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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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在查尔斯·索伦森的建议下选定的那位机械师是才华横溢的尤金·法卡斯（Eugene Farkas），他拥有母国匈牙利的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Royal Joseph Technical University）的机械工程学位。在匈牙利军队中待了一年，又去一家摩托车工厂短暂做了一阵没有薪水的学徒工后，法卡斯于1906年秋季动身前往美国，他开始向设计汽车的梦想进发。凭借自己的才华，他获得了许多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青睐。匈牙利老乡乔·加拉姆把他召到了福特汽车公司，T型车的开发就有他的一份功劳。在设计拖拉机的工作中，法卡斯从亨利·福特那里得到了大体指示，但大多数革新都是他自己做出的。譬如，由于亨利·福特要求拖拉机的重量要轻，法卡斯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结果连基本的骨架都不需要了。这个概念太过大胆，以至于在视创新如家常便饭的福特公司众设计师中间也激起了激烈的争论。事实上，即便是最典型的创新者亨利·福特也不知道新公司的这位首席设计师在说些什么。但法卡斯证明，精确铸造能够让拖拉机的各个部件完美结合，从而让骨架上的沉重连接杆变得多余。尤金·法卡斯很快就成为福特最喜欢的职员之一，但连接两人的纽带却是他们对机器的共同热爱。

到1917年中期，亨利·福特父子有限公司已经拥有了一种轻质、三速、20马力无框架拖拉机的蓝图。按照计划，这种拖拉机不仅要在迪尔伯恩生产，福特的老家爱尔兰科克郡也将建立一家工厂。法卡斯的设计图堪称艺术品，后来还被挂进了普渡大学（Purdue）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室。不过在一开始，由于亨利·福特仍然认为设计还有可以改进之处，他在实施生产上态度并不坚决。

考虑到福特的头两家公司都是因为他只顾没完没了地试验、没有进行实际生产而失败，可以说如果不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早期合伙人们没有太多耐心，福特汽车可能不会存在。在拖拉机的生产上，没有人给亨利·福特施加压力。但在1917年4月7日，他碰到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一个绝佳的公关机会。

在美国于1917年4月6日正式对德国宣战之后，兼任英国食品生产部（Food Production Department）官员的珀西瓦尔·佩里立刻给亨利·福特发了一封电报，请求他对正在加速进行的英国拖拉机生产给予支持。“我敢向你保证这是为了国家利益，”佩里有意使用了一种对福特很有吸引力的语调，“国家必需品完全依赖于福特先生的决定。”

作为岛国，英国不得不与德国的潜艇封锁做斗争以保证人民的温饱。当许多农民被征召入伍，剩下的那些如果要为整个国家以及一支百万大军生产足够的粮食，必须得到帮助。尽管妇女土地服务队（Women's Land Army）是对农业劳动队伍的一种补充，但英国仍然要通过布满德国潜艇的海上航线进口数百万吨粮食。对忙于战争的英国政府来说，本土每多产一吨粮食，就意味着驶往本国的船可以少装一吨粮食，多装一吨军火。大量的廉价、高效拖拉机能够大大提高全英农场的生产率，甚至还能让更多土地投入耕种。

“这完全合理，”亨利·福特回电报给佩里说，“我们会日夜工作。”

很明显，福特指的是查尔斯·索伦森会日夜工作，因为他随后即命令这位生产王牌马上开始帮助英国生产拖拉机。5个星期内，索伦森游遍了英格兰南部，找了多家供应商并向他们发放了零部件生产规格。曾经因亨利·福特的和平主义言论而拒绝为福特汽车公司刊登广告的英国刊物顷刻之间变了脸，对这位美国工业家与英国后方人民分享大规模生产魔术的做法大加赞赏。

然而又过了不到5个星期，索伦森带着他的队伍退回了密歇根。正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一天之间，更准确地说是一下午之间，事情发生了变化。“到6月末，零部件生产的相关事务排了一长串，于是我回到了伦敦，”索伦森写道，“某一天的午前，空袭警报响起了。有人告诉我这有些反常，因为偶尔会来扔炸弹的齐柏林飞艇（Zeppelins）通常是晚间出现的。但这次袭击是在白天，而且盘旋上空的不是那种飞艇，而是德国飞机。”伦敦那不设防的金融区受到了直接攻击，索伦森在屋顶上目睹了一切。

德军的空袭引起了极大的恐惧，作为对策，英国战争军需品部（Ministry of Munitions of War）调整了策略。在决定把国内生产设施优先用于制造飞行器之后，英国政府礼节性地感谢了福特汽车公司在生产拖拉机上的努力，但不允许公司再使用任何的英国工厂。战争军需品部请求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生产拖拉机，然后把它们运到英国。拿到数量高达6000台的第一份订单之后，亨利·福特发现他已经迈进了拖拉机业。

1917年7月，亨利·福特父子有限公司成立，取代了之前的亨利·福特公司。根据成立章程，新公司的目标是生产拖拉机、农用工具、“自我驱动车辆以及任何种类的机械设备”，值得注意的是，汽车也包含其中。不过，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完全由亨利、克拉拉和埃兹尔拥有的亨利·福特父子有限公司只生产拖拉机。福特汽车公司那闻名遐迩的效率也天衣无缝地转移到了拖拉机生产上，不到一年时间，英国人就收到了那6000台“福特森”（Fordson）农用拖拉机。尽管这些拖拉机对英国食品供应的影响并没有即刻表现出来，但根据英国政府在战争结束前的估算，每辆福特拖拉机都把英国食品产量提高了1000吨。

很大程度上依靠珀西瓦尔·佩里的敏锐和热情，亨利·福特成为第一个参与战时生产的主要美国制造商。他对协约国的最初贡献，一大批农用拖拉机，当然与他时常宣扬的对战争的厌恶不太协调。然而，在美国加入“一战”之后，这个曾经发誓宁愿把自己的工厂烧成平地也不会让它转向军工生产的汽车大亨压力更大了。实际上在美国参战前两年，福特已经同意生产救护车底盘和军用头盔，谁能说这不是军工产品呢？现实环境将很快把他变得不再那么与众不同。

在底特律东大道的帕卡德汽车工厂，37岁的杰西·文森特（Jesse Vincent）在一项任务上花了三年时间：开发商用的飞行发动机。1917年，文森特设计出了一种12缸发动机，但是没有可以测试它的飞机，于是只好把它用在了赛车中。结果，装上他的发明的赛车所向披靡，曾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斯皮德韦镇的一次测试中达到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文森特的发动机相比功率来说有些沉重，但先进程度仍然在当时的美国航空界遥遥领先。当美国加入“一战”，协约国国家，特别是正在遭受围攻的法国，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美国应该提供东西：第一，士兵；第二，飞机。尽管法国提出了令人吃惊的22465架飞机的要求，但美国政府答复说，美国人会生产出两倍于这一数量的飞机。

这种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截至1917年，美国航空工业统共才生产出700架飞机。有13个国家强于美国，而且它们大多能生产出马力远强于珍妮（Jenny，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飞机）的飞机。几乎可以说，美国能提供给协约国的所有东西就是杰西·文森特的新发动机。但作为航空潜力的一个代表，它也只不过是带来一些希望罢了。它需要更高的马力、更轻的重量、更高的精确度以及更快的生产方式。

1917年6月4日，杰西·文森特的设计得到了美国陆军部的认可。它被重新命名为美国标准航空发动机（U.S.A Standardized Aircraft Engine），不再只是一台帕卡德——在国内宣传中，它被称作“自由发动机”。正如文森特已经预料到的，自由发动机的成功依赖于竞争者们相互合作的意愿。随着凯迪拉克、道奇和皮尔斯-埃罗等汽车制造商加入帕卡德的工程，一场发动机论战很快就形成了。文森特的基本设计总会被上百种修改建议淹没。同时，1917年年底被定为发动机投产的日期。

最后，自由发动机的最终规格（或者说诸多最终规格）出炉了。依照用途的不同（从训练机到轰炸机），标准发动机可以被制成4缸、6缸、8缸或者12缸发动机。根据欧洲人的经验，用实心钢精心钻造的汽缸运转最好。大多数汽车发动机都是铸造而成，但为了实现飞行所需要的更精确的重量比和更高的强度，飞机发动机必须凭人工仔细打造。对一般的汽车发动机来说，缸筒（直径）3英尺、活塞（长度）5英尺的汽缸就算相当大了。但在自由发动机中，这两个数字是5英尺和7英尺。大量生产这种尺寸的精制发动机要花去大量的时间，在哪里都是一样。为此，文森特开始求助于福特汽车公司，因为自哈罗德·威尔斯在T型车生产中引入钒钢以来，福特的技术队伍一直被认作是业内冶金术方面的冠军。

当时在福特汽车公司试验部任职的亚力克斯·拉姆斯登（Alex Lumsden）后来回忆说，威尔斯一直坚持认为汽缸不需要钻造。“他认为可以用管型材料制造汽缸。”拉姆斯登说。试验部的另一名职员威廉·皮奥克的说法则略有不同，他表示很难说这种想法具体来自谁，但肯定出自威尔斯以及机械师卡尔·艾姆德和约翰·芬勒特（John Findlater）的一次会议。

这种理念听起来很不错，但细节处理上却不是那么轻松。当管型材料被切割成规定尺寸，如何封住一端就成了一个难题。艾姆德和芬勒特寄希望于工具制造师奥利弗·霍肯贝利（Oliver Hockenberry）的点子：把一端切成45度角，然后以焊接手段把它封上。由于福特汽车公司向来以“操作量”（或者说共需要多少单项工作）来衡量每项任务的功效，拉姆斯登骄傲地说，“我们跟领导们一起仅用两种动作就把汽缸一头封住了。”这样的效率进步在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看来并不算大，因为不断进步本来就是公司对他们的期望。但对自由发动机工程中的其他人来说，福特人使汽缸单价从24美元下降到8.25美元无异于一个奇迹。在威尔斯、艾姆德和芬勒特展示管型材料制造方法后三个星期，福特汽车公司拿到了为自由发动机工程制造所有汽缸的业务，不管在哪里制造。生产于1917年8月开始。到战争结束，福特汽车公司共提供了415377个汽缸。此外，公司还参与了完整发动机的集体生产。

在美国参战之时，福特已经改变了他对军工生产的态度。因此在1917年11月，他同帕卡德、林肯（Lincoln）、别克、凯迪拉克和诺达克-马蒙（Nordyke Marmon）等汽车制造商一起加入了为协约国空军大规模生产自由发动机的里程碑式事业。在高地公园，自由发动机的生产实际上到1918年5月7日才开始，尽管福特汽车公司早已开始向其他所有公司提供汽缸。从汽车发动机转向飞机发动机不光是制造不同的零部件那么简单。飞机发动机的结构公差比任何汽车发动机都小得多——包括福特汽车公司的发动机，因为福特发动机的精确度同其他厂商并无两样。

领导福特汽车公司自由发动机项目的是威廉·C·克兰——脱离汽车制造去从事军工生产的诸多生产主管之一。“为了这一任务，曾有整整三个星期我除了回去洗了个澡之外就没有回过家。”克兰说。作为底特律最能干的生产管理者之一，克兰却发现跟上新飞机发动机的生产安排（以及无休止的设计变化）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他和他的队伍本来已经努力完成了第一批货，但美军却不让他们开始装运。“我们已经组装好了200台发动机，但是却没有一台可以运出。”克兰说。克兰询问了美军的负责军官，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在美国政府接受这些发动机之前，它们必须经受54次运行测试。克兰完成了这些测试，但当两个星期后他再次视察时，又有442台自由发动机排起了等待装运的长队。看到目瞪口呆的克兰之后，那位军官以同以前一样漫不经心的口吻问他，有没有哪一台福特发动机已经通过了空中测试。生产主管立刻派人把一台发动机装进了一个机身，但直到这时候他才知道，陪同飞行员进行这第一次试飞的必须是他本人。

军方坚持让发动机主要制造者上阵冒险也是有他们的原因的。仅仅几个星期以前，根据斯坦·格雷森（Stan Grayson）在《帕卡德：汽车和公司的历史》（Packard:A History of the Motor Car and the Company）一书中所写，装有帕卡德公司所制造的第一台自由发动机的飞机“在飞行员执行一系列复杂的翻圈飞行时失去控制，急旋下坠，最终摔毁，飞行员和另一名乘客双双丧生。据传有人阴谋破坏飞机，一人被美军情报机构逮捕，但并未被证明有罪。杰西·文森特认为事故是由飞行员的失误或机械故障造成的”。

无论如何，监控福特汽车公司自由发动机生产的军方官员没有给威廉·克兰留下把试飞风险转移给其他人的余地。实际上，如果克兰会开飞机的话，军方说不定会让他一个人出马。最终，克兰成了飞行员旁边的唯一乘客。

“我穿好飞行服然后对飞行员说，‘尽你所能，因为我们得运出一些发动机。’”克兰回忆说，“当我们飞上天空，我发现他确实是竭尽所能了，我们忽上忽下，翻转打滚，还做了俯冲和尾旋。”第二天，当马丁和威尔斯听说克兰屈服于美军的压力而亲自参与了试飞，他们勃然大怒。但克兰的信心也获得了回报，公司生产的自由发动机开始正常装运。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时，福特汽车公司总共贡献了3940台自由发动机，排在各生产6500台的林肯和帕卡德之后位居第三。

在空中压过德国是协约国最关心的事情，但并不是唯一关心的事情。在美国参战之后，德国人的潜艇战把战争带到了美国海域，对所有美国船只形成了直接威胁。当美国海军计划用刚设计出的204英尺猎潜艇“鹰艇”（Eagle boat）发起进攻时，福特汽车公司自告奋勇地在高地公园工厂生产了原型艇。在第一艘鹰艇建造完毕准备测试时，那些优秀的机械师却碰上了难题：如何把船弄出厂房以便能把它拖入底特律河中。亨利·福特也没多少理由责备他们，1896年时他也曾为弄出自己的四轮车而把巴格利大街的后院工棚凿了一个大洞。然而不幸的是，鹰艇下水的尴尬方式只是更多麻烦的一个预兆。

鹰艇的原型以及亨利·福特10个半月内再生产112艘的承诺让美国海军相当激动。但当时在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手下任海军助理秘书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正是华盛顿少有的几个对福特保持冷漠的人之一。罗斯福给福特下的结论是，“在他发现免费公关机会之后，他把潜艇当成了一种能吃的东西。”鹰艇流出福特生产线的景象确实让福特汽车公司得到了许多积极评价，特别的是，这些猎潜艇是按成本价提供给美国政府的。

事实上，福特汽车公司做了一桩很划算的买卖。公司心甘情愿地把专家技能贡献给协约国的舰艇生产，但美国政府也同意出资350万美元升级公司的生产设施以实现产量的大幅提高。厂址是精心选择的：底特律的荣格河地区，正是在这里，亨利·福特将建造起全世界最大的工厂。1918年1月14日，在除亨利、克拉拉和埃兹尔以外无人知情的情况下，联邦政府以275000美元的单价订购了头100艘鹰艇，同时也无意中为荣格工厂打下了地基。

不幸的是——而且在福特已经保证会按时按量交货的情况下特别不幸的是，除了都是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以外，船和汽车几乎没什么共同之处。另外，由于两者的设计和制造大相径庭，生产其中一种的专业技能转移到生产另一种上就会变得彻底没用。20世纪40年代，“二战”双方的最高效船只制造商亨利·J·凯泽（Henry J.Kaiser）将会学到同样的道理。凯泽能以每80小时一艘的速度生产出比鹰艇还要大的船，但在后来的和平时期涉足汽车制造业后，他艰难尝试8年之久还是彻底失败了。

尽管汽车和船的主要制造材料都是钢，但金属部件的结合方法却是不同的——汽车是用螺栓固定，船只是通过铆接或者铸接。因此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们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在荣格河树立起了新工厂（当然是由艾伯特·卡恩设计）而且新装配线也建立起来之后，鹰艇项目负责人威廉·克努森却只能看着员工们在新程序中焦头烂额，一次次地延误时间。完工后的船都会通过滚筒滑下堤岸，直接进河。每一艘船都会从底特律河驶往伊利湖进行一次试航，途中会做出急转弯或其他一些动作，看看船或者船上的任何东西会不会因此毁掉。根据乔治·布朗的回忆，高地公园办公室的许多职员都曾被请去参加试航。

然而，福特的鹰艇经常被美国海军的现场监督员否定，他们抱怨说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作质量前后不一致，而且公司自己的产品检验太不严格。尽管到1918年7月荣格工厂的员工达到了4380人而且在年底又上升到了约8000人的高峰，它的鹰艇总产量却只有60艘，而且大部分是在战争结束后完工的。

福特汽车公司在这一政府合同上栽了个大跟头。批评家们认为，亨利·福特同意在几个月内生产上百艘鹰艇实属自不量力。确实，这个数字大得过分了。当时，公司正同时启动拖拉机和飞机发动机生产，而且汽车生产也未停止——T型车的产量在1918年下降，但仍然达到了500000辆。造船上的惨败证明，即便是福特主义也有它的极限。但这是一个亨利·福特一直不肯相信的事实，而他在此后10年中的行动似乎也是为了证明福特主义实际上没有极限。无论如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位曾经发誓永不接手军工生产的美国大工业家已经在军事大项目上做了太多的事情。

在租用的房子和公寓中住了几十年后，亨利和克拉拉于“一战”期间拥有了一座占地1300英亩的叫作费尔莱恩的豪宅。今天，它是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院校园内的一处国家历史里程碑。以亨利的祖先在科克郡的居住地点命名，这座由建筑师威廉·范·塔恩（William Van Tine）设计的两层豪宅由浅色的俄亥俄石灰石建成。它就像是一座乡间的诺曼城堡，外墙有1.5~2英尺厚。为了把埃兹尔留在家中，亨利用一架30000美元的管风琴、一座保龄球场、一间游戏室和一个巨大的围有大理石长椅的室内游泳池装点了住宅。埃兹尔本人曾建议父母雇弗兰克·劳埃德·莱特（Frank Lloyd Wright）为设计师，但他们很怕莱特的那种大胆的前卫设计。整个住宅包括56个房间和8个壁炉，其中一些还刻有亨利·福特最喜欢的格言，比如“自己砍木头，会让你温暖两次”等。就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住宅蒙蒂塞洛一样，费尔莱恩是主人梦想的纪念碑。1914年，这里的常客托马斯·爱迪生为住宅的发电站铺下了奠基石。这座发电站是通过300英尺的地道与主楼相连的。后来，福特在地道中装了一道钢制的门以做预防之用，他害怕某些无赖会试图诱拐他的孙子，就像诱拐他朋友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孩子一样。

费尔莱恩发电站利用荣格河发电，是1914~1944年间亨利·福特建造的30多座水力发电站的原型。这些全部位于密歇根的水力发电站可谓19世纪磨粉厂的变形体，目的是为当地社区的农民们提供工作机会。费尔莱恩发电站是亨利·福特的骄傲和乐趣：它带有一个能容纳12辆车的车库、一台水电设备和一个工作实验室。在发电厂顶层的这个活力四射的实验室内，常能发现福特同一些技术人员和机械师一起做着实验。许多项目的关键设计工作都是以这里为核心的，比如福特森拖拉机（1917年）和有轨汽油机车（1920年）。尽管这座发电站让人难忘，主楼却算不上富丽堂皇。福特夫妇鄙视格罗斯·波因特镇和帕克大道的那些喜欢招摇显派的富翁。“我们家不是展示厅，而是一个生活和享受的地方，”克拉拉说，“是一个你能获得前进动力的地方。”

像住宅中的每一个房间一样，由风景建筑师詹斯·詹森（Jens Jensen）设计的家庭园林也是福特的家。高明的园丁和业余植物家克拉拉照管着3个温室、大片普通花园和3片种植园。最令她骄傲的成就是那个玫瑰园——面积超过3英亩，无论在私家还是公共玫瑰园中都是美国最漂亮的。她雇了20个园丁照料那1万株玫瑰花，还很喜欢坐着她的电力游艇顺着费尔莱恩后的荣格河观赏野生动植物。当然，费尔莱恩的大部分土地都是野地或稍加整治的野地。那是亨利·福特可以忘却一切做一个迪尔伯恩农场男孩的地方。“一个曾住在费尔莱恩附近的人告诉我，他曾在一个夏天的早晨多次见到福特先生，”福特汽车员工W·格里菲斯（W.Griffith）回忆说，“他推着一辆老式自行车，骑上去，沿着山坡顺势冲下。然后，又把自行车推到坡顶，再来一次。这重复了好几次。然后他脱下鞋和袜子，坐在河边，把脚伸到河里戏水。他还冲鸟吹口哨。很明显他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

克拉拉根据传统的后维多利亚风格把福特巨宅好好装饰了一番。亨利·福特购买古董的爱好也很快就被全美各地的商人们得知了。于是，精美的各式家具连同一大堆废物涌向福特的迪尔伯恩仓库。亨利·福特并不一定欣赏收藏品的美学价值，但却对单个工艺品（家具、工具，甚至整幢建筑）的历史价值深深着迷。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和克拉拉发起了一场保留民歌和舞蹈的运动——在福特深恶痛绝的新爵士乐的喧闹之中，这些东西都快随着时代的变迁被人遗忘了。他们经常在费尔莱恩组织方块舞会，通常还会雇来凯尔特歌手和阿巴拉契亚小提琴手为充满怀旧味道的舞姿伴奏。尽管20世纪20年代福特夫妇出版美国传统民乐的积极活动成了底特律的一个笑话，他们的努力却对保留美国19世纪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一定作用。而这种民乐，已经是今天的珍稀品。

整个“一战”期间，住进费尔莱恩的亨利·福特一直在寻找汽油的替代品，这让许多人非常吃惊。让亨利·福特父子有限公司在迪尔伯恩进行农业试验的同时，他开始尝试用工业酒精驱动T型车和福特森拖拉机。在高地公园电力部门工作的约翰·戴利（John Dailey）被他指定为燃料替代项目的负责人。亨利·福特相信，那种捣成液态的玉米秆或者说压成汁的德国马铃薯所释放出的能量比汽油多15%。“汽油要走了，酒精要来了，”1916年他对《底特律新闻》的一名记者说，“而且它来了就会留下，因为它的供应是无限的。也许我们现在就该做好准备迎接它。全世界都在等待汽油的替代品。当它用尽，就没有汽油了，而且远在这之前，汽油价格会上升到贵得不能再当成汽车燃料使用的程度。这一天不会太遥远，到时候，一桶桶汽油会被一桶桶酒精取代。”

福特是靠汽油汽车发家的，但他也认为汽油的排放物对大气有污染。而且他也不关心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的那些四处寻找聚宝盆的下流新石油商（不像那些勤勤恳恳靠双手生活的农民）。他想，如果他的T型车能用谷物或蔬菜物质做燃料，致富的将是农民而不是标准石油。当密歇根于1916年颁布禁酒令，不喝酒的福特看到了他的机会。尽管他从未加入美国反酒馆联盟（Anti-Saloon League of America）或试图关闭当地酒馆，他仍然相信禁酒是一件好事，相信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是让人上瘾的毒药。但他很同情60家倒闭的酿酒商。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让酿酒厂转而为汽车生产酒精。“数百万美元将会投入这些工厂，”他对《底特律新闻》的那位记者说，“从经济上说，让它们空闲无用是一种可耻的浪费。没理由让它们变成这样。每一家标准的酿酒厂都能转变为蒸馏厂，为汽车或其他内燃发动机生产工业酒精。”

当美国大军正开往欧洲而且和平船运动仍在被媒体痛贬不休时，福特又做了几次旨在实现酒精燃料开发的旅行。1917年3月，他乘坐一艘快艇前往古巴，想买下几片甘蔗园和几个制糖厂用于生产酒精。同时，他还同不想让他在密歇根开办蒸馏厂的美国国税部（U.S.Internal Revenue Department，当时被称作IRS）做斗争。福特说他想生产替代燃料，但美国政府态度坚决：不管做何用途，提取酒精是非法的。虽然屡受挫折，不屈不挠的亨利从未放弃淘汰汽油的梦想。他曾在佛罗里达寻找合适的糖料种植园和农田——有一次与托马斯·爱迪生一起，还曾在自己位于密歇根铁山地区的林产中尝试蒸馏成吨木屑。这些试验促成了“煤饼”的发明，而这些像煤块一样的炭渣块至今仍被用在世界各地的后院烧烤餐中。尽管受到了美国禁酒令的制约，一些石油暴发户开始嘲笑他是疯狂“和平船”亨利，但在余生之中，不管有谁问起，他都会说石油是过去的交通动力。乙醇，或者说其他一些以农业为基础的清洁燃料，是未来的能源。

亨利和克拉拉的独子埃兹尔直到于1916年22岁成婚之后，才不再与父母住在一起。那时候，从1912年高中毕业开始，埃兹尔已经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了4年。埃兹尔是一个好学生，在底特律治学严谨的公立学校中，他通过制图和初级设计等一些基本课程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那些日子里，这个年轻人会在放学之后开着他的N型车前往福特汽车公司的皮科特大道工厂——去粘粘信封或者做其他一些必需有人做的琐碎事情。消磨时光或挥霍金钱从来就不是埃兹尔的爱好。亨利和克拉拉的教育方式已经保证了儿子不会被越来越多的家庭财富宠坏。不过，亨利实际上也保证了儿子没有真正的选择权，而埃兹尔也知道这一点。例如，由于亨利对高等教育的偏见，聪明好学的埃兹尔不可能上哈佛或耶鲁是确凿无疑的事，尽管他可能很想上。当然，在20世纪10年代，子辈高中毕业之后就加入家族企业并不是新鲜事，即便对最富裕的家庭来说也是如此。另外，埃兹尔对福特汽车公司也真的很有兴趣。在加入公司后的头几年内，他对自己的普通职位毫无抱怨。在空余时间，他会同一些设计师一起尝试各种各样的项目，包括6汽缸版的T型车。

埃兹尔·福特与无礼、放纵、没用的富家子弟典型形象毫无共同之处。作为一个严肃而又敏锐的人，他在工作中非常专注，从不浪费时间去逗乐、读报纸或摆弄自己的爱好。实际上，他在工作日中远比他的父亲有纪律。在办公室中，埃兹尔会一直待在自己的办公桌旁或其他任何他应该在的地方。1916年10月詹姆斯·卡曾斯辞职后，年仅20岁的埃兹尔被提升为福特汽车公司的高级职员，但由于他那温和的性格、成熟的举止和众人皆知的贡献，这条消息并没引起太大震动。当时，弗兰克·克林根史密斯接任卡曾斯担任了财务主管，而埃兹尔则接任克林根史密斯担任起公司秘书——他还全权负责公司的官方通信以及档案管理上的一些事务。在这样年轻的时候承担这样重要的管理职责，埃兹尔·福特天生的组织才能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锤炼和扩展。

事实上，长时间以来公司的管理高层一直相信老板的儿子将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执行官。埃兹尔几乎赢得了每一个同事的尊重——而这就是他与人共事的方式。父亲生硬粗鲁，他是一个外交家；父亲反复无常，他始终谨慎从容、富有效率。

成年之后的埃兹尔·福特比他那大名鼎鼎的父亲略矮、略壮，外表和活力方面也不像父亲那样引人注目，但他更加礼貌，更擅长体育（很喜欢滑雪、网球、高尔夫和壁球），更善着装，甚至也更加整洁，而且一度是一个比父亲好得多的老板。福特父子之间唯一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汽车的热爱。但就连这样的共同爱好也有彼此不同的表现方式，老福特始终满足于T型车给他带来的荣耀，而小福特乐于尝试所有在技术或设计工艺方面领先潮流的新汽车。

尽管在人生道路方面可能感受到了父亲的约束，埃兹尔也很享受作为亨利·福特独生子的幸福。比如，在他21岁生日时，父亲把他带到了底特律的一家银行，向他展示了他的生日礼物：价值100万美元的金块（相当于今天的1800万美元）。第二年，22岁的小伙子进入了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又过一年，他被任命为一个4人执行委员会的秘书：这个重要的委员会负责评估公司政策问题并向董事会反馈实施建议。埃兹尔·福特对他在公司中的地位越满意，他爬得就越高。

埃兹尔并不完全是一个商人。在1915~1916年冬季，为了能多接触埃莉诺·洛西恩·克莱（Eleanor Lowthian Clay）——底特律赫德森（Hudson）百货连锁店创建者的侄女，埃兹尔报名参加了一个舞蹈训练班。作为零售商，克莱家族还谈不上被底特律上流社会接受，但他们却与最富有的汽车大亨越走越近。着装时髦但却不失端庄贤淑的埃莉诺·克莱非常聪明，也很独立（她拒绝在社交场合正式露面），而且与埃兹尔一样刚刚对艺术产生兴趣。1916年11月1日，埃莉诺·克莱与埃兹尔·福特举行了婚礼。之后，他们去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度了两个月的蜜月。1917年9月4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降生。

1917年8月，也就是儿子出生前一个月，埃兹尔·福特与大约800万其他美国人一起接到了美军的征召令。但正像基思·斯沃德在《亨利·福特传奇》（The Legend of Henry Ford）一书中所写，“国会议员尼古拉斯·朗沃思（Nicholas Longworth）尖酸刻薄地说，在7个肯定会毫发无伤度过战争的人之中，前6个是德皇的儿子，第7个是埃兹尔·福特。”确实，在亨利·福特的刻意操纵下，埃兹尔最终没能同他的800万同胞一起踏上战场，这也预示了儿子与极度专横的父亲之间那长达终生的无声战争。

埃兹尔·福特从一开始就表达了服兵役的意愿。至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最合理的解释是亨利和克拉拉不许儿子入伍。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些律师向当地的征兵机构递交了一份申请，表示亨利·福特的独子对一个至关重要的军工行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份申请被驳回，埃兹尔·福特被“征召”了——如果以收到资格认定来定义征召的话。接下来，亨利·福特把他的事情（实际上是他儿子的事情）直接通知了威尔逊总统。后来他私下里对他的朋友，前《底特律新闻》编辑E·G·皮普说，如果埃兹尔入伍，那些对福特公司怀有敌意的“特定利益集团”肯定会让他的儿子死掉。亨利·福特经常用这样的阴谋论来解释他的偏执狂。

威尔逊总统始终没有答复亨利·福特。但最后，埃兹尔的资格认定使他失去了入伍机会：首先，他是一个有孩子的已婚男人；其次，他确实在军工行业中工作，而且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层管理者。实际上，只有新闻记者和那些对埃兹尔的性格一无所知的人才会说他怯懦。在铺天盖地的批评下，“对埃兹尔·福特来说，不穿军装比穿上军装更需要勇气。”E·G·皮普说。

不管埃兹尔的真实意愿是什么，他平静地承受了父母专制的重压。他没有抱怨，至少没有公开抱怨。他没有通过发表个人观点把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违抗父命。埃兹尔·福特从来就不会违抗父命，于是亨利·福特发现或者培养出了一个在此后的岁月中领导福特汽车公司的理想执行官。

11　挑战敌对者

在美国参战的19个月内，福特汽车公司的汽车生产并没有停止。事实上，凭借T型车的新型号，公司在1917年获得了特别大的成功。但是在战争时期更时髦的新T型车大受欢迎，而福特汽车公司于1917年的汽车销量也达到了735017辆，比上一年提高了50%。另外，公司于该年夏季推出的重型卡车（底盘重达1吨）成了军队的“及时雨”。福特卡车加入了欧洲战场上的弹药运输车队，而T型车已在那里服役了一段时间。事实上，“一战”中经过特殊装备的T型车与后来的吉普车最为接近：一种似乎能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的车辆，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

在“一战”岁月中制造所有这些车辆的福特汽车公司工人至少代表了60个不同民族。如果未曾离家的话，福特工厂中的那些辛勤劳作的人可能正在某个远离高地公园的战场上相互屠杀。不过在和平共处的高地公园工厂，“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政府怀疑有德国的支持者正在福特公司工作，”欧内斯特·格里姆·肖回忆说，“公司中有政府派来的人，可能跟我们一样就在工作台上，他们时刻提防着阴谋破坏活动。”

在重组以适应军工生产的强大政府压力下，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员工发现他们正在一种古怪的氛围中工作，每一次无心的错误都会被严格审查以弄清是否为同盟国力量的蓄意破坏。甚至连福特的私人秘书，曾经的银行家欧内斯特·G·利博尔德（Ernest G.Liebold）也受到了怀疑。他出生在北密歇根，但是有一个德国姓氏，而且在那些拼命想寻找日耳曼人的人看来，他的那种简练明快的行为方式正好带有日耳曼味道。战时的一天下午，他开车送福特汽车公司办公室的一位女士回家，但这种善意却遭到了惩罚。因为那位女士把他在车里说的话报告给了政府，“我认为德国人会在溃败之前退出战争。”他的无心评论——尽管不太正确，足以暗示他可能是一个德国的支持者，因为他似乎能获得有关德国意图的信息。这种怀疑令利博尔德非常恼火，尽管最后不了了之。

更令人烦恼的是，强大的外部势力还想让福特汽车公司解雇杰出的卡尔·艾姆德。凭借制图和工具设计方面的天才，艾姆德对公司自由发动机项目的成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他的德国血统使他成了一个明显的靶子。“卡尔·艾姆德和（重工项目主管）查理·哈特纳（Charlie Hartner）都是德国人，我也是德国人，”威廉·克兰说，“负责这个项目（自由发动机）的有12个是德国人，而他们（外部者）说德国人正在阻挠这个项目。”

对一切德国事物的极端排斥是公司内政治压迫的核心——德国人在每个方面都会遭受怀疑。然而，公司所受到的特别注意实际上源自亨利·福特的另一种个人偏见。1916年，当美国派远征军到墨西哥抓捕革命者潘丘·维拉时，亨利·福特表示了强烈反对。更令他恼怒的是，在约翰·潘兴（John Pershing）将军率军跨过边界时，国民警卫队也因军事行动升级而被召集起来。福特断言，美国政府没有权力把一支特遣部队派到他国土地上。对一个一向表示反对战争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立场，但福特所做的不光是发表个人观点那样简单。他也跨过了他自己的敌我边界，声明说任何在墨西哥远征期间加入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员工回来以后都不会被接纳，就好像这是公司的一项政策。《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一篇社论对福特的举动表示了异议，给他贴上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并且建议他不如把自己的工厂搬到墨西哥。“如果福特允许他的这种规定存在下去，我们就会知道，”社论说，“他不仅是一个无知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敌人，而正是这个国家保护了他的财富。”尽管《芝加哥论坛报》允许福特发表文章否认自己威胁了国民警卫队，但这家报纸的“右翼”出版商罗伯特·R·麦考密克（Robert R.McCormick）仍然拒绝收回上述评论或者为无政府主义的说法道歉。于是，福特起诉了《芝加哥论坛报》，索赔100万美元。福特表示他保留在不对抗政府的前提下与政府意见不合的权利。

这起诉讼在美国的整个参战期内都处于待受理状态，一直到1919年5月才付诸审判。大多数美国人都赞赏福特对军工的贡献，特别是他还承诺不会从中获利，但他的对手们仍然不会轻易相信他。“我觉得亨利·福特是一个寡廉鲜耻又贪婪的伪君子，”麦考密克说，“我认为我对他足够了解。”

1918年，亨利·福特的敌人们开始利用联邦政府对战时飞行器生产的调查打击他。令人意外的是，这次调查的鼓动者是雕刻家格曾·博格勒姆（Gutzon Borglum）。1918年时，他正在考虑开办一家飞行器公司。部分上出于自私的动机，博格勒姆指责说负责自由发动机项目的生产商集团效率低下而且正在牟取不正当利益，并且说服他的朋友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展开了一场调查。围绕自由发动机项目的缓慢进展已经有不少的怀疑和迷惑，雕刻家的话无疑是火上浇油。毕竟，生产在美国参战一年后才开始，这自然会让国人怀疑：没有真正的飞机发动机，只有不劳而获的利润和贪婪的承包商。为了避免公众信心的丧失破坏美国人在参战问题上的团结，威尔逊总统展开了调查。他选择的调查负责人是在1916年大选中败在他手下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这位德高望重的共和党人曾经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作为诸多令人烦恼的后果之一，休斯的调查损害了自由发动机设计者杰西·文森特的商业声誉，他所谓的错误是没有在加入军工项目前卖掉自己的帕卡德汽车公司的股票。由于这点疏忽，文森特在贡献祖国的两年中无意中牟取了55美元的“不正当利益”。就为这个，文森特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政府嘉奖，而这种荣誉甚至连他的助手也得到了。不过，选择一本正经的休斯领导这次调查对亨利·福特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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