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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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守护者 作者：朱迪·皮考特

译者：林淑娟

给库朗恩一家：

虽然没有法定关系，你们仍然是我们的亲密家人。

谢谢你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致?谢

身为一个三年内开过十次刀的孩子的母亲，我首先要感谢医生们和护士们，他们经常陪伴病人的家属度过最难熬的时刻，缓和家属们的情绪。谢谢罗蓝·伊韦医生和麻省眼耳医院的小儿科护理人员——谢谢你们为我们的真实人生创造快乐的结局。在我写《姐姐的守护者》时，我和平常一样，发现自己智识浅薄，必须仰赖别人的经验和智慧。他们让我借助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职业，或提供具有写作才华的建议：谢谢你们，詹妮弗·斯特尼克、雪莉·弗利切、吉安卡洛·奇科迪、格雷戈·卡切吉恩、文森特·瓜莱拉医生、理查德·斯通医生、法里德·布莱德医生、埃里克·特曼医生、詹姆斯·乌姆拉斯医生、怀亚特·福克斯、安德烈·格林、迈克尔·戈德曼、罗瑞·汤普森、辛西娅·弗兰斯比、罗宾·卡尔、玛丽·安·麦肯尼、哈丽特·圣·洛朗、爱波尔·默多克、艾丹·科伦，珍·皮考特和乔-安·曼普森。感谢以下几位真正的消防队员，他们得以使我在晚上成为计算机前的“破拆手”[1]：迈克尔·克拉克、戴夫·哈特内米、“波奇”理查德·勒夫和吉姆·贝格朗（他更正我的错误，我要给他颁发一颗金星）。还有那些在背后支持我的人们，谢谢卡罗琳·里迪、朱迪斯·卡尔、卡米尔·麦克达菲、劳拉·马伦、莎拉·伯兰汉姆、凯伦·曼德尔、莎侬·麦肯纳、保罗·佩佩、希尔·贝格朗、安妮·哈里斯和不屈不挠的阿特里亚图书公司的销售团队。非常感谢劳拉·格罗斯信任我。我诚挚地感谢艾米莉·贝斯勒杰出的领导并让我自由地展开双翼。斯科特和阿曼达·麦克莱伦、戴夫·克兰默——他们让我洞悉那些遭受致命疾病威胁的家庭里日常生活中的悲与喜——感谢你们的大方，祝福你们有健康长远的未来。

序?曲

没有人会发动战争——或者该说，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该那么做——在没有先理清他的想法、他预备在那个战争中达成的目标和他打算如何指挥之前。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三岁的时候，我想杀死我姐姐，这是我最早的记忆。那个记忆如此鲜明，我如今还不时想起当时她的鼻尖隔着枕头套抵着我的手掌的感觉。她不可能抵抗得了我，不过，我还是没能成功。爸爸走进我们的房间，他要送我们上床，跟我们道晚安，这刚好救了她。他领我回我床上，对我说：“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

等我们大一点，我似乎是个不存在的女儿，除非和她有关。我们的两张单人床之间有一道长长的阴影，我每每在房间的另一头看着她睡觉，都会细数有哪些死法：在她的谷片食物里下毒；到海边被退潮的水流卷走；被闪电击中。

最后，我虽然没有杀死我姐姐，但她自己想杀死自己。

或至少，我是这样告诉我自己的。

星期一

兄弟，我是火，

在海底波涛汹涌，

我将永远不会遇见你，兄弟——

总之，许多年也不会；

或许千万年，兄弟。

然后我会警告你，

拥你靠近，缠着你转圈圈，

利用你并改变你——

或许千万年，兄弟。

——卡尔·桑德堡，《家族》

安娜

小时候，我觉得最神秘的事情不是“娃娃是怎么生出来的”，而是“为什么要生小孩”。制造娃娃的技术性问题我懂——我哥哥杰西曾提供过那方面的资料——不过那时我就确定他听来的有一半是错的。当老师转身，班上其他跟我一样大的小孩都忙着在教室里的字典上找“阴茎”和“阴道”的解释时，我则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不同的细节上。例如，为什么有些妈妈只生一个小孩，而有些家庭的繁殖力似乎特别强。或者像学校里新来的女同学席多娜，她会告诉每个愿意听她讲话的人，她的名字是以她父母度假时制造出她的地方来命名。（我爸爸以前常说：“幸好他们不是去泽西城度假。”）

现在我十三岁了，这种情况更加复杂：一个八年级学生因为惹出麻烦而退学；一个邻居故意受孕，希望能因此阻止她丈夫诉请离婚。我告诉你，如果今天外星人登陆地球，研究地球人为什么生小孩，他们的结论会是：大部分人的小孩都是在无意中制造出来的，或因为他们在某个晚上喝多了，或因为避孕措施并非百分之百可靠，或因为其他一千个很难令人信服的理由。

我的出生则有一个特殊的理由。我不是大量廉价酒的结果，也不是由于满月或头脑发热。我之所以会出世，是因为一个科学家设法将我妈妈的卵子和我爸爸的精子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特别宝贵的基因原料。事实上，当杰西告诉我娃娃是怎么来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相信他。我决定问我爸妈事实的真相，我得知的比我预期的多。他们要我坐下，告诉我正常小孩是怎么来的那一套，他们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会特别选择我这个小胚胎，因为我可以拯救我姐姐凯特。“我们因此更加爱你。”我妈很肯定地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孩子。”

不过，我仍然存疑，如果凯特的身体健康，情况又会是怎样？我很可能还在天堂飘浮，或者在某个地点等候附着到另一个身体上，预备被发配到地球一段时间。当然，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分子。你懂了吗？我和其他自然受孕的孩子不一样，我不是因为意外而来到人间。如果你的父母为了一个理由孕育你，那么，那个理由最好一直存在。因为，那个理由要是不存在了，你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

当铺里可能堆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那里仍然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出了什么事，必须典当一个闪亮如新的钻石饰品？谁这么急需用钱，连一个少了一只眼睛的玩具熊也要卖？走向柜台的时候，我怀疑老板会不会看一眼我要典当的项链，然后问我同样的问题。

站在收银台前的人，他的鼻子形状像颗芜菁甘蓝，眼睛深凹，我无法想象他能看得够清楚，可以执行他的业务。“你需要什么吗？”他问。

我拼命稳定心神，才不至于转身走出门，假装我是搞错了才走进来的。唯一能使我安心的是，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站在这个柜台前，拿着从来没想过会与自己分离的东西的人。

“我有东西要卖。”我告诉他。

“你难道要我猜是什么吗？”

“喔。”我吞下口水，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条有个小盒子链坠的项链。“这是14K金的。”我竭力推销，“几乎没有戴过。”这句是谎言，直到今天早上，我戴了七年没有拿下来。这是我六岁的时候，在一次抽取骨髓后，爸爸给我的。他说，我给了姐姐那么贵重的礼物，值得拥有自己的。看到搁在柜台上的项链，我感到脖子轻颤了一下，觉得赤裸裸的。

当铺的老板戴上眼镜，那使得他的眼睛看起来恢复了正常的大小。“我可以给你二十块。”

“美金？”

“不是美金是比索吗？你以为是什么？”

“它值那五倍的价钱呢！”我猜的。

老板耸耸肩。“需要钱的人不是我。”

我拿起项链，打算完成交易，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手指像救生爪那样，紧紧钳住项链。我努力用意志力扳开手指，满脸发热通红。仿佛过了一个钟头那么久，项链才落进老板摊开的手掌里。他看着我的脸，语调温柔多了：“就说你搞丢了。”他送给我一个免费的建议。

如果韦先生决定把“怪人”这个名词放进他的大字典里，安娜·费兹杰罗一定是他找得到的最好的定义。不只是长相：她瘦得像难民，胸部平得像飞机场，头发的颜色看起来像泥巴，点点相连的雀斑散布在两颊。让我告诉你，别用柠檬汁或防晒霜淡化雀斑，或者更可悲的方法，用磨砂纸。没用的，上帝显然在我出生那天情绪不佳，因为他把这些非常与众不同的身体密码，混进了我出生的这个家庭需要的基因里。

我爸妈试着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那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我从来都不是个正常的小孩。老实说，凯特和杰西也都不是。我想或许我哥哥在他四岁之前，凯特还没被诊断出毛病的时候，曾在阳光下享受过他的童年，可是自从凯特发病，我们都忙着迅速长大，没有余力去回顾过去。你知道大部分小孩对他们喜欢的卡通人物是怎么想的吗？如果一块铁砧掉下来打到他们的头，他们可以毫发无伤地逃离人行道继续走。我从来不相信那种事。我怎么可能那么天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会在晚餐桌边给死神保留一个座位。

凯特是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患者。事实上，那并不完全属实——现在她没发病，不过那种病仍潜伏在她身体里，就像熊在冬眠，不知何时会苏醒，发出怒吼。她两岁时被诊断出罹患这种病，现在她十六岁。分子复发、粒细胞和静脉插管，这些是我常翻查字典的字眼，即使我从来不曾在任何学力测验的试题中看到它们。我是个同种异体的捐赠者——兄弟姐妹间的完美配对。当凯特需要白细胞或干细胞或骨髓，来欺骗她的身体以为她是健康的时候，我就是这些东西的来源。几乎每次凯特住院，我也要去报到。

那些都不算什么，除了我自己告诉你的，其他你听来的有关我的一切都不必相信。

我正要上楼的时候，我妈从她的房间出来，又穿着一件新的晚礼服。“喔，”她转身背对我说，“你正是我想找的女孩。”

我帮她把背后的拉链拉上，看着她转身。我妈妈如果过的是别人的人生，她会更漂亮。她有一头深色的长发，锁骨优美得像公主，可是她的嘴角老是下垂，好似她吞下的尽是苦涩的消息。她没有多少自由的时间，要是我姐姐身上出现淤青或流鼻血，我妈的行程表就得大幅度地修改。她有时间的话就花在蓝飞服装网站上，荒谬地订购一些她根本没有场合可以穿出门的华丽晚礼服。“你觉得怎样？”她问。

晚礼服集合了晚霞的所有颜色，它的质料使她移动身体时发出沙沙的声响。这是无肩带的，就是那种明星会穿着走红地毯的礼服——一点都不适合出现在罗得岛上达比市郊区的房子里。我妈妈把她的长发在脑后盘起挽成髻。她床上还有三件晚礼服——一件是黑色紧身的，一件缀着椭圆形的玻璃珠，另一件似乎太小了。

“你看起来……”

很疲惫。这个回答卡在我的嘴巴里冒泡。

妈妈僵直地站着，我怀疑我是不是说漏嘴了。她伸出一根手指，对我轻嘘，然后耳朵歪向敞开的门口。“你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凯特。”

“我没听到声音。”

可是她不相信我的话，因为只要有关凯特的事，她谁的话都不听。她快步上楼，打开我跟凯特的房门，发现我姐姐歇斯底里地躺在床上，就像她的世界又崩溃了。我爸爸是个业余天文学家，他曾试着对我解释宇宙的黑洞，他说黑洞具有强大无比的吸引力，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甚至连光线也会被吸进它的中心。像现在这种时候就仿佛出现黑洞，不管你抓住什么，你终究会被吸进去。

“凯特！”妈妈扑跪到床边的地上，那件愚蠢的晚礼服下摆在她周围堆挤成一团，“凯特，甜心，你哪里痛？”

凯特抱着一个枕头，泪如雨下。她淡色的头发濡湿了，一条条黏在脸上，她的呼吸过于急促。我仿佛被冻住了，呆立在房门口，等候指示：打电话给爸爸，打电话给911，打电话给钱斯医生。妈妈还没发号施令，紧张地等待凯特吐露她的情况。“是裴斯顿，”她抽泣道，“他永远离开瑟琳娜了。”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电视，屏幕上一位金发帅哥注视着一个哭得像我姐姐那么凄惨的女人，然后走出房间摔上门。“你到底哪里痛？”妈妈问，她仍然确信凯特不只是为了剧情哭。

“喔！我的天！”凯特吸吸鼻子说，“你知道瑟琳娜和裴斯顿经历过多少波折吗？你知道吗？”

我放松下来，知道现在没事了。在我们家，“正常”像一条太短、盖不住整张床的毯子——有时候可以刚好盖住你，其他时候可能会害你冷得发抖。更糟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两种情况会发生哪一种。我坐到凯特床边。我虽然只有十三岁，却已经比她高，经常有人误认为我是姐姐，而她是妹妹。在这个夏天的不同时段，她已经先后迷恋上了这出肥皂剧里的主要男性角色——卡拉汉、怀尔特和莱姆。现在，我猜她又迷恋上了裴斯顿。我自告奋勇地说：“还有遭绑架的惊吓。”我对情节知之甚详，凯特要我在她去透析的时候，录下这个节目。

“她差点错嫁给他的孪生兄弟。”凯特补充。

“别忘了他还曾因为船难昏迷了两个月。”妈妈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想起她以前在医院里也会陪凯特看这个节目。凯特似乎终于注意到妈妈的装扮。“你穿的是什么？”

“喔。我想把它退回去。”妈妈站到我面前，让我帮她拉开拉链。看精美的邮购目录会引发其他母亲难以抑制的购买冲动，但对我妈而言，她可能把它当成一种健康的休闲活动。我怀疑她要么是喜欢她试穿过的衣服再穿到别人身上，要么是喜欢不适合能退回的机制。她认真地看着凯特问：“你确定你没有不舒服吗？”

妈妈离开我们的房间后，凯特躺低了一点。我只能这么形容——血色自她脸上迅速消失，她的脸色与枕头一样白。每次她的病重一点，她的脸色就更苍白一点，我害怕有一天醒来会完全看不到她。“走开，”凯特命令道，“你挡住电视了。”

我走开坐在我的床上。“只不过是下集精彩预告。”

“如果我今天晚上死掉，我想知道我会错过什么。”

我拍松我的枕头，将它立起来枕着我的头。凯特和平常一样换了个枕头，那样她的枕头就不会硬得像石头，不时有松软的枕头可以枕。她应该有较舒服的享受，因为她比我大三岁，因为她是病人，因为月亮在水瓶座——总是有理由。我斜眼看电视，希望可以转台看其他节目，但我知道希望渺茫。

“裴斯顿看起来像是塑料做的。”

“那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听到你对着你的枕头低声叫他的名字？”

“闭嘴。”我说。

“你才闭嘴。”然后凯特对我微笑，“他可能是个同性恋。真浪费，枉费我们费兹杰罗姐妹都……”她突然顿住话，整个人痛苦地缩了一下，我翻身转向她。

“凯特？”

她揉揉她的腰背。“没什么。”是她的肾在折磨她。

“要我叫妈妈来吗？”

“不用。”她把手伸向我们的床之间，我们的床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两只手臂长，我们两个都伸出手来就可以碰到对方。我也伸出手。我们比较小的时候会握手搭桥，看看我们的手臂上可以放几个芭比娃娃，还能保持平衡。

最近我常做噩梦，在梦里我被切成好多块，我想把自己拼回去，却少了几块。

我爸爸说火会自己烧完，除非你开窗给它燃料。我想我现在正在做的，差不多就是那样。可是，我爸爸也说，当火烧到你的脚后跟了，你如果想逃的话，就必须打破一两道墙。所以当凯特吃过药睡着了，我便拿出藏在床垫和封闭式弹簧之间的皮夹，走进私密的浴室里。我知道凯特会偷看我的东西，因此在拉链的链齿间夹了一根红线，那样就能知道是否有人没经过我的允许偷翻我的皮夹。不过，红线虽然已经拉断了，皮夹里的钱并没有减少。我转开浴缸的水龙头，那个声音为我制造了进浴室的理由，然后我坐到地上数钱。

加上我从当铺换到的二十元，我有一百三十六元八十七分。还不够，但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杰西买他的旧吉普车时也没有两千九百元，银行贷了一些钱给他。当然，我爸妈必须在文件上签字。我怀疑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会为我担保吗？我再数一次钱，以期钞票奇迹似的繁殖滋生，可是数学就是数学，总数仍然一样。然后我阅读报纸的剪报。

坎贝尔·亚历山大。我觉得这个名字逊毙了。听起来像是很贵的酒吧调配出来的酒名，或是经纪公司的名字。可是你无法否认这家伙过去的辉煌记录。

要去我哥哥的房间，得先走出我家，他就喜欢这样另类。杰西一满十六岁就搬进了车库的阁楼——那是完美的安排，因为他不希望我爸妈看到他在干吗，而我爸妈也不是真的想看。他用四个雪地防滑的深沟轮胎挡住通往他小窝的楼梯，那里有个用纸箱围成的小墙，一张橡木桌倾斜地靠在墙上。我有时候会想，杰西弄的这些障碍物只是为了给他自己更多挑战。

我爬过障碍物走上楼梯，感觉楼梯因为杰西的音响太大声而震动。我大概敲了整整五分钟的门，杰西才终于听到。“干吗？”他只把门打开一道缝。

“我可以进去吗？”

他想了一下，才退后让我进去。他的房间是脏衣服、杂志和吃过的中国菜外带餐盒的堆积场，闻起来像汗湿的冰球鞋的鞋舌。唯一整洁的地方，是杰西放他的特殊收藏品的展示柜——捷豹的银色吉祥物、奔驰的标志、福特野马跑车的马图腾——他告诉我，这些车盖上的装饰品都是他捡来的。我又不是笨蛋，当然不会天真到会相信他的鬼话。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爸妈不是不关心杰西，杰西也不是个经常闯祸、不可救药的问题少年。我爸妈实在没时间管他，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杰西不在他们的优先名单里。

杰西不理我，回他的杂物堆另一头，去做他本来在做的事情。我的注意力被一个炖锅吸引了——那是几个月前从我们的厨房消失的东西——现在它就放在杰西的电视机上，有条铜管穿出它的盖子，再向下伸进一个装满冰块的塑料牛奶罐，然后钻入一个广口玻璃罐。杰西或许是个处于违法边缘的问题少年，可是他很聪明。我正要碰那个奇怪的玩意儿，杰西转过身来。“嘿！”他简直像飞过沙发，打开我的手，“你会把冷凝的线圈搞坏的。”

“这是我想的东西吗？”

他脸上浮现不怀好意的笑容。“那要看你想的是什么。”他撬开玻璃罐，里头的液体滴到了地毯上，“你尝尝看。”

这一锅还在冒泡的黏稠东西，变成了相当浓厚的私酿威士忌。一团热火在我的肚子和双腿之间迅速流窜，我倒到沙发上。“好恶心。”我喘着气说。

杰西也笑着喝了一大口，不过他好像没什么反应。“你要找我要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做什么？”

“因为没有人会爬来这里做社交性的拜访。”他说着坐到沙发的扶手上，“如果是跟凯特有关，你一进来就会告诉我了。”

“是跟凯特有关。可以算有点关系。”我把剪报塞到我哥哥手里，它可以比我解释得更清楚。他的眼睛扫瞄过剪报后，转过来看着我。他的眼睛是最淡的银色，有时候当他看着你时，你会讶异得完全忘记你本来想讲什么。

“安娜，别去惹那种麻烦。”他苦涩地说，“我们都恰如其分地扮演我们各自的角色。凯特是受难者。我是注定会失败的人。而你，你是和平制造者。”

他以为他了解我，可是那得分两方面来说——说到找麻烦，杰西正是个麻烦上瘾者。我直视着他：“谁说的？”

杰西同意在停车场等我。这是我所记得他愿意帮我忙的少数几次。我绕到建筑物前面，那里有两只奇形怪兽守护着大门。

坎贝尔·亚历山大这号人物的办公室在三楼。墙壁镶嵌着像牝马皮的栗色木板，当我踏上地板上铺的东方厚地毯时，我的运动鞋往地毯里陷了一英寸。秘书小姐穿的黑色高跟鞋，鞋面亮得可以看到我的脸映在上面。我瞄向自膝盖以下剪掉的牛仔裤和我上礼拜无聊时用神奇彩色笔在上面作画的科迪斯牌布鞋。

秘书拥有完美的肌肤、完美的眉毛和丰满的嘴唇，她正在用那两片唇对电话那头的听众尖叫，简直像发生了凶杀案：“你不能指望我对法官那样说。你不想听克里曼大叫大嚷，并不表示我就必须……不，真的，加薪是因为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还有我每天必须忍受一些鸟事，事实上，当我们在……”她将话筒拿离她的耳朵远一点。我可以听到电话已断线的嗡嗡声。“混账。”她低声咒骂，然后似乎才发现我站在离她三英尺远的地方。“我能为你做什么吗？”她把我从头看到脚，正在用一般人的眼光对我评鉴，给我打第一印象的分数。无疑，她给我的分数不高。我抬起下巴，假装我是个很酷的女孩。“我和亚历山大先生约好了。四点。”

“你的声音，”她说，“在电话里，你听起来没这么……”

年轻？

她不自在地微笑。“我们不接青少年的案子，这是我们的规矩。我可以介绍你去见别的执业律师，他们……”

我做了个深呼吸。“事实上，”我插嘴，“你错了。史密斯对惠特利、埃德蒙兹对妇幼医院、杰洛米对天主教区团体，这些案子都牵扯到十八岁以下的当事人。这三个案件的陪审团都裁定亚历山大先生的客户胜诉。而那只不过是去年的事。”

秘书对我眨眨眼。一抹赞赏的微笑慢慢在她脸上延展开来，好似她决定她有可能喜欢我。“我想起来你跟他约好了，你为何不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呢？”她起身带路。

即使这辈子每一分钟都花在看书上，我也不相信我能够看完坎贝尔·亚历山大先生高高低低摆满他办公室墙壁的所有书籍。我算了一下——如果一页书大约有四百字，每本法律书籍有四百页，书柜每层有二十本书，一个书柜有六层——哇！那就有一千九百万字，而那只不过是办公室里的其中一部分书。

我单独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了好一会儿，注意到他的桌子很干净，你可以在他的吸墨纸上玩中国古代的足球——蹴鞠。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他妻子或小孩的照片，连他自己的照片都没有，不过这个房间虽然十分整洁，地上却有一个装满水的小钵。

我发现我自己在给那钵水找存在的理由：那是蚂蚁军团的游泳池，那是简易的空气加湿器，那是海市蜃楼。

我几乎要说服自己相信最后一个理由，正倾下身想去触摸它，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门突然打开。我尴尬地从椅子上跌了下去，那使得我眼睛对眼睛，平视一只走进来的德国牧羊犬，它瞥了我一眼，便走到小钵前喝水。

坎贝尔·亚历山大也走了进来。他黑发，至少和我爸爸一样有六英尺高。他有个直角般的下巴，眼神像冰冻过了。他耸肩脱下西装外套，挂到门后，然后从档案柜里拉出一个档案夹，再走向他的办公桌。他一直没有正视我，不过他开始讲话。“我不会买女童军饼干。”坎贝尔·亚历山大说，“不过，你们推销布朗尼蛋糕时的执著劲还是挺加分的。”他说完，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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