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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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卡曾斯对亨利·福特的怀疑远甚于福特对他的怀疑。“一战”爆发之后，两人之间的敌意上升了，而且远在美国于1917年参战之前。在这段时期内，亨利·福特照安德鲁·卡耐基的样子（他于1910年用价值1000万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债券创立了受人尊敬的卡耐基和平基金）扮演起了美国头号和平倡导者的角色。然而，不管福特起初的和平主义立场看起来多么令人钦佩，在美国参战之前的那不平静的几年中，他的观点实际上带有一些理想化孤立主义的倾向。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他与卡曾斯之间的纽带。没有亨利·福特和詹姆斯·卡曾斯之中的任何一个，福特汽车公司都可能不会存在。但最终，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当欧洲在“一战”的头两年半内支离破碎的时候，有两种选择摆在美国面前。第一种是完全置身之外，毕竟战争是大洋彼岸的事；第二种是同英国、法国和它们的盟友站在一起。尽管美国加入德国领导的同盟国集团参战没有可能，但美国保持中立几乎可以说是德国的支持者们热切期望的。在大战头几年的深刻反省和火热宣传之中，和平成为所有美国人的共同呼声，从最积极的人道主义者到坚定的孤立主义者再到那些不声不响站在德国一边的人，无一例外。来自蒙大拿州的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美国众议院的第一位女议员，后来对美国参战投了反对票，她大胆地宣布：“我想同我的祖国站在一起，但我不能投票赞成战争。我投‘不’。”这正是1914年战争刚爆发时亨利·福特的观点。
从未参加过战争的福特表示，他对战争的强烈厌恶是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确实，许多与玛丽·利特高特同时代的美国人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情况下的战争。在南北战争的阴影中，美国人大多是和平主义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内战中牺牲的美国公民超过了此前以及此后的任何冲突。毫无疑问，亨利·福特赞同母亲的反战信念。他想创造一个更新更好的世界，但途径是技术和工业，而不是打败旧世界以及旧世界的古老观念。
亨利·福特或许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真正的反战者，但他的立场也并非如此简单——而且，将回到他那最令人厌恶的毛病：偏执狂。
在和平运动声势日高的1915年，福特通过一些小册子和报纸评论表达了他那古怪的观点。在几篇文章中他尖锐地批评了纽约的一些银行家，特别是J·P·摩根公司，认为他们附和美国人对英法的支持只是为了保护5000万美元的战争贷款。实际上，从福特对任何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看法出发，纽约的银行家们通常都是居心叵测的。有时候，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陷得更深，甚至把“犹太佬”称作战争的罪魁祸首，尽管他没有解释他所说的“犹太佬”究竟是指哪些人以及他们是如何挑动43个国家的3800万人进入战场的。
1915年5月7日，从纽约开往英格兰的英国轮船路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在爱尔兰海岸附近被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丧生的1198人大多是平民，包括一些美国人。而亨利·福特对此事件做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评论。在那艘船开往欧洲之前，德国政府曾经在纽约的一些报纸上发表声明警告中立国公民——比如说美国公民，协约国的所有船只都是战时的潜在攻击目标。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人道主义行为让福特在惨剧发生之后说出了这样的话：那些罹难者都是“非要上那艘船的傻瓜”。后来，同那场战争一样冷酷无情的福特还以更加过分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和平主义观点——称美国常规军的士兵全都“又懒散又疯狂”。
本来，福特的这些蠢话同他那些还算清醒的反战评论一样并没引起太多注意，但当他宣称他将用自己的全部财产追求和平的时候，他从“一战”那里抢走了头版头条的位置。福特承诺，他宁愿把自己的工厂烧成平地也不会让它转向军工生产。这话激怒了詹姆斯·卡曾斯。
当美国还在斟酌是否参战的时候，加拿大早已从战争伊始便同英国并肩战斗了。出生在加拿大的詹姆斯·卡曾斯坚定地支持英国人，这部分上是因为他的民族情感，但更多的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攻势本身就是他的性格特征。当其他一些人因欧洲战场上的血腥灾难而转为中立主义者的时候，卡曾斯却因同样的原因支持战备和武力干涉。大屠杀必须结束，而卡曾斯认为美国能够结束它。
福特和卡曾斯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标志着两人多年合作中的第一次严重的意见不合，也标志着亨利·福特越来越高大的公众形象正在接受第一次检验，因为这一分歧对两人都有影响。最终，亨利·福特两方面都输了。
当时在卡曾斯的采购部门工作的乔治·布朗回忆说，这位财务主管的最大才能也许在于理财。“我记得卡曾斯先生经常在纽约的一家银行和西雅图的一家银行之间操纵资金，”布朗说，“他会把这些资金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当后一家收到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搞定了。这人是个真正的银行家！”卡曾斯确实很懂金融。正是他成功地创办了高地公园银行（Highland Park State Bank）并据此达到了优化公司支付状况的明确目的。像亨利·福特本人一样，数千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也把他们的钱存进了这家银行。但在1914年8月，就要发生商业银行挤兑的流言开始盛传于美国各地。
流言来自这样一种说法：美国多家银行与各协约国政府间的复杂贷款协议已经濒于崩溃。亨利·福特很乐意相信这一说法，并且想把自己的钱从高地公园银行中撤出来，但詹姆斯·卡曾斯向他保证，他的钱在那里很安全。或许正是因为卡曾斯是一个金融高手，亨利·福特不相信他的话。无论什么原因，他突然指示把自己的账上资金转到一家储蓄银行，在当时的情况下，储蓄银行是安全的。他并没有劳神事先通知卡曾斯，而卡曾斯在看到撤资命令后，立刻给老板发了一封饱含火药味的电报。标注日期为1914年8月5日的这封电报部分内容如下：“在这种关键时期，人不可避免地会展现出自己的本性。我们正在安排转走你的钱。”卡曾斯感到自己被彻底背叛了，但除了服从命令，他别无选择。那时候他仍然留在福特汽车公司，但他与亨利·福特多年的深厚友谊已经永远结束了。
“有一次，詹姆斯·卡曾斯先生和福特先生风风火火地走进来，”高地公园工人赫尔曼·M·莱因霍尔德（Herman M.Reinhold）回忆说，“挥舞着手臂，无所顾忌地大声理论着。我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是远远躲在一边。他们在争吵。”
莱因霍尔德并没有指出这件事情的确切日期，但可以确定是发生在1915年秋天。在那之前，福特和卡曾斯从不喜欢激烈争吵，当然更不可能在员工面前争吵。但到那年秋天，双方的不满都开始迅速上升。其中一个原因是，福特于10月初命令《福特时代》开始刊登他的和平主义评论，但这份公司杂志此前一直只是销售和推广工具，而且一直是在卡曾斯的控制下的。
卡曾斯绝不是鹰派，事实上，他曾经签给和平促进联盟（League to Enforce Peace）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希望外交斡旋能够平息欧洲的混乱。他只是不能容忍亨利·福特用公司刊物发表他那古怪、讨厌的个人观点，比如“在我看来，应该在每一个士兵的胸前绣上‘杀人犯’的红字”。福特对路西塔尼亚号和美军特征的评论已经对公司的销售造成了影响。但卡曾斯认为，数字并不重要，问题是福特汽车公司不能成为总裁政治观点的喉舌，尤其是当某些观点可能侵犯到顾客或其他人的时候。后来，当亨利·福特对犹太人越来越无理的攻击把福特汽车公司也卷了进来，卡曾斯的高姿态可能是公司没有遭受更大麻烦的主要原因。当然，亨利·福特不会认识到这些。他觉得自己的政治观点是公司的一个决定性优势，就像他过去的那些朴素的社会观点一样。于是，《福特时代》上不断出现他的和平主义评论。
一年前，约翰·道奇已经因“我已经厌倦了被亨利·福特装在内衣口袋里的日子”脱离了福特汽车公司。现在，詹姆斯·卡曾斯也有了同样的感受，由于“我最终决定我不能像风筝一样被人牵着”，他于1915年10月12日离开了福特汽车公司。在4天后刊登在《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上的一篇对离职原因更详细的解释中卡曾斯补充说，他与亨利·福特的关系“最近已经变了”。
这位福特汽车公司前副总裁继续说：“13年前，我们共同在汽车行业中起步。是我的努力让福特汽车公司围绕亨利·福特建立起来。福特先生所说的话之所以得到许多人的高度重视，是因为他的公司已经发展到了太大的规模以至于他一直在公众的注意中。我对他不做战备的观点不能苟同，而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因此我决定断绝与他的关系。”
卡曾斯再也没有回到汽车行业中。几个月内，他当上了底特律警察局局长，开始同已经从执法部门渗透到法庭中的严重腐败现象做斗争。他那不留情面的调查和从不妥协的做事方法也一度给他带来了麻烦：一次，由于被控藐视法庭，他自己也被投入了监狱。道奇兄弟的密友奥斯卡·B·马克斯（Oscar B.Marx）市长把卡曾斯称作“底特律最不受欢迎的人”。
不久，卡曾斯宣布他将在下一次市长选举中同马克斯角逐一番。“我想看看，”他后来说，“我究竟有多么不受欢迎。”卡曾斯最终获胜了。此后，他又当选为美国参议员，成为一个特别专注于帮助失业者和贫困者的自由主义共和党人。
尽管卡曾斯对政治和公共服务怀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亨利·福特如果想把他的这位副手留在公司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如果福特为公司做出退让的话，两人决裂的直接原因——他的那些国际政治观，将会被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亨利·福特不会从他那种越来越严重的狂妄自恋的态度中退步。正因如此，《福特时代》仅用两行字宣布了詹姆斯·卡曾斯的离开，而且丝毫没有提到卡曾斯对公司发展的贡献。事实上，文章所附的照片上仅有亨利·福特和哈罗德·威尔斯，照片说明是“两个开发出福特汽车的人”。从来就不愿承认办公室工作有多大价值的亨利·福特似乎想在卡曾斯刚刚离开就抹杀他的功绩。福特汽车公司想让它的投资者、顾客、经销商和员工们知道，没有卡曾斯，公司也会一样成功。弗兰克·L·克林根史密斯（Frank L.Klingensmith）立即接替卡曾斯担任起了财务主管，他的助手仍然是卡曾斯从前的副手诺弗尔·霍金斯，而霍金斯在销售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重要了。在一段时间内，福特汽车公司的各业务办公室运转起来同以前并无太多不同，会计、融资、采购等一切如故。但可以说，卡曾斯带给公司业务部门的那种活跃和效率，福特在此后的岁月中再也没有看到过。
后来，人们把被福特汽车公司放逐的那些顶尖人物合称“福特男校友联盟”（Ford Alumni Association）。事实证明，该联盟迎来的头三名成员是福特汽车最重大的损失。在1914~1915年那个时候，约翰·道奇、霍勒斯·道奇和詹姆斯·卡曾斯都是汽车行业中最出色的人之一。凭借专家技能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三个人简直可以用一袋脏乎乎的纸巾创造一家汽车公司。在他们离开之后，福特汽车公司里接近与福特平起平坐的人一个都不剩了。于是，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公司成了由老板的行为、认识、偏好和欲望决定一切的“一言堂”。
卡曾斯离开仅一个月，亨利·福特的“工业家兼哲学家”处子秀就突然上演了。他的伟大计划是前往欧洲进行和平斡旋。考虑到他的偏见，相当令人奇怪的是帮助他设计活动细节的是一个叫作罗西卡·施维默（Rosika Schwimmer）的匈牙利激进和平主义犹太人。尽管又矮又胖又戴着眼镜，施维默却散发着一种摄人的光辉。然而，尽管施维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却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怀有一种过分乐观的信念：既然战争看起来没有实实在在的理由，那么对阵双方完全可以坐下来通过协商消除分歧，找到走向和平的途径。往最好处说，她在力主建立一个像现在的联合国这样的论坛。往最坏处说，她持有一种永远也不会得到重视的观点。然而，尽管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看成了一个想用稻草撼动巨石的幼稚空想家，施维默仍然很快成为最受美国孤立主义者欢迎的人。当她在1915年11月的一次午宴上把招募一群平民帮助促成停战协议的计划告诉亨利·福特时，福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从任何方面看，施维默都不像是福特的理想盟友。她不光是一个犹太人，还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在战争爆发以前，她已经是欧洲大陆报酬最高的演说家。而且她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经常以对男性的颇为幽默的谴责为高潮。“一战”打响之后，施维默组织了国际妇女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专门寻找和平途径，理由是性情更加温和的女性可能更容易找到这样一条途径。
从内心深处来说，亨利·福特认为女性不属于商业世界，而且他对女性只有场面上的礼貌，没有真正的友谊。这一点没有因碰到罗西卡·施维默而改变——正是在这种关系下，他做了随从，她做了领导者。福特和施维默尽管不是同一类人，但在对和平主义的评论、对公众的吸引力以及利用公众注意力的诀窍上，两人却是有共同之处的。
出于对和平主义同道朋友的礼节，福特在自己的高地公园办公室里第一次接见了施维默。“他那刚强、苦行者一般的面庞让我想起了一位希腊哲学家的肖像，我是在我父母的书屋里从一部珍贵的老书中看到那幅肖像的。”施维默后来描写了这一次会面，“而且当一种诙谐的表情浮现在他的脸上，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忧郁但是健康的男孩。在我眼中，福特先生似乎一直就是这种哲人和男孩的组合。”后来，福特又把施维默和芝加哥的和平主义领导人路易斯·P·洛克纳（Louis P.Lochner）一起请到自己家中共进午餐。在1915年11月那个时候，宏伟的费尔莱恩豪宅还没有彻底完工，但福特家已经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了。“福特先生特别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两件东西，”洛克纳回忆说，“第一是那个巨大的白瓷砖游泳池，第二是一架管风琴。”不过，洛克纳印象最深的却是亨利·福特那令人吃惊的平易近人，“他对名声价值以及扬名方式的敏锐认识”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任何美国人。三人在午餐中就和平主义运动进行了一番生动的讨论后，福特做出了一个决定：第二天就去纽约开始全力支持施维默的国际妇女大会。
克拉拉·福特试图说服丈夫不要去，但无济于事。11月21日，亨利·福特在纽约参加了又一次和平主义午宴。正是在这次午宴上，路易斯·洛克纳提议派大会和平代表乘坐一艘特殊船只前往欧洲。“福特先生立即就被这个主意吸引了，这也是罗西卡·施维默的建议，”洛克纳回忆说，“我已经说了福特先生有一种天生的宣传本能。现在我还得说，除此之外他对戏剧性也有一种敏锐的感觉。”这两种本能告诉福特，通过和平船（人们管那艘船叫和平船），他不光能开始行动，还能让人看到他已经开始行动。
亨利·福特可能确实认为他的和平船是让战争早点结束的最佳机会。甚至可以说，在战争中期那流血不断、僵持不下的紧要关头，那艘船可能真的是实现和平的最佳机会。毕竟，以前福特就在亲民方面做得很好，而相比一艘装满自愿平民代表的远洋客轮来说，待在家里不会对战争结束起到更多作用。但即便考虑到福特对外交和地缘政治学的无知，也没有一个人真正确定福特为什么要实施施维默那古怪的旅行计划。他不光花钱赞助，还直接参与其中，究竟想得到什么？毫无疑问，福特确实希望战争在美国参战之前结束，但即便是他自己后来也承认，相比租借奥斯卡二号的支出，和平船旅行所创造的宣传效应是很划算的。
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和平船于12月4日起航驶向欧洲。和平船的故事还得结合某些新闻记者对它的强烈偏见来考虑。由于大多数报纸出版商都反对和平主义运动（毕竟，战争对发行量有利），他们所派去的通信员总是无情地嘲笑这次运动。部分上因为他们报道，和平船仅存的那一点儿严肃意义也很快就在它穿越大西洋的过程中消失了。罗西卡·施维默为理想中的和平谈判做着准备，而亨利·福特却开始越来越明显地表现自己。不管怎么说，路易斯·洛克纳这次又吃了一惊，因为在其他代表在头等舱中争夺餐桌的时候，工业大亨却是在三等舱的饭厅内吃饭的。
福特在和平船上的时光仅到它第一次停靠在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的奥斯陆）的时候就结束了。那时候，他正貌合神离地与其他代表们保持着遥远的距离，因为他发现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聪明的假绅士们那没完没了的废话让他无法忍受。在挪威，无论是那艘船还是船上最著名的乘客都无力把欧洲的交战各方叫到一起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事。既然船靠了岸，那样复杂的外交看起来不会由船上的任何一个人促成。正如阿伦·内文斯后来对失败的总结，亨利·福特“从来就没有后悔发动那次旅行。但他可能意识到活动的管理很糟糕，控制那帮喜欢幻想的个人主义者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他在他们中间就像施维默在高地公园的装配线上一样迷惑”。在一位医生马马虎虎地证明亨利·福特健康状况恶化之后，这位工业家订了自己的返程船票，把和平船的使命抛在了身后。没有了他，那艘船更加黯淡无光了。
和平船代表团试图在赞助者离去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目标，先后在瑞典和瑞士成立了协商委员会，但一年过后，他们的努力明显在每一个方面都失败了。罗西卡·施维默曾经向路易斯·洛克纳倾诉说，整个事情成了一个蹩脚的童话。旅行结束之后，她退出了公共服务领域。和平船带给她的羞辱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她因精神崩溃而住进了疗养院。
亨利·福特——圣诞节时唯一离开战争返回家园的人，摆脱了对和平船的奚落嘲笑，回到底特律拾起了汽车制造的老本行。讽刺家们喜欢说，他和他的公司现在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出名。而福特本人对那次牛仔外交的总结是：“我没得到太多的和平，但现在我知道，俄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拖拉机市场。”
[1]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编者注
10 万众瞩目
1915年的和平船旅行并不是福特的第一次海外旅行。1912年夏天，他曾经带着妻子克拉拉和儿子埃兹尔到欧洲度假，并且参观了正迅速发展的福特汽车公司英国和法国工厂。不管走到哪里，亨利都会被称赞为真正的汽车先驱以及美国最伟大的财富创造者之一。旅行的高潮是福特对爱尔兰科克郡的朝拜——他到那里是为了寻根觅祖。关于这次旅行的一个盛传已久的故事（有可能是杜撰的）反映了福特的幽默、仁慈和机会主义。一天晚上，当福特正在科克郡的一家旅馆时，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门。开门一看，是四五个当地的崇拜者。“福特先生，”他们说，“欢迎您来到科克郡，您父亲的家。我们正在建造一家医院，我们想，为了纪念您的父亲，您或许愿意捐一笔钱。”没有丝毫犹豫，福特签了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作为对出自科克郡的所有家族成员的纪念，这是一种很正确的做法。
然而在次日早晨吃早餐时，福特惊奇地发现《科克信使》（Cork Courier）上有这样一个大字标题：“亨利·福特向医院捐赠50000美元。”几个小时后，昨晚上那些人又来到了旅馆。“福特先生，感谢您的5000美元，”他们说，“很抱歉报纸出了错误，但明天他们会在头版做出更正。”
对福特来说，把数字往小处改可不是高明的公关活动。“把那张支票给我。”他说。那些人把支票还给他，他立刻把它撕掉了。“修建医院要花多少钱？”福特问，他知道自己被耍了。那些人异口同声地说，“50000美元。”又是毫不犹豫，福特签了一张新支票，这次数目够了。“拿去，拿去纪念我的母亲和父亲，但有一个条件，”他说，“在医院的大门处要有一行题字：‘我来到你们中间，你们却欺骗我。’”他们同意了，这句话现在就刻在医院的墙上。
在第一次欧洲旅行中，福特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发现机会。当记者们不断揣测他的净资产有多少，从瑞典到西班牙，每一个王国的君主都想从福特那里了解些什么，在会谈中，他们从这个似乎就把未来装在口袋里的人那里听取了对未来的看法。毫无疑问，这次旅行让福特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国际机会——物美价廉的家庭汽车在欧洲拥有一个饥渴的市场。两年后欧洲爆发大战的时候，福特不可能意识不到战争将会发展到摧毁这一市场的程度。这样看来，对这个具有全球意识的工业家来说，和平主义无异于实用主义。
1916年时，T型车在美国的销量仍然在创新高，而且在远离欧洲战区的亚洲和南美也卖得不错。在美国参战之前的那几年，T型车是一种全球现象，像对美国农场的影响一样，它也改变了稀树草原、干草原或沙地上的生活。“在这些地区，福特汽车实际上一直被称作‘著名福特’。”来自南非萨瑟兰著名导游克莱门特·赫泽尔（Clement Hirtzel）说，他曾经驾驶T型车在坦噶尼喀的塞伦盖蒂平原上游历3万英里。赫泽尔认为，T型车之所以获得那样的美称，是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汽车能在那样糟糕的地形上保持完好无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出口到国外的福特汽车或者由高地公园制造，或者出自与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安大略沃尔科维尔的加拿大福特公司。就像在底特律总部一样，亨利·福特也是沃尔科维尔的公司的最大股东，但当他看到这家公司已经能生产高质量汽车并拥有了一个忠实市场，他对它的放任不理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1911年时，还有一家美国之外的工厂生产T型车：位于英格兰曼彻斯特的福特工厂。起初，它只是用从高地公园运来的零部件组装汽车，就像全美各地的装配点一样。但慢慢地，曼彻斯特工厂也开始承担起生产任务，而且开始依赖英国的车身和其他零部件供应商。只不过，作为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分支，它还没有获得向任何地方出口汽车的权力。整个世界市场已经整整齐齐地在加拿大福特公司和美国福特公司之间做了一个划分。
相比美国福特公司，在印度、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一些大国拥有活跃经销商的加拿大福特公司有一个更好的开端。在1912年的欧洲之旅中，亨利·福特发现公司在法国的销售进展令人奇怪地缓慢，而且已经散布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福特经销商组织得非常混乱。
于是，福特派查尔斯·E·索伦森前往欧洲观察下一年的情况。在1913年夏季，索伦森拜访了欧洲各地的所有福特销售办公室。在柏林，他发现当地的福特分支就在一幢远离市中心的老房子里，活像一个车库。在看到柏林办公室的两个负责人之后，他把他们大骂了一通。“我对那个办公室不敢恭维，我告诉他们在那种地方我们永远也不会成功。”索伦森回忆说。然而，同样是在德国，克虏伯工厂（Krupp Works）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他所见到过的规模最大的工厂。克虏伯家族自16世纪就开始制造武器，在埃森的工厂早在1810年就已开始运行。自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进一步巩固了克虏伯家族在金属加工业上的良好声誉以来，他们的事业一直在稳步地拓展。根据索伦森所写，他在克虏伯工厂受到了“庄重的款待”。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在许多了不起的所见所闻里面，有一个房间让他记忆尤深。里面装满先进枪支和其他一些战争工具的模具，全都加工完毕准备投入生产。这些东西容易让人想起亨利·福特的信念：准备战争就是激起战争，但在索伦森参观那一房间的时候，他并没有对这种潜在威胁给予太多注意。当时，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回报东道主的盛情。这一点确实实现了，1914年早期，克虏伯工厂的一组管理人员应邀访问了高地公园工厂。
从所有方面考虑，欧洲似乎都是世界上最明显的汽车市场，因为除了路况良好以外，它的人口也很多。当然，竞争、民族主义、劳动问题和政府约束也因此而凸显。然而，正是因为旧大陆的吸引力太大，无论是查尔斯·索伦森、詹姆斯·卡曾斯、亨利·福特还是其他任何顶级管理者，都没有想到造访“一战”之前福特汽车公司最有希望的市场：南美大陆。
1913年，当埃利斯·汉普顿（Ellis Hampton）接到前往南美洲的一些大国开办销售分支机构的指令时，这位温文尔雅、正值中年的销售执行官在纽约任福特汽车公司出口经理还不到一年。尽管南美洲人口众多，一些城市也比较发达，但还没有一家汽车公司在那里获得过成功。另外，大多数南美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使在那里的投资承受着很大的风险。米拉·威尔金斯（Mira Wilkins）和弗兰克·欧内斯特·希尔在《美国海外企业：六大陆上的福特》（American Business Abroad:Ford on Six Continents）一书中指出，“汉普顿拥有公司的完全代表权。他需要这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纽约要花21天时间。”但甚至在他出发之前，智利驻美国领事就警告他说试图在这个国家销售汽车完全是浪费时间；美国商务部对委内瑞拉的评价也是如此，由于那里正遭受经济恐慌的折磨，想卖任何东西都是没有希望的。巴拉圭、玻利维亚和秘鲁除主要城市以外根本就没有道路，所以也没有地方可以驾驶汽车。但忠心耿耿的汉普顿还是大无畏地带着妻子坐船到了南美，成了福特汽车公司在南半球的孤家寡人。
埃利斯·汉普顿所认识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南美洲究竟有多大，因为在第一年中，他有很长时间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从一座主要城市到另一座要花去两三天时间：例如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巴西圣保罗，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到智利圣地亚哥。不过，旅行时间没有白费。汉普顿在南美各地成功地找到了一些管理人才。大受鼓舞之后，他雇了两个当地助手帮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区建立了一个分支，然后开始联系阿根廷各地的销售商。接着，他又在蒙得维的亚和圣保罗签下了两个代理商。更棒的是，甚至在“没有希望”的智利和委内瑞拉，汉普顿也找到了优秀的管理者并拿到了一些正式的销售合同。
南美洲的很多道路仍然保持在原始状态（在那些有道路的地方），这一事实甚至给福特汽车公司带来了好处，特别是这让皮实的T型车与在当时仍然很小的南美汽车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欧洲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在山区的那些连一头驴也会嫌窄的小路上即便是T型车也派不上用场，但福特汽车在糟糕道路上的表现确实比其他任何汽车都要好。不到一年时间，福特汽车公司的新南美分支就卖出了近800辆T型车。1917年，仅阿根廷分支就卖了几乎7000辆，而整个大陆的总销量也达到了10000辆。
福特汽车公司抢夺南美市场的时机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忽略悲观建议的决定也再聪明不过了。埃利斯·汉普顿的销售网络开始运行的那一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而战争阻碍了美国向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出口。另外，欧洲对南美洲的汽车出口也被掐断，这就把整个南美市场都留给了美国人——几乎全都留给了福特汽车公司。到1917年，福特汽车公司不仅已经在阿根廷建立了装配厂，监控着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和圣保罗蒸蒸日上的销售分支机构，在每一个南美国家都拥有了销售代表，还在制定着建立更多工厂的计划。不过，成功也是来之不易的。汉普顿太太以个人身份写信给亨利·福特，希望有人接替丈夫的工作以便夫妻俩能够回家。“这不可能！”福特在读那封信的时候说。汉普顿所在的地方，事情进展得实在太好了。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福特汽车公司的南美事业带来好处的同时，英格兰的情况却远远更加复杂。在整个战争时期，福特汽车在英国和法国的销售一直没有停止（与汽车生产暂时停止的“二战”不同）。在协约国的销售速度当然快不了，但亨利·福特的和平主义成了公司的额外负担，因为它得罪了大多数英国人，就像得罪詹姆斯·卡曾斯一样。在美国，战争与和平可能只是政治上的抽象概念。但在协约国，它们是生存问题。英国和其他协约国国家需要帮助，而任何建议美国置身局外的人，不管借口是什么，都会被看作不友好的人。而且这是往最好处说的，往最坏处说，会被看作敌人。亨利·福特似乎成了英国的全民公敌。
对公司来说十分幸运的是，英国福特公司处于珀西瓦尔·利·杜赫斯特·佩里（Percival Lea Dewhurst Perry）的高明掌管下。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足智多谋。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媒体解释说，亨利·福特的观点是他个人的观点，与公司的英国分支无关。顺便说一句，他的英国分支以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雇用了2000名本地工人。佩里一直相信，亨利福特创造了机会，而且正以没几个英国人敢于想象的方式支付薪水。而佩里本人就是这种信念的活证据。
严谨的珀西瓦尔·佩里接受过正规教育，在学校里表现良好。但在那个一次推荐远比任何学位都要管用的时代，他却是无亲无故的。除努力奋斗以外别无选择的佩里于1896年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英国最早的汽车经销商之一H·J·劳森（H.J.Lawson）那里找到了一份低级工作。甚至在T型车问世之前，这个目光敏锐的小伙子就已经意识到，相比其他任何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产品质量更好、价格更低。但在那个时候，在英国推广这样一种汽车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在工艺精美的英国车的映衬下，美国车通常被讥讽为廉价的丑八怪。英国人对美国车的态度就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对日本车的态度一样。根据佩里所说，对福特汽车公司的狂热“被英国人看作堂吉诃德式和极度愚蠢的混合物，如果有人关注它的话——实际上英国人很少关注它。”然而在1904年，佩里还是勇敢地帮助福特汽车公司组建了英国销售代表处。
“于是，公司与它所遇到过的最顽固的偏见展开了一场5年战争，敌人有很多。”佩里略有些添油加醋地说，“公众的观念是由反美媒体塑成的，很难让他们放弃那种岛国的冷漠。”第一年的销量只有12辆。尽管如此，佩里仍然坚信福特汽车公司在英国有光明的未来，甚至下定决心要与公司共享未来。为了表达这种真挚的热情，他数次主动、全自费地访问了底特律，有时候还带着他的夫人凯瑟琳·米尔斯·佩里（Catherine Meals Perry）——她成了克拉拉·福特最好的朋友之一。亨利·福特夫妇会进行社交拜访的生意伙伴寥寥无几，而多年之内，佩里始终是其中之一。
佩里的魅力与他在引入福特汽车上的成功完美相称。1906年，他让轻巧的福特B型车进入了伦敦出租汽车业，依照市政部门的有关安全法规，所有这些小型高速出租车都被涂成了显眼的白色。于是，在这种更加惹人注意的外表下，B型车以它的速度和可靠性迅速征服了伦敦，而出租车只是一个开始。1906~1909年间的一系列越野“可靠性测试”中，跑1000英里无须一次维修的福特参赛车包揽金牌。或者要爬上陡坡，或者要在不列颠群岛某些最难走的道路上穿过雨水浸泡的沟壑，这些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举行的可靠性测试几乎就是想把参赛者打垮。而且驾驶员们通常都会垮掉，即使他们的汽车还能坚持。佩里本人就曾驾驶一辆普通福特N型车参加1907年的爱尔兰测试，一次“大约1000英里”的测试，他写道，“福特汽车傲视群雄”。作为英格兰福特分支的主管，佩里不光要监控在英国的销售，还掌管着曼彻斯特的装配工厂和车身制造工厂。
当福特汽车（英格兰）有限公司于1911年正式成立，珀西瓦尔·佩里的忠诚获得了回报——他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尽管绝对数目还相对较小，但福特汽车在英国的销量同在美国一样每年都会上涨一倍。
即使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英国领导人也有理由欢迎福特汽车。1914年早期的一天，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乘火车抵达正陷于恐慌中的苏格兰城市珀斯，由于与英王乔治五世的会见地点巴尔莫拉堡仍在60英里以外，而且途中山路颇多，丘吉尔几乎肯定要迟到了。他跳下火车，在站台上大声呼唤应该来迎接他的专车。行李搬运工明显已经找不到海军大臣的车。于是，永远的实干家丘吉尔让他的随从把行李扔进一辆福特出租车，自己也随后坐了上去。
“去哪儿？”司机问。“巴尔莫拉。”未来的英国首相回答说。当时，考虑到恶劣的地形，这就跟今天让一辆纽约出租车开往阿拉斯加差不多。但那位珀斯司机的胆子却着实不小，小福特车顺利地穿越山地，而温斯顿·丘吉尔也及时拜见了国王。后来知道，那辆专车一直在车站的另一边等着，但丘吉尔在其他人找到它之前选择了一辆福特车也许不光是巧合。毕竟，极有可能只有福特汽车才不会在那60英里的艰难路段上发生故障——根据《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所说，至少T型车已经在英国获得了这种声誉。
除淡化亨利·福特的和平主义观之外，佩里还凭借老板的另一项爱好获得了相当高的声望，相比国际外交，这个爱好才属于福特的专业领域。长时间以来，福特一直在尝试拖拉机设计，“把农场工作从血肉之躯上卸下，放到钢铁和发动机上”的儿时梦想是这一兴趣的渊源。事实上，福特曾说过他“生产拖拉机的计划远早于生产汽车的计划”。然而多年过后，福特仍然无法解决与廉价、轻质又能干苦活的强力拖拉机相关的一些机械问题。在设计出理想拖拉机之前，他只能将终生梦想埋在心中。
然而在1915年，亨利·福特发现了设计拖拉机的合适人选。这一次，这位新星的效力对象不是福特汽车公司。那年6月，甚至在拖拉机蓝图出炉之前，福特在迪尔伯恩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亨利·福特公司（Henry Ford Co.）专门开发有商业价值的农用拖拉机（1917年这家公司变为亨利·福特父子有限公司，Henry Ford Son,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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