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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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请你解释一下吗？”

“我们有几个人觉得在这个时间点，病人的健康情况恶化，重大侵入性的移植手术对她可能弊多于利。其他人认为不移植的话，她会死，因此移植的利益大于风险。”

“如果你们的委员意见有分歧，那么最后由谁来作决定？”

“像凯特这个病例，因为她还未成年，所以由她父母来决定。”

“在这两次开会讨论凯特的医疗行为时，你们有没有就风险与利益的评估，和捐赠者讨论过？”

“在危急关头，那不是争论点……”

“捐赠者安娜·费兹杰罗同意吗？”

柏根医生以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和他认为提起诉讼案的我很可怕比起来，这还要糟。他摇头。“毋庸置疑，国内没有一家医院会摘取一个不愿捐赠的小孩的肾脏。”

“所以，理论上如果安娜抗拒这项决定，这个病例很可能就会放到你桌上。”

“嗯……”

“医生，安娜的病例有没有送到你桌上？”

“没有。”

坎贝尔向前靠近他：“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吗？”

“因为她不是病人。”

“真的吗？”坎贝尔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纸，然后把那叠纸递给法官看一看，再转递给柏根医生。“这些是过去十三年来安娜·费兹杰罗在普罗维登斯医院的病历。如果她不是病人，为什么会有这一叠病历？”

柏根医生翻阅病历。“她做过几次侵入性手术。”他坦承。

加油，坎贝尔，我想。我不相信武士会骑马去拯救忧伤的少女，可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有点像那样。“你不觉得奇怪吗？在十三年内她的病历积累了这么厚一叠，可见她是个货真价实的病人，可是你们医学伦理委员会从来没有一次开会讨论过安娜被如此利用的事。”

“我们的印象是她希望捐赠。”

“你是在告诉我，如果安娜以前曾说她不要捐淋巴细胞、粒细胞、脐带血甚至骨髓，伦理委员会的作为就会大不相同？”

“亚历山大先生，我知道你要把问题导向哪里。”精神科医生冷然道，“问题是，这种医疗情况从来没有先例。既然无例可循，我们只能试着尽力。”

“你在伦理委员会的工作不就是检视无例可循而造成歧见的病例吗？”

“嗯，是的。”

“柏根医生，以你专家的意见，十三年来安娜·费兹杰罗一再被要求捐出她身体的一部分，这合乎医学伦理吗？”

“抗议！”我妈叫道。

法官摸摸他的下巴：“我想听医生的回答。”

柏根医生看向我：“坦白说，在我得知安娜不愿意再捐赠之前，我就在委员会里投票反对她捐肾给她姐姐。我不认为凯特能活过移植手术，所以安娜可能经历重大的侵入性手术却徒劳无功。现在，我认为手术的风险不高，比较这个家庭的整体利益，我支持费兹杰罗家为安娜做的决定。”

坎贝尔假装思索他的话：“柏根先生，你开什么车？”

“保时捷。”

“我想你喜欢它。”

“是的。”他小心地回答。

“如果我告诉你，在你离开法庭之前，你必须放弃你的保时捷，因为这个行为能拯救狄沙罗法官的命，你会怎么做？”

“这太荒谬了。你……”

坎贝尔继续施加压力：“如果你没有选择的余地呢？如果今天精神科医生必须做任何由律师来决定的、对别人最有利的事呢？”

他翻了个白眼：“亚历山大先生，不管你多戏剧化地暗示，捐赠者有基本权利，有医疗防护条款的保障，所以再伟大的用意也不会压倒医学先驱们所立下的那些条款。美国对知情同意的滥用有悠久和令人不快的历史，所以制定出有关人体研究的法律。那防止人类被用来当实验室的白老鼠……”

“那么请你告诉我们，”坎贝尔说，“为什么安娜·费兹杰罗是这种保障之下的漏网之鱼？”

我只有七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个社区派对。那和你想象的一样糟：果冻和塔状的奶酪块堆得满桌都是，大家随着某户人家的客厅音响传出来的音乐在街上跳舞。我当然没有这些记忆——在小娃娃们开始搞破坏，把他们的头撞破之前，我被放在他们为小娃娃准备的学步车里。

反正，我听来的故事是这么说的，我在桌子之间游走，看着其他孩子，然后我似乎游走出派对所在的场地。我们的社区是个斜坡，学步车的轮子突然快速转动，而我无法使它们停止。我飕飕地经过大人们，穿过警察在街尾阻断交通围起的路障，直朝车子来来往往的大街上冲去。

可是凯特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追我。她设法在我被经过的一辆丰田汽车撞倒之前，千钧一发地抓住我背后的衣服。

有时候社区里的人提起那件事，我会记得她救过我，而不会去想我救过她。

我妈第一次有机会重新扮演律师的角色。“柏根医生，”她说，“你认识我们一家人多久了？”

“我到普罗维登斯医院服务十年了。”

“在这十年里，当有关凯特的治疗问题呈到你桌上时，你怎么做？”

“拟出一个建议如何做的计划，”他说，“或是，如果可能的话，提出替代方案。”

“当你那么做的时候，在你的报告里，你有没有提到不该将安娜的问题列入考虑？”

“没有。”

“你曾经说，这么做可能对安娜有相当程度的伤害吗？”

“没有。”

“或者对安娜有致命的危险性？”

“没有。”

或许坎贝尔终究不是我的白衣武士救星。或许我妈才是。

“柏根医生，”她问，“你有孩子吗？”

医生抬头看：“我有一个儿子。他十三岁。”

“你在看这些送到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病例时，曾经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吗？或者更进一步，为病人的父母着想？”

“有的。”他承认。

“如果你是我，”我妈说，“医学伦理委员会交给你一张纸，建议一个会拯救你的儿子的疗程，你会问更多问题……或者你会赶快抓住那个救命的机会？”

他没有回答。他不需要回答。

接着狄沙罗法官宣告第二次休庭。坎贝尔说了些要起来去走动一下的话。我因此跟他出去，经过我妈身边。我经过她时，感觉她的手落到我的腰上，帮我把背后缩上去的运动衫拉好。她讨厌穿细肩带衣服的女孩子，在她看来，在学校也穿露背背心和低腰裤，就好像她们即将去参加小甜甜布兰妮的音乐录像带的伴舞选拔，而不是要去上数学课。我几乎可以听到她的声音：请你告诉我那是衣服缩水造成的。

她似乎也意识到她或许不该那么做。我停步，坎贝尔也停步，她的脸色转红。“抱歉。”她说。

我握了她的手一下，把我运动衫的后摆塞进牛仔裤里。我看向坎贝尔：“我们外面见。”

他给我一个“这是个坏主意”的眼光，不过他点点头，朝走廊走去。然后我和我妈几乎单独留在法庭里。我向前倾身吻她的脸颊。“你刚才的表现真的很好。”我说，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我真正想说的话：你所爱的人每天都能令你惊讶。或许我们是谁，和我们做什么没有很大的关系，而和我们最不抱着希望时能做什么有关。

莎拉

2002年

凯特会认识泰勒·安伯斯，是因为他们并肩坐在一起打点滴。“你为什么来这里？”她问。我的目光立即从我的书移开，抬头看，这么多年来，凯特在等待门诊治疗时，我不记得她曾主动找人讲话。

她对之讲话的男孩年纪没比她大多少，她十四岁，他可能十六岁。他戴着一顶波士顿棕熊冰球队的帽子，棕色的眸子灵活地闪动着。“来参加免费的鸡尾酒会。”他回答，颊上的酒窝加深。

凯特微笑。“快乐时光。”她说，仰头看正在注入她身体里的血小板袋。

“我是泰勒。”他伸出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凯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他吹了声口哨，扬扬眉毛。“哟，”他说，“罕见的病。”

凯特晃一下她的短发。“我们不都是吗？”

我饶有兴味地作壁上观。这个在卖俏的小女孩是谁？她把我的女儿变成了什么样子？

“血小板，”他细看她的点滴袋后说，“你在缓解期？”

“至少今天是。”凯特瞄向他的点滴架，有警告标示的黑色袋子里装的是环磷酰胺。“在做化疗？”

“是啊，至少今天是。”泰勒说。他就像是个十六岁高瘦自负的小子，膝盖骨突出，手指粗大，颧骨还没有完全长好。当他的手臂交叉，手臂的肌肉鼓起。我低头偷笑，明白他是故意那么做的。“凯特，你不来普罗维登斯医院的时候在干什么？”

她想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展开发自内心的笑容。“等着出什么事让我回来。”她的笑脸泛着光彩。

她的回答令泰勒大笑。“或许我们有时候可以一起等。”他递给她一张纱布垫的包装纸，“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

凯特在那上面写电话号码时，泰勒的点滴发出警告音。护士过来解开他的点滴管。“泰勒，你的点滴液没有了。”她说，“接送你的人呢？”

“在楼下等。我好了。”他慢慢地，几乎是虚弱地跨出有垫的椅子，他的肢体动作第一次显示，他和凯特之间的对话并非轻松的闲聊。他把那张写着我们家电话的纸条放进口袋里。“凯特，我会打电话给你。”

等他离开，凯特夸张地吁出一口气。她转头，目送他的背影。“喔，我的上帝，”她倒抽一口气说，“他好帅。”

检查她的点滴流动情形的护士微笑道：“甜心，如果我年轻三十岁，我也会那么说。”

凯特转向我，笑靥如花：“你想他会打电话给我吗？”

“或许。”我说。

“你想我们约会的话应该去哪里？”

我想到布莱恩，他常说凯特可以约会……等到她四十岁的时候。“我们一步一步来。”我建议。但我的心里在唱歌。

砒霜疗法终于使凯特的病情缓解，但它发挥神奇的效力时，也使得凯特筋疲力竭。泰勒·安伯斯这个药方截然不同，他神奇地使她精神百倍。凯特养成一个新习惯：每当七点电话响起，她就飞奔离开晚餐桌，拿无绳电话躲进衣柜里讲电话。我们其他人收拾碗盘，待在客厅里，准备就寝，却听到她的低语和轻笑。等到她从她的茧里出来，她容光焕发，初恋的脉动像一只在她喉咙里跳动的蜂鸟。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不由得凝视。不是因为凯特太漂亮了，虽然她的确漂亮，而是我从来不敢让自己相信，我能够亲眼看着她长大到谈恋爱。

一天晚上在她打完马拉松电话后，我跟着她进浴室。凯特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噘起嘴来，挑动眉毛，做了个“过来这里”的姿势。她抬手摸摸她的短发——化疗之后，她的头发还没恢复到原本自然卷的模样，只是短短直直地冒出她的头皮，她通常会抹上摩丝给她的短发做造型。她摊开手掌，好似在等着看她的头发脱落。

“当他看到我时，你想他会看到什么？”凯特问。

我站到她身后。她长得不像我，杰西才像，不过我们两个站在一起时，还是看得出有相似之处。不是嘴形像，而是抿嘴的样子像。还有我们的眼中同样闪动着坚决。

“我想，他看到的是一个了解他经历了什么的女孩。”我诚实地说道。

“我上网去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资料，”她说，“他的白血病治愈率相当高。”她转头看我，“当你在乎别人是不是能活下来，比在乎你自己还多，那就是爱吗？”

我的喉头突然哽塞，很难吐出话来。“那正是爱。”

凯特打开水龙头，抹洗面奶洗脸。我递给她毛巾，等她擦完脸，她说：“有个不好的预兆。”

我警觉地观察她找线索：“怎么了？”

“没什么。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在我的生命里出现像泰勒这样的好事，我就必须付出某种代价。”

“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话。”我习惯性地驳斥，然而我明白那是事实。任何相信自己能掌控命运的人，只要他的孩子得一天白血病，他的想法就会绝对改观。“或许你终于交上好运了。”我说。

三天后，在一次例行的血液检查结束时，血液科的医生告诉我们，凯特的早幼粒细胞又增加了，那是自治疗她的旧病复发后，第一次恶化。

我从来不会偷听别人讲话，至少不会故意偷听，直到凯特第一次和泰勒去约会看电影回来的那天晚上。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坐到安娜的床上。“你醒着吗？”她问。

安娜翻身呻吟。“被你吵醒了。”她的睡意像围巾滑落到地板上，“怎么样？”

“哇喔，”凯特笑着说，“哇喔。”

“怎么样的哇喔？是像舌吻那种哇喔吗？”

“你好恶心，”凯特含着笑意低语，“不过他真的是个很棒的接吻高手。”她缓缓地说。

“真的假的？”安娜的声音显得相当兴奋，“那像什么？”

“飞，”凯特回答，“我敢打赌飞翔就是那种感觉。”

“我不懂那跟某个人的口水流了你满身有什么不一样。”

“上帝，安娜，那可不像他向你吐口水。”

“泰勒尝起来是什么味道？”

“爆米花。”她笑道，“和男人。”

“你怎么知道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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