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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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惠勒毕业那天蝗虫来袭。它们大举入侵,像强烈的夏日风暴,纠结在树枝上,或坠毁在地上。气象学家在那天大大地露脸,试着向民众解释这种现象。他们提到《圣经》里的瘟疫和圣婴现象,还提到我们拖长了的旱季。他们建议撑雨伞、戴宽边帽、待在室内。
不过,毕业典礼是在户外的一个巨大白色帆布帐篷里举行的。在毕业生代表致答词时,他的讲词被突然飞来自杀的群虫打断。蝗虫们滚落斜坡似的,从帐篷顶掉到观礼者的大腿上。
我不想来,可是我爸妈强迫我来。茱莉亚在我戴毕业生方帽时找到我。她双手圈住我的腰,想要亲我。“嗨,”她说,“你要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落脚?”
我记得我那时候想,我们穿着白袍看起来像鬼。我把她推开:“别这样。行吗?不要这样。”
在我爸妈为我拍的每张毕业照里,我都笑得仿佛这个新世界是我真正渴望进驻的地方,而其实,我周围掉满了像拳头那么大的昆虫。
什么是合乎伦理的?对一个律师而言,他的认知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人。事实上,我们有个密码——职业责任的规则——我们必须研读、测验,在执行律师业务时遵守。可是这些非常规的标准要求我们做大部分人会认为不道德的事。举例来说,如果你走进我的办公室,说:“我杀了林白的小孩。”我可能会问你尸体在哪里。你告诉我:“在我房间的地下,三英尺深的地方。”如果我正确无误地履行我的工作,我不能告诉任何人那个小孩在哪里。事实上,我如果说出来,反而可能会被取消律师资格。
这些意味着,我的律师职业教育要我思考,道德与伦理不必然携手同行。
“布鲁斯,”我对检察官说,“如果你能宽免他的一些交通轻罪,我的当事人会放弃答辩,会让我们彼此都省事。我发誓他永远不会再接近法官的车五十英尺。”
我怀疑在这个国家里,有多少社会大众知道,所谓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其实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布鲁斯是个不错的家伙。此外,我恰好知道他刚刚被指派接手一桩双尸谋杀案,他一定不想浪费他的时间给杰西·费兹杰罗定罪。
“坎贝尔,你该知道,我们谈的是纽贝尔法官的悍马。”他说。
“是的,我很清楚。”我严肃地回答,心里想的却是,任何一个喜欢开悍马吉普车炫耀的家伙,无异于在邀请小偷把它偷走。
“让我跟法官谈谈。”布鲁斯叹气,“我可能会避重就轻地跟法官报告,我会告诉他,逮捕那个孩子的警察不介意我们给那小子改过自新的机会。”
二十分钟后,我们签完所有表格,杰西站在法庭里,我的旁边。二十五分钟后,他正式得到缓刑,我们走出法庭,走下法院的台阶。
这是个记忆会涌进你脑海的夏日。像这样的日子,我会和爸爸驾驶帆船出海。
杰西向后斜转他的头。“我们以前会去抓蝌蚪,”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我们把它们抓进桶里,然后观察它们的尾巴变成腿。可是,我发誓,它们没有一只最后变成青蛙。”他转回头看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包烟,“要来一根吗?”
我进法学院后就没有抽过烟。可是我发现我自己拿了一根烟点起来。法官看傻了眼,伸出舌头。我旁边的杰西划亮火柴。“谢谢你为安娜做的。”他说。
一辆车经过,收音机里传出那种电台不会在冬天播放的歌。一道蓝色的烟从杰西的嘴巴吐出,呈喇叭形散开。我猜想他是否曾扬帆出海。他多年来的记忆是否只是——坐在前院的草地上,感觉日落后草地变凉;国庆节的时候拿着一支仙女棒,直到火花烧到他的手指。我们各自都拥有一些记忆。
毕业十七天后,她在我的吉普车挡风玻璃雨刷下面留了一张纸条。我还没有打开纸条就猜想,她是如何去新港市找到我的车,如何回来的。我把她的纸条带去海湾,坐在石头上看。看完我把纸条举高,闻闻它的味道,说不定纸条上还留有她的香味。
我的状况其实是不应该开车的,可是没什么关系。如她在纸条上约的,我们在墓园里碰面。
茱莉亚坐在墓碑前,双手抱膝。她发现我走近,抬头看我:“我期待过你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
“茱莉亚,不是因为你的关系。”
“不是吗?”她站起来,“坎贝尔,我没有信托基金。我爸爸没有游艇。如果你手指交叉祈求好运,希望我有一天变成灰姑娘,那你就错了。”
“我不在乎那些。”
“你不在乎才有鬼。”她眯起眼睛,“你是怎么想的?偶尔和穷人交往很好玩吗?你是利用我向你父母表达不满吗?现在你可以把我从你的鞋子底下刮掉,当我是你无意中踩到的什么东西,是吗?”她气愤地捶打我的胸膛,“我不需要你。我从来都不需要你。”
“他妈的,我也不需要你!”我回吼。当她要转身,我抓住她的肩膀,深吻她。借着这个吻,我把我说不出口的话全倒给她。
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让自己相信,不要公之于世会比较好。我们告诉自己这么做是对的,是为了对方好。隐瞒比逼迫自己面对事实简单太多了。
我推开茱莉亚,走下墓园的山坡,没有回头。
安娜坐在副驾驶座上,那惹得法官不太高兴。它气喘吁吁地把它不安的脸伸到前座,我和安娜之间。“今天发生的事,不是个好兆头。”我说。
“你在说什么?”
“安娜,如果你要争取为自己做重要决定的权利,那么你必须从现在就开始作决定。不能依赖别人帮你收拾烂摊子。”
她拉长了脸:“你气我打电话叫你帮我哥哥吗?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律师。那有相当大的差别。”
“好。”她摸索车门锁,“我会回警察局,叫他们重新逮捕杰西。”她几乎成功地推开车门,而我们正在公路上奔驰。
我抓住车门把,把门用力拉上。“你疯了吗?”
“我不知道。”她回答,“我想问你在想什么,可是那可能不在你的工作范围内。”
我猛转方向盘,把车停到路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那些重要的事情,没有人问过你意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太频繁地改变心意,他们不知道该相信你的哪一个决定。以我为例,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在诉请法官判决你的医疗决定权。”
“你为什么不知道?”
“问你妈妈。问茱莉亚。每次我转身就有人通知我,你不要再进行下去了。”我看向车座的扶手,她的手搁在那里——咬到肉里面的指甲,擦着紫色的闪光指甲油。“如果你希望在法庭里被视为大人,你就必须开始表现得像个大人。安娜,我唯一可以为你争取权益的方法,是你是否能向每个人证明,当我不在时,你还是可以为自己奋战。”
我把车开回路上,瞄向她的侧面。安娜坐着,双手插进双腿之间,挂着抗拒神情的脸朝着前方。“我们快到你家了。”我冷冷地说,“然后你可以下车,把车门摔到我脸上。”
“不要去我家。我必须回消防队。我和我爸爸已经住在那里了。”
“是我的想象,还是我昨天没有花两个钟头的时间,在家事法庭里争执这个问题?而我以为你跟茱莉亚说过,你不想和你妈妈分居?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安娜。”我敲一下我的方向盘,“你到底真的想要什么?”
她发火了,那可真惊人:“你要知道我要什么吗?我讨厌做一只基因猪。我讨厌没有人问我对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感觉。我厌烦极了,可是我绝对不会该死地讨厌这个家庭。”车速虽缓,但还在动,她等不及地打开车门,飞快地跑向消防队,那儿还有几百英尺远。
我的小当事人有潜力让别人倾听她的内心幽处。那意味着,在目前的状况下,她比我以为的还能撑更久。
我紧接着想到:或许安娜能作证,但是由她自己来说,似乎比较不容易引起同情,甚至会太粗糙。换句话说,非常不可能说服法官做出对她有利的判决。
布莱恩
如你所知,火和希望是连在一起的。希腊神话说,众神之王宙斯要普罗米修斯和伊比米修斯创造地球上的生命。伊比米修斯制造动物,他把一些优点,像速度、力量、皮毛和翅膀都给了动物。到了普罗米修斯要制造人的时候,所有最好的品质都用光了。他只好将就着让人站立行走,给他们火。
宙斯很生气,把火拿走。普罗米修斯看到他喜爱的人们冷得颤抖,而且无法烹饪,于是他从太阳那里点了火炬,再把火交给人类。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把他锁在一块石头上,喂一只老鹰吃他的肝。为了惩罚人类,宙斯创造第一个女人——潘多拉——给她一个礼物,一个不准她打开的盒子。
潘多拉经不起好奇心的诱惑,有一天她打开盒子。盒里的瘟疫、悲惨和恶作剧都飞出来。她设法在希望也逃出盒子前盖上盒盖。当我们要战斗的时候,只剩下那唯一的武器——希望。
问任何一个消防队员,他会告诉你那是真理。问任何一个父亲,他也会同意。
坎贝尔·亚历山大和安娜一起抵达。我对他说:“请上来坐一下。我们有新鲜的咖啡。”他跟着我上楼,他的德国牧羊犬尾随。我倒了两杯咖啡,“这只狗是做什么用的?”
“它是个小磁铁。”律师说,“有牛奶吗?”
我从冰箱拿出盒装牛奶递给他,然后坐下来喝我的咖啡。这里很安静,队员们在楼下洗消防车,做每天必做的保养工作。
亚历山大啜了一口咖啡:“安娜告诉我,你们两个搬来这里住。”
“是的。我猜到你可能会问我这件事。”
“你了解你太太是对方律师。”他谨慎地说。
我迎视他的目光:“我想你这么说的意思是,我是否了解我不该坐在这里跟你谈话。”
“如果你太太仍然是你的律师,我们今天的接触会成为争论点。”
“我从来没要求过莎拉做我的律师。”
亚历山大蹙眉:“我不确定她了解这点。”
“请恕我冒昧,这可能看似很严重,它也可能真的很严重,但是我们同时有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大女儿在住院,她……莎拉在两个前线作战。”
“我知道。费兹杰罗先生,关于凯特,我很遗憾。”他说。
“叫我布莱恩。”我双手握着马克杯说,“我想在莎拉不在场的时候跟你谈。”
他的背靠向折叠椅:“为何不现在就谈?”
现在不是好时机,不过谈这种事永远都没有好时机。“好吧。”我做个深呼吸,“我认同安娜的想法。”
坎贝尔·亚历山大没有反应,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听到我的话。然后他问:“在开庭审讯时,你愿意对法官这么说吗?”
我低头看我的咖啡。“我想我必须那么做。”
今天早上我和鲍立接到电话,赶往需要救护车救援的现场时,女孩的男友已经把她弄到莲蓬头下冲水。她衣着完整地坐在地上,双腿在排水孔的两边张开。她的头发缠结在脸上,但即使她的脸没被头发遮住一大半,我也知道她昏迷不醒。
鲍立进浴室,把她往外拖。“她叫玛格达,”她男友说,“她没事吧,对不对?”
“她是糖尿病患者吗?”
“那有什么关系?”
看在上帝份上,他有没有常识呀!“告诉我你们吃了什么?”
“我们只是喝酒,”男友说,“龙舌兰酒。”
他大概还不满十七岁。大到听说过淋浴能使吸食海洛因过量的人清醒的神话。“让我解释给你听。我和我的伙伴会帮助玛格达,挽救她的性命。可是如果你告诉我,她只是喝酒就变成这样,但其实是吸毒导致的,那么我们给她的药物可能起到反效果,使她的情况更糟。你明白吗?”
这时候在淋浴间外面,鲍立已经花了些力气把玛格达的衬衫脱下来。她的手臂上下都是针孔。“如果那是龙舌兰,那么她一定都是用针打的,不是用嘴喝的。仍然是不明原因的昏迷吗?”
我从救护袋里拿出麻醉药品过量的解毒剂,递给鲍立微滴输液的配备。“嗯,”男孩说,“你们不会告诉警察吧?”
我迅即抓起他的衣领,推着他抵到墙上:“你是个该死的白痴吗?救人要紧。”
“我是怕我爸妈会杀了我。”
“你似乎不太在乎你会杀了你自己。或杀死她。”我拉他的头转向女孩,她已经吐了满地,“你以为生命是可以当垃圾丢掉的东西吗?你以为即使吸毒过量,还有第二次活命的机会吗?”
我对着他的脸狂吼,感觉一只手按着我的肩膀——是鲍立。“冷静点,队长。”他低声说。
我悠悠地回神,发现面前的男孩在颤抖,我之所以会狂吼其实与他无关。我走开,让我的脑袋清醒。鲍立照顾好病人后来到我身边。“你知道的,如果你压力太大,我们可以帮你。”他提议,“长官也会随便你休假多久。”
“我必须工作。”越过他的肩膀,我看到女孩已恢复血色,她旁边的男孩正在抱头哭泣。
我直视鲍立的眼睛,对他解释:“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就必须去那里。”
我和律师喝完我们的咖啡。“再来一杯?”我提议。
“最好不要。我必须回事务所。”
我们互相点头,真的没什么话好说了。“别担心安娜。”我说,“我会设法确保她得到她想要的。”
“你可能还需要关照在家里的孩子。”亚历山大说,“我刚刚帮你儿子具结交保,因为他偷了法官的悍马吉普车。”
他把咖啡杯放进水槽里,留下这个他知道迟早都会令我膝盖发软的消息。
莎拉
1997年
不管你开车到急诊室多少次,都不会变成例行公事。布莱恩怀里抱着我们的女儿,血流下她的脸颊。急诊室负责将病患分类的护士招手叫我们进去,坐在一排塑料椅上的牧师和孩子们可以等一下。一位住院医生进入诊室,很公式化地问:“出了什么事?”
“她翻过自行车的把手,跌到水泥地上。”我说,“似乎没有脑震荡的迹象,可是发际线那里的头皮撕裂伤长约一英寸半。”医生轻轻地把她放到诊疗台上,戴上手套,凝视她的额头:“你是医生还是护士?”
我试着微笑:“我只是习惯了这种事。”
伤口缝了八十二针。事后,她头上贴着白色纱布,血管里流着高剂量的小儿止痛药,我们手携着手走到等候室。杰西问她缝了几针。布莱恩说她勇敢得像消防队员。凯特瞟着安娜头上的绷带说:“我比较喜欢坐在外面的感觉。”
开始是凯特在浴室里尖叫。我跑上楼,撬开门锁,发现我九岁大的女儿站在沾了血污的马桶前。血浸湿了她的内裤,流下她的大腿。这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显著特色——它会借各种掩护来展示它的出血现象。凯特曾经直肠出血,但那时她只是个幼儿,不可能记得。“没关系。”我平静地说。
我用毛巾把她擦干净,在她的内裤里垫上卫生棉。我看她试着在她腿间调整卫生棉的位置。这应该是她到了来月经的年纪时,我们才会做的事,可是,她能够活到那个时候吗?
“妈,”凯特说,“又流血了。”
“临床复发。”钱斯医生拿下眼镜,用拇指按了按他的眼角,“我想该做骨髓移植了。”
我脑中浮现当我在安娜这个年纪时,对吹气的傻瓜造型拳击袋的记忆,拳击袋的底部装满沙子,我挥拳打它,它随即弹回来。
“可是几个月前,”布莱恩说,“你告诉我们那很危险。”
“是很危险。接受骨髓移植的病人百分之五十痊愈。另一半为了骨髓移植能够成功,在骨髓移植之前做了高剂量化疗和放疗,结果他们没能挺过去。有的病人则死于骨髓移植后的并发症。”
布莱恩看看我,说出在我们的心湖里漾起涟漪的恐惧:“那我们为什么要让凯特冒那种险?”
钱斯医生解释:“因为不冒险的话,凯特一定会死。”
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时,他们误挂我的电话。第二次,我等待客服中心的代表跟我谈之前,听了二十二分钟的电话音乐。“可以给我你的保险单号码吗?”
我给她市政府员工的保险单号码和布莱恩的社会安全卡号码。“我该如何帮你的忙?”
“我一个礼拜前去你们那里谈过,”我解释,“我女儿得了白血病,需要做骨髓移植。医院说我们的保险公司必须签字保证会支付保险总额。”骨髓移植至少要花十万美元。我们手头上当然没有那么多现金。可是医生推荐我们做骨髓移植,并不表示我们的保险公司会同意支付医药费。
“那种程序需要特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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