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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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一起看一只小狗追自己的尾巴。她说，这才是人生，我下辈子要做小狗。

我笑着说，你会轮回转世成一只猫。猫独来独往，不需要别人。

我需要你，她回答。

好吧！我说，那我就转世成猫薄荷。

我闭上眼睛，拿拇指按按眼球。我显然睡眠不足，先是看到咖啡店外头有个疑似是她的姑娘，现在又想到她。我对法官皱眉，仿佛是它的错，然后再将注意力拉回我在拍纸簿上写的一些笔记。我的一个新客户因贩毒被起诉，有录像带为证。铁证如山，他不可能脱罪，除非这家伙有同卵双胞胎，而他妈妈没有告诉他。

那使我想到……

门打开来，我没有抬头看，便直接向凯丽下指令：“看看你能不能找到珍妮·琼斯关于同卵双胞胎的副本，他们不知道他们……”

“你好，坎贝尔。”

我快疯了，我绝对快疯了。因为茱莉亚·罗曼诺就在离我不到五英尺的地方，我已经十五年没看到她了，恍如隔世。她的头发现在比较长，法令纹托着她的嘴唇，像括号括着我没在她身边听的那一世的话。“茱莉亚。”我设法发出声音。

她关上门，关门声使得法官惊醒跳起来。“我是承接安娜·费兹杰罗案的诉讼监护人。”她说。

“我听说你去念法学院。普罗维登斯是个小地方……我一直希望……我以为在此刻之前我们就会相遇。”

“你存心的话，想躲开对方并不难。”她回答，“你比谁都明白。”然后，她的怒气突然都蒸发光了，“抱歉，说这些都是多余的。”

“好久不见了。”我回答，我真正想说的是问她这十五年来都在做什么。她是否依然喝红茶加牛奶和柠檬，她是否快乐。“你的头发不再是粉红色了。”我说，因为我是个白痴。

“不，不是了。”她回答，“那有什么问题吗？”

我耸肩。“没有，只是……呃……”话呢？当你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偏偏挑在这个时候玩捉迷藏。“我喜欢粉红色。”我坦承。

“那在法庭里会影响我的专业形象。”茱莉亚坦承。

她的回答令我微笑：“你从什么时候起会在意别人如何看你？”

她没有回答，不过有些事情改变了。房间里的温度，或者她眼中映出的墙。“或许我们应该谈谈安娜，不要再挖掘过去。”她提出外交辞令般的建议。

我点头。可是感觉我们像是坐在巴士的一条窄小长椅上，而我们之间有个陌生人，我们谁也不愿承认，或提到我们之间隔了什么，那样我们可以绕着他讲话，可以透过他，在对方没注意到时偷瞄彼此。当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茱莉亚是否在某人的怀里醒来时，我如何能思考安娜·费兹杰罗的事情？在她清醒之前，意识仍混沌的片刻，她心头浮现的人还是我吗？

法官感觉到气氛紧张，它起身站到我旁边。茱莉亚好像第一次注意到我们并非独处。“你的搭档？”她问。

“只是个同事。”我说，“它会做法律评论。”她扮鬼脸，手指轻搔法官的耳朵后面——该死的幸运小子。我请她停手。“它是一只看护狗。它不该被当作宠物。”

茱莉亚惊讶地抬起头。在她开口问之前，我转变话题：“来谈谈安娜。”法官把它的鼻子推进我掌中。

她双手在胸前交叉：“我见过她了。”

“哦？”

“深受父母影响的十三岁女孩。安娜的妈妈似乎很笃定这个案件不会交付审理。我觉得她也可能会试着说服安娜撤回诉讼。”

“我可以处理。”我说。

她怀疑地望着我：“如何处理？”

“我会要求莎拉·费兹杰罗搬出去。”

她的下巴往后缩：“你在开玩笑，是不是？”

法官开始急切地拉我的衣服。看我没有反应，它吠了两声。“我当然不认为我的委托人是该搬出去的那一位。莎拉·费兹杰罗违反法官的命令。我会申请暂时性的禁止令，迫使她不和她女儿作任何接触。”我说。

“坎贝尔，她是安娜的妈妈呀！”

“这个礼拜，她是被告辩护律师，如果她对我的委托人有任何不利的地方，她必须被限制，不得那么做。”

“你的委托人有名字，有年龄，她的世界即将崩裂，她最不需要的便是使她的人生更不安稳。你有没有费过一点心思去了解她？”

“我当然有。”我说谎，法官开始在我脚边呜鸣。

茱莉亚垂下目光看它：“你的狗有什么不对吗？”

“它很好。我的工作是保护安娜的法律权利，并且打赢官司，那正是我要做的事。”

“你当然会那么做，不需要符合安娜的最大利益……但必须符合你的最大利益。多么讽刺，一个不想再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被利用的小孩，结果在电话簿里挑到了你的名字？”

“你不了解我。”我说，我的下巴紧绷。

“哦？那是谁的错？”

不提起过去太难了。我战栗了一下，我抓起法官的项圈。“对不起，失陪。”我说完走出办公室的门，有生以来第二次抛下茱莉亚。

你能看穿它的话，惠勒学校是个制造未来社交名媛和投资银行家的工厂。我们看起来都很像，讲话也像。对我们而言，夏天是个动词。

那里当然有会打破这种模式的学生。像那些拿奖学金的孩子，他们把衣领竖起来，学习划船，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了解，我们始终都知道，他们不是我们这群豪门世家子弟的一分子。惠勒学校有像汤米·波尔多这样的明星，他在大三就被底特律红翼冰上曲棍球队网罗。还有心理不正常的人，他们试着割腕，或者将酒和镇定剂混着喝，然后默默地离开校园，就像他们曾经安静地在校园里闲逛那样无声无息。

茱莉亚·罗曼诺进入惠勒那一年，我是个中学六年级的学生。她足蹬军靴，在学校的运动上衣里面穿着廉价的好把戏乐团的运动衫，她能够记住整首十四行诗也不流一滴汗。下课时，当我们其他人都在校长的背后抽烟时，她爬楼梯到体育馆的最高处，坐在那里背靠着暖气管，阅读亨利·米勒和尼采的作品。她不像学校里其他女孩，把她们柔顺如瀑布的黄色秀发用发带绑成像用缎带包装的糖果，她的头发是地道的，像龙卷风似的黑色鬈发，而且她从来不化妆——不管你喜不喜欢，她就是素着一张五官深刻的脸。她在左眉穿了一个我所见过最细的银环。她闻起来像发酵的新鲜面团。

有关她的谣言是：她被一所少女看护学校开除；她是初级学力测验满分的奇才；她比我们这个年级的其他学生还小两岁；她有刺青。没有人真正了解她。他们叫她怪胎，因为她跟我们不一样。

有一天茱莉亚·罗曼诺顶着一头粉红色的短发来学校。我们都以为她会被停学，结果在惠勒关于服装仪容的冗长规定里，并没有明确提及发型、发色的要求。那使得我怀疑，为什么学校里没有一个人留细发辫。就我所知，那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引人注目，而是因为我们不想。

那天午餐时她经过我和一伙帆船队的伙伴们以及他们的女朋友坐的桌子。

“嘿，”一个女孩说，“那样会痛吗？”

茱莉亚慢下脚步。“什么会痛？”

“掉进棉花糖的机器里？”

她连眼睛都没眨：“抱歉，我付不起在理发店做头发的钱。”然后她走开去餐厅的角落，那里是她一向独自用餐的地方。她用一副背面有守护圣人图的扑克牌，玩单人牌戏。

“妈的，”我的一位朋友说，“我才不会去惹那个女孩。”

我发笑，因为其他人都笑了。可是我也注意到她坐下，推开餐盘，开始摆她的牌。我很好奇，一点都不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会是什么滋味。

我是帆船队队长，一天下午，我擅自离开帆船队，去跟踪她。我跟她保持一段距离，确定她不会发现我在她身后。她朝黑石林荫大道走去，转进天鹅岬墓园，爬到最高点。然后她打开背包，拿出课本和活页夹，把她自己安置在一座坟墓前面。“你可以出来了。”她说。我差点把我的舌头吞进去，以为她在跟鬼说话，直到我反应过来她是在跟我讲话。“如果你多付25分钱，你甚至可以靠近一点看我。”

我从一棵大橡树后面走出来，双手插在口袋里。我人已经在那里了，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跟着她来。我用头偏向坟墓：“那是你的亲戚？”

她转头去看。“对。我奶奶搭乘五月花号时坐在她旁边。”她凝视着我，把我看个仔细，“你不是该去板球比赛什么的吗？”

“马球，”我绽开笑容，“我正在等我的马来。”

她没听懂我的笑话……或者她并不觉得好笑：“你要干吗？”

我不能承认我在跟踪她。“请你帮忙，”我说，“功课。”

事实上我还没详细看过我们的英文作业。我抓起她活页夹最上面的一张纸，便大声地念：你碰到可怕的四部车相撞的车祸。有人在痛苦地呻吟，尸体到处散落。你有义务停车吗？

“我为什么要帮忙？”

“以法律的观点而言，你没必要帮忙。如果你把某人拖出车外，结果使他伤得更重，你会被告。”

“我是说，我为什么要帮你的忙？”

那张纸飘到地上：“你看不起我，是不是？”

“我看不起你们任何一个，没什么好说的。你们是一群肤浅的白痴，怕被人发现你们和与你们不同的人在一起。”

“你不也是这样吗？”

她盯着我瞧了几秒钟，然后开始把东西塞回背包里：“你有信托基金，不是吗？如果你需要人帮忙，付钱找家教。”

我的脚压着一本课本。“你愿意做吗？”

“教你？免谈。”

“遇上车祸，你会停车吗？”

她的手静止不动：“当然。即使法律说没有人该为别人负责，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是做人的道理。”

我坐到她旁边，近得几乎能碰触到她手臂的肌肤：“你真的不会见死不救？”

她往下望着她的大腿。“当然。”

“那么，”我问，“你怎么能走开不理我？”

事后，我拿纸巾擦脸，调整我的领带。法官在我身边绕着圈子走，它一向如此。“你做得很好。”我轻拍它脖子上浓密的毛。

等我回到办公室，茱莉亚已经走了，凯丽难得有精力，坐在计算机前打字。“她说你如果需要跟她谈，你可以该死地去找她。是她这么说的，不是我。她还索要安娜所有的医疗纪录。”凯丽转头看我，“你看起来糟透了。”

“谢谢。”她桌上一张橘色的便利贴吸引了我的注意，“她要医疗记录送去这里吗？”

“是的。”

我把那张地址放进我的口袋：“这件事我会处理。”

一个礼拜后，在同样的坟墓前，我脱下茱莉亚·罗曼诺的战斗靴，剥掉她有保护色的夹克。她的脚窄窄的，像郁金香的内侧那么粉红。她的锁骨是个神秘地带。“我知道你这下面非常漂亮。”那里是我第一次吻她的地方。

费兹杰罗家住在上达比市，一座很典型的普通美国人房子里。两部车的车库，铝制的外墙板，窗子上贴着消防队的防火贴纸。我抵达那里的时候，太阳已落到屋顶的后面。

在开车来此的路途中，我试着说服自己，茱莉亚说的话绝对与我为什么决定来探访我的委托人无关。我早就想在晚上回家之前，绕道来这里了。

可事实是，我执业多年以来，第一次到当事人家中拜访。

我按铃后安娜来开门：“你来这里做什么？”

“看看你。”

“那要多花钱吗？”

“不会。”我自我解嘲地说，“这是我这个月在特价促销的优惠活动之一。”

“喔。”她双手在胸前交叉，“你跟我妈谈过了吗？”

“我尽可能避免。我猜她不在家？”

安娜摇头：“她在医院。凯特又住院了。我想你可能必须去医院跑一趟。”

“凯特不是我的委托人。”

她显得有点失望，把头发拢到耳朵后面：“你，嗯，要进来吗？”

我跟着她走进客厅，坐到沙发上，它像个明亮的蓝色条纹调色盘。法官嗅嗅家具的边缘。“我听说你见过诉讼监护人了。”我问。

“茱莉亚。她带我去动物园。人还不错。”她的目光撞上我的，“她有没有说我什么？”

“她担心你妈妈可能会跟你谈这个案件。”

“除了凯特之外，”安娜说，“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们互相凝视了一会儿。除了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之外，我不知所措。

我可以要求去看她的房间，可是任何一个正直的男性辩护律师都不该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独自上楼。我可以带她出去吃晚餐，可是我怀疑她可能欣赏不了诺沃咖啡厅——我最喜欢光顾的意大利餐厅，而我的胃恐怕又会排斥汉堡。我可以问她关于学校的事，可是现在在放暑假，并非学期中。

“你有小孩吗？”安娜问。

我笑道：“你觉得呢？”

“那可能是好事。”她说，“我不是有意冒犯，不过你看起来不像家长。”

她的说法吸引了我：“家长看起来像什么样子？”

她似乎思考了一下。“你知道在马戏团走钢丝的人要大家相信他的表演是一项艺术，可是你心里知道，他其实只希望能平安地走完。就像那样。”她瞟我一眼，“你可以放松点，你知道的。我不会把你绑起来，叫你听帮派嘻哈饶舌音乐。”

“喔，既然如此。”我开玩笑地松开领带，身体往沙发上的靠枕靠去。

我的动作使她脸上露出短暂的笑容：“你不必假装做我的朋友或什么的。”

“我不想假装。”我用手指伸进头发抓过头皮，“其实，这对我来说是个新尝试。”

“什么新尝试？”

我环视客厅：“拜访客户。轻松地聊天。办公室里的事情还没办完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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