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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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说：没错。诸葛亮就是卧龙，难道也有不臣之心？
王珪张口结舌，面红耳赤。[14]
显然，神宗如果想搞文字狱，简直易如反掌。苏轼如果活在朱元璋或乾隆帝的时代，有十个脑袋也砍掉了。但是他没有被杀，没有被禁止写作，已出版的著作没有毁版，朝廷也没有把所有人的作品都检查一遍。这就说明，神宗并不曾想要杀鸡儆猴，借此机会钳制言论，禁锢思想。相反，有此四个没有和一个不曾，可以断定乌台诗案不是文字狱。
不过，也就只差一点。
证据则在办案人员的深文周纳和刻意曲解。比如：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本是苏轼写牡丹的，也被说成是指桑骂槐。如此办案，岂非地地道道的文字狱？只是未能得逞而已。[15]
问题是，这一点又是怎么差出来的呢？
直接原因当然是神宗皇帝的一念之差。他刚刚接到报案时是大发雷霆的，逮捕令和严查令就是证明。但与王安礼的密谈则告诉我们，他后来变得比较冷静。冷静很可能是李定他们把事情做过头了，引起了皇帝的警惕。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他头脑里有一位最高检察官，那就是祖宗家法。
没错，善待士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么请问，还能搞文字狱吗？不能。对翰林学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经常会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艺术作品中寻找谋反的证据，则将为士林所不耻。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16]
显然，抓住只言片语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这是共识，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因为大家都要写作，谁能保证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为政敌苏轼说话，恐怕就因为有此共识和底线。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视，则因为他们在需要集体捍卫士大夫尊严的时候，做了可耻的事情。
神宗当然丢不起这个人，更怕丢了江山。实际上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很清楚他们那个靠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政权，其实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又要维持，就只能讲正当性。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是正当性之一。皇帝们对文官集团客客气气，固然由于教养，心虚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虚了呢？
对不起，就会像后来的徽宗那样，胡作非为。
可见，这种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连士大夫们的坚守也靠不住，否则王珪之流怎么会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么会连声喊杀？皇帝的决策就更是只看怎样才有利于巩固皇权。所以，尽管神宗并不打算深究苏轼，却也不对御史台喊停。他对王安礼的解释是：此案毕竟是御史告发。为了保证言路畅通，只好让苏轼暂时受点委屈。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熙宁八年闰四月初八，一个不怎么样的御史请求辞职，中丞邓绾为了留住他，上书称其“资性端谨，终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一贯谨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则说：刚才惠卿已经改成“资性颇邪，终始如一”了。这时的君臣同僚之间，还真有点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意思。[17]
但是王安石再次罢相之后的朝廷，却变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证言路畅通，也绝不是为了民主决策或言论自由，而是为了自己集权。为此，他把言官和谏官都变成了鹰犬，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咬错人也没关系。
乌台诗案，当作如是观。
何况帝国对于何为诽谤，何为劝谏，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结果便只能凭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连统治是否开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没有谱。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然也不知道。
[9]见（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九《读诗谳》。
[1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月乙卯日条。
[11]见《宋史·苏轼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日条，参看李焘《长编》卷四百九。
[12]据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乌台诗案四年后，神宗曾经打算任命苏轼知江州，未果。
[13]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条。
[14]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
[15]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16]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东坡五。
[1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己亥日条。
改革与道德无关
元丰七年（1084）七月，神宗命令黄州团练副使苏轼移往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苏轼上表谢恩，同时请求在有自家田产的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后，已自称东坡居士的苏轼便从黄州顺江而下，在前往常州的途中路过金陵。
听说苏轼来了，王安石十分高兴，穿着便服骑着毛驴前往码头见他。东坡也不戴帽子出船迎接，笑着说：苏轼今天胆敢以野人的模样参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着说：繁文缛节岂为我辈所设？
东坡说：苏轼也有自知之明，相公门下用我不着。
王安石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请他同游蒋山。这一游就是好几天，两人谈古论今，说诗参禅。事后，王安石叹息着对其他人说：不知还得几百年才会再有如此人物！[18]
这是实话。
而且，苏轼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何尝不是。
现在看来，从仁宗到神宗，真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三人则是群星中的巨星。司马光有《资治通鉴》传世，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更是以其在文学和艺术各个领域中的卓越成就，成为两宋文明的骄傲、标志和象征。
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人品极佳。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逝江宁。当朝宰相司马光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便写信给副宰相吕公著说：介甫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拨乱反正，那些无耻之徒必定趁机诋毁。因此，拜托仁兄奏请天子对介甫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19]
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苏轼则利用执笔起草制书之便，给他的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以极高的评价：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20]
有如此朋友和政敌，王安石可以含笑于九泉。
耐人寻味的是，死后赢得司马光和苏轼如此敬重和好评的王安石，得势时对他们俩却极尽排挤之能事，甚至视司马光为害群之马，苏轼为乱政之人。比如熙宁二年八月神宗问起对苏轼兄弟的看法，王安石的回答便是：那两个人啊，不过会些诡辩术，善于摇唇鼓舌、纵横捭阖罢了。[21]
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
不，政治挂帅。
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以按照“中国式逻辑”来推定——
王安石是有道德的。
所以，王安石变法是道德的。
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反对变法是不道德的。
司马光和苏轼反对变法。
所以，司马光和苏轼是小人。
这道理看起来很顺，可惜反过来也一样——
司马光是有道德的。
所以，司马光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主张变法是不道德的。
王安石和吕惠卿主张变法。
所以，王安石和吕惠卿是小人。
请大家想想，这种逻辑，是不是很荒唐？
岂止荒唐，还会制造冤案。
王安石正是这样做的。变法之前他就对神宗说，尧舜之所以是尧舜，就因为能够识别小人与君子，并将那些凶贼统统诛杀。结果怎么样呢？被指控为凶贼的竟是忠诚而友善的富弼，司马光、韩琦和苏轼等人则被指控为流俗。[22]
这种手法，王安石可以用，反对派也可以。
比如李定，几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小人，证据是他居然不为母亲仇氏披麻戴孝。然而实际情况是，李定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仇氏所生，岂敢服丧？没错，此人在乌台诗案中的表现堪称邪恶，却不等于他可以或应该被冤枉。[23]
还有章惇。此人是跟吕惠卿等一起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证据之一是从不以官职私授所亲。他的四个儿子进士及第，三个都交给吏部公事公办，打发到州县任职，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当然是奸。[24]
呵呵，这样不以权谋私的奸臣，还真没见过。
御史中丞刘挚的弹劾状也很可笑。他说，章惇明明知道免役法祸国殃民却坚持己见，无非是怕以后见了王安石不好意思，因此宁可辜负朝廷。好嘛，吕惠卿反目为仇，你们说他奸；章惇始终如一，也说他奸。那么请问，如果想做一个忠臣，又该怎么对待王安石呢？装作不认识吗？[25]
诸如此类，实在不值一驳。
至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奸，是狠，是疯狂。
不过，最疯狂的还不是章惇，而是蔡京。此人堪称大名鼎鼎，读过《水浒传》的都会说他是奸臣，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是司马光的党羽。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下令五天之内恢复差役法，人人都说时间太紧，只有开封知府蔡京如期完成任务。司马光大喜过望说：如果大家都像阁下这样，还有什么政策不能落实，什么法令不能实行？[26]
然而怎么样呢？蔡京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知道，北宋倒数第二个皇帝徽宗，跟哥哥哲宗一样也是反对元祐年间之政策的。他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将反对新法恢复旧章的人统统列入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上了榜单的人全都受到迫害，某些人如苏轼的著作还被焚毁。
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奸，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奸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28]
此碑是元佑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佑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位于广西融水县，为国家一级文物。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29]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30]
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更严重的是，还能使人疯狂。
[18]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北宋）蔡絛《西清诗话》，同时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9]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七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条。
[20]见中华书局《苏轼文集》卷三八《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2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八月庚戌日条。
[2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十月壬寅日条、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六月甲戌日条。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条。
[24]见《宋史·章惇传》。
[2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闰二月癸卯日条。
[26]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条、《宋史·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未日条。
[27]以上见《宋史·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有关记载。现存国家一级文物“元祐党人碑”为元祐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祐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
[28]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即称章惇以刚直不阿著称，就连是否应该为蔡京恢复名誉也认为可以商量。见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29]请参看刘刚、李冬君《自由的款式》。
[3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日条。
执政岂能大无畏
熙宁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变法开始一年以后，神宗皇帝召见副宰相王安石，问了他一个问题：外面议论纷纷，称朝廷有“三不足”之说，卿知道吗？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说：臣不知这话从何说起。陛下躬亲听政，唯恐伤民，怎么是不惧天变？广开言路，虚怀若谷，怎么是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几。家法如不可变，祖宗为何要改？[31]
此事没有下文，“三不足”却成为疑案。请问，王安石说过这些话吗？如果说过，为什么要矢口否认？如果没有，反对派又为什么能抓住大做文章？这是编得出来的吗？
何况怎么看，也都像他说的。
因此，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判断是：无论王安石是不是说过这三句话，或有过诸如此类的言论，“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32]
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没错，按照现代科学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世间的事情没有因果关系。像西汉董仲舒他们说的那样，发生地震或水灾是由于统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错误，并不成立。但是这种不科学的说法却有积极意义。因为中华帝国的掌舵人，无论皇帝还是代行皇权的，权力都实在太大了。他们既不像后来欧洲的帝王那样有教皇和教会制约，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诸侯制衡。管得住这些人的，只有老天爷。
所以，当王安石他们表现出不惧天变的苗头时，老宰相富弼就忧心忡忡。他说：人君畏惧的也只有天。如果连天命和天谴都不害怕，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33]
的确如此。也难怪后来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胆敢那样肆意妄为，因为精神导师王安石已经帮他们打消了顾虑。
不惧天变的，当然更不惧人言。
事实上，并非没人劝过神宗他们。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苏轼也曾当面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据说，神宗当时闻言悚然。但是结果呢？苏轼被打发到开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后离开了相位。[34]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
实事求是地讲，变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头脑都是冷静的，甚至考虑到了失败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说，古往今来所有变革，常常是一人失误满盘皆输。王安石也直言不讳：人才难得也难知。当年尧舜和群臣共同选择鲧，尚且治水失败，何况今日变法要用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又哪能不会看走眼？所以，他们才决定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实现富国强兵和长治久安。[35]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一个月后，神宗询问进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过，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干的人。这样一来，天下就会以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钱不注意礼乐教化。所以，臣请陛下考虑轻重缓急。
神宗点头称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
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论“三不足”前后与青苗法有关事件一览表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二年 九月 初四 试行青苗法
十一月 十九 司马光与吕惠卿辩论青苗法
熙宁三年 正月 初二 因范镇等言下诏纠正青苗法之偏二十六 张方平因反对青苗法出知陈州
二月 初一 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之弊
三月 初二 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批评青苗法王安石称病不朝
初三 司马光致函王安石
条例司疏驳韩琦
文彦博批评青苗法
陈留县抵制青苗法
十七 范镇抵制青苗法被罢
二十一 王安石论“三不足”
二十五 孙觉因反青苗法被贬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吕公著反青苗法被贬
十九 参知政事赵抃反青苗法被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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