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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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知道。我们一个礼拜前就去谈过了。我打电话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收到回音。”

她要我等候，去看我的档案。我听到细微的喀嚓声，然后是录音的声音。“如果你要打电话……”

“他妈的！”我用力挂断电话。

安娜警戒地把头探进门口：“你说脏话。”

“我知道。”我拿起话筒按重拨键，耐着性子听了一堆语音，选择按键。终于能和真人的声音讲话。“我刚又被挂断了。”我抱怨。

这位客服人员又花了五分钟询问所有的资料，记下我已经给过她同事的一些号码和名字等等。“我们已经查阅过你女儿的案件。”那个女人说，“很遗憾，现阶段我们认为骨髓移植并非对她有利。”

一股热潮直冲向我的脸：“你们要她等死？”

为了准备摘取安娜的骨髓，我必须持续给她打生长激素的针，就像在凯特第一次移植脐带血后，我帮她打针那样。打针的目的是为了让安娜的骨髓增生，等到了抽取骨髓细胞时，会有更多细胞给凯特。

安娜已经被告知此事，但她只知道妈妈会一天给她打两次针。为了减轻她打针时的疼痛，我们用恩纳局部麻醉膏涂抹在扎针处，不过她还是喊痛。我怀疑那是不是会比你六岁的孩子直视着你的眼睛，对你说他恨你还痛。

“费兹杰罗太太，”保险公司的客服主任说，“我们很感谢你打电话来谈这件事，真的。”

“我怎么觉得很难相信。”我说，“如果你有个女儿正面临生死关头，而你的医疗保险顾问团关心的只是移植至少要花多少钱，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告诉自己，我不会发脾气，和保险公司的人已经交谈三十秒了，我一直在退让。

“我们安美生活保险公司按惯例会合理地给付淋巴细胞捐赠者百分之九十的医药费。不过，如果你仍然选择骨髓移植，我们愿意支付百分之十的费用。”

我做了个深呼吸：“是属于你们的保险顾问团里的医生建议我们做骨髓移植，你在藐视他们的专业吗？”

“我没有……”

“即使淋巴细胞移植并不是医治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法，你们也会付钱，是吗？即使是从关岛的某个烂医学院最后一名成绩毕业的肿瘤科医生，都可能告诉你，捐赠者的淋巴细胞不足以治疗白血病。三个月后我们会再讨论同样的问题。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对我女儿这种特殊病症有些了解的医生，他都会告诉你，重复用已经使用过的疗法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完全不可能产生效果，因为它们会产生抗体。那相当于安美生活保险公司同意把钱丢进马桶里，而不愿把钱花在可能挽救我女儿生命的有效治疗上。”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费兹杰罗太太，”客服主任建议，“据我了解，如果你按程序来办，保险公司可能就会帮你支付移植费。”

“但是我女儿可能活不到你们按程序慢慢办而终于肯支付她移植费的时候。我们在谈的不是一辆车，当它故障时，我们可以试着先用旧零件来修理，还是不行再换新零件。我们在谈的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们那些该死的机器人到底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次，当我挂断电话时，我已预期到他会先挂我的电话。

在我们要去医院为凯特移植前的食物治疗做准备的前一晚，苏珊到我们家，让杰西帮她架设一个临时办公室，她接了一通来自澳大利亚的电话后，走进厨房。我和布莱恩跟她说了些孩子们例行会做的事。“安娜礼拜二下午三点有体育课，”我告诉她，“还有，我预期油罐车这个礼拜的某个时候会来。”

“礼拜三收垃圾。”布莱恩补充。

“不要陪杰西走路去学校。他已经六年级了，会被人家笑。”

她倾听、点头，甚至做笔记，然后她说她还有几个问题。“这金鱼……”

“一天喂食两次。你提醒杰西的话，他会做。”

“有没有规定的上床时间？”苏珊问。

“有。”我回答，“你要我告诉你真正的时间，还是多给你一个小时当作特别招待？”

“安娜是八点。”布莱恩说，“杰西是十点。还有别的问题吗？”

“有。”苏珊的手伸进她的口袋，拿出一张十万美金的支票，支票的抬头写的是我们的名字。

“苏珊，”我惊愕地说，“我们不能收。”

“我知道移植要花多少钱。你负担不起。我负担得起。就让我来付吧！”

布莱恩接过支票，再递还给她。“谢谢你，”他说，“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负担得起了。”

他的话对我而言是个新闻。“我们负担得起了吗？”

“我队里的伙伴打电话到全国各消防队的支局，收到许多消防队员的捐款。”布莱恩看着我说，“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

“真的？”我的心头重担顿时减轻。

他耸肩。“他们是我的弟兄。”他说。

我转向苏珊，拥抱她。“谢谢你愿意帮我们的忙。”

“支票在这里，你需要的话随时可以拿去。”她说。

我们没有拿。我们至少能做到这点。

第二天早上我叫道：“凯特！该走了！”

安娜蜷缩在沙发上苏珊的大腿上。她把大拇指从嘴巴里拿出来，但没有说再见。

“凯特！”我再喊，“我们要走啰！”

杰西嬉皮笑脸地握着他的任天堂电视游戏机操纵杆：“说得好像你要走了，不等她了。”

“她知道我不会先走。凯特！”我叹口气，爬上楼走向她房间。

房门关着。我轻敲了一下，推开门，发现凯特正在做整理她床铺的最后动作。被子拉得很紧，足以将十分钱的硬币弹开。枕头已经拍松了，放在床头的中间。她的填充玩具动物群此刻似乎成了遗物，从最高到最矮，按顺序排列坐在窗台上。连她的鞋子都整齐地摆放在衣柜里。一向杂乱的桌上也收拾干净了。

“哇喔。”我甚至没叫她收拾房间，“我还以为走错房间。”

她转过身来对我说：“以防我回不来。”

我刚开始当妈妈的时候，晚上躺在床上，常常想象一连串最可怕的事情：被水母蜇咬，尝到有毒的草莓，陌生人的微笑，掉入浅池塘。孩子可能出任何意外，光凭妈妈一个人的力量似乎不可能固守他的安全。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了一点，我想象中的危险改变了：吸食强力胶，玩火柴，有人在学校的露天看台后面贩卖粉红色小药丸。即使每天晚上都不睡觉，也数不清失去你所爱的人的方法有多少种。

对我而言，现在的境遇已经不是假设性的问题。当你被告知你的孩子得了致命的疾病，做父母的必然落入两种情况之一。要么你想挽救她的所有努力都白忙一场；要么就是你的脸颊挨了一拳，就以为没事了，孰知世事难料，你得再次强迫自己抬起头来继续挨拳头。因此，我们看起来可能很像是受折磨的病人。

凯特在床上半睡半醒，她的静脉导管犹如胸部的喷泉。接受化疗使她吐了三十二次，嘴巴疼痛不堪，而且黏黏的，讲起话来像是得了囊胞性纤维症的病人。

她把头转向我，企图讲话，可是被黏痰和咳嗽阻挠。她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我快被痰淹死了。”

她拉高抽痰管，握在手上，我清清她的嘴巴和喉咙。“我会在你休息的时候帮你抽痰。”我答应她，用这种方式帮她呼吸。

肿瘤科病房是个战场，那里一定有不同的指挥阶级。病人是驻扎在此的军人。医生们像凯旋的英雄，来去如风，他们必须看你孩子的病历，回想他上次来巡察时的病况。护士们是经验丰富的中士——当你的宝贝因为发高烧而颤抖，他们建议你孩子需要泡冰水澡；他们教你如何冲洗静脉导管；他们建议你哪个楼层的病区厨房里可能还有冰棍，你可以去偷来用；他们告诉你哪一家干洗店知道如何去除衣服上的血渍和化疗渍。护士知道你女儿的动物填充玩具的名字，还教她折纸花缠绕在点滴架上。医生们或许在战争游戏里运筹帷幄，然而是护士们使得这场战斗令人可以忍受。

你开始认识他们，他们也开始认识你，因为他们取代了你以前的人生里朋友的位置。而所谓的“以前”，是在你还没有以病房为家之前。举例来说，多娜的女儿在学做兽医。轮大夜班的卢米拉，把萨尼贝尔岛的图片剪下来贴在硬纸片上，夹在她的听诊器上当饰品，因为那是她退休后要去养老的地方。男护士威利拒绝不了巧克力的诱惑，他太太正怀着三胞胎。

一天晚上，凯特做前导性化疗住院时，我醒得太久，身体已经忘了如何继续睡觉，于是我打开电视。为了不吵醒正在睡觉的凯特，我把电视转成静音。《富豪名流的生活方式》的主持人罗宾·李奇正在某个富豪名流宏伟的家里巡礼。他们有镀金浴盆、手刻的柚木床、蝴蝶形游泳池。车库可容纳十辆车，还有红土网球场和十一只在漫步的孔雀。那是个我无法探知的世界——我无法想象我会过那种生活。

一直以来我好像都在过目前这样的生活。

以前听到关于某个罹患癌症的母亲、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或者任何其他有关承担医疗重担的故事，我会抱着既同情又感恩的心情，庆幸自己家庭是安全的。现在我几乎不记得那是什么感觉，现在我们变成那个故事，让大家去同情、去感恩。

我不知道我在哭，直到多娜蹲到我面前，从我手里拿走电视遥控器。“莎拉，”护士说，“你要喝点什么吗？”

我摇头，为自己崩溃而感到尴尬，被别人发现更觉得丢脸。“我没事。”我坚持。

“是呀，我是希拉里·克林顿呢。”她说。她握着我的手，拉我起身，拖着我走向门口。

“凯特……”

多娜接我的话：“……这会儿不会想念你。”

小厨房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泡好的咖啡，她为我们两人各倒一杯。“我很难过。”我说。

“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坚强？”

我摇头：“似乎没有尽头。”多娜点头，她完全了解我在说什么。我发现我在滔滔不绝。我哗啦哗啦地讲个不停。当吐露完所有的秘密，我做了个深呼吸，惊觉自己连续不断地讲了一个钟头。“喔，我的上帝，”我说，“我不敢相信我浪费了你这么多时间。”

“没有浪费，”多娜回答，“再说，我半个小时前就下班了。”

我脸颊发热：“你应该早点走。我相信你一定宁可去别的地方。”

多娜没有走，她把我拥进她宽大的怀里。“甜心，”她说，“我们不都是如此希望吗？”

门诊手术室的门打开了，里面是一个遍布着银光闪闪的器具的小房间——好似装了牙套的嘴巴。医生和护士都穿着手术袍、戴着口罩，只能从眼睛分辨他们。安娜拉着我，直到我蹲到她身边。“要是我改变主意呢？”她说。

我双手按住她的双肩：“你不想做的话可以不做，可是我知道凯特指望你帮助她。我和你爸爸也是。”

她点一下头，然后她的手滑进我手中。“不要放开。”她说。

一位护士带领她往前走，上诊疗台。“安娜，等下你就会知道我们为你准备了什么。”她拿一条电热毯盖到安娜身上。

麻醉师用一块红色的纱布片擦拭氧气罩：“你曾经在草莓园里睡过觉吗？”

他们摆布安娜的身体，在她胸部涂上凝胶后，放置心电图贴片，那会连接到屏幕上，监测她的心跳和呼吸。他们操纵着她，要她背贴着诊疗台躺着，但是我知道他们等下会把她翻过去，从髋骨那里抽取骨髓。

麻醉医生给她看他的器具中可折叠的机械装置。“你能吹气球吗？”他把氧气罩放到安娜的脸上。

安娜一直握紧我的手。她的手终于松开了。她在做最后的挣扎，她的身体已经昏睡了，但肩膀仍弓着。一位护士扳平安娜的肩膀，另一位阻止我继续碰她。“那只是麻醉药在影响她的身体。”她解释，“你现在可以亲她一下。”

我隔着口罩亲吻她，低声说谢谢。我走出旋转门，摘下进手术室时戴的纸帽，脱下纸靴。从一个小窗看到安娜的身体翻成侧卧，医生从一个消过毒的盘子上拿起一根不可思议的长针。

我转身上楼，去陪凯特一起等。

布莱恩把头探进凯特的房间。“莎拉，”他看起来累坏了，“安娜要见你。”

但我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凯特又吐了，我举高粉红色的呕吐盆到她嘴边。我旁边的多娜帮忙把凯特的身体放低，躺回枕头上。“我现在有点忙。”我说。

“安娜要见你。”布莱恩重复说。

多娜看看他，再看看我。“在你回来之前，我们不会有事。”她说。我迟疑了一下才点头。

安娜在小儿科楼层的病房，那里没有可以隔离保护的密闭房间。我还没进房间就听到了她的哭声。“妈咪，”她抽泣，“好痛。”

我坐到床边，拥她入怀。“我知道，小宝贝。”

“你可以留下来陪我吗？”

我摇头：“凯特在生病。我必须回去照顾她。”

安娜退出我的怀抱。“可是我也在住院。”她说，“我也在住院。”

越过她的头，我瞥见布莱恩：“他们给她止痛药了吗？”

“很少。护士说他们不喜欢给小孩过量的药。”

“太荒谬了。”我一站起来，安娜就呜咽地抓着我，“小宝贝，我马上回来。”

我走向我找到的第一个护士。我跟这里的护士不熟，不像在肿瘤科病房那么好沟通。“一个钟头前已经给她泰诺止痛药了，”她解释，“我知道她会不安……”

“你可以给她羟考酮、有可卡因的泰诺或萘普生。如果这些药不在医生的处方里，那就问他是否可以开这些药给她。”

护士怒道：“恕我冒昧，费兹杰罗太太，我每天都在做这些事……”

“我也是。”

回安娜的房间时，我带着儿童剂量的羟考酮，那可以缓解安娜的疼痛，或者使她昏睡，不再感觉痛。我走进病房，发现布莱恩的大手摸索着一条儿童项链后面的勾子，他正在把一条有小盒子链坠的项链挂到安娜的脖子上。“你给姐姐那么贵重的礼物，我想你值得拥有自己的。”他说。

捐赠骨髓当然值得嘉许。安娜当然应该得到报偿。可是老实说，我从来没想到因为某人受苦而奖励他。我们长久以来都吃了很多苦。

我走进门口，他们两个都抬头看。“你看，爸爸给了我这个！”安娜高兴地说。

我举高装药的小塑料杯，这第二个奖励相较之下真是可怜。

十点多一点，布莱恩带安娜到凯特的房间。她走得很慢，像个老太太，还需要布莱恩搀扶。护士帮她戴口罩、穿罩袍、戴手套、穿纸靴，这样她才能进凯特的房间——儿童通常不准进入隔离病房，护士是基于同情心才违反规则，特别通融。

钱斯医生站在点滴架旁，手里提着一袋骨髓。我帮安娜转身，让她看到自己的骨髓。我告诉她：“那是你给我们的。”

安娜做鬼脸：“它看起来好恶心。你可以拿去。”

“听起来像是你计划好的。”钱斯医生说。浓艳的深红色骨髓开始流进凯特的静脉导管。

我把安娜放到床上。床容得下她们两个肩并肩。“会痛吗？”凯特问。

“有一点。”安娜指向在塑料管里流动、流进凯特胸腔里的血。“你会痛吗？”

“不怎么痛。”她坐起来一点，“嘿，安娜？”

“怎么了？”

“我很高兴它是你给我的。”凯特拉住安娜的手，放在静脉导管的下面，那里相当接近她的心脏。

骨髓移植后二十一天，凯特的白细胞数量开始增加，那证明骨髓移植有效。为了庆祝，布莱恩坚持要带我出去吃晚餐。他为凯特安排了一位特别护士，在XO餐厅订位，甚至从我的衣柜里找出了一件黑色连衣裙带到医院给我换。但他忘了带鞋子给我，所以我只好穿着我的旧木屐。

餐厅几乎客满。我们一入座，酒侍就来问我们要不要喝酒。布莱恩点了一瓶苏维农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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