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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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许多人好像都以为，作家的工作无非是坐在书桌前写写字，大概跟体力没什么关系，只要有那么点敲击电脑键盘（或者在纸上运笔）的指力，不就绰绰有余了吗？作家嘛，本来就是不健康、反社会、反世俗的存在，根本不用维持健康啦、健身啦。这样的想法在世间已根深蒂固。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这种说法，似乎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对作家形象的刻板成见，一脚踹到一边去。
然而实际上试一试就会明白，要每天五六个小时枯坐在书桌前，孑然一人面对着电脑显示屏（当然，就算是坐在柑橘箱前，面对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也无所谓），集中心力，搭建起一个个故事，那需要非同寻常的体力。年轻时还不算太困难。二三十岁的时期，体内充盈着生命力，就算苛酷地驱使肉体，它也不会发出怨言。一有需要，专注力也能简单地招之即来，还可以维持在高水平。年轻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啊——尽管叫我再来一遍的话，未免令我为难。然而遗憾得很，随着中年时代的到来，体力会渐渐衰落，爆发力逐渐下降，持续力也逐步减退。肌肉退化，多余的赘肉却越来越多。“肌肉易减，赘肉易增”，这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道悲痛的命题。为了弥补这种减退，为了维持体力，就需要持续不断地作出人为的努力。
而且，体力下降的话（这也无非是泛泛之论），思考能力也会随之表现出微妙的衰退。思维的敏捷和精神上的灵活都会逐渐丧失。我在接受某位年轻作家采访时曾经说过：“作家要是长出赘肉的话，就算完蛋了。”这当然是极端的说法，无疑也有例外。不过我多多少少觉得，这么说似乎并无大碍，不管那是物理上的赘肉，还是隐喻中的赘肉。许多作家会通过提高写作技巧和心智上的成熟来弥补这种自然的衰退，但这么做也是有限度的。
根据最近的研究，脑内海马体产生的神经元的数量，可以通过有氧运动得到飞跃性的增加。所谓有氧运动，是指游泳和跑步这类时间长、运动量适度的运动。不过，像这样新生的神经元如果置之不理的话，会在二十八小时后悄然消逝，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实在太可惜了。可是，如果给这些新生的神经元知性的刺激，它们就会被激活，与脑内网络相互结合，成为信号传递组织的有机部分。脑内网络会变得更加宽广、更加绵密。学习能力与记忆能力就会得到提高。这样一来，随机应变地转换思维方式、发挥不同寻常的创造力，就将变得简单易行。较为复杂的思考和大胆的构想也将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将运动与知性的作业相互结合，会对作家的创作活动产生理想的影响。
我成为专业作家后便开始跑步（正式跑起来，是在写《寻羊冒险记》的时候），自那以来三十多年，差不多每天都跑步或游泳一个小时，已经成了习惯。大概是因为身体结实吧，其间从来没有大的健康失调，也不曾弄伤腰腿（只有一次因为打壁球导致肌肉撕裂），几乎没出现过空白期，每天坚持跑步至今。一年跑一次全程马拉松，还出场参加铁人三项赛。
也有人表示钦佩：每天都坚持跑步，好坚强的意志呀。可是要让我来说，每天坚持坐电车上班的工薪阶层，体力消耗才叫厉害呢。比起坐一个小时高峰期的电车，想跑步的时候到外边跑上一个小时，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也并不是意志坚强。我本来就喜欢跑步，仅仅是习惯性地坚持对自己胃口的事情而已。无论意志力多强，不对胃口的事也绝不可能连续做上三十年。
这种生活不断积累，我总会感到身为作家的能力似乎点点滴滴地提高了，创造力也变得更加牢靠和稳定。尽管无法拿出客观数值来说明，“瞧瞧，到这个数字啦”，心里却有一种自然而真实的感触。
即便我这么说，周围许多人却根本不予理会，冷嘲热讽的反而比较多。尤其是十多年前，人们几乎不理解这类事情。甚至还到处被人说：“每天早上都跑步的话，身体太健康，可写不出像样的文学作品哟。”文艺界平白无故地有一种风潮，就是压根儿瞧不起体育锻炼。谈起“维持健康”来，好像大多数人会联想到浑身肌肉的壮汉，其实为了维持健康在平日里做做有氧运动，和使用器械塑造肌肉的健美运动可是大不相同。
每天跑步对我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其实连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太清楚。每天都跑步的话，身体自然会变得健康。可以消除脂肪、生出匀称的肌肉，还可以控制体重。然而，并非仅仅如此。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它的深层肯定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但那“东西”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其详，连自己都不知其详的东西是无法向他人说明的。
不过，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居然把跑步的习惯执着地坚持了下来。三十年可是漫长的岁月，要始终不渝地把一个习惯维持下来，还是需要相当努力的。这种事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我觉得跑步似乎具体而简洁地把几项“我这一生中非做不可的事情”表象化了。我有这种虽然粗略却十分强烈的真实感。所以即便心里想“今天身体很不舒服，不太想跑步啊”，我也会告诫自己：“这对我的人生而言，可是无论如何非做不可的事。”几乎是无须理由地去跑。有一句话至今不变，对我来说就像祷语一般，那就是“这对我的人生而言，是无论如何非做不可的事”。
我并不是认为“跑步本身是好事”。跑步无非就是跑步，与好坏没有关系。假如你讨厌跑步，就没有必要硬着头皮去跑。跑也罢不跑也罢，这种事情都是个人的自由。我并非在倡导：“来呀，大家都来跑步吧！”走在冬日清晨的街头，看见高中生集体在外边跑步，我就不由得心生同情：“真可怜，他们当中肯定有人不爱跑步呀。”真的。
只不过在我心中，跑步这一行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实对我来说，对我将要做的事情来说，它在某种形式上是必要的行为，这种自然的认识一成不变地存在于我心中。这样的思想自始至终从背后推动我向前。严寒的早晨，酷暑的正午，身体疲倦兴致不高的时候，它温和地鼓励着我：“来吧，今天也加把劲，跑一圈去。”
不过，读了那篇关于神经元形成的科学报道，我重新认识到自己此前所做的事情和真实的感受（体感），在本质上并没有错。不如说我深深感到，细心聆听身体诚实的感受，对从事创作的人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无论是精神还是头脑，归根到底都是我们肉体的一部分。不太清楚生理学家是怎么阐述的，但让我来说的话，精神、头脑和身体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可能有人要说“又来啦又来啦”，但毕竟是重要问题，在这里还是得旧话重提。似乎有些死缠烂打的味道，对不起了。
小说家的基本工作是讲故事。而所谓讲故事，就是要下降到意识的底层去，下降到心灵黑暗的底部去。要讲规模宏大的故事，作家就必须下降到更深的地方。这就好比想建造高楼大厦，地基就必须越挖越深。而越是要讲周密的故事，那地下的黑暗就越浓重深厚。
作家从那片地下的黑暗中寻觅自己需要的东西，即小说需要的养分，带着它返回意识的上层领域，并且转换成文章这种具备形体和意义的东西。那片黑暗之中，有时会充满危险。栖息在那里的东西往往会变幻各种形象，蛊惑人心。加上既没有路标又没有地图，有些地方还被打造成了迷宫，如同地底洞窟一般，所以稍一疏忽便会迷路，可能再也无法返回地面。在那片黑暗中，集体无意识与个体无意识混作一团，太古与现代融为一体。我们将它未加解剖地带回来，有时那一大包东西说不定就会产生危险的结果。
想同那种深厚的黑暗之力对抗，并且日复一日地面对种种危险，就需要强韧的体能。虽然无法用数值表明究竟要强韧到何种地步，但强韧肯定远远好于不强韧。而且这所谓的强韧，并非与他人相比如何如何，而是对自己来说是“满足需要”的强韧。我通过每日坚持写小说，点点滴滴地体悟和理解了这个道理。心灵必须尽可能地强韧，而要长期维持这心灵的强韧，就必须增强、管理和维持作为容器的体力。
我所说的“强韧的心灵”，并不是指现实生活层面的强韧。在现实生活中，我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既会为了无聊的琐事受到伤害，也会脱口说出本来不必说的话，然后又耿耿于怀、懊悔不已。面对诱惑时总是无力抗拒，对无趣的义务则尽量视而不见。因为无足轻重的小事会怒不可遏，真正重要的大事上却反而麻痹大意、疏忽误事。虽然注意尽量不找借口，有时也忍不住脱口而出。心里想着今天最好不喝酒，却不知不觉从冰箱里拿出啤酒喝起来。像这些方面，我猜自己恐怕和世间的普通人差不多。不，弄不好还低于平均值呢。
然而说到写小说这项工作，我却能一天连续五个小时坐在书桌前，始终保持一颗强韧的心。这种心灵的强韧（至少其中大半）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获得的东西。我通过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才掌握了它。进一步说，只要有心去做，即便不说是“轻而易举”， 至少谁都能通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当然，说到这种强韧，它就像身体的强韧一样，不是要同他人较量竞争，而是为了让此时此刻的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我并不是要大家变得充满道学气，或变得清心寡欲。这两点与写出美妙的小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怕是没有吧。我不过是极为单纯而务实地建议：多留意一些身体上的事情岂不更好？
而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说不定与世间大众想象的小说家形象大相径庭。我一边这样说，一边感到有种不安渐渐袭上心头。过着自甘堕落的生活，置家庭于不顾，把夫人的衣物送进典当铺里换钱（这形象好像有点太陈旧？），有时沉湎于美酒，有时沉溺于女人，总之是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从这样的颓废与混沌中催生出文学来的反社会文人——这样一种古典的小说家形象说不定才符合世间大众的期待。要不然就是那种向往参加西班牙内战、在炮火纷飞中噼噼啪啪敲击打字机的“行动派作家”。而住在安稳的郊外住宅区里、过着早睡早起的健康生活、日复一日地坚持慢跑、喜欢自己做蔬菜沙拉、钻进书房每天按部就班完成固定工作量的作家，只怕谁都不会渴望吧？我可能是往大众心目中的浪漫幻想上，不停地泼着无情的冷水呢。
比如有一位叫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作家。他是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发表了许多长篇小说，当时很受欢迎。他在伦敦的邮局里供职，写小说只是兴趣爱好，但他很快在写作上获得成功，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作家。然而他直到最后都没有辞去邮局的工作。每天上班之前早早起床，勤奋地坚持写稿，完成自己规定的写作量，然后出门去邮局上班。特罗洛普似乎是位干练的职员，晋升到了相当高的管理层职位。伦敦街头到处安置着红色的邮筒，据说那就是他的功劳，此前可没有邮筒那玩意儿。邮局的工作似乎很对他的脾胃，不管写作多么繁忙，他都不曾动过辞职去当专业作家的念头。可能是个有点古怪的人吧。
他在一八八二年六十七岁的时候辞世，作为遗稿留下来的自传在死后刊行，于是他那没有丝毫浪漫色彩、规矩死板的日常生活首次被公之于众。此前人们并不知道特罗洛普是何许人也，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评论家和广大读者都愕然失色，或者说大失所望。据说此后，作家特罗洛普的人气和声誉在英国一落千丈。而我听到这个故事，却老老实实地感到钦佩：“好厉害，真是个了不起的人。”虽然我还没读过特罗洛普的书，却对他满心崇敬。然而当时的大众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好像颇为生气：“怎么回事？我们读的居然是这种家伙写的小说？”说不定十九世纪英国的大众对作家——或作家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反世俗的理想形象。我要是也过着这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很可能会遭受和特罗洛普先生相同的命运。一想到这些就不免惶恐。不过，特罗洛普先生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重新得到评价，要说是好事，也确实算是好事……
如此说来，弗朗茨·卡夫卡也是在布拉格的保险局里做公务员，工作之余孜孜不倦地写小说。他好像同样是一位勤恳干练的官吏，职场同僚都对他另眼相看。据说一旦卡夫卡没去上班，局里的工作就会出现停滞。与特罗洛普先生一样，他是那种既扎扎实实完成正业，从不偷工减料，又把小说当作副业认认真真去写的人——只是我感觉拥有一份正业，似乎成了他许多小说最终未能完成的借口。但卡夫卡的情况不同于特罗洛普先生，这种中规中矩的生活态度反倒有受到好评的一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真有些不可思议。人的毁誉褒贬这东西实在难以理解。
总而言之，向作家要求这种“反世俗的理想形象”的诸位，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你们，而且——这句话我好像重复过许多遍了——归根到底这只是对我而言：肉体上的节制，是把小说家继续当下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想，混沌这东西其实人人心里都有。我心里有，你心里也有，不必非得在现实生活中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具体展示出来。换句话说，它不是那种可以比画着向人炫耀的事物：“瞧瞧，我心里的混沌有这么大呢。”如果想邂逅自己内心的混沌，只消静静地闭口不言，独自下降到自己的意识底层即可。我们必须直面的混沌，值得严肃面对的真正的混沌，恰恰就在那里，就潜藏在你的脚下。
而要诚实地将它原原本本化为语言，你就需要沉默的专注力、永不气馁的持久力、在某种程度上被牢牢地制度化的意识，以及维持这种资质的必不可少的体力。这或许是了无情趣、名副其实的散文式的结论，但也是身为小说家的我的基本想法。不管遭受批判也好，得到赞赏也好，被人家砸来烂番茄也罢，投来美丽的鲜花也罢，总之我只会这样的写法——以及这样的活法。
我喜欢写小说这种行为，所以才像这样写小说，并几乎光靠写小说为生，这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我也感到万分幸运。实际上，如果不是在人生某一刻被破格的幸运惠顾，这样的好事只怕绝无可能吧。我十分坦诚地这么认为。这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奇迹。
就算我身上多多少少有点写小说的才能，可那不过像油田和金矿一样，如果不去开掘，必定会永远埋在地下长眠不醒。也有人主张：“只要有强大丰富的才能，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但以我的感受来看——我对自己的感受还是有那么一点自信的，好像未必是那样。如果那才能埋藏在相对较浅的地下，即便放着不管，它自然喷发的可能性也很大。然而如果在很深的地方，可就没那么容易找到它了。不管那是多么丰富出众的才华，假如没有人下定决心“好，就从这里挖挖看”，拎着铁锹走来挖掘的话，也许就会永远埋藏在地底，不为人知。回顾自己的人生，我对这一点有切身的感受。事物是要讲究时机的，而时机稍纵即逝，一旦失去，几乎再也不会重来造访。人生往往变化无常、并不公平，有时甚至还很残酷。我算是机缘巧合，碰巧抓住了这个好机会。如今回首往事，更觉得这纯粹是鸿运当头。
然而幸运这东西，说起来无非是一张入场券。在这一点上，它与油田和金矿性质迥异。并不是说只要找到了它，弄到了手，接下来就万事大吉，从此便一劳永逸、安享清福。有了这张入场券，你可以进入庆典会场，但仅此而已。在入口处交出入场券，走进会场，然后该如何行动、去哪里、要看什么、拿起什么、舍弃什么？如何克服可能出现的障碍？这终将变成个人才能、资质和本领的问题，变成个人气量的问题，变成世界观的问题，有时候还会变成极其单纯的体能问题。不管怎样，这都不是单凭幸运能应付周全的事。
当然，就像有各种类型的人一样，作家也分为各种类型。他们有各种活法，有各种写法；有各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有各种选词择句的方法，当然不能世间万事一概而论。我能做的，唯有谈论“像我这种类型的作家”而已，因此内容当然有限。然而同时，仅仅从同为职业小说家这一点而言，有个别的差异贯穿始终，根底上肯定也有某种相通之处。一言以蔽之，那大约就是精神上的强韧。走出迷惘，身受痛批，被亲近的人出卖，经历意外的失败，有时丧失自信，有时自信过头，总之遭遇了一切可能的现实障碍，却还要坚持把小说写下去——就是这样一种坚定的意志。
如果想让这坚定的意志长期维持下去，生活方式将不可避免地成为问题。首先要活得十全十美。所谓“活得十全十美”，是要在某种程度上确立收纳灵魂的“框架”（亦即肉体），再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推动它前行。这便是我的基本想法。所谓活着，多数情况下是漫长得令人厌恶的持久战。不想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肉体，仅仅打算积极地维持意志或灵魂的强韧，那么依我所见，这在现实层面几乎毫无可能。人生可不会那样姑息宽纵。一个人的倾向如果偏往某一方，迟早会受到来自另一方的报复（或者说反弹）。向一方倾斜的天平必然会往回摆动。肉体与精神的力量就像车子的双轮。它们在维持平衡的状态下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产生最正确的方向和最有效的力量。
举个极为简单的例子，如果虫牙阵阵作痛，就无法安坐在桌前写小说。哪怕你大脑中有多么美妙的构想，有多么坚定的意志要写小说，有多么丰富的才华去创作优美的故事，可如果肉体连续不断地被物理性的疼痛袭扰，就不太可能集中心力执笔写作了。先去看看牙医，治疗虫牙——也就是把身体整治好，然后再坐到书桌前。我想说的简而言之就是这个。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理论，却是我在迄今为止的人生路上亲身学来的东西。肉体力量与精神力量必须均衡有度、旗鼓相当。必须达成让两者互补的态势。战斗越是进入胶着期，这个理论就越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假如你是一位稀世天才，觉得像莫扎特、舒伯特、普希金、兰波、梵高那样，在顷刻之间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留下几部震撼人心、或美妙或崇高的作品，让芳名永垂青史，生命就此燃烧殆尽，如此便足矣，我这种理论就完全不适合你。我到现在为止所说的话，请你统统忘个一干二净，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吧。不用说，那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活法。而且莫扎特、舒伯特、普希金、兰波、梵高那样的天才艺术家，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必不可缺的。
但如果十分遗憾，你不是什么稀世天才，只想在自己拥有的（或多或少的）才能上投入时间，将它多少提高一点、把它培育得强劲有力的话，我的理论或许还能发挥相应的效力。尽量让意志变得坚定，同时也要把那意志的根据地——即身体整治得健康结实一点，尽量保持在没有障碍的状态，并将这种状态维持下去。这与综合地、均衡有度地提升你生活方式的品质密切相关。只要不吝惜这种踏踏实实的努力，自然而然地，创作品质也会得到提高。这就是我的基本想法——好像还是重复前言，但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有天才资质的艺术家。
那么，该如何提升生活方式的品质呢？方法因人而异。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方法。只能各自寻觅自己的道路，就像只能各自寻觅自己的故事与文体一般。
我又要举弗朗茨·卡夫卡为例了。他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便死于肺结核，而且遗留的作品展示的作家形象异常地神经质，身形也给人弱不禁风的印象，但他对待身体竟出乎意料地认真。据说，他是彻底的素食主义者，夏日里每天在摩尔多瓦河游一英里（一千六百米），日日花时间做体操。我可真想看看卡夫卡神情严肃地做体操的样子啊。
我在成长过程中，经过一错再错、反复尝试，终于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做法。特罗洛普先生找到了特罗洛普先生的做法，卡夫卡先生找到了卡夫卡先生的做法。请你也找到你的做法。不管在身体还是精神方面，每个人的情况必定各不相同，大概都拥有自己的理论。不过，如果我的做法能为你提供参考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它多少具有一些普遍意义，我当然会感到非常高兴。
第八章 关于学校
这一次我们来谈谈学校。对我来说，学校是一个怎样的场所（或状况）呢？学校教育对身为小说家的我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或者是没有起到过作用？我想来谈一谈这样的问题。
我的父母就是教师，我自己也曾在美国的大学里带过几个班，尽管并没有教师资格证之类。然而坦率地说，学校这东西从来都是我的弱项。想一想自己念过的学校，虽然觉得这样评价学校有些于心不忍（对不起了），却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甚至觉得后脖颈直痒痒。呃，这个嘛，与其说问题在学校，不如说是我这方面有问题吧。
总而言之，我还记得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时，自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啊，好了，这下再也不用去上学啦。”感觉像是终于卸下了肩头的重担。（大概）一次都没有过怀念学校的心情。
既然如此，为什么事到如今，我又要特地谈论学校呢？
这大概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早已远离学校的人——觉得时机已到，该对自身的学校体验或关于教育的所感所想，以自己的方式做一番整理和阐述了。不如说，在谈论自己时，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东西弄个明白。再加上我最近和几位曾抗拒（逃避）上学的年轻人见过面，这或许也成了动机。
说句真心话，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对学业不太擅长。倒不是成绩糟糕透顶的差生，成绩嘛，也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可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学习这种行为，实际上也不怎么用功。我就读的那所神户的高中是所谓的公立“重点学校”，每个学年都有超过六百名学生，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我们属于“团块世代”[指在日本战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即1947 年至 1949 年期间出生的人。] ，反正就是孩子多。在那里，各门功课定期考试前五十名的学生，姓名都要公布出来（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可那份名单里几乎不会出现我的名字。也就是说，我不属于那约占一成的“成绩优秀的学生”。呃，往好里说，大致是中等偏上吧。
要说为什么对学业并不热心，理由非常简单，首先是因为太没意思，我很难感受到乐趣。换个说法就是，世上好多东西都比学校里的功课有意思。比如说读读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去海边游游泳，打打棒球，和猫咪玩玩，等到长大以后，又是跟朋友们通宵打麻将，又是跟女朋友约会……就是这类事情。相比之下，学校里的功课就无聊得多了。仔细想想，嗯，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懒于学习、过于贪玩。因为我打心底明白，读许许多多的书、热心地听音乐，哪怕把跟女孩子交往算在内也没关系，这类事对我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个人学习，有时反而比学校里的考试更重要。当时在心中，这种认识有多少得到了明文化或理论化，如今我已经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来了，但似乎一直在冷眼旁观：“学校里的功课什么的，好无聊嘛。”当然，对于学业中感兴趣的内容，我还是肯主动学习的。
其次，对于跟别人争夺名次之类，我自小就提不起兴趣，这也是原因之一。倒不是我矫揉造作，什么分数啦名次啦偏差值啦（万幸的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种玩意儿还不存在），这类具体表现为数字的优劣评价很少吸引我。这只能说是与生俱来的性格了。虽然也不无争强好胜的倾向（也因事而异），但在与人竞争的层面，这种东西几乎从不露面。
总之，阅读当时在我心中重于一切。不必说，人世间远比教科书更刺激，内容深刻的书应有尽有。逐页翻看这样的书，我会产生一种实际的感触，觉得那些内容随着阅读化作了自己的血肉。所以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正儿八经地复习迎考，因为我并不觉得把一些年号和英语单词机械地塞进脑袋里，将来会对自己有什么用处。不分条理、死记硬背下来的技术性知识，会自然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凋零飘谢，被某个场所——对，就是像知识的坟场一样的幽暗之地——吞噬，不知所终。因为这样的东西，几乎全都没有必要永远留存在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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