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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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名副其实，就是“篇幅很长的故事”，如果把每一个部位的螺丝都拧得紧绷绷的，读者会喘不过气来。时不时在某些地方让文章松弛下来也很重要。这就需要看清其间的诀窍，调节好整体与细节之间的平衡，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文章作细微的调整。往往有评论家抽出长篇小说中的一小节来，批判道：“文章不能写得如此粗枝大叶。”但让我来说，这不是公平的做法。因为长篇小说这东西就像活生生的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粗枝大叶、松松垮垮的部分也是必不可缺的。正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拧得紧绷绷的部分才能发挥出正面效果。
大致在这里，我会给自己放个长假。可能的话，把作品在抽屉里放上半个月到一个月，甚至忘掉还有这么个东西存在，或者说努力忘掉它。其间我或去旅行，或集中做些翻译。写长篇小说时，工作时间固然非常重要，但什么都不做的时间也同样有重要的意义。在工厂的生产流程中或建筑工地上，都有一道工序叫作“养护”，就是将产品或素材“窖藏”一段时间。只是安安静静地放在那儿，让空气穿流而过，或是让其内部牢牢地凝固。小说也一样，不好好“养护”，就会出现没有干透的易碎品或内部组织不均匀的东西。
像这样将作品好好养护一番之后，再次开始彻底修改细微的部分。好好养护过的作品会给我与先前大不相同的印象。先前未能发现的缺点，这时也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文章有没有深度也可以辨别了。和作品得到了“养护”一样，我的大脑也得到了很好的“养护”。
既已充分养护，又作了某种程度的改写。到了这一阶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就是第三者的意见了。以我的情况，当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成形后，会先让我太太通读原稿。这是我当上作家以后，从最初阶段延续至今的做法。她的意见对我而言就像音乐的“基准音”和我家里的旧音箱（失礼了）一样。我所有的音乐都是用这套音箱听的。音箱并不算特别出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买的JBL设备，块头倒是挺大，但与现在最新的高级音箱相比，发出来的声音音域有限，音层的分离难说有多好。可以说有点古董的感觉。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音乐都是用这套音响听的，从这音箱里发出来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是音源再现的基准。它已经浸透了我的全身。
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人会义愤填膺：出版社的编辑在日本虽说是专业技术人员，其实不过是工薪阶层，各自隶属于不同的公司，不知何时就会被调任他职。固然也有例外，但大多由上司指定“你负责这个作家”，便成了责任编辑，无从预测能亲近到哪一步。在这一点上，不论好坏，妻子是不会调任他职的。我说的“观测定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相处多年，所以大概能领会其中的微妙含义：“这个人有此感想，其实是这么个意思，来源于这个地方。”（我说大概，是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也不可能理解妻子的一切。）
然而，若问我是否囫囵吞枣，人家说什么我都全部接受，其实也未必。毕竟我刚呕心沥血地写完一部长篇小说，虽说经过养护多少冷却下来，但脑袋里还充满热血呢，一听到批判的话，不免就怒上心头，还会感情用事，甚至可能发生激烈的争吵。编辑毕竟是外人，不可能当面恶语相加，因此这方面或许可以说是家人的有利之处。我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容易感情用事的人，但在这个阶段，有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感情用事起来。或许，有时候也需要向外宣泄一下感情。
她的批评，有些让我觉得“的确如此”，“说不定还真是这样”。有时候要花上几天才能达成这样的认识。也有些让我觉得“不对，岂有此理，还是我的想法才对”。不过在这样“引进第三者”的过程中，我有一条独门规则，那就是“人家有所挑剔的地方，无论如何一定要修改”。即便不能接受那种批判，但只要人家提出了意见，我就会把那个地方从头改写一遍。不同意那意见时，我甚至还往与对方的忠告完全相反的方向改写。
方向姑且不论，定下心来修改的那几处，再试着重读一遍，差不多每次都发现改得好过从前。我觉得，读过的人对某个部分提出什么意见时，且不管那意见的方向如何，那个部分往往当真隐含着某些问题。就是说，小说那一处的情节发展多少有些疙疙瘩瘩，而我的工作就是要除去那些疙疙瘩瘩的地方。至于用什么方法去除，则由作家自行决定。就算心想“这里写得很完美呀，没必要改动”，也要默默在桌前坐下，无论如何做些修改。因为文章“写得很完美”这种事，实际上绝无可能。
这次的修改不必从头开始循序推进，而是针对有问题和受到批评的部分集中修改。然后请她将改过的部分重看一遍，重新讨论，如有必要再作修改。之后再请她重读，如果仍然有不满之处，再进一步修改。这样大致完成后，再从头修改，加以调整，确认整体的情节展开。如果对种种地方作了细微改动，导致整体的基调出现紊乱的话，便进行修正，此后才正式将稿件交给编辑审读。到了这个时间，大脑的过热状态已经得到一定的消解，也能冷静客观地应对编辑的反应了。
有一件好玩的旧事。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写《舞！舞！舞！》那部长篇小说时的事。这部小说是我头一回用文字处理机（富士通的便携式）写出来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罗马的寓所完成，唯独最后那部分写于移居伦敦之后。我将写好的原稿储存到软盘里，带着它前往伦敦，可在伦敦安定下来之后，打开一看，竟有整整一章消失不见了。我当时还没用惯文字处理机，可能是操作失误吧。呃呃，这是常有的事儿。我当然沮丧万分，受到巨大的打击。因为那一章的篇幅很长，而且是“连自己都认为写得很成功”、引以为豪的一章，无法简简单单地说上一句“呃，这是常有的事儿”就认命了。
然而也不能一直唉声叹气、摇头唏嘘。我重新打起精神，一面苦苦回忆：“嗯，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努力再现几个星期前煞费苦心写出来的文章，总算让它重新复活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等到这部小说成书发行后，下落不明的那一章竟又飘然现身了，原来是混入了意想不到的文件夹里。这也是常有的事啊。于是我心想：“哎呀，糟糕，要是这一版写得更好该怎么办？”提心吊胆地重读了一遍，先说结论：后来改写的版本显然出色得多。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不论什么文章，必然都有改进的余地。不管作者如何认为“写得真好”“完美无缺”，其中也有变得更好的余地。所以我在修改阶段会尽量抛却自豪感和自尊心，让脑袋里的热度适当冷却下来。只是热度降得过低，修改工作就无法进行了，这方面必须注意。而且要摆好足以抵御外来批判的态势。人家说些没趣的闲话，也要尽量忍耐，默默吞进肚子里去。作品出版后，面对批评要不为所动，随便当作耳旁风即可。这种东西要是一一放在心上的话，身体会吃不消的——真的。不过在写作过程中，对于来自身边的批评和忠告，必须虚心谦逊地洗耳恭听。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贯主张。
我已经作为小说家工作了很久，老实说，有的责任编辑也让我感到“有点合不来”。为人倒是不坏，对其他作家来说没准是位好编辑，只是作为我的责任编辑好像不太投缘。从这样的人口中说出的意见，令我心生疑窦的情况居多，有时（老实说）还会触犯我的神经，甚至让我光火。不过彼此都是为了工作，所以只能巧妙地敷衍过去。
有一次在写长篇小说时，我在初稿阶段就把有点“合不来”的编辑提出意见的地方统统作了修改。但其中一大半都与这个人的意见正相反，比如他说“这里写得长点好”，我就把那部分缩短点，他说“这里写得短点好”，我就把那部分加长点。如今回想起来颇有些粗暴，但尽管粗暴，就结果而言那次修改却很成功。那位编辑对我来说反而成了一位有用的编辑，至少比只会“甜言蜜语”的编辑要有利得多。我是这么想的。
换句话说，重要的是修改这一行为本身。作家下定决心“要把这里修改得更好”，静心凝神在书桌前坐下，着手修改文章，这种姿态便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相比之下，或许“如何改写为好”的方向性问题倒是次要的。很多情况下，作家的本能和直觉并非源自逻辑，而是从决心中提取出来的。就像用棍棒击打灌木丛，让鸟儿惊飞出来一样。不管用什么棍棒去打，用什么方法去打，结果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反正只要让鸟儿惊飞出来，就算大功告成了。鸟儿们展翅高飞的动能会摇撼渐趋凝固的视野。这就是我的意见。嗯，也许是相当粗暴的意见。
总而言之，要在修改上尽量多花时间。倾听周围的人的建议（不管那建议会不会惹你生气），铭记在心作为参考来修改文章。忠告至关重要。写完长篇小说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个个热血冲头，脑浆过热，丧失了理智。若问原因，理智的人首先就写不了长篇小说。所以丧失理智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得有所自觉，明白“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理智”。而对丧失理智的人来说，来自心智正常的人的意见大抵都很重要。
当然，他人的意见不能照单全收。其中说不定有跑题脱靶的意见，还有偏颇失当的。然而，不论什么样的意见，只要它是合情合理的，就有一定的意义。这些意见想必会让你的脑袋逐渐冷却，恢复适当的温度。他们的意见就代表所谓的世间，而阅读你作品的终究是世间的人。如果你打算无视世间，世间同样也会无视你。当然，如果你觉得“那也无所谓”，那么我也根本无所谓。然而，假如你是个打算跟世间维持一定的正常关系的作家（恐怕大部分作家都是这样吧），在周围找出一两个阅读你作品的“定点”就很重要。当然，那定点必须是能真诚坦率地把感想告诉你的人，哪怕每次听到批评都让你热血冲头。
修改要来上多少次？就算你这么问我，我也给不出精确的答案。在初稿阶段就修改过无数次，交付出版社排出校样后，还会一次又一次地索要校样，惹得人家心烦。将校样改得黑黢黢一片寄回去，然后把新送来的校样又改成黑黢黢一片，如此反反复复。前面说过，这是一项需要耐心的作业，然而对我来说却算不得什么苦痛。同一篇文章反反复复一读再读，咀嚼韵味，调换语序，变更细微的表达，我天生就喜欢这种“锤炼敲打”。眼看着校样变成黑黢黢一片，书桌上排放着的十来支HB铅笔不断变短，我便感到极大的喜悦。不知为何，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有趣之极，无以言喻，不管做上多久都不会厌倦。
我敬爱的作家雷蒙德·卡佛也是一位喜欢这种“锤炼敲打”的作家。他以引用其他作家字句的形式，这样写道：“写出一则短篇小说，再仔细地重读原稿，删掉几个逗号，然后重读一遍，又把逗号放回原来的地方，这时我就知道，这则短篇小说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十分理解这样的心情，因为同样的事情，我自己也经历过许多次。到了这一步就算极限了，再继续修改的话，说不定效果适得其反——就存在这样一个微妙的关键点。他是以逗号的删添为例，准确暗示了这个关键点。
我就这样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众口难调，只怕既有讨人喜欢的地方，也有招人不满的地方。就连我自己，也绝非对从前的作品感到心满意足，甚至痛感有的东西“如果是现在，肯定能写得更好些”。回头重读，缺点总是随处可见，所以除非特别需要，我一般不会把自己的书拿出来看。
不过我基本认为，在写那部作品的时候，自己肯定没有本事写得更好了。因为我明白，在那个时候，我倾尽了全力。投入了我愿投入的全部时间、倾注了我拥有的全部能量，才完成那部作品。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地打了一场“总体战”。这种“竭尽全力”的感觉至今仍然留在心里。至少就长篇小说而言，我从来没有应约稿而写的情况，也没有为截稿期疲于奔命的情形，而是在想写的时候，以想写的方式，写下想写的东西。这一点，我可以满怀自信地断言，所以大致不会发生日后懊恼“那里要是这样写就好了”之类的事情。
时间在创作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长篇小说，“备料”至关重要。也就是在心中培育小说的萌芽、让它茁壮成长的“沉默的时期”。要在自己心里培养“想写小说”的渴望。这种用于备料的时间，让它逐渐成形的时间，将初具雏形的东西放到阴凉处好好“养护”的时间，再把它拿出来放在自然光中曝晒的时间，对凝固成形的东西仔细校验、锤炼敲打的时间……是否在这一道道工序上花了足够的时间，唯有作家才能真切感受到。而在这一环环作业上所花时间的品质，最终必定会表现为作品的“信服度”。也许肉眼看不见，但当中会生出鲜明无误的差异。
用切身的例子来说，这就近乎温泉水和家庭浴缸的热水之间的差异。泡在温泉里，哪怕水温低，暖意也会慢慢地沁入心脾，出浴后，体温也不会突然冷下来。但若是家庭浴缸里的热水，温暖就不可能浸入心底，一旦出浴，身体立马就会冷下来。我想诸位大概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大多数日本人泡在温泉里，都能切身体会到那种感觉，长吁一口气：“嗯，没错，这就是温泉的热水啊！”可是要用语言向从未泡过温泉的人准确描述这种感觉，却绝非易事。
高明的小说和出色的音乐好像也有类似之处。温泉里的热水和自家浴缸里的热水，即使用温度计量出温度相同，但光着身子泡进去一试，就会明白个中差别。那种感觉能真实地感受到，然而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却很难，只能这么说：“啊，会一点一点渗入心头，就是这样，尽管我说不好是啥玩意儿。”要是人家说“可是温度是一样的，只怕是你的心理作用吧”，像我这样缺乏科学知识的人也无法有理有据地反驳。
所以当自己的作品出版后，就算受到严厉的（无法想象有多严厉的）批评，我也可以这么想：“呃，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我有一种“已尽人事，已竭所能”的感觉。在备料和养护上都付出了时间，在锤炼敲打上也花了时间，所以不管受到多少批判，都不至于为此屈服，丧失自信。当然，偶尔也有让人感到不痛快的情况，但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相信：“凭时间赢来的东西，时间肯定会为之做证。”而且世上也有一些东西，唯独时间才能证明。假如胸中没有这份自信，就算我再怎么厚脸皮，也会有垂头丧气的时候。不过，只要手上有“已尽人事，已竭所能”之感，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剩下的事儿交给时间之手就行。郑重谨慎、礼貌周全地善待时间，就是让时间成为自己的朋友，就像对待女性一般。
前面提到过的雷蒙德·卡佛，曾在一篇随笔中这样写道：
“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肯定会写出更好的东西来。”曾经听一位作家朋友说过这样的话，我真的大吃一惊。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都感到愕然。（中略）如果讲述的故事不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好的一个，那干吗还要写什么小说？——我们能够带进坟墓里去的，归根结底，也只有已经尽心尽责的满足感，以及拼尽全力的证据。我很想告诉那位朋友：我不是要害你上当，不过你最好还是去找份别的工作吧。同样是为了赚钱谋生，这世上肯定还有更简单，恐怕也更诚实的工作。要不然，就倾注你全部的能力与才华去写东西。不要辩解，不要为自己开脱。不要发牢骚。不要找借口。（拙译《关于写作》）
对一贯温和敦厚的卡佛来说，这算是难得一见的严词厉色了，不过我完全赞同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不太了解当下这个时代，但从前的作家里，好像有不少人曾大言不惭地声称：“要不是被截稿期逼着，我可写不出小说来。”该说是十足的“文人派头”吧，风格果然潇洒得可以，然而这种为时间所迫、忙手忙脚的写作方式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纵使年轻时游刃有余，或者在某个时期凭借这种方式写出优秀的作品，但是以长远的眼光看来，就会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风格不可思议地贫瘠下去的印象。
要想让时间成为自己的朋友，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自己的意志去掌控时间，这是我一贯的主张。不能一味地被时间掌控，否则终究会处于被动状态。有句谚语叫“时不我待，潮不等人”，既然对方无意等待，就只能在充分了解这一事实之后，积极地、目标明确地制定自己的日程表。也就是说，不能一味甘于被动，要主动出击。
自己写的作品是否出色？如果出色的话，那么究竟出色到什么程度？这种事情我不太清楚。其实，这种事本不该由作者开口说三道四。对作品下判断的，毋庸赘言是一位位读者。而令作品价值日渐明朗的，则是时间。作者唯有默默接受而已。在当下这一刻，我只能说，我在写这些作品时毫不吝惜地投入了时间，借用卡佛的话说，就是努力写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好的故事”。无论拿出哪部作品，都绝无“如果有时间，我肯定会写出更好的东西来”这回事。如果写得不好，那是因为写那部作品时我身为作家的力量尚有不足——仅此而已。虽然是憾事一桩，却不必感到羞耻。力量不足，日后还可以靠努力弥补，然而机会却是稍纵即逝、无法挽回。
我投入漫长的岁月，构筑起属于自己的固有体系，让这种写作方式成为可能，并以自己的方式谨小慎微地进行整备，郑重其事地维持至今。为它拭去污垢，注入机油，努力不让它生出一点锈斑。身为一个作家，这件事尽管微不足道，却让我有一种类似自豪的心情。对我来说，与其谈论一部部作品的成绩与评价，不如来谈谈这种整体的体系，这样更令人愉快，并且也值得具体谈论。
假如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感受到一星半点像温泉浴那般深刻的暖意，那可真是令人喜悦的事。因为我就是为了追求这样的“真实感”，才不断地读许多的书，听许多的音乐。
让我们相比于任何东西，更相信自己的真实感受吧。不管周围的人们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对作者来说，抑或对读者来说，胜过真实感受的基准，在什么地方都不存在。
第七章 彻底的个人体力劳动
写小说这份工作，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对案长坐，（几乎是）从一无所有的空白之中，构筑起一个空想的故事，将它转变为文章的形态。把不具形象的主观事物转换为具备形象的客观事物（至少是要求客观性的事物）——简单地下个定义的话，这便是我们小说家的日常工作。
“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这么说的人只怕也不少。其实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我也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谷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小的公寓里（如今已经拆除），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最初的小说。我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作“餐桌小说”。
小说《挪威的森林》的开头部分，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轮渡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四百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从前的说法叫“大学笔记簿”），用BIC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坐在旅舍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地频掀高潮。总之是历经了磨难，吃足了苦头。如今回想起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可当时却着实令人沮丧。因为总也找不到固定的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各地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和莫名其妙的种种）污渍的厚厚的笔记，至今仍然留在我的手边。
然而不论在怎样的场所，人们写小说的地方统统都是密室，是便携式的书房。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我想，人们并不是受人之托才写小说的，而是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劳苦地努力去写小说。
当然也有人是接受了约稿，再动笔写小说。职业作家兴许大半都这么做。而我多年以来把不受委托、不接稿约，自由地写小说当作基本方针坚持了下来。说起来，像我这样的情况可能比较少见。很多作家好像会接受来自编辑的委托：“请为我们杂志写个短篇小说吧。”或是：“拜托您给我们出版社写一部长篇。”故事便从这里启程了。像这种情况，通常会约定交稿期限，有时好像还会以预支的形式领取定金。
即便如此，小说家仍然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冲动，自发地去写小说，这基本程序并没有任何改变。也许有人号称没有外部的约稿和截稿期限这些制约，就无法好好写出小说来。然而，如果没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截稿日期催得再急，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不问那契机是什么，一旦动笔写起小说来，小说家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谁也不会来帮他（她）。有的人说不定会带一个调查员跟在身边，但任务也仅仅是收集资料与素材。谁也不会替他或她整理思路，谁也不会帮他或她寻词觅句。一旦自己动笔开工，就得亲自去推进、亲自去完成。不可能像近来的职业棒球投手那样，只须投到第七局，接下来便交给救援投手们，自己退回替补席擦汗去了。而小说家并没有一个整装待发的替补投手守候在投球练习区。所以哪怕拖进了加时赛，打到十五局也好，十八局也罢，直到赛出结果，都得一个人坚持投到底。
比如说，这只是指我自己的情况，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就得有一年还多（两年，有时甚至三年）的时间钻进书房，独自伏案埋头苦写。清晨起床，每天五到六小时集中心力执笔写稿。像这样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脑袋势必会进入过热状态（还真有过头皮发热的情况），神志会老半天都朦胧不清。所以到了下午我就睡睡午觉，听听音乐，读读无害的书。这样一种生活过久了，肯定会导致运动不足，所以我每天大概都要外出运动一个小时，然后再准备迎接第二天的工作。日复一日，就这样过着周而复始的生活。
“孤独的工作。”这么一说反倒变成了陈词滥调，可写小说这份活计——尤其是写长篇小说——实际上就是非常孤独的工作。时时觉得自己仿佛孤单一人坐在深深的井底。谁也不会赶来相救，谁也不会过来拍拍你的肩膀，赞许一声“今天干得不错啊”。作为结果诞生的作品倒有可能得到嘉许（当然是说如果走运的话），然而人们并不会特地评价一番写作过程。这是只能由作家一个人默默承担的重负。
我也认为就这类工作而言，我属于忍耐力相当强的性格。即便是这样，仍然会时不时感到厌烦，心生倦意。然而来日方长，一天又一天，简直就像砌砖师傅堆砌砖块一般，耐着性子仔细地垒好，很快到了某个时间，就会有一种真实感：“啊，是了。再怎么样，我毕竟是个作家。”于是将这真实感当作“好东西”和“值得庆贺的东西”接纳下来。美国禁酒团体有一条标语“One day at a time”（一日一日，扎扎实实），就是这样！我们只能不打乱节奏，将一个个未来的日子拖至身畔，再送向身后。这般默默地持之以恒，时候一到，自己心中就会萌发出“什么”来。不过要等到它萌发，得投入一些时日。你必须耐心等待。一天归根结底就是一天，没办法把两三天一下子归拢为一。
那么，要想勉为其难，把这项工作孜孜不倦地坚持下去，什么才是必需的呢？
不必说，就是持久力。
要对案枯坐、集中心力，最多只能坚持上三天——像这样的人是当不了小说家的。可能有人会说，有三天工夫的话，总可以写出一篇左右的短篇小说吧？这话当然没错，有三天时间，或许就能写出一则短篇小说。不过花上三天写完一则短篇小说，便让心情归零，然后再重整态势，又花上三天写出下一则短篇小说，这样一种循环周期不可能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如果一再反复这种零敲碎打、时断时续的作业，只怕写作者的身体会吃不消。就算是专门写短篇小说的人，要想作为职业作家生存下去，也得在流程上有连续性才行。若要天长日久地坚持创作，不管是长篇小说作家，还是短篇小说作家，无论如何都不能缺乏坚持写下去的持久力。
那么，要想获得持久力，又该怎么做呢？
对此，我的回答只有一个，非常简单，就是养成基础体力。获得强壮坚韧的体力，让身体站在自己这一边，成为友军。
当然，这说到底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而且是得自经验，或许并没有普遍意义。我在这里本来就是作为个人在发言，因此，我的意见难免会成为个人化的、经验性的东西。肯定还有不同的看法，那就请向别人去打听吧。而我嘛，就允许我谈谈自己的意见好了。至于有没有普遍意义，就请您自己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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