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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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来卖东西的。”

他好奇地瞟我一眼,然后按下他电话上的一个键。“凯丽,”他在秘书回答后问,“我的办公室里是怎么回事?”

“我是来雇用你的。”我说。

律师先生放开内线按键:“我可不这么想。”

“你甚至还不知道我是不是有案子要给你办。”

我上前一步,狗也上前一步。我第一次发现它穿着背心,上面印着红十字架,就像是可以背着莱姆酒上高山雪地的圣伯纳犬。我不自觉地伸手去爱抚它。“别那样,”亚历山大说,“‘法官’是一只看护犬。”

我缩回手:“可你不是瞎子。”

“谢谢你告诉我。”

“那你有什么毛病?”

我一出口就想把话收回来。我不是已经看过凯特被几百个粗鲁的人问过这个问题吗?

“我有个铁肺。”坎贝尔·亚历山大简短地说,“这只狗能帮助我远离磁铁。现在请你帮我一个大忙,离开我的办公室,我的秘书会帮你找别的律师……”

我还不能走。“你真的控告过上帝吗?”我拿出剪报,把它抚平,放在光洁的桌子上。

他脸颊上的一束肌肉抽动了一下,然后他拿起那张剪报。“我是控告普罗维顿斯的天主教教区。我代表那里一家孤儿院的小孩提出控告。他需要涉及胎儿细胞组织的实验性治疗,但教区方面觉得那违反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决议。总之,新闻标题写九岁小孩控告上帝视他的生命如草芥比较耸人听闻。”我盯着他瞧。律师承认:“迪伦·杰洛米想控告上帝对他照顾不周。”

彩虹也可能从中间断裂,掉在他那张桃花心木桌上。“亚历山大先生,”我说,“我姐姐罹患白血病。”

“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不过即使这次我还愿意控告上帝——我先澄清我不愿意——你也不能代表别人提出诉讼。”

要解释清楚得大费周章——我的血必须不时输进我姐姐的血管;护士必须压着我抽取我的白细胞以备借给凯特;医生说他们第一次抽取的量还不够。我捐出骨髓后饱受淤青与严重的骨头疼痛之苦;他们得打更多针,抽取我更多的干细胞,他们宁可多抽些让我姐姐有多余的干细胞可用。事实是我没生病,可是我可能也病了;事实是我生下来的唯一理由是做凯特的药;事实是即使是现在,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关于我的重要决定,可是没人问过我这个最该表达意见的人一声。

要解释的事情太多了,我只能言简意赅。“我不是要控告上帝。我是要控告我父母。”我说,“我要控告他们夺走我的身体使用权。”

坎贝尔

当你只有一把铁锤,每样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

这是我爸爸,坎贝尔·亚历山大一世说过的话。我也认为那是美国为了公平制度而发动内战的基本理念。简单地说,被逼到墙角的人,会为了生路而不惜一切地奋战。有些人会选择出拳还击,有些人会提出诉讼。我尤其感谢后者。

在我的桌子周围,凯丽按我喜欢的方式排列给我的留言——紧急的写在绿色的便利贴上,次要的写在黄色的便利贴上,整齐地排列成纵队,仿佛用两副牌玩单人纸牌游戏。一个电话号码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蹙眉,把那张绿色的便利贴移到黄色那一列。凯丽在那上面写:你妈妈打过四次电话!!!我想了一下,把那张绿色的便利贴撕成两半,让它飘落进垃圾桶。

坐在我对面的女孩等着我回答,我故意不回答。她说她要控告她父母,就像这个地球上的每个青少年所想的一样。可是她想为她自己身体的权利打官司。这种案件有如避之犹恐不及的黑死病——那需要花费很多心力,并且需要做小客户的保姆。我叹气,站起来:“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说。”她坐直了一点,“我叫安娜·费兹杰罗。”

我开门,对我的秘书吼叫:“凯丽!请你找出家庭计划推广中心的电话号码给费兹杰罗小姐。”

“什么?”我转身,小女孩站起来尖叫,“家庭计划?”

“安娜,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因为你爸妈没给你吃避孕药,或不带你去诊所堕胎,你就要对他们提出控告,犹如拿大铁锤杀苍蝇。你可以省下零用钱,去家庭计划推广中心,他们远比我有能力处理你的问题。”

从进办公室后,我第一次拿正眼瞧她。女孩浑身胀满怒气,仿佛通了电。“我姐姐快死了,我妈要我捐一个肾给她,”她激动地说,“我不认为一个免费的保险套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你知道人生不时会面临抉择,某些时刻,好像你的整个人生分出岔路,铺展在你眼前,即使你勇敢地选择了一条路,你的眼睛还是会一直望着另一条路,想确定是否选错了。凯丽接近我,手里拿着一张纸,那上面有我叫她查的电话号码,可是我没有接过那张纸,而选择关上门,回到我的桌子后面:“如果你不愿意,没有人能逼你捐器官。”

“哦?真的吗?”女孩倾身向前,伸出手指来数,“我第一次捐给我姐姐的东西是脐带血,那时我刚出生。她有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我的细胞能缓解她的病。下一次她旧病复发时,我五岁,医生抽取了我的淋巴细胞给她,抽了三次,因为医生一次又一次觉得不够用。等到那也阻止不了我姐姐发病,他们又抽取我的骨髓去移植。当凯特受到感染,我必须捐粒细胞。在凯特又发病的时候,我必须捐外周血干细胞。”

女孩对医学名词之熟悉,可以令我花钱请来的专家都汗颜。我从抽屉里拿出黄色的横格拍纸簿:“你以前显然都同意做你姐姐的捐赠者。”

她迟疑了一下,再摇摇头:“没人问过我的意见。”

“你有没有告诉过你父母,你不想捐出肾脏?”

“他们不会听的。”

“如果你说了,他们可能会听。”

她往下看,头发垂下来覆盖了她的脸:“他们很少真的注意到我,除非他们需要我的血或我身体的其他东西。要不是因为凯特生病,我根本不会存在。”

我的英格兰祖先有个惯例:要生一个继承人和一个备用人。听起来冷酷无情——万一长子死掉,有次子可以顶替——那其实是个未雨绸缪的好主意。作为一个犹如补给品的人,可能令这个小孩不满。可是事实是,这个小孩每天都要活在这些令人难过的现实中:为了维系一桩可能有问题的婚姻,为了使一个家庭完整,她必须把自己嵌在父母为她塑造的模子里。女孩解释说:“他们生下我是为了拯救凯特。他们去找医生,运用医学科技,选择能够与凯特的基因完美配型的胚胎。”

法学院里有伦理课,但大家通常要么认为这最容易过关,要么就是把这当成矛盾修饰法,我通常都逃课。然而,任何人如果定期看CNN的话,会知道干细胞的研究仍具有争议性。生来作为零件的小孩,被设计出来的婴儿,利用明日的医学科技来拯救今日的病童。

我拿笔在桌上轻敲,法官——我的狗——悄悄走近我。“如果你不捐肾给你姐姐会怎样?”

“她会死。”

“那你觉得没问题吗?”

安娜的唇抿成一条细线:“所以我来到了这里,不是吗?”

“是的,你来了。我只是想了解,为什么在捐赠那么多次后,你这次要坚决反对?”

她看向书架。“因为,”她简单地说,“没完没了。”

她好似忽然想起了什么。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抓出一团皱皱的钞票和硬币,放到我的桌上。“你不必担心收不到钱。这里有一百三十六元八十七分。我知道这不够,我会想办法付你更多钱。”

“我一小时收费二百。”

“美金?”

“除了美金之外,银行的自动柜员机不接受别的货币。”我说。

“或许我可以帮你遛狗,或做别的事。”

“看护狗只会跟着它们的主人走。”我耸耸肩,“我们可以再想想。”

“你不能免费做我的律师。”她坚持。

“好吧,那么,你可以帮我擦门把。”我不是个特别爱做善事的人,不过就法理来说,这个案件稳操胜券:她不想捐出肾脏,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法官会强迫她出让肾脏;我不必查任何法律资料;在审判之前她的父母就会认输和解。再者,这个案件会引发社会大众的讨论,在未来的十年内,大家都会记得我是个慈善律师,为弱势的可怜女孩义务辩护。“我会代表你向家事法庭递交诉状,要求解除你的法定医疗决定权。”我说。

“然后呢?”

“举行一个听证会,法官会指派一个诉讼监护人,那是……”

安娜接口:“……一个受过训练的人,他会在家事法庭的要求下协助诉讼案件里的小孩,决定怎么做对小孩最有利。”她背诵道,“或者换句话说,只是找另一个大人来决定我的命运。”

“法律就是这么运作的,你不能逃避这个制度。法庭委派监护人理论上只是为了照顾你,而不是你姐姐或你父母。”

她看着我在拍纸簿上写下几行字。“你介意你的名字颠倒吗?”

“什么?”我停止写字,凝视她。

“坎贝尔·亚历山大。你的姓通常是名字,而你的名字是某些人的姓氏。”她顿了一下,继续说,“或是汤的名字。”[2]

“那跟你的案件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安娜承认,“只不过我觉得你父母为你做了一个挺糟糕的决定。”

我的手越过桌子递给她一张名片。“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她接下名片,手指抚过印着我的名字的凸字。我颠倒的名字。上帝之爱。然后她靠向桌子,把我的拍纸簿抓过去,撕下底下的一小截纸。她借用我的笔,写了几个字,再把那张小纸条递给我。我瞄向我手上的纸条:

安娜:5553211 ?

“你有问题也可以打给我。”她说。

当我走出办公室到接待区,安娜已经走了,凯丽坐在她的桌前,桌上摊着一本目录。“你知道他们以前用这些L. L. Bean公司的帆布袋搬运冰块吗?”

“我知道。”还有伏特加和血腥玛丽鸡尾酒。每个星期六早上从小屋内搬到海滩上。那提醒了我,我妈妈打过电话来。

凯丽有个能够通灵的姑姑,她使得凯丽活像个灵媒,这种遗传的异能会不时侵袭她的脑子。也或许只是她为我工作够久了,知道我的大部分秘密。不管怎么说,她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你爸爸在泡十七岁的小妞,他的字典里没有‘判断力’这个词。还有,如果你不打电话给她,她要自己住进松树乡村俱乐部……”凯丽瞄向她的手表,“啊喔。”

“这个礼拜她威胁她要住进去多少次?”

“只有三次。”凯丽说。

“低于平均值。”我倾身靠向桌子,把目录合上,“多娜泰利小姐,该是你工作赚薪水的时候了。”

“有什么事?”

“那个女孩,安娜·费兹杰罗……”

“家庭计划?”

“不完全是,”我说,“我们要接受她的委托。我要口述诉状,你明天去家事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她父母对她的医疗决定权。”

“真的吗?你要接受她的委托?”

我一手按住胸口。“你看扁我,令我很受伤。”

“我是为你的荷包着想。她父母知道吗?”

“他们明天就会知道。”

“你是个无药可救的白痴吗?”

“你说什么?”

凯丽摇摇头:“她之后要住在哪里?”

这个问题考倒我了。我还没想到那么多。可是,一个女孩要控告她父母,一旦诉讼成立,还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她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法官突然来到我身边,用鼻子推我的大腿。我烦躁地摇摇头。时机是关键点。“给我十五分钟,”我对凯丽说,“我准备好就打电话给你。”

“坎贝尔,”凯丽毫不留情地逼迫我,“你不能指望一个小孩自己承担所有的压力。”

我走向我的办公室。法官跟在我后面,我在进门时停步说:“那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关上门,牢牢地锁上,等待。

莎拉

1990年

淤青的大小和形状像一朵幸运草,位于凯特的肩胛骨。是两个孩子泡在浴缸里时杰西发现的。“妈咪,”他问,“那表示她很幸运吗?”

我一开始想把它搓掉,以为是她弄脏的,但搓不掉。我仔细地检查两岁的凯特,她睁大浅天蓝色的眼珠子仰头凝视我。我问她:“会痛吗?”她摇摇头。

在我背后的走廊某处,布莱恩正在告诉我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他闻起来有淡淡的烟味。“那家伙买了一盒昂贵的雪茄,”他说,“还为它们保了一万五千元的火险。过没多久,保险公司收到索赔单,那家伙说所有的雪茄在一连串的小火中烧光了。”

“是他抽掉的吗?”我一边问,一边把杰西头上的肥皂泡冲掉。

布莱恩靠在门口说:“是呀!可是法官裁定保险公司接受雪茄保火险时,并没有明确规定雪茄哪一种烧法不理赔。”

“嘿,凯特,这样会痛吗?”杰西的大拇指用力按他妹妹淤青的肩胛骨。

凯特哀叫,踉跄地跌进水里,浴缸里的水溅到我身上。我把她从水里捞起来,她滑溜得像条鱼。然后我越过她去抓杰西。两颗淡金色的头颅俯着碰在一起,他们是一对很相配的兄妹。杰西长得比较像我——清瘦、黝黑、理智。布莱恩说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家是完整的:我们有各自的翻版。“你现在就自己爬出浴缸。”我对杰西说。

他站起来,四岁男孩当自己是在水道里,他在航行至浴缸的边缘时跌倒了,撞得膝盖砰然作响,他爆发出哭声。

我用浴巾把杰西包起来,一边安抚着他,一边跟我老公讲话。这是婚姻生活的语言:像在打摩斯密码,填满了洗澡、晚餐和床边故事的间隔。“是谁传唤你出庭的?”我问布莱恩,“被告?”

“原告律师。保险公司付保险金给他,然后报警拘捕他,因为他犯了二十四件纵火案。我是他们请去咨询的专家。”

布莱恩是个职业消防队员,他可以走进一间黑漆漆的建筑物,靠一截烧焦的烟蒂或一条裸露的电线,找出起火点在哪里。每一次浩劫的源头都会留下线索。只不过你得知道该找什么。

“法官驳回诉讼,对不对?”

“法官判处被告二十四个一年有期徒刑,连续执行。”布莱恩说。他把凯特放到地板上,然后把她的睡衣套过她的头。

在我以前的人生里,我是个民事律师。我一度真的相信自己想做律师——可是那是在我收到学步的孩子递给我一把压坏的紫罗兰之前;在我了解一个小孩的微笑宛如刺青,是擦不掉的艺术之前。

那使得我姐姐苏珊抓狂。她是个理财高手,在波士顿银行里位高权重,她认为我浪费了自己的高智商。可是我认为那得看工作对你而言有何意义,我想我做妈妈会比做律师称职。我有时候怀疑,只有我这样,还是其他女人也一样?她们是想通了哪里才是她们的位置,还是因为她们没有别处可去?

我把杰西擦干,抬头看到布莱恩正盯着我瞧。“你会怀念你的律师生涯吗,莎拉?”他平静地问。

我把儿子包在浴巾里,亲吻他的头顶。“就像怀念我的牙根管。”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布莱恩已经离家去上班。他要值勤两天两夜,然后放四天假,如此周期循环。我瞄一下钟,发现已过了九点。我相当讶异我的孩子怎么没有来把我吵醒。我套上睡衣下楼,看到杰西坐在地板上玩积木。“我吃过早餐了。”他说,“我也帮你做了早餐。”

是喔,泡牛奶吃的早餐麦片洒满了厨房的桌子,流理台的储物柜下面,一张没站稳、令人担心随时有倾倒危险的椅子上,摆着一盒玉米片。牛奶的踪迹可以一路从冰箱追查到桌上的碗旁边。“凯特在哪里?”

“睡觉。”杰西说,“我推她也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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