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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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转开眼睛：“亚历山大先生，你上一次与你的委托人谈话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法官大人。她到我的办公室去，那时她妈妈正好打电话给我，说这是个误会。”

不出我所料，莎拉的下巴往下掉：“她不可能去你那里。她去跑步了。”

我看着她问：“你确定吗？”

“她应该是去跑步……”

“法官大人，”我说，“这正是我的论点，也是安娜·费兹杰罗请求法律保护的原因。她自己的妈妈不知道她某个早上在哪里，而这位妈妈可以随意帮她做医疗决定……”

“律师，别说了。”法官转而对莎拉说，“你女儿告诉你她要撤销诉讼？”

“是的。”

他瞟向我：“她告诉你她要继续？”

“没错。”

“那我最好直接跟安娜谈。”

法官起身走出内庭，我们跟随。安娜和她爸爸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她的一只运动鞋鞋带松了。“我发现有些是绿色。”我听到她说，然后她仰头。

“安娜。”我和莎拉·费兹杰罗同时叫她。

我有责任向安娜解释，狄沙罗法官想私下跟她谈几分钟。我必须指导她，教她说该说的话，才不会让法官在她得到她想要的结果之前就把案子撤掉。她是我的委托人，说得更明白一点，她理应接受我的忠告。

可是当我叫她的名字时，她转向了她母亲。

安娜

我不认为会有人来参加我的葬礼。我想，可能只有我爸爸妈妈和苏珊阿姨，或许还有社会研究学的欧林寇特老师。我想象我们去参加过我奶奶葬礼的那个墓园，可它在芝加哥，所以其实这想象并不合理。那里有起伏的山坡，看起来像绿色的天鹅绒，还有天神们的雕像和较小的天使像，地上大大的棕色的洞，像分叉的裂缝，等待吞噬那具以前是我的身体。

我想象我妈戴着一顶像杰奎琳·奥纳西斯那样蒙着黑纱的帽子哭泣。我爸爸拥着她。凯特和杰西凝视着棺木上闪耀的金光，为他们一直以来对我有点恶劣的行为试着向上帝认罪请求宽恕。如果可能的话，我的冰球队友们有几个会来，他们保持镇静地手握百合花。他们会说：“那个安娜……”他们想哭但不会哭。

报纸的第二十四版会刊出讣闻，或许基利·麦菲会看到，因此来参加葬礼。他想到一些假设性的问题，而事实上我永远不可能做他的女朋友了，他英俊的脸因而扭曲。我想他们会摆上一些香豌豆、金鱼草和蓝色的绣球花。我希望有人会唱《奇异的恩典》，不只是出名的第一段歌词，而是唱完整首歌。事后，当树叶变色，白雪降临，我会像潮汐那样不时浮上每个人的心头。

如果是凯特的葬礼，大家都会来。包括医院那些已经成为我们的朋友的护士，其他还很幸运地活着的癌症病人，和帮忙筹募医药费的镇民。他们必须在墓园门口谢绝过多哀悼者。在葬礼中会有很多募款的篮子，有些钱会捐给慈善机构。报纸会刊载一篇她短促、悲剧的一生的文章。

记住我的话，它会成为头版新闻。

狄沙罗法官穿着足球运动员脱掉他们的防滑钉鞋后会换上的人字形夹脚凉鞋。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让我觉得稍微好一点。我的意思是，我必须来法院已经够糟了，现在还要跟法官进他的私人办公室。知道我不是唯一不适合来这里的人，让我感觉好一点。

他从小冰箱拿出一罐易拉罐饮料，问我想喝什么。“可乐就好。”我说。

法官打开易拉罐。“你知道吗？如果把一颗婴儿的牙齿放在一杯可乐里，几个礼拜后，它会完全消失。碳酸。”他对我微笑，“我弟弟在沃里克当牙医。他每年都玩那个把戏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看。”

我啜了一口可乐，想象我的身体内部在溶解。狄沙罗法官没有坐到他的桌子后面，而是坐到我旁边的椅子上。“安娜，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你妈妈告诉我你要这样做，而你的律师告诉我你要那样做。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会预期你妈妈比某个你两天前才认识的家伙了解你。可是你如果不需要这个家伙的协助的话，你就不会认识他。那使我认为，我必须听听你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当然可以。”他说。

“必须开庭审判吗？”

“嗯……如果你的父母同意解除对你的医疗监护权，那么就不需要开庭审判。”法官说。

说得好像那是有可能的。

“否则，一旦有人提出诉讼——就像你委托律师所做的——那么答辩人——你的父母——就必须出庭应讯。如果你父母真的相信你还没能力为你自己做一些决定，他们必须向我提出他们的理由，或者你们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的话，就得冒着由我来就你的利益做出判决的风险。”

我点头。我告诉过自己，不管怎样都要保持冷静。我如果崩溃，法官就不可能认为我有能力决定任何事。我已经聪明地做好打算，可是我因为法官拉开他的苹果汁易拉罐的动作想起了一些事来。

不久前凯特在医院检查肾脏，一位新来的护士递给她一个杯子，要求她采集尿液。“等我回来时，你最好已经准备好了。”她说。凯特最讨厌别人自大地下命令，她决定压压新护士的气焰。她派给我个任务，去自动贩卖机买法官正在喝的果汁。她把果汁倒进尿杯里，当护士回来时，她拿起尿杯对着光线看了一下。“嗯，”凯特说，“看起来有点混浊。最好再过滤一次。”然后她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护士的脸色转白，飞奔出去。我和凯特笑到肚子痛。那一整天，我们的目光每次相遇，便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像颗牙齿溶进可乐，不见踪影。

“安娜。”狄沙罗法官催我回答。他把那罐愚蠢的思蓝宝牌的果汁放到我们之间的桌上，我突然大哭出声。

“我不能给我姐姐一个肾脏。我就是不能。”

狄沙罗法官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一盒面纸。我抽出几张捏成一团擦我的眼睛和鼻子。他安静地让我哭了一会儿。等到我抬起头，他才说：“安娜，我们这个国家里没有一家医院会从一个非自愿的捐赠者身上摘除器官。”

“你以为器官捐赠书上要签谁的名字？”我问，“不是坐着轮椅被推进手术室的小孩，而是他的父母。”

“你不是儿童了，你当然可以表达你的反对意见。”他说。

“喔，是吗？”我再度泪盈满眶，“当你因为某人第十次拿针头扎你而抱怨，他却说这是标准作业程序，你能怎么办？所有的大人都挂着假笑，互相说没有人会自愿要求打更多针。”我把鼻涕擤进卫生纸里，“今天他们要我的肾脏。明天还要别的。老是要了之后还再要更多别的东西。”

“你妈妈告诉我你要撤销诉讼。”

“没有。”我困难地咽口水。

“那么……你为什么要对她说谎？”

理由有一千个，我选择最简单的一个。“因为我爱她，”我说，眼泪又如雨下，“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

法官慎重地凝视着我：“你知道吗，安娜？我要指派一个人，她会帮助你的律师，告诉我什么对你是最好的。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头发垂到我脸上，我把它塞到耳朵后面，感觉脸红红肿肿的。“好的。”我回答。

“好的。”他按了个内线电话，请相关人士进来。

我妈妈先进来，她走向我，但坎贝尔和他的狗挡住了她的路。他扬起眉毛，对我比了个大拇指朝上的手势，但那是个问号。“我不确定这是怎么回事，”狄沙罗法官说，“所以我要为这件诉讼案指派一位监护人，花两个礼拜的时间陪安娜。不用说，我希望你们双方都能充分合作。我要这位诉讼监护人向我汇报，然后我们会展开审理。如果那时候有任何我需要知道的事情，请你们告诉我。”

“两个礼拜……”我妈妈说，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法官大人，请恕我无礼，就我另一个女儿严重的病情而论，两个礼拜是很长的时间。”

她看起来像某个我不认识的人。我见过她像只老虎那样，对抗她认为效率不彰的医疗体系。我见过她像块磐石那样，给我们其他人安定的力量。我见过她像个拳击手那样，在命运决定下一拳从哪里挥来之前，还是会勇敢地走上擂台。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像律师的样子。

狄沙罗法官点头：“好。那么我们下个礼拜一开始开庭审讯。同时请把凯特的就医记录带来……”

“法官大人，”坎贝尔·亚历山大插嘴，“如您所了解的，由于这桩案件的特殊情况，我的当事人与对方律师住在一起。这公然违反公平原则。”

我妈以嫌恶的声音说：“你该不会建议要带走我的孩子吧？”

带走？我要去哪里？

“我不确定对方的律师会不会试着利用她生活上的安排，来得到她最大的利益，法官大人，她可能会对我的当事人施压。”坎贝尔眼睛眨也不眨地逼视法官。

“亚历山大先生，我不可能把这个小孩拉出她家。”狄沙罗法官说。不过他转向我妈，“不论如何，费兹杰罗太太，你不能和你女儿谈论这个案件，除非她的律师在场。如果你不同意这点，或如果我听到你们家里有任何触犯利益冲突隔离机制的情形发生，我或许就必须采取较激烈的行动。”

“法官大人，我了解。”我妈说。

“好。”狄沙罗法官站起来，“我们下个礼拜见。”他走出办公室，夹脚拖鞋踩过地砖发出轻微的拍地声。

他一走，我就转向我妈。我想说，我可以解释，可是没机会说出口。一个湿鼻子突然戳进我掌中，是法官。它这么做，使得我原本快得像在奔逃的火车的心跳慢了下来。

“我必须跟我的委托人谈话。”坎贝尔说。

“现在她是我女儿。”我妈说完，抓起我的手，把我拉出椅子。到了门口我回头看，坎贝尔在生气。我早该告诉他就是会这样。不管是什么游戏，女儿都是父母的王牌。

第三次世界大战立即开火，不是因为某国的大公遭暗杀，也不是因为某个疯狂的独裁者，而是因为错过一个可以左转的街口。“布莱恩，”我妈伸长脖子，“那是北公园街。”

我爸爸眨眼显示他的困惑：“你应该在我经过之前就对我说。”

“我说了。”

在还没有衡量介入别人战争的得失利益之前，我已经开口：“我没听到你说。”

我妈猛地转过头来：“安娜，你现在是我最不需要、也是最不想要的提供意见的人。”

“我只是……”

她举起手，像在比划出租车的隐私隔板。她摇摇头。

我在后座上身体滑向旁边，缩起脚面对后方，眼下我能看到的都是黑色。

“布莱恩，”我妈说，“你又开错了。”

回到家后，我妈气冲冲地经过来为我们开门的凯特，经过坐在电视机前、看起来刚从被限制观看的花花公子电视台转台的杰西。到了厨房，她打开柜子的门，再“砰”的一声关上。她从冰箱里拿出食物，重重地放到桌上。

“嘿，”我爸爸对凯特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她没理他，推开厨房的门：“怎么了？”

“怎么了？”我妈斜睨我一眼：“你为什么不问你妹妹怎么了？”

凯特转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现在没有法官在听你讲话，你就这么沉默，真叫人吃惊。”我妈说。

杰西关掉电视：“安娜，她强迫你跟法官讲话？该死。”

我妈闭上眼睛：“杰西，你知道的，现在是你离开的最好时机。”

“你不必再说第二遍。”他说这句话的声音像破碎的玻璃。我们听到前门打开再关上的声音，杰西退场。

“莎拉。”我爸爸踏进厨房，“我们都需要冷静一点。”

“我有个小孩，她刚刚签下她姐姐的死刑判决书，而我还应该冷静？”

厨房沉默得可以让我们听到冰箱的低鸣声。我妈妈的话像过熟的水果挂在半空，眼看就要掉到地上爆炸，她颤抖着采取行动。“凯特，”她说着张开双臂冲向我姐姐，“凯特，我不该那么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家似乎有相当长的自我折磨史，我们不说我们该说的话，我们做了什么，也不代表我们是有意那么做的。凯特用手捂住嘴巴，她推开厨房的门，门打到我爸爸，他想拦住她，可是没抓到，她匆匆忙忙地上了楼。我听到我们房间的门摔上的声音。我妈当然追上去找她了。

而我做了我最拿手的事——往相反的方向移动。

世界上有没有比自助洗衣店更好闻的地方？像是你不必爬出被窝冲进雨中的星期日，像躺在你爸爸刚刚割过草的草地上——青草味是安慰你鼻子的食物。小时候，我妈会从干衣机拿出刚烘好还温热的衣服，把它们倒在坐在沙发上的我的头上。我以前都假装它们是一层皮肤，而我是紧紧蜷曲在它们下面的一颗大心脏。

我喜欢自助洗衣店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会吸引寂寞的人，像磁铁吸引金属。有个家伙在后面一排椅子上昏睡。他穿着军靴和一件运动衫，上面写着“法国占星家诺斯特拉达穆斯是个乐观主义者”。一个女人在叠衣服的桌子前，一边筛选一堆有衣领扣的男式衬衫，一边吸鼻子想止住泪水。把十个人放进自助洗衣店里，你可能并非是处境最恶劣的那个。

我坐到一排洗衣机的对面，试着把人们等待的衣服和主人配对。粉红色的内裤和蕾丝睡衣，是那个在看浪漫爱情小说的女孩的；羊毛红袜和格子衬衫，是那个看起来脏脏的、睡着了的学生的；球衣和小孩的罩衫，是不断递薄薄的衣物除静电纸给妈妈的那个幼儿的，而妈妈显然在打手机。哪一种人可以用得起手机，却买不起自己的洗衣机和烘干机？

我有时候会跟自己玩一个游戏，试着去想，如果我是那些正在洗衣机中旋转着的衣物的主人，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穿着那些木匠系列牛仔裤，或许我是个住在凤凰城的屋顶工人，我的手臂会变得粗壮，我的背会晒成棕褐色；如果那些有花卉图案的床单是我的，我可能自哈佛毕业，研究犯罪心理侧写；如果我拥有那件缎子披肩，我可能会买季票去看芭蕾舞表演。然后我试着想象自己做其中任何一件事情——但我不能。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作为凯特捐赠者的我，每次都延续到下一次。

我和凯特是连体双胞胎，你看不到的我们相连的部位，使得我们很难分割。

我抬头，看到在自助洗衣店工作的女孩站在我面前，她穿着唇环，绑着蓝色条纹的细发辫。“你需要换零钱[5]吗？”她问。

告诉你实话，我害怕听到自己的回答。

杰西

我是个喜欢玩火柴的小孩。我以前常常从冰箱上面的架子上偷火柴，把它们拿进我爸妈的浴室。你知道露华浓的浴后保湿喷雾会燃烧吗？喷洒，点火，你就可以在地上纵火。它会烧出蓝色的光焰，等酒精烧完，火就熄了。

我有一次在浴室玩把戏时，安娜走进来。“嘿，”我说，“你看。”我用保湿喷雾在地上喷写安娜的名字缩写，然后在上面点火。我以为她会吓得尖叫跑去告密，但她在浴缸的边缘坐下来。她伸手拿起喷雾的罐子，在地砖上喷洒了几个圈圈的图形，叫我再点火。

安娜是我出生于这个家庭的唯一证据，证明我并非由某对亡命天涯的雌雄大盗，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放在费兹杰罗家门口的。表面上，我们是个性完全相反的兄妹，但是，骨子里我们极为相似。大人们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其实他们常常自以为是。

去你妈的。我应该把这句老是浮现在我脑中的粗话刺在额头上。我常常开着吉普车上路狂飙，直到我无法呼吸，严重缺氧。今天，我开到了时速九十五英里，最低九十五。我在车阵中穿梭，缝补创伤。人们从他们关上的车窗对我吼叫。我对他们比中指。

如果我开吉普车滚落堤岸，那能解决一千个问题。你知道的，我不是没考虑过。我的驾照上注明了我是个器官捐赠者，但事实上，我宁可做个器官病变者。我确信我死了比我活着有用——我身体的零件比我整个人有用。我想知道，谁会在我身后得到我的肝脏、肺，甚至眼球。我想知道，是什么样可怜的蠢蛋的身体会被塞入那颗曾经被认为是代表我的心脏。

不过，我相当沮丧。我直开到公路的出口，身上连一点擦伤都没有。我的车沿着艾伦斯大道的斜坡开。那里有个地下通道，我知道可以在那里找到金顶·丹。他是个无家可归的游民，也是个参与过越战的老兵，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收集人们丢在垃圾桶里的电池。他到底拿那些见鬼的电池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会把电池打开来。他说中央情报局把信息藏在劲量牌的三号电池里，转交给他们所有的间谍。联邦调查局则忠于永备牌的电池。

我和丹有个协议：我一个礼拜带给他几次麦当劳超值套餐，而他帮我看守东西作为回报。我发现他缩在占星学的书上面，他认为那是他的宣言。“丹。”我下车，递给他麦香堡套餐，“近来好吗？”

他斜睇着我。“月亮落在水瓶座。”他把一根薯条塞进嘴巴里，“我不该起床。”

如果丹有床的话，那倒是个新闻。“我很遗憾。”我说，“有我的东西吗？”

他的脑袋晃进混凝土塔门后面的桶里，他把我的东西藏在那里。高氯酸是从高中的化学实验室里原封不动偷来的，另一桶是锯木屑。我用枕头套装好这些东西，搬上我的车。我发现他等在门边：“谢谢。”

他靠着车，不让我进去：“他们要我给你一个口信。”

虽然从丹的嘴里吐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胡说八道，我的胃还是因此翻滚：“他们是谁？”

他往下看着路，再看回我脸上。“你知道的。”他靠近一点对我耳语，“再想一次。”

“那就是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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