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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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那就让你看看朕！

王安石再也扛不住了，他必须当真辞职。神宗皇帝同样心知肚明，必须当真批准。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免去宰相职务，回到第二故乡江宁担任知府。他留下的工作，则将由官复原职的宰相韩绛和新任参知政事吕惠卿主持。

这一安排当然是为了保证五年来创立推行的新法，不至于因为王安石的罢免人亡政息。事实上，韩绛和吕惠卿也没有辜负厚望，改革成果在他们手里得到了精心呵护，以至于两人分别被时评称为“传法沙门”和“护法善神”。[71]

也许，这能够让王安石感到欣慰，因为他一直被批评为用人不当和识人不明。可惜就连这可怜的慰藉，老天也吝于施舍。王安石更是万万想不到，最后真正一刀捅进他心窝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尊护法的善神吕惠卿。

当然想不到。就连吕惠卿自己，恐怕也没想到。

[61]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日条。

[62]见《宋史·吕嘉问传》。

[6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七月丙辰日条。

[64]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九熙宁五年十月丁亥日条、卷二百四十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日条、卷二百四十二熙宁六年正月辛亥日条。

[65]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四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熙宁六年四月己亥日条。

[6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癸丑日条。

[67]以上吕嘉问诬告薛向事及后续，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丁巳日条前导语，参看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五月是月条。薛向被贬，由曾布接替，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熙宁七年二月丁丑日条。

[68]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丁巳日条及辛酉日条。

[69]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庚午日条、乙亥日条、甲申日条。

[7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五月是月条。

[7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日条。

第三章

乾坤逆转

破镜难圆

熙宁八年（1075）二月十二日，开封城外的汴河还结着冰的时候，有位信使匆匆出发前往今天的南京。正史没有记载他到达的日期，但他出现在江宁城时，那里应该已是一片春光明媚，接到诏书的王安石心中更是暖洋洋的。

没错，皇帝让他回京重新担任宰相。

王安石没有片刻犹豫就动身了，甚至有正史说只用七天就到达京师。但这恐怕并靠不住。当时从江宁到开封的标准行程是二十二天，王安石日夜兼程也快不到这个程度，何况他进京之后第一次见到神宗皇帝是在三月二十七日。如果王安石在三月中上旬就到了开封，当中那么长时间君臣二人都干什么去了？宋神宗不是急于要王安石尽快工作吗？[1]

这个时间差，让人疑窦顿生。

实际上也有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王安石对于自己的复出其实内心纠结，至少并不那么跃跃欲试，证据则是途经江苏省邗江县瓜洲镇时写下的那首《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2]

看这意思，他似乎刚刚出发就想着何时回家了。

可惜这同样不足为凭。诗无达诂。既然刘禹锡的“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解释为满朝新贵弹冠相庆，那么“明月何时照我还”难道不能理解为功成身退衣锦还乡？况且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也还有争议，与他的复出没准毫不相干。

王安石的心思，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不过按照标准行程计算，王安石是在接到任命的第一时间就出发了，也在到达后的第一时间见到了皇帝。因为从二月十二到三月初四，从三月初五到二十七，路上不多不少都刚好二十二天。君臣相见恍如隔世，皇帝的口气也十分耐人寻味。他说：爱卿离职之后，小人便七嘴八舌，全靠吕惠卿维持。现在清理得差不多了，爱卿可以有所作为。

王安石同样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只是平静地说：小人纷纷扰扰，因此不敢安心职守。此番应诏复出，确实希望能够有所建树，以此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只不过臣老迈年高身心疲惫，恐怕不能持久，恳请陛下谅察！

宋神宗说：你我君臣不要心存芥蒂就好。[3]

当然应该如此，可惜破镜重圆又谈何容易。实际上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与神宗、韩绛和吕惠卿的关系都变了，韩绛甚至因为一件小事大闹别扭。当时，要任命一个人做市易司提举官，王安石认可，韩绛反对，皇帝表示不妨让他干起来试试看。韩绛便说：如果这样，臣这宰相做不得了。

皇帝大吃一惊：小事一件，何必如此？

韩绛回答：小事都争不得，何况大事？

据陈守成著《宋朝汴河船》第85页。此为北宋常用客船，王安石从江宁前往东京途中，可能乘坐这种船。

王安石和宋神宗都只好让步。[4]

韩绛这个态度十分怪异。因为按照正史的说法，建议将王安石召回朝廷的人正是他，这一点下面还要再说。但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很难重复过去的故事，韩绛也在王安石复职之后半年离开相位去做地方官，再也没有回到中枢。[5]

至于吕惠卿，更是反目为仇。

最早参加变法并任职“国家体改委”的吕惠卿，称得上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不但正史认为他们两人情同父子，吕惠卿自己也对宋神宗说：能够让臣发自内心像侍奉双亲一样忠诚孝顺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6]

这是实情，至少曾经是。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却看不起吕惠卿。某次，王安石与吕惠卿在家里讨论新法，王安国却在旁边用笛子吹奏起流行歌曲来。哥哥忍无可忍，训他说：老弟，你能不能远离那些靡靡之音？王安国答：哥呀，能不能远离那些小人？ [7]

吕惠卿恨得咬牙切齿，便在熙宁八年正月重新审理郑侠的处分时，将王安国并案处理，判了个削职为民。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面对皇帝派来的信使痛哭流涕。等到他重返京师时，弟弟还没离开国门。兄弟相逢，情景可想而知。[8]

王安石连遭打击，吕惠卿却高歌猛进。他刚刚成为参知政事就重新启动了市易务案的调查程序，理由是不能只听曾布一面之词。神宗皇帝的处理意见也让他喜出望外，吕嘉问和曾布被同时罢免，一起离开了京师。变法派阵营溃不成军满目疮痍，唯一春风得意的吕惠卿，便难免自我膨胀。[9]

膨胀的表现，是也发明了一种新法。

新法叫手实法，简单地说就是要民众申报财产，由官府核实后换算成市值，然后征收财产税。隐瞒部分经举报查明全部没收，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奖励举报或查实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官吏和衙役们如狼似虎地冲进平民百姓家中翻箱倒柜，巴掌大的地方也要搜刮一遍，就连养了几只猪和鸡都要登记注册，牛、马和狗更是难逃法网。[10]

据故宫博物院《宋人画册》扇面画《耕获图》。原图为绢本，淡设色，纵24.8厘米，横25.7厘米，签题为杨威。此图描绘了宋代江南田园风光。

这可真是鸡犬不宁。

于是大家便都觉得，相比之下还是王安石好。

韩绛也受不了吕惠卿的跋扈，据说还发现此人图谋陷害王安石，便秘密奏请皇帝将老搭档召回。实际上此事的来龙去脉正史语焉不详，已无从稽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确实再次被任命为宰相，时间是熙宁八年二月十一。[11]

此事显然大出吕惠卿的意料。我们知道，唐宋两代任命将相要用白麻纸书写诏书，叫宣麻拜相。于是，野史便绘声绘色地说，吕惠卿上朝时见宫中传出白麻纸，马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以为自己要当宰相。等到司仪官大声喊出王安石的名字，则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这当然未免夸大其词并不可靠，但要说吕惠卿闻讯愕然，则八九不离十。[12]

难怪宋神宗刚刚见到王安石，就要表扬吕惠卿了。

看来，皇帝陛下已经知道了什么，或预感到什么，只是希望他们能和衷共济。这个道理，相信王安石和吕惠卿也都明白。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帝制时代重大的人事变动总是会引起骚动。某些职位较低又没有什么坚定立场的人难免要考虑改换门庭，重新站队的过程中也会充满流言蜚语，其中之一便是吕惠卿曾经打算借一桩谋反案陷害王安石。[13]

没有证据表明王安石是否相信这个传言，但显然很有不少“自告奋勇的热心人”愿意帮他报那一箭之仇。他们开始收集吕惠卿的劣迹和罪行，以便将其置于死地。

后面的案情十分狗血，陈年老账也被翻了出来。据监察官员称，吕惠卿曾利用职权伙同华亭知县强借当地富民钱款五百万购买田产。这当然问题严重。正好吕惠卿自己又屡屡辞职，皇帝便把他贬到了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14]

然而华亭案从熙宁八年五月底立案，审到熙宁九年六月初也没有结果。那些决心扳倒吕惠卿的人便瞒着王安石窃取了专案组掌握的材料，夹在其他文件中送往司法部门，企图绕过调查程序给吕惠卿定罪。没想到，吕惠卿在中书省是有线人的，这个情报被火速送到陈州。得到消息的吕惠卿马上绝地反击，不但上书反诉，据说还极有杀伤力地交出一封王安石的私信，上面居然有“勿令上知”的字样。[15]

这下子麻烦大了，欺君罔上当然比以权谋私严重。于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吕惠卿对王安石的出卖，也是导致王安石第二次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正如下面表格所显示，从吕惠卿上书到王安石罢相有四个半月时间差。如果吕惠卿的揭发材料中真有“勿令上知”之类的内容，王安石还能在相位上待那么久吗？

那么，这件事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本节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七年 四月 十九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七月 二十七 吕惠卿提出手实法

八月 十七 曾布和吕嘉问同时被罢免

熙宁八年 正月 初七 参知政事冯京罢，王安国削职为民二月 十一 王安石官复原职

三月 二十六 宋神宗与王安石谈话

闰四月 二十一 李逢谋反结案

五月 十六 韩绛为一件小事闹别扭

二十七 御史开始攻击吕惠卿

六月 二十八 韩琦卒

八月 二十一 韩绛罢相

十月 初二 参知政事吕惠卿罢

十二 权三司使章惇罢

十四 罢手实法

十二月 十五 元绛任参知政事

熙宁九年 六月 初七 吕惠卿自陈州上书控告王安石十月 二十五 王安石之子王雱卒

初五 御史中丞邓绾罢

二十三 王安石罢相，吴充与王珪拜相

[1]以上王安石复职事见《宋史·王安石传》、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三书均称王安石接到任命即倍道赴京，唯毕沅书称“七日至京师”。此说应该宋代就有，故李焘书注称：嘉祐驿程，江宁府至京二十二程，此云溯流七日而至，恐未必然，当考。

[2]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讨论。此诗又题《夜泊瓜洲》，此处从钱锺书《宋诗选注》。

[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一熙宁八年三月己未日条。按，熙宁八年二月癸亥朔，三月癸巳朔，可知二月共三十天。信使二月十二甲戌日离京，行程二十二天，应于三月初四丙申日到江宁。从三月初五丁酉日到三月二十七己未日，也是二十二天。

[4]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四熙宁八年五月丙子日条及戊寅日条。

[5]见《宋史·韩绛传》。

[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辛未日条，又参看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7]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九熙宁八年正月庚子日条。

[9]重启市易务案调查程序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五月是月条，曾布与吕嘉问被罢免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五熙宁七年八月壬午日条。两书对曾布和吕嘉问被罢免的时间记载不一，这里不讨论。

[10]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五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熙宁七年七月癸亥日条。

[11]见《宋史》之王安石传、吕惠卿传，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关于王安石复职的前因后果，李焘书注中有考证，可见种种说法均不可靠，这里不讨论。

[1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野史所说吕惠卿的表现，李焘书注认为不实。

[1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闰四月壬子日条。

[14]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寅日条。历史上的华亭有两个，一个在今天的甘肃省，一个在今天的上海市，此处所称华亭属秀州，在今上海市。

[15]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丙午日条。

吕惠卿被诬

事实证明，吕惠卿是被诬陷的。

对于吕惠卿出卖王安石一案，最早提出质疑的是陆游的祖父陆佃。哲宗初年，陆佃由吏部调任礼部，以侍郎的身份参加《神宗实录》的编撰。写到这段历史时，检讨官黄庭坚主张按照当时监察官员弹劾吕惠卿的奏折表述，陆佃却认为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必须找到证据，核对事实。

黄庭坚说：按侍郎的主张做，岂非谄媚？

陆佃则说：照检讨的意思写，便是诽谤。

两人争执不下，陆佃便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下令将宫廷收藏的有关文件发下，看看当年吕惠卿上缴的王安石书信中究竟有没有“勿令上知”的字样。

档案调出，搜检的结果是没有。[16]

后来的正史却依然认定有。对此，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解释说：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话怎么能信？

这种逻辑十分可笑。郑侠也是王安石的学生，他的话怎么就信？何况陆佃与王安石虽有师生关系，对于老师的改革却是存疑的，至少态度比较客观。他曾经对王安石说：新法不能说不好，实行的结果却是扰民，比如青苗法就是。

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怎么会这样？

陆佃说：因为老师听不得不同意见。

王安石大笑：我岂是固执己见的人？

陆佃答：当然。但是外面都这么说。

于是，王安石不再让他参政议政，只让他做学问。[17]

事实上陆佃的学问非常好。他对此案的重新审视，便正体现了治学的严谨，甚至有“重证据，不重口供”和“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否则，他有什么必要为“欺师灭祖”的吕惠卿辩诬？相比之下，罔顾事实的人不该脸红吗？

没错，吕惠卿上缴的书信不止一封，不可能每封信里都有“勿令上知”的字样。但是陆佃的奏折说得很清楚，调出档案的目的就是要查明这一事实。那么请问，宫中为什么要扣住关键证据不发？太皇太后可是反对变法，既不喜欢王安石也不喜欢吕惠卿的。说那封信丢了就更不通。如此重要的证据，怎么会遗失，又怎么可以遗失？难道有贼？

结论只有一个：王安石根本就没写过那样的信，吕惠卿也没有出卖他。反目为仇是真的，恶毒攻击也是真的，但那是自卫反击，最多防卫过当，因为先下毒手的不是他。

那么，先出手的是谁？

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读如乓）。[18]

说来王雱也是才子，甚至神童，却又是病人。他的心理恐怕是不健康的。据说，这位公子曾在父亲与程颢讨论如何推行新法时冲出来大放厥词：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大街上，新法自然盛行。此事虽被证伪，但要说王雱胆大妄为，王安石教子无方，则大约不诬。[19]

王雱对吕惠卿，也确实恨到了骨头里。原因可能是他们父子重返京师时，就听说了吕惠卿的种种忘恩负义。按照正史的描述，此人在担任参知政事之后就背叛了王安石，千方百计阻挠王安石复出。这种叛徒，当然人见人恨。

可惜此事查无实据，正史也只留下“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一句空话，什么细节都没有。唯一能够拿出来说说的，是他曾经想借余姚县主簿李逢谋反案大做文章，但同样没有细节。司马光的记载中只字不提，李焘也不采信。[20]

那么，吕惠卿究竟干过那些坏事没有？

没有，证据是熙宁八年六月神宗与王安石的谈话。皇帝告诉王安石：吕惠卿对爱卿很有意见呢！他说以前爱卿被人污蔑，他极力辩诬。现在他被诬，爱卿却一言不发。朕只好为卿再三解释。他又疑神疑鬼，怀疑有人挑拨离间。

王安石的回答是：臣不知道谁要陷害吕惠卿，也许他是疑心生暗鬼吧！不过，惠卿兄弟确实得罪了一些人，有些事也做过分了。臣劝他们不要树敌，他们不听。[21]

这就很清楚。如果吕惠卿当真对不起王安石，他怎么会有委屈？更何况，李逢案发生时，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还没多少时间。就算他想做宰相，也不到时候吧？他的政治资本既然是变法，还得依靠王安石的影响力吧？这个时候就去把王安石搞臭，犯得着、划得来吗？

吕惠卿没有那么傻。

神宗的话，也分明是在为闹误会的好朋友做调解。

但是到了七月，吕惠卿却先是请病假，然后又几次三番提出辞职。皇帝当然不批准，还让王安石和另一位副宰相王珪去慰问。神宗说：什么事情都没有，为什么要辞职？

吕惠卿答：没有别的原因，力不胜任而已。

宋神宗说：天下事又不要你一人负责，何必呢？

吕惠卿答：臣确实能力有限。当年受命，只因安石外放朝中缺人，这才勉为其难。现在他已经回到相位，臣也早就该离开中枢，到地方上去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

宋神宗说：安石复位，正该协力，为什么要走？

吕惠卿答：因为臣碍手碍脚。陛下圣明，应该看得出他跟以前不一样了，动不动就请病假。诚如陛下所言，王安石必须觉得事有可为才肯复出。复出而不作为，那就一定是有不如意的地方。不如意，只因为臣在政府。臣以为，朝廷事可以无臣，却不可以没有他。这就是臣辞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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