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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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说：安石必不忌讳爱卿。

吕惠卿答：当然不。但，如果陛下专心专意只听王安石一个人的，天下大治指日可待。臣在朝中于事无补，反倒横生枝节，实在是于公于私都有不利。实话实说，臣也不知道臣参知的政事，究竟是陛下的，还是王安石的？[22]

谁都听得出，这口气只是酸溜溜，而非恶狠狠。

不过到九月份吕惠卿再次辞职时，跟王安石之间就不但有政见分歧，也有个人恩怨了。尽管皇帝一再声明，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并不来自王安石，吕惠卿还是说，王安石和王雱父子已被小人包围，自己危在旦夕，只能选择离开。[23]

可惜，这里仍然没有吕惠卿陷害王安石的行迹。

然而散布和听信流言蜚语，却并不需要讲证据，也不需要讲逻辑，只需要有情绪。以王雱的性格，自然也不会像陆佃那样去求证。那好，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对于吕惠卿这种恩将仇报的小人，王雱认为不必手软。

吕惠卿在华亭买地一案由此兴起。

这同样是疑案。证据是熙宁九年六月初七神宗明确告诉王安石，御史中丞邓绾（读如晚）报告，已经查明吕惠卿借钱买地一事不实。要知道，这个邓绾可是王安石的人，弹劾吕惠卿的也正是他。如果连他都说没有证据，恐怕此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连最早弹劾吕惠卿的御史蔡承禧，后来也承认华亭案查无实据，只不过他称作“偶尔网漏”而已。[24]

王安石却认为，邓绾只是没有找到证据罢了，不等于举报不实，应该再派人查。王雱更是迫不及待，这才有了前面所说违法乱纪的事，也才逼得吕惠卿跟王安石翻脸。这恐怕就不能说是吕惠卿背叛，只能说是王雱坑爹了吧？

于是，当六月初七神宗出示吕惠卿奏折时，王安石也如五雷轰顶，只能如实报告做手脚的事自己并不知情。不过当他得知这是儿子干的蠢事时，其恼怒也可想而知。弄巧成拙的王雱愧对父亲，更是急火攻心，终于一病不起。

当月二十五日，王雱病故，时年三十三岁。

战友反目，爱子去世，谁能承受这双重的打击？王安石恐怕也不例外。但他还是又坚持了四个月，然后才在这年的十月二十三日离开相位和京师，再也没有回来。[25]

[16]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宋史·陆佃传》。黄庭坚当时的职务见《宋史·黄庭坚传》。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亦采信陆佃之说，但认可吕惠卿在王安石罢相期间做过有损于王安石的事。

[17]见《宋史·陆佃传》。

[18]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己酉日条即称：（王安石）与惠卿交恶，使人告发吕氏奸利事，皆自雱发之。

[19]见《宋史·王安石传》所附王雱传。此事之证伪，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20]以上两说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闰四月壬子日条，司马光和李焘的态度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日条注。

[2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五熙宁八年六月丁未日条。

[2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六熙宁八年七月癸未日条。

[23]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乙酉日条。

[24]神宗此言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邓绾弹劾吕惠卿见《长编》卷二百六十八熙宁八年九月乙酉日条、《长编》卷二百七十五熙宁九年五月己巳日条，蔡承禧言见《长编》卷二百八十熙宁十年二月己酉日条。

[25]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己酉日条，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

邓绾倒台

爱子去世之后，自己离职之前，悲愤交加的王安石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奏请皇帝将邓绾等人罢免。这是他在位期间被皇帝接受的最后一次建议，因此值得注意。

成都双流人邓绾是因为拥护变法而青云直上的。他原本是宁州（州治在今甘肃省宁县）通判，相当于副州长。这样边远地区的地方小官一般难入宰相法眼，邓绾却在朝野上下对新法议论纷纷的熙宁三年十月上书朝廷，声称：吾皇任用千古贤相，颁布青苗和免役等法，宁州民众无不载歌载舞颂扬圣泽。以臣亲眼所见推而论之，可知天下皆然。

王安石大喜过望，将邓绾推荐给皇帝。

神宗问：认识王安石吗？

邓绾答：臣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古人。

又问：认识吕惠卿吗？

邓绾答：也不认识。

神宗说：这是当今的贤人。

邓绾退下，去见王安石，两人一见如故。

王安石问：家属也一起来了吗？

邓绾答：匆匆进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

王安石说：为什么不一起来？我不会让你走。

宰相陈升之和副宰相冯京却决定让邓绾回宁州，只不过由副职晋升为正职。邓绾大为不满，公开发牢骚说：大老远地把我叫来，怎么还让我回去？我不干！

旁边看热闹的人问：那你认为该做什么官？

邓绾说：总得弄个馆职吧！

馆职就是唐宋两代在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等处任职的官员，所选皆天下俊才，一经任命便是名流。众人见他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便问：难道不会是谏官吗？

邓绾说：那也理所当然。

这实在贻笑大方，京师同乡更是羞与为伍。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家伙果然被任命为集贤校理，在馆职中属于中等。于是邓绾便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26]

呵呵，小人得志啊！

两个月后，王安石也宣麻拜相。

从此邓绾官运亨通。熙宁四年四月，他成为最高监察机关二把手侍御史知杂事，同时兼任司农寺（国家农委）的负责人。我们知道，司农寺是熙宁变法期间的重要机构，诸如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都由其制定推行，之前的正副长官分别为吕惠卿和曾布。由于吕惠卿父亲去世必须居丧，王安石便让邓绾接替了吕惠卿。邓绾也没有辜负王安石，上任第一天就弹劾富弼拒不推行青苗法，给了反对派沉重一击。[27]

敦煌61窟壁画中的宋代收割场景。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王安石很满意。

于是到熙宁五年二月初三，邓绾便代理御史中丞，成为最高监察机关实际长官。这是破例的，因为由知杂事而升任中丞，之前从未有过。事实上，邓绾屡创奇迹：不经考试便由通判而任馆职，半年之后到御史台做秘书长，只用十个月就担任长官。如此平步青云，简直就是坐了直升机。

对此，神宗给出的理由是：邓绾不嫉贤妒能。[28]

但是到熙宁九年十月初五此人被罢免时，皇帝陛下的御批却是：邓绾居心险恶，天性奸诈。论事荐人，都不讲政治规矩。哈，措辞如此严厉，可谓雷霆霹雳。[29]

请问，这又是为什么呢？

直接原因是邓绾的自作聪明。按照正史的说法，这家伙是个投机分子，靠巴结王安石上位，又在王安石罢相后投靠了吕惠卿。只是他没想到，王安石居然回来了。为了将功补过洗刷前嫌，便又成为王雱他们攻击吕惠卿的打手。

可惜邓绾的改换门庭，跟吕惠卿曾经暗地里陷害王安石一样查无实据，正史也只有“邓绾亦弥缝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一句空话。但根据同一史料，邓绾在御史台设专案组对吕惠卿华亭买地一事立案侦查，是王雱指使的。[30]

因此，王雱去世，安石请辞，邓绾便如丧家之犬。利令智昏的他，力劝神宗挽留王安石，乃至出言不逊，还要皇帝赐给王安石一座宅子。结果，不但皇帝龙颜大怒，王安石更是如坐针毡，只好上书弹劾邓绾，请皇帝严惩。

皇帝当然二话不说，将他撵出了御史台。[31]

投机取巧飞黄腾达的邓绾成了过眼烟云，留下的教训却很深刻。我们不禁要问：以王安石之廉洁自律，为什么会看上邓绾？以邓绾之八面玲珑，又怎么会自取灭亡？

这很值得琢磨。

第一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因为王安石的用人一直遭到诟病，南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就有“王安石专用小人”条，名列其中的有邓绾，更少不了吕惠卿。

但是如前所述，吕惠卿恐怕是被污名化了的。他那个买地的事也在熙宁十年正月结案：华亭知县被判处脊杖刺字发配沙门岛（今山东省长岛县），吕惠卿的弟弟吕温卿作为同案犯则只是被贬。据说，温卿是招了的，专案组也掌握了一些线索。不过邓绾倒台，吕家就给温卿送去名叫“绾出汤”的药，办案人员也不再深挖细找，草草了事。[32]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问题。专案组既然能够因为人事变动而不再追究吕温卿，又岂能保证他们当初不会为了讨好邓绾和王安石刑讯逼供？也只好让那华亭知县去做替罪羊，以此证明帝国一贯正确。真相如何，无人知晓。

显然，这不是冤案，也是疑案。

何况就算吕惠卿和邓绾都是小人，又能怎样？没错，韩琦也好，富弼也罢，还有文彦博和司马光，也许都是正人君子，但也都反对变法。那么请问，王安石是该选择为了做一个所谓好人而放弃改革，还是应该为了变法不拘一格地唯才是举呢？答案恐怕不言而喻吧？

麻烦还在于，无论邓绾或吕惠卿人品如何，王安石自己都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因此，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变法看作道德的事业，也能够以此为标准重新界定小人与君子：凡是拥护变法的都是君子，凡是反对变法的都是小人。

呵呵，两个凡是。

这是一个深刻的错误，错在哪里却只能在讲完司马光的故事之后，到第四章再讨论。实际上，作为践行者，王安石想不了那么多，也顾不上那么多。他只能依靠那些拥护变法的人，不管他们的拥护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是为国为民，还是自私自利。此外，他别无选择。

事实上，变法派成员五花八门，发自内心赞成改革的大有人在。吕惠卿就是。要知道，他参加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头绪，前途也十分渺茫，他其实无利可图。若非真心诚意，他也做不出那么多贡献。至于后来与王安石分手，其实有多种原因，王安石又岂能预料？

何况并非所有人都背叛了王安石。邓绾就没有，他只是做了蠢事。邓绾的愚蠢在于，他居然忘了，大宋的江山从来就姓赵不姓王，真正大权在握的是皇帝。因此，当他为了留住王安石而跟神宗较劲时，自己就给自己判了死刑。

同样，当王安石将政敌和战友都驱逐出朝时，他也自己给自己断了后路。别忘了，赵宋官家历来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皇权。因此，如果朝中俊杰只有王安石一人硕果仅存，那么对不起，这颗果子就该摘掉，否则皇帝陛下还怎么称孤道寡、君临天下？

看来，邓绾和王安石都犯了同一个错误。

是的，他们都看错了宋神宗。

[26]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癸亥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十月辛酉日条。另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馆职名存》，馆职分三等，上等叫修撰，中等叫校理，下等叫校勘和检讨。

[27]以上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丁卯日条及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四月戊申日条。曾布同判司农寺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熙宁三年九月戊子朔日条，吕惠卿判司农寺见《宋史·吕惠卿传》，时间当在熙宁二年九月。

[28]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熙宁五年二月癸丑日条，《宋史·邓绾传》。

[29]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八年十月庚寅日条。

[31]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与壬辰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2]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八十熙宁十年正月戊寅日条。

帝王心思

王安石最后一次在朝堂上见到宋神宗是哪一天，已无从稽考。那天的气氛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王安石便谈起对吕嘉问的安排。当时，吕嘉问已经回到京师，参与了王雱他们与吕惠卿的斗争，但没有被追究。于是，王安石便建议任命此人为集贤院学士，皇帝的答复则是放放再说。[33]

结果，一放就是半个月。

因此这天上朝，王安石便旧话重提。皇帝陛下却仍然不肯表态，只是回过头去发呆。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神宗却又转过脸来问：听说相公想辞职，已经很久了？

王安石猝不及防，低头答道：是。

又说：陛下坚留，不敢马上就走。

大殿中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皇帝不再说什么，王安石也很快便离开相位。[34]

此事未被正史采信，因此真伪莫辨。照理说，似乎不该有这样难堪的场面。毕竟，太祖皇帝留下的祖宗家法，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从太宗到神宗，北宋历任皇帝对朝中大臣都礼遇有加，政治文明的程度远远高于明清两代。孔子主张的“君使臣以礼”，在宋代应该说得到了实行。[35]

事实上，王安石离职以后的待遇并不低。他在罢相一年多之后的元丰元年（1078）正月被封为舒国公，又过了一年多，改封荆国公，从此人称“王荆公”。甚至到他病故时，虽然掌权的已是反对派，也仍然被追赠了太傅的头衔。

宋，是彬彬有礼的。至少，这时还是。

然而客气礼貌并不等于满心欢喜，宋神宗对王安石恐怕也早有不满。责任当然在王安石。众所周知，此人素有“拗相公”称号，一根筋认死理，只论事不看人，在皇帝面前也倔头倔脑，说起话来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跟他自己的穿衣戴帽一样不修边幅，常常弄得皇帝和同僚下不了台。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熙宁五年到七年讨论市易法和免役法，就是皇帝或他人问一句说一句，王安石就顶一句驳一句，简直问都问不得。说到激动时，不是指控同僚结党营私破坏改革，便是批评神宗不识好歹不明是非。[36]

如此作风，谁受得了？

所以，神宗第一次罢免王安石，固然有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恐怕也未尝没有这样的考虑：安石呀安石，回到江宁冷静冷静，改改你那臭脾气吧！改了，朕还用你。

可惜，王安石就是不改。

其实复出之后的王安石也非麻木不仁。据说他曾经对亲近的人说：现在圣上对我，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还是依然故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想闹情绪就闹情绪，想请病假就请病假。[37]

这在王安石，或许既是出于对主义的坚持，也是出于对神宗的信任。他曾在复出之后两三个月时说：臣之所以敢于直言，只因为陛下能够容忍臣下犯颜谏争。否则，安石就算有十个胆子，又岂敢忘记明哲保身的古训？不过，陛下修身立德虽然堪比尧舜，是非分明却不如唐太宗。如果敢直言的不能赏，出问题的不能罚，岂能要求大家都说真话？

听完这话，宋神宗也笑了。他说：台官只有挨骂挨批和撤职查办的份，何尝有过奖赏？现在找个愿意干的都难。

王安石说：不知道唐太宗那会儿，是不是也这样？[38]

这当然可以传为美谈。可惜好景不长，皇帝陛下的忍耐也有限。最让他记忆深刻的，应该是熙宁八年十一月。当时宰相韩绛和副宰相吕惠卿都已离职，朝廷急需人手，王安石却又请病假了。神宗一天十七次派人探望，也不管用。

皇帝只好问个究竟。

王安石的回答，是要狠狠整治那些反对新法的人。

神宗很为难。他说：据反映，民间也叫苦。

王安石说：冬天刮寒风，夏天下暴雨，老百姓不也叫苦连天吗？有什么了不起，值得大惊小怪？

神宗说：就不能没有寒风和暴雨吗？

王安石不高兴，继续生病。

这一次，神宗又迁就了王安石，只要是他推荐的人都予以重用，王安石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但，这并不等于皇帝心中就没有阴影，没有想法，没有疙瘩。[39]

是啊，这大宋的江山，究竟是谁的？

宋神宗心里翻江倒海，吕惠卿也来火上浇油。熙宁九年六月，被王雱等人逼得跟王安石彻底翻脸的吕惠卿，在奏折中说了这样的话：请陛下想想，陛下平时是以什么人的待遇对待王安石，王安石又是以何等人自许的？三纲五常、君臣大义和政治规矩，难道可以由于他一个人而废掉吗？[40]

皇帝很可能心头一紧。

我们不知道，皇帝此刻是否想到了熙宁五年七月。那时有个名叫郭逢原的小官突发奇想上书朝廷，请求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礼仪由君臣改为师生，还提出取消枢密院，把权力集中到中书省，以便王安石大权独揽，令行禁止。

这真不知是哪根神经搭错。

神宗当时就极为不悦。他对王安石说，这肯定是个轻浮浅薄的家伙。王安石却说：人才难得呀！[41]

嗯？什么意思？皇帝不能不有所警惕。

如果神宗还想起熙宁七年四月，就更会心惊胆寒。当时旱情严重朝野不安，自己也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王安石却说什么水旱常数，不足为虑，丝毫不肯为朕分忧。好吧！你既然是连天命都不畏惧的，想必也不在乎天子。[42]

不用想了，宰相必须换人。

毫无疑问，熙宁九年十月下旬神宗的心理活动，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这里说的都是猜测。但，接任的是枢密使吴充和参知政事王珪，却很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吴充虽然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对王安石的做派却不以为然。正史也说得很明确，吴充担任宰相，是因为中立无私。[43]

至于王珪，更是阿弥陀佛。此人是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的同一天任参知政事的，之前则与王安石和司马光在翰林院共事。熙宁元年八月，那两人为一件事争得不可开交，王珪却对神宗说，从不同角度看都有道理，唯陛下圣裁。[44]

担任宰相后，王珪变得更加乖巧，决不多嘴多舌，一切听从皇帝指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上殿叫取圣旨，进殿叫领圣旨，出殿叫已得圣旨，人称“三旨宰相”。[45]

神宗皇帝很满意。

这就是邓绾他们看错宋神宗的地方了。没错，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也主张集权。但，王安石是为了变法而集权，宋神宗却是为了集权而变法。因此，当他实现了集权之后，就不能容忍有人分权。王安石也必须走人，哪怕没有了王安石的朝廷和岁月变得非常无趣，简直乏善可陈。

实际上，尽管为了厉行改革，神宗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王安石不喜欢的人打发到外地，终使王安石一家独大，但这绝不是神宗理想的模式，也不是大宋传统的模式。赵宋官家最喜欢的，是朝中大臣既不铁板一块，也不撕破脸皮，总有人发表不同意见，然后由皇帝来终审和仲裁。

这，大约就是所谓“帝王之术”吧！

不过，之前北宋朝廷基本上没出大乱子，也因为士大夫和皇帝都对这祖宗家法心领神会，小心翼翼维持着方方面面的平衡。这一点，富弼是懂的，但被王安石搅黄了；神宗更是懂的，但被司马光搅黄了。因为按照神宗的想法，最好是司马光和王安石同时在朝。哪怕轮流坐庄，也不错。

问题是，司马光做了宰相，就一定很好吗？

也难讲。

[33]吕嘉问参与王雱违法乱纪一事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熙宁九年六月辛卯日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熙宁九年十月戊子日条。

[34]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日条注引（南宋）吕本中《杂说》。

[35]见《论语·八佾》。

[36]以上见李焘《长编》卷二百三十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日条、卷二百三十九熙宁五年十月丁亥日条、卷二百四十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日条、卷二百四十二熙宁六年正月辛亥日条、卷二百四十六熙宁六年八月庚寅日条、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庚戌日条、癸丑日条及戊午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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