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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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稍微抬高下巴：“莎拉·克劳馥顿·费兹杰罗。”

“你是未成年人安娜·费兹杰罗的妈妈吗？”

“是的。也是凯特和杰西的妈妈。”

“你的女儿凯特，两岁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真的吗？”

“是的。”

“那时候你和你丈夫制订计划，决定再孕育一个能与凯特的基因配型的小孩，作为器官捐赠者，来治疗凯特。”

莎拉的表情变冷：“我不会选择这样的字眼，不过那的确是我怀安娜背后的故事。是的，我们计划将安娜的脐带血移植给凯特。”

“你为什么不试着找非亲属关系的捐赠者？”

“那样危险性较高。找一个与凯特没有血缘关系的捐赠者失败率高得多。”

“安娜第一次捐赠她的器官，或她身体的某个组织给她姐姐，是在她多大的时候？”

“凯特的第一次移植手术是在安娜满月时做的。”

我摇头：“我不是问凯特何时接受移植，我问的是安娜何时捐赠。安娜刚出生就捐赠了脐带血，对吗？”

“是的。”莎拉说，“可是安娜根本不知道。”

“安娜第二次捐赠她身体的某部分给凯特，是在她几岁的时候？”

如我所料，莎拉畏缩了一下：“她五岁的时候捐赠了淋巴细胞。”

“那要怎么做？”

“从腋下抽血。”

“安娜同意让你把针头插进她的手臂吗？”

“她那时才五岁。”莎拉回答。

“你有没有问过她，你是否可以把针头插进她手臂？”

“我要求她帮助她姐姐。”

“是不是有人必须抓住安娜，才能让另一个人把针头插进她手臂？”

莎拉看向安娜，再闭上眼睛说：“是的。”

“费兹杰罗太太，那算是自愿参与吗？”我自眼角看到狄沙罗法官的两道眉挤到一起，“你第一次从安娜身上取得淋巴细胞时，有没有对她造成伤害？”

“她只是有点淤血，有点虚弱。”

“经过多久你再给她抽血？”

“一个月。”

“那时候她也是要被人抓着，制止她挣扎吗？”

“是的，可是……”

“那时候捐赠对她产生了什么副作用？”

“一样。”莎拉摇头，“你不明白。每次安娜在捐赠的时候，我不是没有看到她受苦。问题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你看到的是哪个孩子受苦——每一次，那种两难的煎熬都会将你撕裂。”

“然而，费兹杰罗太太，你设法避免感情用事，”我说，“因为你第三次抽安娜的血。”

“必须要那样做才能得到所有需要的淋巴细胞。”莎拉说，“不是每个病人需要的淋巴细胞捐赠数都相同。”

“之后一次安娜必须为了帮助姐姐而接受医疗行为，是在她多大的时候？”

“凯特九岁的时候受到严重的感染……”

“你又答非所问。我想知道的是安娜六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她捐赠粒细胞给凯特对抗感染。程序和捐赠淋巴细胞很像。”

“又要她受插针头之苦？”

“是的。”

“你有没有问过她愿不愿意捐赠粒细胞？”

莎拉没有回答。

“费兹杰罗太太。”法官催促。

她转向她女儿，以恳求的语气说：“安娜，你知道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以外的任何事来伤害你。凯特的病伤害我们全家人。如果你得到的是外伤淤血，那么我们得到的是内伤。”

“费兹杰罗太太，”我站到她和安娜之间，“你有没有问过她？”

“请你不要这样，”莎拉说，“我们都了解这些历史。我可以回答你在诘问过程中企图诋毁我的任何问题。但我宁可将这一段略过。”

“因为光是听安娜做过什么就很难过，是不是？”我知道我的处境艰难，可是我要让在我后面的安娜知道，这里有人愿意为了她坚持到底，“把安娜所做过的那些加起来，看起来似乎对她也没有什么伤害，是吗？”

“亚历山大先生，你的重点在哪里？”狄沙罗法官说，“我很清楚安娜经历过几次医疗救援。”

“因为我们手上都有凯特的病历，可是法官大人，那不是安娜的病历。”

狄沙罗法官看看我们两个：“律师，请简短地说。”

我转向莎拉。在我开口问话之前，她木然地说：“骨髓移植。因为她太小了，所以要接受全身麻醉，针头要插入肠骨脊抽取骨髓。”

“是插一次针头即可吗？还是像其他过程那样，必须数次？”

莎拉平静地说：“不是只有一次，大约十五次。”

“插入骨头里。”

“是的。”

“在这个过程中，会对安娜产生什么副作用？”

“她会痛，必须服用一些止痛药。”

“所以这一次，安娜必须住院……她自己也必须治疗吗？”

莎拉整理了一下她的思绪才回答：“我被告知抽取骨髓对捐赠者而言，并不是异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或许我正等着听那些话，或许我在那个时候需要听到那些话。或许我应该多为安娜想想，但是我没有，因为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凯特身上。但是我和我的家人从不怀疑，安娜最希望的就是她姐姐能够痊愈。”

“当然，”我回答，“所以在那次之后，你就没有再让她受插针头之苦？”

“够了，亚历山大先生。”狄沙罗法官突然插话。

“等一下，”莎拉说，“我有话要说。”她转向我。“你以为你可以黑白分明地陈述事情的经过，仿佛事实就是那么简单。可是你只代表我的一个女儿，亚历山大先生，我还有一个无法来到这个法庭的女儿。不管何时何地，我都要公平地代表她们两个。不管何时何地，我都要公平地爱我的两个女儿。”

“可是你承认，在做那些选择的时候，你考虑的一向都是凯特的健康问题，而不是安娜。”我说，“所以你怎么能说你是公平地爱着她们？你怎么能说你的决定没有独厚某一个女儿？”

“你是在要求我，”莎拉问，“这次要独厚另一个女儿吗？”

安娜

当你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你有自己的语言，那不像法语或西班牙语，或者你会在四年级开始学的任何语言，这种语言你天生就会，但后来这种能力会消失。每个人不到七岁时都会流利地说这种“如果的语言”。去找一个不到三英尺高的小孩闲聊一会儿，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巨大的澳大利亚漏斗网蜘蛛爬出它漏斗形蜘蛛网的洞口，爬到你头上，咬你的脖子，该怎么办？要是唯一的蜘蛛毒解药被锁在山顶上的库房里，该怎么办？如果你被毒蜘蛛咬了并且能够幸运地活下来，可是只剩下眼皮能动，用眨眼的次数来传递你要说的英文字母，该怎么办？那些“如果”有多离谱无所谓，重点是：这是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小孩子的头脑是开放的，他们会天马行空地想象。我想，一旦成为大人，想象力就会慢慢缝合起来。

第一次休庭的时候，坎贝尔带我去一个会议室休息，他买了一罐可乐请我喝，可乐不够冰。“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怎样？”他问。

在法庭里的感觉很奇怪。我好像变成了鬼魂——我可以看到那里在进行的事，可是即使我想讲话，也没有人能听我说。我必须听别人谈论我的人生，好像他们看不见我坐在那里，那实在够诡异。那种感觉宛如降落在超现实世界的小角落。

坎贝尔“啵”地打开他的七喜汽水，坐到我对面。他倒一点汽水进纸杯里给法官喝，然后他自己喝了一大口。“有意见吗？”他问，“有问题吗？你不赞美我卓越的辩论技巧吗？”

我耸肩：“和我想的不一样。”

“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一开始，我确定自己做的是对的。可是当我妈在那里，你问她那些问题……”我抬眼瞄他，“她说事实那部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她说得对。”

如果生病的人是我呢？如果是凯特被要求做所有我做过的事情呢？如果有一天，那些骨髓、血液或不管什么真的有效，再也不必捐赠了呢？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回头看这些，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而不是歉疚呢？如果法官不觉得我是对的呢？

如果他觉得我是对的呢？

那些问题我一个都无法回答，那些问题让我明白，不管我准备好了没有，我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

“安娜。”坎贝尔起身，走到我这边的桌子，“现在不是改变你心意的时候。”

“我没有改变心意。”我将可乐罐放在手掌之间滚动，“我想，我只是在说，即使我们赢了，也没有赢家。”

我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做住在街尾的一对双胞胎的临时保姆。他们只有六岁，他们怕黑，所以我常常坐在他们之间，一张形状如同象脚、还画了脚指甲的胖矮凳上。我每次都很惊讶，小孩子很快就能关掉他的精力开关——他们会爬上窗帘，不断弄出撞击声，但五分钟后，他们就像发生了故障，安静了下来。我以前也是那样吗？我不记得，那让我觉得自己好老。

其中一个经常比另一个先睡着。哥哥会说：“安娜，我还有几年才能开车？”

我告诉他：“十年。”

“你还有几年才能开车？”

“三年。”

然后我们的谈话会像蜘蛛网那样分裂开来——我会买什么车？等我长大会是什么样子？上中学每天晚上要做功课会很烦吗？照顾他们像是熬夜到晚一点的娱乐消遣。有时候我很喜欢那样跟他聊天，大部分时候我会叫他睡觉。你瞧，我肚子好像有个圆洞，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他未来有什么在等着他，不过我也知道，我的话听起来像是警告。

坎贝尔传唤的第二个证人是柏根医生，他是普罗维登斯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发色黑白相间，脸凹陷如马铃薯。他也比你想象的矮小，他给人的印象是，像是千年前在背诵国书的人。

“柏根医生，”坎贝尔开始询问，“医学伦理委员会是什么样的组织？”

“我们是一个由各种医生、护士、神职人员、伦理学家、科学家组成的团体，我们的任务是检视个案，以保护病人的权利。在‘西方生命伦理学’里，有六个我们要遵守的原则。”他伸出手指头来比，“自主原则，任何超过十八岁的病人有权利拒绝治疗；诚信原则，医生应该据实告知病情，并征得患者同意才施予治疗；尽职原则，医疗看护者应该善尽职责；行善原则，治疗前应考虑对病人最有利的方式；不伤害原则，当无法再治愈病人了，也不能伤害他……例如为一个生命已经快到终点的一百零二岁老人做重大的手术；最后是公平原则——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都不会遭受差别待遇。”

“伦理委员会要做什么？”

“通常当治疗意见不一致时，我们会召开会议。例如，一位医生觉得应该采取某种特殊的治疗法对病人最有利，但是家属不同意——或者颠倒过来。”

“所以你们不会检视医院里所有的病例？”

“不会。只有在有人抱怨，或某位主治医生要求协商时，我们才会评估状况，提出建议。”

“不作结论？”

“不作结论。”柏根医生说。

“如果抱怨的病人是未成年人呢？”

“十三岁以上的病人才能行使同意权。我们会对家长解释病情，请他们为他们的孩子作决定。”

“如果他们无法决定呢？”

他眨眨眼：“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在场？”

“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在作决定的时候另有所图，因而没有为这个孩子最大的利益着想呢？”

我妈站起来。“抗议。”她说，“他在作有罪推论。”

“抗议成立。”狄沙罗法官回答。

坎贝尔分毫不浪费时间，转向证人：“父母可以控制小孩的医疗决定权直到他满十八岁吗？”

我可以回答那个问题。父母什么都能控制，除非你像杰西，做够了让他们失望的事，令他们宁可忽略你，假装你不存在。

“法律上的确如此。”柏根医生说，“不过，小孩一旦到达青春期，虽然他们还没有正式的同意权，但我们也会为医院的任何医疗行为征求他们的同意——即使他们的父母已经非正式地同意。”

如果你问我，我认为这个规则就像法律规定，你不能违背交通规则横越马路。每个人都知道你不该那么做，可是知道归知道，你还是会那么做。

柏根医生继续说：“父母与未成年病患意见相左的情形很少见，伦理委员会会衡量几个因素：这项医疗行为是不是符合未成年病患的最大利益，风险与利益孰轻孰重，未成年病患的年纪和成熟度，他或她的论点是否合理。”

“普罗维登斯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曾经检视过凯特·费兹杰罗的医疗行为吗？”坎贝尔问。

“有两次。”柏根医生说，“第一次是2002年，当她的骨髓移植和其他治疗方法都失败时，我们讨论过是否该让她接受周边血液干细胞移植的试验。第二次就在前不久，我们评估接受一颗捐赠者的肾脏是否符合她的最大利益。”

“结果呢，柏根医生？”

“我们建议凯特·费兹杰罗做周边血液干细胞移植。至于肾脏移植，我们的小组意见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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