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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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点头：“对。就是那样，或者是说‘再喝’。我不确定。”

“我可能会真的听从那个忠告。”我轻推他一下，以便进入车内。他比想象中更轻，好似不管他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都早就用光了。我也常觉得我的身体里是空的，我没有飘上天空也挺奇怪的。“再见。”我说完便将车子开向我观察过的仓库。

我找寻像我这个人的地方：大，空洞，被大多数人遗忘。这个仓库在奥内维尔区，它曾经被用来做出口贸易的存货仓。现在，它只是个老鼠大家族的巢穴。我停得够远，没有人会联想到我的车与这里的关系。我把装木屑的枕头套塞在我的外套下，然后动身。

结果证明，我毕竟还是向我亲爱的老爹学到了一些知识：消防队员是进到他们不该进去的地方的专家。开锁花不了多少时间，决定要在哪里起火才是重点。我在枕头套下面割了个小洞，用木屑画出三个胖胖的、我名字的字母缩写——JBF，然后拿高氯酸滴到字母上面。

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天干这种事。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包荣誉牌香烟，将里头的香烟往下拍，然后插一支进嘴里。我的芝宝牌打火机几乎快没机油了，我得记得再装机油进去。等我抽完烟，站起来，最后吸一口烟，然后把烟蒂丢到木屑上。我知道这样很快就会烧起来，所以当火墙在我背后升起，我已经往外跑了。像所有其他纵火案一样，他们会寻找线索。可是这根烟蒂和我的木屑字母早就烧光了。它们下面的整块地板都会烧融，墙会烧得变形崩塌。

我回到车上，从行李厢里拉出双筒望远镜时，刚好看见第一辆消防车抵达现场。那时，火做了它想做的事——逃亡。玻璃爆出窗框，蹿出的黑色浓烟蔽空，仿如月蚀。

五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在哭。她站在厨房的窗子前面，假装她没有哭。太阳才刚刚挂上天际，像个肿瘤。“你在干吗？”我问。几年后我才知道，我把她的回答听错了。当她说mourning时，并不是指一天里的时间。[6]

现在天空积了一层厚厚的黑烟。屋顶塌陷，冒出火星雨。第二批消防人员抵达，他们是从晚餐桌旁、淋浴间里和客厅被召来的。透过双筒望远镜，我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在消防服背后闪烁得像是用钻石拼出来的：费兹杰罗。我爸爸手拿着一条充了水的水带。我上车，将车子开走。

在家里，我妈正在精神崩溃。我的车一开进停车位，她便飞奔出门。“感谢上帝，”她叫道，“我需要你帮忙。”

她甚至没往后看我是不是在跟着她进去，我由此而知是凯特出了状况。我妹妹的房门被人踢破，木制的门框周围有碎片。我妹妹死了似的，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然后她突然回生，挺身抽搐，犹如轮胎的千斤顶，接着她吐血。血污波及她的运动衫和有花卉图案的棉被，棉被上仿佛多了些原本没有的红色罂粟花。

我妈俯身到她身边，把她的头发往后拨，拿一条毛巾到她嘴边，凯特又吐了一次血。“杰西。”我妈语气平淡地说，“你爸爸出任务去了，我联络不到他。我需要你开车载我们去医院，我才能坐在后座照顾凯特。”

凯特沾血的唇红艳得像樱桃。我抱起她。她浑身只剩下骨头，隔着运动衫戳着我的手臂。

“安娜跑掉了。凯特不让我进她房间。”我妈边说边匆忙地在我身边徘徊，“我给她一会儿的时间平静下来。然后我听到她咳嗽。我必须进去看她。”

所以你就踢开门，我想。我妈会这么干我一点也不惊讶。我们抵达车旁，她打开车门，让我把凯特放进车里。我把车子开出车道，然后以比平常还快的速度经过街道、上公路，朝医院疾驶。

今天当我爸妈和安娜去法院的时候，我和凯特在家里看电视。她要看连续剧，我叫她走开，然后径自把电视转到被限制观看的花花公子频道。现在，我闯红灯，希望当时让她看那出弱智的连续剧。我试着不从后视镜去看她苍白的小脸。你会以为，长久以来，我已经司空见惯了；你会以为，这种时刻应该不会这么震惊。我们不能问的问题，挤压着我的每一次脉动：这次她会死吗？这次她会死吗？这次她会死吗？

车子一开进急诊室的车道，我妈就下车，催促我去抱凯特。我们进入自动门时十分引人注目，我抱着在流血的凯特，我妈抓住第一个经过的护士。“她需要血小板。”我妈命令道。

他们把凯特接过去，有一会儿，甚至到急诊小组、我妈与凯特都消失在拉起的帘子后面了，我还维持刚才抱凯特的姿势站着，试着习惯我的手臂里已经空空如也。

我知道钱斯医生是肿瘤科的医生，而威尼医生是某个我不认识的专家。他们告诉我们的，和我们猜的不谋而合：这是末期肾病患者死前的痛苦挣扎。我妈站在床边，手紧握凯特的点滴架。“还能够移植吗？”她问得好似安娜根本没提出诉讼，好似没把诉讼当一回事。

“凯特处于相当严重的临床状态。”钱斯医生告诉她，“我以前对你说过，我不知道她是否强壮得能度过手术而存活，现在成功率甚至更小了。”

“可是如果有捐赠者，”她说，“你会做吗？”

“等一下。”你会以为我的喉咙里被铺了稻草，“我的肾可以吗？”

钱斯医生摇头。“在一般的病例中，肾脏捐赠者不必是完美配型。可是你妹妹不是一般病例。”

大夫们离开后，我可以感觉到我妈在凝视着我。

“杰西。”她说。

“我不是自告奋勇。你知道的，我只是想知道而已。”可是内心里，我在燃烧，我的心就像仓库着火时那么热。即便是现在，我凭什么相信我可能有点价值？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凭什么以为我可以救我妹妹？

凯特的眼睛睁开，直勾勾地望着我。她舔唇——那上头有凝固的血块——她像个吸血鬼，不死族。要是那样就好了。

我靠近一点，因为她现在没有力气让声音穿过我们之间的空气。“告诉……”她趁我妈没看到的时候，用唇语说。

我也沉默地回答。“告诉什么？”我要确定我看对了。

“告诉安娜。”

可是房间的门突然打开，我爸爸一身烟火味地进来。他的头发、衣服和皮肤都有恶臭。浓得令我往上看，觉得天花板的自动洒水器会启动。“怎么了？”他直接走到床边。

我溜出房间，因为那里没人需要我了。在电梯里，我在“禁烟”的牌子前点烟。

告诉安娜什么？

莎拉

1990年～1991年

或许纯属偶然，或许是因缘际会，美发沙龙里的三个客人全都是孕妇。我们坐在吹风机下面，双手在肚子上交叉，像一排大肚佛。“我的首选是富里登、罗伊和杰克。”坐在我旁边的女人说，她要把头发染成粉红色。

“如果不是男孩呢？”坐在我另一边的女人问。

“喔，这几个名字男孩女孩都可以用。”

我暗自微笑：“我投杰克一票。”

那女人眯起眼睛，看着窗外的坏天气。“史力特也是个好名字。”她喃喃自语，然后试着大声一点说，“史力特，把你的玩具收好。史力特，甜心，快点，不然我们去听威尔可的演唱会会迟到。”她从她的孕妇装里找出一张纸和一支短短的铅笔，潦草地写下名字。

我左边的女人对我微笑：“这是你的头一胎吗？”

“第三胎。”

“我也是。我有两个男孩。我一直手指交叉祈求好运。”

“我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告诉她，“分别是五岁和三岁。”

“你知道你这次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吗？”

我知道关于这个胎儿的所有事，从她的性别到她的染色体比对，包括比对出她是凯特的完美配型。我完全知道我在怀的是——一个奇迹。“是个女孩。”我说。

“喔，我好嫉妒！我和我老公还无法从超声波看出来。我想如果我听到又是个男孩的话，我可能无法过完最后五个月。”她关掉她的吹风机，把它往后推，“你选好名字了吗？”

她的问题让我意识到我还没有选。虽然已经怀孕九个月了，虽然有很多时间做白日梦，可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具体地去想这个孩子。我只有在想她能为我另一个女儿做什么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个女儿。这点我连对布莱恩都不敢承认。晚上躺在床上，他会把头轻靠在我已经相当大的肚子上，等待胎动的来临——他想，她会是为爱国者队第一个踢定位球的女性球员。总之，我还是相当兴奋能怀上她，我计划用她来救她姐姐的命。

“我们还在等待。”我对旁边的女人说。

有时候，我想，那是我们都必须做的事情。

去年，在凯特做了为期三个月的化疗后，有一阵子我傻傻地以为我们已经打败了病魔。钱斯医生说她的病情似乎有减轻的迹象，我们只需注意观察预后的情况。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我的人生恢复了正常：开车载杰西去练习足球，帮凯特找幼儿园，甚至还会泡个让全身放松的热水澡。

然而，有一部分的我知道另一只鞋子已经快掉下来了。这一部分是，即使她的头发已经开始长出卷卷的、烧焦似的发梢，在我每天早上清洗凯特的枕头时，还是担心她可能又会掉头发。这一原因使得我去找钱斯医生推荐的遗传学家，精心设计一个科学家认为能与凯特完美配型的胚胎。为了做试管授精，我接受了激素治疗，然后将胚胎植入着床。

在一次例行的骨髓抽取时，我们得知凯特又旧病复发。她的外表看起来和任何一个三岁小孩一样。但她的身体里再次涌现癌细胞，压倒性地销蚀化疗的成果。

现在，凯特和杰西坐在车子的后座，凯特踢着脚在玩玩具电话。坐在她旁边的杰西凝望着窗外。“妈？巴士会不会攻击人？”

“攻击？”

“譬如说把人碾过去。”他比了个手势。

“只有在天气很糟，而且司机开得太快的时候才会。”

他点头，接受我的解释，相信他的宇宙是安全的。然后他又问：“妈？你有喜欢的数字吗？”

“三十一。”我说，那是我的预产期，“你呢？”

“九。因为它可能是数字，可能是你几岁，或者是一个六颠倒过来。”他停下来换气，“妈？我们有特别的剪刀可以剪肉吗？”

“有。”我右转，车子经过一座墓园，前排和后排的墓碑斜插着，像一副变黄的牙齿。

“妈，”杰西问，“那里是凯特会去住的地方吗？”

这个问题，与杰西会问的其他任何问题同样无辜，却令我双腿发软。我把车子开到路边停下来，打开警示灯。然后我解开安全带，身体转向后座。“不，杰西。”我郑重地告诉他，“她会跟我们住在一起。”

“费兹杰罗先生、太太，”制作人说，“请你们坐在这里。”

我们坐在电视摄影棚里的指定位置。我们受邀来此，因为我们的胎儿并非以传统的方式孕育。不知怎的，为了努力挽救凯特的健康，我们不经意成为了科学辩论的焦点人物。

当电视新闻杂志的记者娜德耶·卡特接近我们的时候，布莱恩握住了我的手。“我们快准备好了。我已经先录了一段介绍凯特。我只会问你们几个问题，访谈很快就会结束。”

就在摄影机开始工作之前，布莱恩用他的衬衫袖子擦脸颊。站在灯具后面的化妆师发出抱怨。“看在老天的份上，”布莱恩对我耳语，“我才不要画着腮红上全国性的电视节目。”

摄影机比我预期的还快，没什么准备工作，只有一点声音，表示镜头画面正从我的手臂和腿往上推。

“费兹杰罗先生，”娜德耶说，“可以请你对我们解释，你们一开始为什么会去拜访遗传学专家吗？”

布莱恩看了我一眼：“我们三岁的女儿罹患很严重的白血病。她的肿瘤科医生建议我们寻找骨髓捐赠者——可是我们的大儿子基因配型不符。我们虽然去国家骨髓库登记了，但是等到合适的捐赠者出现时，凯特恐怕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想，看看是否有其他手足的骨髓可以和凯特配型，或许这是个好主意。”

“不存在的手足。”娜德耶说。

“还不存在。”布莱恩回答。

“你们为什么会去找遗传学家？”

“因为时间有限，”我直率地说，“我们无法一年又一年地生孩子，直到生出一个可以和凯特配型的孩子。医生可以从几个胚胎中筛选出哪一个是凯特理想的骨髓捐赠者。我们很幸运，四个胚胎中刚好有一个，然后经过试管授精植入。”

娜德耶低头看她的笔记：“你们收到谩骂的邮件，是吗？”

布莱恩点头。“有人觉得我们企图制造经过设计的婴儿。”

“你们有吗？”

“我们并不要求婴儿要有蓝眼睛，或是能长到六英尺高，或是智商要高达两百。是的，我们是有特殊的要求——可是这种要求并非一般人所考虑的人类特征典范。我们不是要一个超级宝宝，我们只想救我们女儿的命。”

我捏捏布莱恩的手。上帝，我爱他。

“费兹杰罗太太，等这个宝宝长大了，你会怎么告诉她？”娜德耶问。

“幸运的话，”我说，“我会告诉她说，别再烦她姐姐。”

我在新年前夜分娩，照顾我的护士试着吸引我的注意力，跟我谈星座，以缓解我的阵痛。“你要生下的女娃是个摩羯座。”伊美达按摩我的肩膀说。

“那是个好星座吗？”

“喔，摩羯座，他们是会把工作做好的人。”

吸，呼。“很高兴……听……到。”我说。

另外还有两个宝宝即将出生。伊美达说，一个双脚交叉，她可能想拖到1991年才出世。元旦生的小孩可以用免费的尿布，并且得到公民银行100元的储蓄债券，作为将来的大学教育基金。

伊美达去护士站，留下我们单独相处，布莱恩握我的手：“你还好吗？”

我苦着脸经历另一次阵痛：“如果这一次阵痛过去，我就会好些。”

他对我微笑。对身兼救护员和消防队员的他来说，送产妇到医院紧急生产是简单的例行公事。如果我在火车事故中羊水破了，或在出租车后座生产……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插嘴，虽然我并没有说出声，“你错了。”他举起我的手，亲吻我的指节。突然间，我的身体有种锚链松开来的感觉。那根链条，像拳头那么粗，在我的肚子里扭动。“布莱恩，”我喘着气说，“去找医生。”

我的妇产科医生来看我，他抓住我的双腿，抬眼瞄时钟。“你如果能再忍一分钟，这个孩子一出世就会出名。”他说。可是我摇头。

“现在就把她弄出来，”我对他喊，“现在。”

医生看向布莱恩，“所得税扣除额？”他猜测。

我要的和国税局无关，是拯救（saving），不是储蓄金（saving）。婴儿的头滑出我原本封闭的身体。医生的手接住她，珍贵的脐带滑下，让她的脖子得到自由，他轻握着她的肩膀将她接生到人间。

我努力用两肘撑着身体，观看下面的情形。“脐带。”我提醒他，“要小心。”他剪下沾着美丽鲜血的脐带，然后匆忙走出房间，去一个能低温冷藏直到凯特准备好要用它的地方。

安娜出生后的那个早上，凯特在做移植前的护理时，我走出妇产科的病房去放射科病房看凯特。我们两个都穿着黄色的隔离衣，这使得她笑道：“妈咪，我们撞衫了。”

她服用了小儿科的镇静鸡尾酒，在别的情况下，这会很有趣。凯特找不到她的脚。她每次站起来就倒下去。这使我想到她将来上高中或大学，第一次喝水蜜桃杜松子酒喝醉的模样。不过，我很快就提醒自己，凯特或许活不到那么大。

治疗师要带她去放射治疗室，凯特抱着我的双脚不放。“甜心，”布莱恩说，“放心，没事的。”

她摇头，躲到我身后。我蹲下，她投进我怀抱。“我会一直看着你。”

治疗室很大，墙壁上画着丛林的壁画。直线加速器装置在天花板里，治疗桌下有个凹槽，比盖着被子的吊床大一点。放射科的治疗师拿一块形状像豆子的厚厚的铅模板盖在凯特胸部，叫她别动。她答应等下结束后，凯特可以得到一枚贴纸。

我透过有保护作用的玻璃墙凝视凯特。γ射线，白血病，亲子关系。这些你看不见的东西，却强烈得足以杀死你。

肿瘤科医生有个墨菲定律，这个定律没有人写下来，但大家普遍相信：你如果不生病，就不会复原。所以，如果你的化疗使得你很难受，如果放疗使得你皮肤焦黑——那都是好现象。另一方面，如果你在治疗后只感到轻微的恶心或痛苦的话，那么药物可能被你的身体排泄掉了，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在这样的标准下，凯特应该早就治愈了。和去年的化疗不同，这次的放疗疗程会使一个小女孩连鼻涕都没流，就变得身体虚弱。三天的放射线治疗引起经常性的腹泻，使她必须回到包尿布的时代。一开始这令她很尴尬，现在她已经没有力气去在乎了。接下来五天的放疗使得她的喉咙充满黏液，因此必须插上一根吸痰管，那是她的救生工具。当她醒来，所能做的只是哭。

第六天开始，凯特的白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计数开始迅速减少，她被安置到保护隔离病房。现在世界上的任何细菌都可能杀死她，因此，世界必须与她保持距离。要进她病房的访客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必须打扮得像航天员，穿隔离衣，戴防护罩。凯特看图画书时也必须戴着橡皮手套。隔离病房里不能有植物或花，因为它们会携带病菌，而任何病菌都可能杀死她。要给她玩的玩具必须先经过消毒杀菌处理。她和她的玩具熊一起睡觉，玩具熊包裹在密封的塑料袋里，一碰到就会窸窣作响，有时候会在夜里吵醒她。

我和布莱恩坐在隔离病房室外等待。凯特睡觉时，我练习给柳橙打针。移植后，凯特必须注射生长因子，这个工作落到我身上。我把注射器的针头刺进水果的厚皮里，直到我感觉到皮下的软组织。我会拿到皮下注射药，注射时针头必须深入皮下。还要确定注射时的角度正确，因此我感觉到背负了不少压力。在推注射器的芯杆时，会使得被注射者或多或少感觉到痛。我犯错时，被我注射的柳橙当然不会哭。可是护士告诉我，给柳橙打针和给凯特打针差不多。

布莱恩拿起第二个柳橙，开始剥皮。“放下！”

“我饿了。”他向我手里的柳橙点个头，“你已经有一个病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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