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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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来说那只是一个柳橙，但上帝知道它对我是有意义的。”

钱斯医生突然从转角那儿向我们走来。肿瘤科的护士多娜走在他后面，手里拿着装着深红色液体的点滴袋。“好戏上场了。”她说。

我放下柳橙，跟着他们走进隔离病房的前室，在那里穿上隔离衣，我因此可以在离我女儿十英尺的地方看着她。几分钟内，多娜把她拿来的点滴袋挂到点滴架上，把袋子里的液体滴进凯特的静脉导管里。凯特没有醒来，好戏没有高潮。我站在一边，布莱恩站在另一边。我屏住呼吸，凝视凯特的臀部，肠骨——制造骨髓的地方。经由一些奇迹，这些安娜的干细胞会进入凯特胸腔的大动脉里，然后它们自己会找到适当的位置。

“好了。”钱斯医生说。我们都注视着脐带血缓慢地滑进点滴管里，像可弯来弯去的造型吸管，终于会流到目的地。

茱莉亚

再次跟我姐姐住了两个小时后，我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我们曾经舒适地分享同一个子宫。伊莎贝尔已经整理过我随手放的陈年CD，清扫过我的沙发椅下，扔掉我冰箱里一半的东西。“日期是我们的朋友，茱莉亚。”她叹气，“你的酸奶从民主党入主白宫冷藏到现在。”

我甩上门，数到十。可是当伊莎走向煤气炉，开始找清洁工具，我失去控制：“希薇雅不需要清干净。”

“那是另一回事。煤气炉叫希薇雅，冰箱叫史蜜拉。我们真的必须为我们的厨房用具取名字吗？”

我的厨房器具。我的，不是我们的，该死。“我完全能了解珍娜为什么要跟你分手。”

我那么说，伊莎抬眼，一副大受打击的神色。“你真可怕。”她说，“你真可怕，我生出来后应该马上把妈妈的子宫缝起来。”她泪眼婆娑地跑进浴室。

伊莎贝尔比我大三分钟，不过我却是永远在照顾她的人。我是她的核弹头：当她苦恼沮丧的时候，我安慰她，听她倾倒心里的垃圾，不管是因为我们的六个哥哥的其中之一逗她，或是邪恶的珍娜伤害她。珍娜在与伊莎发展了七年彼此承诺的关系后，终于决定自己不再是同性恋。长大后，伊莎是个会两边讨好的伪善者，而我是那种会激动地握拳、剃光头来跟爸妈抗议，或穿着高中制服和战斗靴挺身奋战的人。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三十二岁，我是个生活没有目的却老是奔波忙碌的人，而伊莎是个“蕾丝边”，她用回形针和螺栓来做珠宝。

浴室的门锁不上，伊莎还不知道。所以我走进去，等她用冷水泼脸后，递给她一条毛巾：“伊莎，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她看着镜子里的我。大部分人分不出我们两个，现在我有真正的工作，必须中规中矩地打理发型和服装。“至少你有过一段恋情。”我说，“我的上一次约会是在买那罐酸奶的时候。”

伊莎的嘴角弯起，转身面对我：“马桶有名字吗？”

“我想给它取名叫珍娜。”我说，我姐姐笑得花枝乱颤。

电话铃响，我去客厅接。“茱莉亚，我是狄沙罗法官。我有个案件需要诉讼监护人，希望你能帮我的忙。”

我一年前成为诉讼监护人，因为我发现做没有报酬的义工无法支付我的房租。诉讼监护人是由法院委托，在牵涉到未成年人的案件中，作为诉讼期间儿童的法定代言人。你不必是个律师才能被训练成诉讼监护人，可是你必须具备道德准则和爱心。事实上，这种条件会使大部分律师都不合格。

“茱莉亚，你在听吗？”

我愿意为狄沙罗法官侧翻筋斗，我刚成为诉讼监护人时，是他牵线给我第一个工作机会。“我会尽力。”我答应他，“是什么样的案件？”

他给我背景资料——那些医疗决定权和十三岁女儿控告有法律背景的妈妈等话语在飘浮。我只确实地把两个名词听进去：紧急，律师的名字。

上帝，我不要接这个案子。

“我一个小时内可以过去。”我说。

“好。因为我想这个小孩需要人协助。”

“那是谁？”伊莎问。她打开她的工具箱：几样小工具和金属线，装有小金属片的小盒子，当她组合那些东西时，听起来像是咬牙的声音。

“一个法官，”我回答，“有个女孩需要帮助。”

我没有告诉我姐姐，我是在说我自己。

费兹杰罗家没人，我按了两次门铃，心想可能搞错了。狄沙罗法官让我以为，这是个有危机的家庭。可是我发现我仿佛站在海角乐园前面，沿着这户人家的步道，是一个有人细心照料的花园。

我转身要回我的车时，瞥见一个女孩。她看起来还不到十三岁，脸上有一股不妥协的顽强，神情像只小牛。她跳过人行道的每一道裂缝。“嗨，”我等到她走得够近时出声打招呼，“你是安娜吗？”

她猛然抬起下巴：“或许。”

“我是茱莉亚·罗曼诺。狄沙罗法官请我来做你的诉讼监护人。他对你解释过诉讼监护人是做什么的了吗？”

安娜眯起眼睛：“在博克顿有个女孩被人绑架，他们说他们是应她妈妈的要求去接她，载她去她妈妈工作的地方。”

我翻找自己的皮包，拿出我的驾照和一叠纸：“这里，请看。”她瞄我一眼，然后看我驾照上奇丑无比的照片。她详细地阅读我来此之前，在家事法庭拿到的一份解除医疗决定权诉状的复印件。我如果是个变态杀手，我的事前准备工作一定做得不错。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一小部分给安娜的小心加分：她不是个鲁莽轻率的小孩。如果她连要不要相信我的话，都要想得很久很深入，那么她想解决与家人的纷争，一定想得更久更深入了。

她把我给她看的东西通通还给我。“大家都到哪里去了？”她问道。

“我不知道。我以为你可以告诉我。”

安娜的目光紧张地瞟向门口：“希望凯特没出什么事。”

我歪着头想，这个女孩已经令我感到惊讶。“你有时间跟我谈谈吗？”我问。

罗杰·威廉斯动物园的第一站是斑马。在非洲动物区的所有动物里，这些斑马是我的最爱。我对大象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我从来都找不到印度豹——可是斑马令我着迷。如果我们够幸运，能住在黑或白的世界里，它们会是少数最适宜的生物之一。

我们经过蓝小羚羊、紫羚羊，还有一种叫做无毛鼹鼠的小东西，它们不会爬出洞。当我被指派做小孩的诉讼监护人时，我常带他们到动物园。在动物园里，他们比较会敞开心扉跟我讲话，不会像我们面对面坐在法庭里，或坐在邓肯甜甜圈店里那么正式。当他们看着长臂猿有如奥林匹克竞赛的体操选手四处荡来荡去，他们就会开始说家里发生的事，他们甚至察觉不到他们在做什么。

不过，安娜比我以前监护过的孩子年纪大一点，来这里她也比较不那么兴奋。回头想，这是个错误的选择，我应该带她去商场，或者看电影。

我们走过动物园里曲折的小径，安娜只有在被追问时才会讲话。我问她姐姐的健康情况，她礼貌地回答我。她说她妈妈确实是被告律师。我买冰淇淋给她，她谢谢我。

“告诉我你喜欢什么娱乐活动。”我说。

“玩冰球。”安娜说，“我以前是守门员。”

“以前是？”

“你要是丢了一球，你年龄越大，教练就越不会原谅你。”她耸肩，“我不想让全队失望。”

这种说法很有趣，我想。“你的朋友们还在玩冰球吗？”

“朋友们？”她摇头，“你有个常常需要休息的姐姐，就不可能邀请朋友到你家。你妈妈会凌晨两点突然接你到医院，你也不好意思为了联络感情再到别人家过夜。你可能已经上中学一段时间了，可是大部分人认为你们家的人怪怪的，宁可敬而远之。”

“那你都跟谁讲话？”

她看着我说：“凯特。”然后问我有没有手机。

我从皮包里拿出手机，看她输入已背下的医院电话号码。“我要找一位病人，”安娜对接电话的人说，“凯特·费兹杰罗，”她抬眼看我，“谢谢。”按了挂机键后，她把手机还给我。“凯特没有登记。”

“那是好消息，对吗？”

“那可能只是代表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登记。有时候，那需要好几个小时。”

我靠着接近大象参观区的栏杆。“你好像很担心你姐姐现在的情况。”我明说，“如果你不再做捐赠者，你确定准备好要面对将会发生的事情了吗？”

“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安娜低声说，“我从来没说过我喜欢如此。”她抬头跟我面对面，挑战我挑她的毛病。

我定定地望着她。如果我发现伊莎需要一个肾脏，或我的一部分肝脏，或骨髓，我该怎么做？答案毋庸置疑——我会问，我们多快可以去医院移植。

可是，那必须是我自己做的选择，我的决定。

“你父母有没有问过你要不要做你姐姐的捐赠者？”

安娜耸肩：“应该这么说，爸爸妈妈问问题之前，他们的脑子里早就已经有了答案。‘该不会是你使得整个二年级都放假在家吧，是吗？’或是，‘你要吃一些花椰菜，对吗？’”

“你有没有告诉过你父母，你对他们为你做的一些决定感觉不舒服？”

安娜离开大象区，边爬坡边说：“我可能抱怨过几次。可是他们也是凯特的父母。”

这个难题犹如小滚筒开始勾着我滚。传统上，父母有权利为小孩作决定，因为按推论他们会为儿女的最大利益着想。可是他们如果有盲点，为他们的另一个孩子的最大利益着想，那么这种传统的推论便瓦解了。在不为人知的某处，想必也有像安娜这样的受害者。

问题是，她提起这桩诉讼案是因为，她真的认为她可以比父母为自己的医疗护理行为作出更好的抉择，还是只是因为，她要父母至少听她叫喊一次？

我们绕着北极熊特雷西和诺顿前面的栅栏走。自从我们来到这里，安娜的脸第一次亮起来。她注视着动物园里最新的成员寇比——特雷西的幼崽。它拍拍躺在石头上的妈妈，想找她陪自己玩。“上次它们有熊宝宝的时候，他们把它送给了别的动物园。”安娜说。

她说得对，《普罗维登斯报》关于那次事情的报道的回忆游进我的脑海里。那是罗得岛的重大公关活动。我说：“你想它会纳闷自己做了什么而被送走吗？”

在成为诉讼监护人之前，我们受过训练，要看得出沮丧的征兆。我们知道该如何从一个人的身体语言、淡漠的表情和情绪波动去阅读他心里在想什么。安娜的手握紧金属栏杆。她的眼睛晦暗如棕黄色。

我想，这女孩不是会失去她姐姐，就是会失去她自己。

“茱莉亚，”她问，“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我们越接近她家，安娜就越显得和我疏远。一个很机灵的招数，虽然我们的身体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改变。她缩向她那边的车窗，凝视着沿路经过的街道：“接下来会怎样？”

“我会跟每个人谈话。你妈妈、你爸爸、你哥、你姐姐，还有你的律师。”

一辆破吉普车停在她家的车道上，房子的前门开着。我将引擎熄火，可是安娜没有动，没有松开安全带。“你可以陪我进去吗？”

“为什么？”

“因为我妈会杀了我。”

现在的安娜一副受到惊吓的模样，和刚才与我相处那一个钟头的安娜不太一样。我怀疑一个小女孩怎么可能勇敢到提出诉讼，同时却又害怕面对自己的妈妈。

“她为什么会杀你？”

“我今天出门没有告诉她我要去哪里。”

“你常常这么做吗？”

安娜摇头：“通常我都会乖乖听话。”

反正我迟早都必须和莎拉·费兹杰罗谈话。我下车，等安娜下车。我们走向前门的小径，经过漂亮的花圃，再经过前门。

她的长相与我想象中的对手不同。安娜的妈妈比我矮，比我瘦。她有一头深色的头发和一双苦恼的眼睛。她正在踱步。门一打开，她便跑向安娜。“看在老天的份上，”她叫着，抓着她女儿的肩膀摇，“你到哪里去了？你有没有想过……”

“对不起，费兹杰罗太太。我自我介绍。”我走上前，伸出手，“我是茱莉亚·罗曼诺，法院指派的诉讼监护人。”

她的手自安娜肩上滑下，不自然地表示友善：“谢谢你带安娜回家。我相信你有很多事情要和她讨论，可是现在……”

“事实上，我希望能和你谈谈。法院要求我在一个礼拜内提出报告，所以如果你能拨出几分钟的话……”

“我不能，”她唐突地说，“现在真的不是适当的时机。我另一个女儿刚刚又住院了。”她看向还站在厨房门口的安娜，用目光在对她嗔怨：现在你高兴了吧？

“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是。”莎拉清清喉咙，“我感谢你来和安娜谈。我知道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可是事情自然会化解，真的。这只是个误会。我确信狄沙罗法官会在一两天内就这么告诉你。”

她退后一步，以言外之意向我和安娜挑战。我瞟向安娜，她抓住我的目光，几乎难以察觉地摇头，恳求我现在暂且放过争端。

她在保护谁？她妈妈，还是她自己？

我心中扬起一面红旗：安娜十三岁。安娜和她妈妈一起住。安娜的妈妈是被告律师。安娜怎能住在同一个家里而不被莎拉影响？

“安娜，我明天会打电话给你。”然后我没有和莎拉·费兹杰罗道别，便离开她家，去一个我永远也不想去的地方。

坎贝尔·亚历山大的事务所看起来和我想象的一样：在黑色玻璃帷幕大楼的顶楼，铺着波斯地毯的走廊尽头，用两道沉重的桃花心木门阻挡贱民。坐在大型接待桌后面的小姐五官如瓷器般细致，电话的耳机藏在她浓密的头发下。我不理她，直接走向唯一关着的门。“嘿！”她喊道，“你不能进去！”

“他在等我。”我说。

坎贝尔没有抬头，不知道在写什么，看起来相当恼火。他的袖子卷到手肘。他该剪头发了。“凯丽，”他说，“看看你能不能找到珍妮·琼斯关于同卵双胞胎的副本，他们不知道他们……”

“你好，坎贝尔。”

他先停止写字，然后抬起头。“茱莉亚。”他站起来，显得意外又慌张，仿佛违反校规被捉住的学童。

我走进去，在身后关上门：“我是承接安娜·费兹杰罗案的诉讼监护人。”

先前我没注意到的一只狗走到坎贝尔身边。“我听说你去念法学院了。”他说。

哈佛。全额奖学金。

“普罗维登斯是个小地方……我一直希望……”他平静多了，尾音淡掉，摇摇头，“我以为在此刻之前我们就会相遇。”

他对我微笑，我突然又回到十七岁——那一年我了解到，爱情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一年我了解到，没有一件事值得你付出那么多。“你存心的话，想躲开对方并不难。”我冷冷地说，“你比谁都明白。”

坎贝尔

我相当镇静，真的，直到波纳根瑟高中的校长在电话里抨击学生不识时务。“看在老天份上，”他气急败坏地说，“一群印地安学生把他们校内棒球社团取名为‘白人’，那是什么意思？”

“我想那意思就跟你选酋长作为学校吉祥物一样。”

“波纳根瑟的酋长吉祥物从1970年就有了。”校长争辩。

“是的，从他们出生以来，就是纳拉甘西特族的族人。”

“他们取的名字有损校誉。不识时务。”

“很遗憾，”我说，“你不能控告别人不识时务，否则你显然几年前就会接到法院的传票。反过来说，宪法确实保障美国人的人权，包括印地安人——他们有集会自由，也有言论自由，那意味着即使你荒谬地威胁他们要提出诉讼，设法让这个案子成立，白人队在出庭时也会得到取这个队名的许可。其实，你不妨考虑针对所有人权提出集体诉讼。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也会认为白宫、白山山脉和白页[7]都隐含命名的种族歧视，干脆一起告发。”电话那头死寂无声，“我可以告诉我的当事人，你经过思考后决定不提出诉讼了吗？我的推论对吗？”

他挂掉了我的电话后，我按内线电话键：“凯丽，打电话给厄尼·菲许基勒，告诉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在我埋首于桌上一堆小山般的文件时，法官发出叹息。它蜷曲在我的桌子左边睡觉，像是一条编织地毯。它的爪子抽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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