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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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狂乱的第一个星期里，那些不能亲自前往公司的求职者采用了写信的方式，大多都写给了亨利·福特本人。但即便这位总裁不在纽约，他们的努力也是白费。因为除非迫不得已，福特从来不看信。新政策推出之后，求职者以及“追星族”的来信达到了每天上千封之多。这样的情况还将持续十多年。即便是那些与福特汽车公司没有生意关系的人也会像老朋友一样给福特写信。在福特新政之后的第一波狂热中，公司的邮箱里还包括相当大比例的诗，都是特别写给亨利·福特以纪念这一伟大革新的。
日薪5美元的故事也传遍了美国南部。在南部的一些州，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了50年之后，美国黑人仍被视作三等公民，都在既有种族隔离又腐化败坏的佃农系统中辛苦劳作，权利的缺乏和极度贫穷无法用言语表达。于是，许多黑人开始向北方迁移，在那个希望之乡，高薪工作可以在底特律找到，而种族歧视据说也几乎不存在。“5美元一天是亨利·福特先生说的，而不远千里来到底特律的黑人们在他的雇用办公室外排起了长队。”勒罗伊·琼斯（LeRoi Jones，也就是阿米利·巴拉卡，Amiri Baraka）在《蓝调人》（Blues People）一书中写道。这些小佃农听说福特汽车公司向黑人支付平等的工资，而且经济机会是真正存在的。事实上，1914年前后美国黑人们写了不计其数的蓝调歌曲，反映在“把人真的当成人”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作。正如布兰德·布莱克（Blind Blake）所唱：“我要去底特律，找一份好工作/过去，我同这里饥饿的人们一起辛勤劳作/我要去福特先生的地方找工作，不让这些没东西吃的日子毁掉我的生活。”“‘福特’这两个字成了北方机会的同义词，”琼斯说，“而福特T型车是第一种黑人也能买得起的车——‘贫民’汽车。”
那些梦想得到5美元日薪的人同俄勒冈小径上的第一代拓荒者和1849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一样狂热。他们勇于携家带口，把一切他们已经熟知的东西抛在身后。肯塔基州的制模工人洛根·米勒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的日薪仅为福特汽车公司新工资标准的1/2。“几年前，我的兄弟就去了底特律，”米勒说，“他给我寄了一些照片……让我看看底特律有多么美。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就有了住在底特律的冲动。再加上每天5美元的收入，那地方对我来说太美好了。所以我们带上所有的家产，搬到了底特律。我很想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于是前往高地公园工厂找工作。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制模工。当然，由于应聘者太多，他们设定了一些严格的条件，比如说只有在底特律住满至少6个月的人才会被考虑在内。”然而，凭借资历和技巧，米勒立即就获得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份工作。
对某些人来说颇为不幸的是，日薪5美元还附加着一些特殊说明。利润分享计划中的这些蝇头小字告诉人们，员工的个人生活状况必须符合某些特定的标准。公司列出了三类有资格享受更高工资的人。其他人只能得到每天2.38美元的标准工资。那三类人如下：
1.同家人生活在一起，并能很好地照料家人的已婚者。
2.年龄在22岁以上的为人节俭的单身者。
3.如果有近亲和血亲只能从自己这里得到生活支持，22岁以下的男人和任何年龄的女人都可。
这些模糊的描述留下了很大的主观判断余地。什么是“很好地照料家人”，一个人怎么证明自己“为人节俭”呢？于是，公司组织了一支30个人的调查队伍，负责证明哪些职员和应聘者完全符合上述条件。
申请到福特汽车公司亚特兰大工厂工作的C·G·米尔纳（C.G.Milner）回忆了那次带有些强制性的资格评估。“那时候，我住在亚特兰大的一所寄宿公寓，”他说，“我的亲戚们住在郊外。进行调查的那些人并没问我太多问题，而是四处去找别人询问关于我的事情。他们甚至还问了我的母亲以及经营寄宿公寓的那位女士。在你得到5美元日薪之前，他们真的会调查个一清二楚。”
公司解释说，它有义务保证福特汽车公司的利润不会仅仅成为酒吧和妓院的财源。而公司用以判断员工的许多依据实际上激励了员工们向更好的生活方式转变，至少可以说他们生活得更加正常了。公司希望员工们严肃而又节制，特别是那些单身汉，希望丈夫和父亲们负起赡养义务。此外，公司银行还用相当优厚的回报率鼓励员工储蓄。但尽管这些期望和调查出发点良好，它们对工人隐私的侵犯却是汽车行业中史无前例的，而且也被列入了令公司头疼的社会工程领域中。
“他们会到你家里，拿出一张大大的表格让你填，”工具设计师威廉·F·皮奥克（William F.Pioch）回忆说，“他们会对你的历史寻根问底：你平常怎么生活？你在什么地方去过教堂？一切的一切。”
这张表格是以日薪5美元推出后公司发给各执行办公室的一封信为基础的。这封信清楚地说明了最高管理层之下的所有员工都要被调查的相关情况。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你结婚了吗？如果结婚了，有多少人需要你养活？如果你没结婚，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你养活？这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住在哪里？已婚者：你同妻子生活在一起吗？你们家日常生活出过麻烦吗？你有什么好习惯或者坏习惯？你有银行账户吗？……
“他们到我家去了一趟，”威廉·皮奥克继续说，“我妻子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你无可隐瞒。当然，对这种行为有许多批评。在一个自由国家，这是一种可笑的方式。”
在一个自由国家，福特汽车公司的调查（两年后将转化为福特汽车公司羽翼丰满的社会学部）确实是一种可笑的方式。一些好挖苦的人甚至想知道那些家庭访问，以及虽然简单但却相当尖锐的私人问题，是不是福特汽车公司抑制工会运动的一种策略？这是不是公司要求勤俭生活，并且对员工服从程度进行监督的真正原因呢？
由于每一项背景调查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大多数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直到1914年中期才盼来了工资的上涨。然而，新政策对工厂的影响却即刻就表现了出来，即便对那些仍在等待调查的员工也是如此。根据约翰·李所说，许多部门的产量蹿升了50%甚至更多。同样，整个工厂的生产率提高了15%~20%，而且这种提高几乎是从公司做出声明的当天开始的。每日平均旷工率从10%下降到了不到0.5%。员工周转率（对工人士气和工厂产量的长久威胁）也以同样快的速度和同样大的幅度下降了，因为那些已经拥有福特饭碗的人开始希望保住饭碗。1913年时，雇用办公室做出了53000次补替雇用，但到1915年，根据李的计算，只有2000次，而且是为了支持已经增大了1/2的员工队伍。
“日薪5美元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一次成本削减。”亨利·福特后来说。通过把工人的生产率提高到可预测的高度——由机器来设定速度，福特汽车公司无异于重新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凭借1913年引入的机械化装配线，福特汽车把令人恐惧的“加速”带给了工人们，这是任何地方的生产商都很喜欢做的事情。然而，作为第一家能够把大规模生产全面机械化的厂商，福特汽车公司也是第一家认识到没有员工的热情付出，整个生产程序就会脆弱无力的厂商。于是，这家先锋企业用它开创性的日薪5美元买来了这种热情——可能还远远不只这种热情，因为高薪是任何地方的劳动者都很喜欢的一种东西。现在，轮到资本方感受福特革新的威胁了。
作为重大革新，如果没有福特管理层的执着努力和过人才能，工业化民主上的这种双重进步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实现。但福特汽车公司的积极进取使革新在短短一年内就完成了。自此之后，一种劳资双方都能据以从产量和工资的提高中获益的程序被确立下来。劳动者的富裕能创造繁荣的市场继而创造更加富裕的企业，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崭新、引人瞩目的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经济学，它的奠基者是福特汽车公司，它的崛起以福特汽车公司的日薪5美元为标志。
日薪5美元所创造的善意是如此真切，以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们开始把它表现在服装上。“每一个人都把公司徽章别在衣服外面，因为他们都以做一个福特人为荣。”查尔斯·克鲁格这样描述底特律的新时尚。“他们不会把徽章戴在里面或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就戴在领子或衬衫上。当然，只有戴在这些地方，他们才能进入工厂。但无论是在星期天还是其他任何时候，他们一直戴着徽章，告诉别人他们是福特人。”
第二部 勇往直前
09 独揽大权
福特汽车公司在1914年惊人的变化速度使它成了全美最有魅力、最被人关注的企业。这不是因为福特正在那么多方面尝试那么多事情，甚至也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大多获得了成功。最能吸引外人艳羡的是公司正在四处洋溢的自信。公众喜爱亨利·福特的鲜明个性，部分是因为他是一个明显的反传统者，这在19世纪最具现代化的行业中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形象。亨利·福特似乎已经通过汽车业重新开拓了美国的疆域。他的公司不光是一个盈利企业，还是一个先驱，在那里，新观念驱逐了老式的商业假设。就像在任何领域中一样，金钱不能塑造英雄，福特汽车公司是以很少的钱起家的。另外，这家公司也没有依赖于外部关系，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它一直坚定不移地保持着独立。福特汽车公司证明，在工业领域中创造一个崭新世界只能依靠两种至关重要的东西：竞争力和自信心。
多年以后，亨利·福特在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中强调了这一点。“时代不同了，现在已经是现代化时期。”小伙子说。
“年轻人，”福特厉声说道，“现代化时期是我创造的。”
至少可以说福特促进了现代化时期的到来。事实上，1900年时美国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全球有24%的产品是美国生产的。到1913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为整整1/3，美国制造业的产量与欧洲三巨头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产量相当。而福特汽车公司每年能生产差不多200000辆汽车。紧接着，仅仅一年的时间，移动装配线把生产一辆T型车的时间从1913年的12个小时零8分钟降到了1个小时33分钟，公司创立者一直在追求的日产1000辆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到这时，福特汽车公司的产销量已经超过了排在它后面的10家汽车公司的总和。
1914年时，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俄亥俄州代顿市的威利斯·奥夫兰多汽车公司（Willys-Overland）仅生产了大约48000汽车——而且在整个1914年的大多数时候，这位亚军的产量一直远远落后于福特汽车公司。该年度，福特汽车公司所生产的263210辆T型车呈现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车身，尽管它们的发动机盖、仪表板、挡泥板当然还有发动机都是出自同样的装配线。然而，巧妙的设计使车身可以轻松地互换使用——可以把一个车身卸下来，凭借一些基础的工具和几个人的帮助装上另一个。像当时的大多数竞争者一样，福特汽车公司也鼓励它的顾客们购买至少两种不同的车身。夏天的时候，可以把封闭型的那一个储藏在车库中，因为在阳光充足的日子里，开放型旅游式设计更令人愉快。
在上市后的头几年内，不同样式的T型车采用了不同的颜色——比如旅游车是红色，跑车是灰色等。但到1911年，公司发现既然所生产的汽车都能卖掉，只使用一种颜色是更有效率的，尽管这会让美国的街景更加单调。该年度公司所选择的颜色是暗布鲁斯特绿加红色条纹。不过，颜色是可以改变的，就像高地公园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
为了让喷漆浓厚而又坚固，使用布鲁斯特绿或其任何颜色都需要上14层漆。每上一层都得等它干透，受潮湿度的影响，这可能会花去一整天的时间。一层漆干透之后，必须手工洒上沙子才能上下一层。因此，完成车身的程序可能很容易耗去两个星期的时间。作为一种相对简单的合成物，黑漆比彩色的漆干得更快。事实上，完成一个黑色车身只需要大约一天半的时间，远远用不了两个星期。于是，1914年的T型车全都成了黑色，而“你可以拥有任何颜色的T型车，只要它是黑色的”这句狡猾的口号普遍被认为是亨利·福特发明的。不管是不是他发明的，这一双关妙语或其他任何有助于促销汽车的小笑话所带来的好处都会令他相当愉快。然而，隐藏在这一笑话背后的强硬立场预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一个几乎把福特汽车公司彻底毁掉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中期，通用汽车公司将会用随意定制化打击福特的顽固，它积极地向顾客提供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包括颜色上的自由选择。不过在1914年那个时候，面对着500美元的价格，T型车的买主们并不太在意他们的坐骑是一副什么样子。他们能到达什么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T型车的问世也带来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由于对驾驶汽车的限制实际上不存在，交通事故频频发生。有一起灾难就发生在福特大家庭内。1914年，詹姆斯·卡曾斯送了一辆T型车给大儿子霍默（Homer）作为他14岁生日的礼物。那年8月8日，霍默在驾车过程中翻车，自己被压在车下无法动弹。卡曾斯夫妇马上就得到了消息，但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他们的大儿子已经死了。卡曾斯痛恨自己和那辆汽车。在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悲痛中，他对福特汽车公司的感情再也无法同以前一样了。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哈里·巴纳德（Harry Barnard）所说：“那件事一直萦绕他的心头，是一辆福特汽车——他自己的产品，他的财富源泉，害死了霍默。”
此外，福特汽车公司的团体精神也出现了一些裂痕。在力求不断改进生产程序的高地公园工厂每年都会修建新建筑的同时，有一个房间的富裕空间却相当之大，甚至到了看起来有些浪费的程度。那就是行政楼中的亨利·福特办公室。这是一个长方形房间，空间大得会产生回声，地板上是一张巨大的东方地毯。一张面朝门口的小办公桌安静而又凄凉地蹲在一个角落，如果没有它，整个屋子几乎就是空的。其实这张桌子也没什么用，因为亨利·福特很少在这里，即便他来到工厂。当被问及为什么喜欢亲自拜访下属而不是把他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时，福特回答说，“这是为了节省时间……我发现，离开其他人的办公室比让他们离开我的办公室要快得多。”在早期，福特并不认为他的真正工作是那种可以在办公室中完成的工作。在他看来，他的工作属于设计室或熙熙攘攘的工厂，有时候还属于外面的街道，因为他经常花去大半天的时间试驾他的产品。有些日子，他根本就不去高地公园工厂，只是待在家里摆弄自己的爱好。比如在1914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开发一种新拖拉机的原型，还计划设立一家新公司来生产这种拖拉机。不过，有P·E·马丁、查尔斯·索伦森和威廉·克努森监控生产，有诺弗尔·霍金斯负责销售，有哈罗德·威尔斯掌管设计和技术，福特汽车公司并不在意老板的缺席。从最高管理层到各个部门，一种追求卓越的信念渗透了整个公司，有詹姆斯·卡曾斯统揽全局，再加上约翰·道奇和霍勒斯·道奇两兄弟的支持，公司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早期，福特汽车公司管理队伍的性格可以反映在他们所创造的公司中：勇敢、坚强而又沉着，不管有没有危机。然而到1910年年末，除马丁和索伦森外，这些人已经走光了。1914年之后，福特几乎每年都会看着一个人离开，而且在每一个人离开的时候都不露丝毫遗憾之色。可以想象，老兵队伍的损耗将会改变公司的性格特征。但这种变化实际上早已开始了，因为亨利·福特的性格在悄悄变化。
首先在媒体上，其次在公司中，福特对自己新角色的定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工业家，这使他那已经带刺的个性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尽管与他距离较远的人能感受到一种虚假的亲和，但对那些与他距离较近的人来说，他的变化绝不是什么好事。
其他一些成就堪比福特的大亨（迄今为止并不多）与他们所信赖的合伙人或管理者相当亲密。约翰·D·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都与那些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的同事们保持了长久的联系。而且在1914年（亨利·福特51岁），洛克菲勒和卡耐基一个已经退休，一个正准备退休，因为他们既享受了足够的满足感，也承受了20多年来不断上升的权力下的压力。但在同样的年龄，亨利·福特刚刚尝到权力的甜头，丝毫没有退休的念头。相反，他把自己重新定位为高地公园的远见家和工业领域中的人民哲学家——除了他自己，这种形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矛盾。T型车和日薪5美元的成功使他的声望超过了其他一些对这两者至少同样重要的人。在炫目光环之下，一种可怕的变化正发生在福特身上。“成功生活的全部秘密在于去发现你命运中的定数，然后去做。”在1929年的代笔著作《我的工业哲学》（My Philosophy of Industry）一书中，福特这样说道。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这位得到认可的将军不再想同伙伴们在一起，而是想要摆脱他们。
“做正确的事情意味着与自己的定数合拍而且愿意去服从，”作家费伊·里昂·法罗特（Fay Leone Faurote）继续替福特写道，“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合意，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赞同或者受欢迎。这意味着，在命运试图实现在我们身上或通过我们而实现的目标中，你应该发挥作用。如果一个人是对的，他不必担心孤独——他并不孤独。”
首先被摆脱的是道奇兄弟。
在亨利·福特的高地公园办公室大部分时间空闲无用的同时，约翰·道奇在哈姆特拉米克附近的办公室却是热闹非凡。道奇本人或许是粗线条的，但是他那优雅的办公室却绝非如此，嵌板是橡木的，装有镶铅玻璃的几个书柜之间还有一个更适合城堡的大理石壁炉。屋中的家具都是又大又沉，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这反映了道奇对气派的偏好。他昭示自己品位的这种财力很大程度上来自福特汽车公司的丰厚利润。凭借数百万美元的分红，约翰和他的兄弟霍勒斯一次性购买了像一座小镇那样大的草溪农场以及一些马力让美国海军都眼红的游艇，并且捐赠了足以让底特律交响乐团（Detroit Symphony）生机勃勃地存活下去的一笔巨款。
两家公司之间的那种对双方都至关重要的关系是以长时间的信任和从未停止的争吵为共同基础的。作为个人契约股东，道奇兄弟从福特汽车公司那里得到了许多分红，但他们自己的公司也在同福特汽车做生意，而且并不拥有特殊地位。事实上，当双方的商务关系已经牢不可破的时候，卡曾斯反而下了更大的力气压低道奇兄弟公司的零部件供应价格，这仅仅是因为道奇兄弟公司供应的零件太多，所以单位价格的下降能给福特汽车公司省下许多钱。在10年之中，两家公司一直像是猎枪的两个枪筒：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但也是彻底分开的。
在于1908年帮助福特选定高地公园新厂址后不久，约翰·道奇继续探索了底特律的北部地区，并最终决定在某个地方为自己的公司建造一座510万平方英尺的新工厂。像福特的水晶宫一样，位于哈姆特拉米克约瑟夫·坎佩欧大街的道奇兄弟新工厂也是在建筑师艾伯特·卡恩的帮助下设计出来的。它于1910年年末投入运行。围绕一座中心大楼，一些4层建筑点缀四周，24英亩的整个道奇复合工厂与大学城一般的帕卡德工厂更为相似，而不是线性布局的高地公园。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工厂，而道奇兄弟公司的新总部也享有类似的盛誉：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工厂。布局巧妙而且也不像高地公园那样拥挤的哈姆特拉米克工厂（Hamtramck Plant）设施齐备，足以完成向福特汽车公司提供大量T型车底盘及其他部件的任务。然而，有心的观察家们注意到，这家新工厂看起来并非只是简简单单的汽车部件加工厂。事实上，它有全套设施，有齐全的机器，有充足的空间，足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从许多方面看，道奇兄弟工厂似乎是一家设备齐全的汽车制造工厂。
福特汽车公司每一次扩展高地公园以期能自己生产更多的零部件从而减少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道奇兄弟都会扩展哈姆特拉米克工厂以期能最终结束它对最大客户的依赖。这些准备活动在两家公司都是平平静静地进行的，但最终的结果却注定是一道晴天霹雳。紧张的局势曾于1912年一度缓和，因为约翰和霍勒斯批准了一项与福特汽车公司进行谈判的提议，而这一提议对双方来讲都是最合逻辑的：把哈姆特拉米克工厂完全租给福特汽车公司。然而到1913年8月，双筒猎枪的道奇枪筒终于忍无可忍了。
“我已经厌倦了被亨利·福特装在内衣口袋里的日子。”约翰·道奇爆发了。作为福特的同盟者以及仅次于福特的第二自大狂，作为一个内心极为敏感的人——尽管表现方式相当粗野，约翰·道奇成了第一个对亨利·福特那越来越严重的专横和傲慢失去耐心的人。到那年夏天，他已经明白他和他的兄弟再也不能同独裁到极致的福特合作了。作为正式程序，约翰·道奇给詹姆斯·卡曾斯写了一封公函，辞去了副总裁和董事这两个职务。在福特汽车租借哈姆特拉米克工厂一事还没形成一张法律文件就因矛盾升级而泡汤之时，约翰·道奇还告诉詹姆斯·卡曾斯，道奇兄弟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目前的零部件供应合同将会是双方之间的最后一份合同。在那个时候，道奇兄弟仍然是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东，但他们与福特汽车的生产已经没有关系了。
1913年年末时，亨利·福特正忙着处理一个难题：T型车的订购量比公司的最大产量多出了100000辆，尽管当时的生产速度已经达到了差不多每3分钟1辆。由于市场的持续膨胀，亨利·福特加快了生产速度。很大程度上受T型车狂热的影响，到1914年汽车业已经是美国成长最快的行业。1913年时它是第七大行业，而15年前它只排在第150位。仅1912~1913年这段时间，全美的汽车总产量就上升了28%。然而，与福特汽车公司的成就比起来，即便是这个数字也是小巫见大巫：同时期内，福特汽车公司的产量提高了整整100%。
听了道奇兄弟公司的独立宣言，福特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因为他的心思全在高地公园工厂的新目标上。据他所说，他的最大愿望是每分钟生产一辆车——每小时60辆，每天1440辆。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还希望价格标签上的数字能降到300美元以下。怀着这样宏伟的目标，一门心思的福特没时间理会道奇兄弟，或者说除了能帮助他实现目标的人，他没时间理会任何人。事实上，他几乎没有从自己的最新计划中抽出哪怕一秒钟来目送道奇兄弟离开，尽管谈到对重型机械的理解，这两个人是整个汽车行业中唯一比他要强的人。不过，这或许正是他对两人的离开并不感到遗憾的原因。对亨利·福特来说，没有吵闹的道奇兄弟在身边，关于他最热爱的东西以及他旗下企业的灵魂——机器，就没有比他更权威的声音了。安抚如此有价值的合作者，留住最好的专家技能，洛克菲勒和卡耐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一定会跳起欢快的吉格舞，但这不是亨利·福特的风格。他没有伙伴，没有同事，也没有合作者，因为他不需要这些。他只对自己的野心保持忠诚，这一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就能说明。
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给世界史留下了苦涩的回忆。该年初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尽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高地公园工厂的变化似乎微不足道，但在酿成了欧洲大战的社会和经济巨变中，福特汽车公司的革新实际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那些“前工业化”社会和拥有汽车装配线的现代化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矛盾。起源自福特汽车公司的那些变化动力势不可挡，并且以同样不可阻挡的方式带来了大范围的革新，而这种革新，就是全球战争的源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技术带到了战场中。
就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夏天，道奇兄弟公司第二次震惊了汽车制造行业——甚至可能包括高地公园。道奇兄弟宣布，他们将生产一种完整的汽车，一种他们自己设计的令人激动的新型汽车。这一消息是约翰·道奇在底特律的布克-凯迪拉克旅馆（Book-Cadillac Hotel）通过相当讲究的正式仪式宣布的，当时的场面喧哗而又热烈。发表豪言壮语后没一会儿，道奇就喝醉了。这下子更热闹了，他挥着手中的杖子，把枝形吊灯和壁灯台上的电灯泡全都打了个粉碎。但是没人真正在意——这就是道奇，这头公牛的所到之处永远像是瓷器店。
两兄弟知道，他们不可能凭借像T型车那样的低价车同福特汽车公司正面交锋。即便在1914年，汽车市场实际上也已不存在激烈竞争，因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效率无人能敌。然而，道奇兄弟也意识到，尽管T型车正在创造一个庞大的初次购车者阶层，它却没有给这些顾客购买更高价格的汽车提供多少选择。不久，那些已经厌倦了T型车或者手中有富余资金的人就发现，他们在福特汽车公司已经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预测道奇处女车的前景时，约翰·道奇对自己的战略做出了可能最为精辟的解释，“考虑那些某一天又会渴望一辆汽车的福特车主！”这一点倒不会发生在亨利·福特身上，作为美国最有钱的公民之一，他只开T型车，而且在T型车中的每一分钟对他来说都是享受。然而，新道奇汽车代表着同样基础上的又一个进步，它也是强力汽车，但它的35马力超过了T型车的20马力。除此之外，它的传动装置也更加平稳、噪音更小。所有的进步都体现在了更高的价格上，它售价780美元，高过了T型车的450美元。当第一款道奇汽车于1914年11月开始生产时，亨利·福特甚至还没有一个值得他瞟上一眼的竞争者，心怀扩大生产规模的目标，他关心的只是他的福特汽车公司。
事实上，福特确实没有在意道奇两兄弟正在凭借他们的公司或他们的钱做些什么。唯一令他烦恼的是他们仍然能赚取福特汽车公司的分红——其实更恰当地说，他们不是在“赚取”这些分红。当约翰和霍勒斯不再对他的公司做出贡献，他也不再能容忍他们从福特汽车公司得到资金（1913年时超过了100万美元）。所以福特一直在酝酿一个计划，确保在未来福特的分红只会帮助福特，而不是其他任何公司。
1914年夏末，亨利·福特分别与詹姆斯·卡曾斯、哈罗德·威尔斯以及查尔斯·索伦森和P·E·马丁就销售与采购、技术改进以及生产问题交换了意见。根据下属们所提供的情况，他决定在1914~1915年度生产300000辆T型车。“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没人认为这是可行的，但福特先生的想法不一样。”纽约梅迪纳忠心耿耿的福特经销商路易斯·J·基涅茨回忆说。在工厂以外的人看来，那个创纪录的目标代表着一个赌博。降价50美元后，这样多的汽车也许能够卖光——但如果价格下降后汽车还是不能全部卖出去，公司将损失数百万美元。
像往常一样，“想法不一样”的亨利·福特又宣布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价格的下降直接与产量的上升联系在一起，从而避免了失败风险。依靠自己对美国公众的号召力，他以个人身份给出了一个简明的报价：如果销量能达到300000辆，公司将向每一个T型车新买主返还50美元的购价。这一举动的公关价值惊人地大，就像日薪5美元推出后福特所做的所有事情一样。
随着订购量直线飙升到300000（并在同一季节内多出了8162辆），福特汽车公司新雇用的30000名工人也快要把高地公园工厂挤爆了。仅仅看一下工厂的一楼——工厂游览的第一站，一个参观者就会无法呼吸。这并非夸张，第一次看到700000平方英尺[1]、填满8000台不同机器的巨大厂房时，人们确实会喘不过气来。大多数机器都是依靠头顶的转动轴通过皮带传送下来的动力而运转的。“这让整个厂房看起来像是一片浓密的森林。”当年的一本旅游指南这样说。尽管许多机器都在不可避免地往外喷溅机油，厂方中的空气可能还是比许多工人在家中呼吸到的空气要新鲜。第一，亨利·福特不允许工人们在这里吸烟；第二，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每小时会把整个厂房内的空气更换5次。参观者们对工厂的卫生状况也是赞不绝口。每个星期，地板会被彻底清洗一次，工厂的每处表面会被彻底擦磨一次。亨利·福特在这一点上态度相当坚决，“大约有700个人专门负责保持工厂的清洁，窗户要擦干净，所有的涂料都得是新的，”他曾经这样写道，“那些容易让人吐痰的黑暗角落要被涂成白色。”为什么要这样严格？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不讲清洁的人是不会有道德的”。
然而很明显的是，在福特看来，一个整日在艰苦劳动和极度紧张中度过的人是有道德的。自他的工厂开始使用装配线以来，大多数员工都成了半熟练工人。在复杂的整体生产程序中，他们所要做的却只是不断重复相同的简单工作，一遍又一遍，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英国社会学家休·贝农（Hugh Beynon）这样描述这种高速度的单调程序，“机器是主人，人不得不跟上机器。”
公司在高地公园工厂采用了严格管理，但在大多数时间里，员工们还是满意的（主要得感谢日薪5美元），因此工厂保持了高效率和高利润率。然而在亨利·福特眼中，有些事情还是不太对头。于是在1915年，他开始注意詹姆斯·卡曾斯的行为。根据他在这次调查中的记录，在1915年的头9个月内，财务主管仅出现在工作地点84次，还不到同时期工作日的一半。福特实际上没有多少理由不满——那一年他也经常不在工厂。但他是公司总裁，他是亨利·福特，因此他是与众不同的。
于是，福特一边继续随心所欲地在自己位于迪尔伯恩的农场中设计他的廉价、轻质但动力强劲的拖拉机，制定成立新公司生产这种拖拉机的计划，一边又开始对卡曾斯的旷工大发牢骚。不管他自己选择在什么地方工作，他总希望别人待在自己的办公桌、绘图桌或者机器旁边努力地工作以为公司赚取利润，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在高地公园，坐在桌旁思考是被允许的，不在桌旁是不被允许的。于是，詹姆斯·卡曾斯开始对福特汽车公司失去兴趣（这可能是福特告诉索伦森的），并且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了竞选密歇根州州长上。“我派了一个人观察他，他一年内仅在工厂中待了184天，”福特对当时的《底特律新闻》总编埃德温·G·皮普（Edwin G.Pipp）抱怨说，“他已经在加利福尼亚了，现在正计划去阿什维尔。我不相信缺席的管理者。如果吉姆上班，我对他的信任超过任何人。但如果一个人在我们公司工作，他必须坚守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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