，反对郡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这一回，秦始皇倒没杀人。他的处置，是让已经担任丞相的李斯提出意见。作为丞相，李斯当然要受理此案。这不仅因为君主所命和职责所在，也因为他自己就是郡县制的拥护者，反封建的急先锋。

只不过，李斯的意见也不是杀人，而是烧书。

李斯上书秦始皇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是不好，某些人以古非今，妖言惑众。他们上朝时在心里诽谤，下朝后在街头乱讲，靠非议皇上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带头制造流言蜚语，正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民间结党营私，帝国危在旦夕。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李斯认为，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民间思想的影响大于官方号令。因此，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4

于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华史上一大要案，秦始皇和李斯也因此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秦始皇坑杀的也不是什么儒，更不是意见领袖，反倒无妨说是一群江湖骗子。但，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次活埋四百六十余人，称之为暴戾总是不过分的。

关键是焚书。

焚书是事实。不过焚书的直接动机，却未必意在毁灭文化，更主要的还是钳制言论。当时的惩罚条例是：焚书令下达三十天还没烧书的，黥（读如擎）为城旦（额头或脸上刺字，白天守城，晚上筑城，刑期四年）；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

惩罚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街谈巷议。

由此可见，焚书的目的，是要一次性根除一切议论国是的可能。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但在秦始皇和李斯那里，则多半自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废封建，行郡县，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关系到大秦帝国的生死存亡，必须进行到底，当然要“镇压反革命”。

那么，如果没有淳于越，会不会焚书呢？

这恐怕要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才可能看得清楚（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总之，秦始皇和李斯一声令下，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都被付之一炬。这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如果不是之前萧何抢出了一批文件，其后果真不堪设想。

中华文明的许多宝贵遗产，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宝贵思想，也被遗忘和中断。当然，被中断的还有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传统。损失已无法挽回，秦始皇、李斯和项羽罪不可赦。如果另一个世界也有法庭，他们是应该送去受审的。

现在，青铜的、物质的武器被没收了，文字的、思想的武器也被没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捏在了秦始皇和李斯他们手里。那么，他们的帝国安全了吗？

不，灭亡得更快。

事实上，残暴野蛮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持久，历史的车轮更非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早在知识分子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士兵，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大秦帝国便万劫不复，正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5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6

呵呵，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也一样。

大泽乡

陈胜是一名戍卒。7

戍卒是士兵的一种。秦国的兵制，是男丁每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五十人当兵，服役年龄为二十三岁。新兵先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叫“更卒”；然后赴京都宿卫一年，叫“正卒”；最后到国境戍边一年，叫“戍卒”。8

戍卒，即边防军。

陈胜和吴广，就是被朝廷征调入伍，准备派到北方去戍边的。他们入伍前都是平民，入伍后则担任屯长。屯长相当于班长或小队长，并非军官，只能算“兵头将尾”。在帝国庞大的军事系统中，可谓微不足道。

这样两个人，怎么会撼动了天下？

他们自己，多半也想不到。

于是一个故事被编造了出来，并载入史册。这故事说，陈胜当兵之前曾在地主家帮工。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突然对伙伴们说，将来要是富贵了，谁也不要忘记谁。

众人皆笑。

伙伴们说，你一个打工的，哪来的富贵？

陈胜则仰天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当然是编故事。包括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也是编造的。像他们那样的平民，哪来的字？就算有，也是称王之后的事。之前，没准连名都没有。要知道，就连当过亭长的刘邦也无名无字，只能按照排行叫刘季。

只有项羽的名和字靠谱，因为他们家是贵族。项羽见到南巡的秦始皇，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也同样靠谱。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格，也有这样的性格。

陈胜的话却靠不住。他凭什么说自己是鸿鹄，伙伴们是燕雀？所谓“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也不可靠。走到田间的高处休息一下是可能的，因失望而叹恨不已则不可能。怎么会失望呢？他原本就无望。

何况“怅恨久之”云云，是典型的“文青范儿”。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有此情绪，倒不奇怪。先为雇农后为戍卒的陈胜，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

因此，这故事是编出来的。

编造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史的人所编，甚至干脆就是司马迁编的。司马迁并非不编故事，《史记》一书中编造的痕迹时有可见。何况司马迁是敬重陈胜的。他把陈胜的传记称为世家，就是证明。

另一种可能，则是当时的人编的，甚至就是陈胜的打工伙伴所编。当然，是在他称王之后。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因此颇具公信力，也就被史家采信。

两种可能，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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