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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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来，他常常想起这个问题。在回帕特尼的那一天，他问过他，“如果克伦威尔家曾经富有过，如果我去把剩下的东西找回来……你会满意吗？”

他用的是安慰的语气，但是你难以安慰沃尔特。“哦，是呀，我猜再跟别人分享？你跟那该死的摩根，你们真是够热乎的。那是我的钱，如果人人都有份的话。”

“那会是家族的钱。”他心里想，我们这是干什么，见面不到五分钟就吵，为并不存在的财富争执不休？“你现在有了个孙子。”接着，他声音不大地加了一句，“你绝对不许靠近他。”

“哦，我早就有了，”沃尔特说，“孙子们。她是什么人？某位荷兰姑娘吗？”

他跟他说起了丽兹·维基斯，因而也承认他早已回到英格兰，在这里娶妻生子。“给自己捞了个有钱的寡妇，”沃尔特嘲笑道，“我想，这比回来看我更重要。一定是的。我想，你大概以为我死了。律师，对吧？你一贯都很多话。掴你嘴巴都止不住。”

“但上帝知道你试过。”

“我想，你现在不会承认干过铁匠活了。也不会承认给你叔叔约翰打杂或者在萝卜皮上睡觉的事儿。”

“天啊，爸爸，”他说，“在朗伯斯宫，他们不吃萝卜。莫顿红衣主教吃萝卜！亏你想得出来！”

当他年龄很小，而他叔叔约翰为大人物当厨师的时候，他经常跑到朗伯斯的宫邸，因为那里更可能填饱肚子。他总是在最靠近河边的那个门口转悠——当时莫顿还没有修建那座气派的大门——看着他们进进出出，询问他们是谁，下一次再根据他们衣服的颜色以及画在盾牌上的动物和其他东西来辨认他们。“别老站在那儿，”人们朝他喊道，“去找点儿活干。”

除他之外，其他的孩子都在厨房里找活儿干，做些杂事，他们的小手指忙着为鸟儿脱毛，为草莓去蒂。每到用餐时间，府里的官员们就在厨房外的过道上排成一队，把桌布和各种调料逐一送进去。他叔叔约翰负责称量食物，如果分量或大小不对，就扔进篮子留给下人。那些称量过关的食物，每送进去他都会计数；而他站在他叔叔身边，装成他的助手，就这样学会了数数。各种肉和奶酪、腌制的水果和喷香的薄脆饼进了大厅，送上大主教的餐桌——当时他还不是红衣主教。残羹剩菜撤回来后，被分成几份。最好的给厨房的员工。剩下的送往济贫院、医院，或打发门外的乞丐。不适合给他们的则交往更下一层，填进孩子和猪的肚子里。

每天早晚的时候，孩子们都在后楼梯奔上跑下地挣口饭吃，他们将啤酒和面包送到楼上的食柜里，为年轻的绅士们准备好。那些年轻人是红衣主教的侍从，都有良好的出身。他们侍候在餐桌旁，因此与一些大人物关系密切。他们听那些人高谈阔论，从中不断学习。如果不在餐桌旁侍候，他们就在阅读音乐大师或其他大师的大部头作品，那些大师说的是希腊语，手持花束和香盒在主教府踱来踱去。有人指着一位侍从告诉他：那是托马斯·莫尔先生，连大主教自己都说，他已经是学富五车，而且性格风趣讨人喜欢，将来肯定会成为大人物。

有一天，他送来一条全麦面包，放进食柜，然后留在那儿不走，托马斯先生说，“你怎么还不走？”但是并没有扔东西砸他。“那本大书里有什么？”他问，托马斯先生笑着回答，“文字，文字，仅仅是文字而已。”

有人说，莫尔先生今年十四岁，即将去牛津。他不知道牛津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想去或只是受人派遣。孩子可以受人派遣；而托马斯先生还不是大人。

十四是七的两倍。我七岁了吗？他问。不要只说“对”。告诉我是不是。他父亲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凯特，给他编个生日吧。跟他怎么说都行，但是让他安静下来。

每当他父亲说，我讨厌看到你，他就离开帕特尼去朗伯斯。每当约翰叔叔说，我们这一周帮手很多，魔鬼会为游手好闲的人找事儿做，他就动身回帕特尼。有时他会得到一个礼物带回家。有时是一对腿被绑在一起、张着红喙的鸽子。他沿河岸走着，一边在头顶挥舞着鸽子，使它们显得像在飞翔一般，直到有人朝他喊叫，住手！他做任何事情，总是会惹得别人喊叫。约翰说，你调皮捣蛋，动不动就跟人顶嘴，总是出现在你不该出现的地方，都让人见怪不怪了！

在厨房过道旁边一间寒冷的小屋里，有个名叫伊莎贝拉的女人，负责制作杏仁蛋白小糖人，以供大主教和他的朋友们晚饭后游戏之用。有些糖人是英雄，如亚历山大国王和凯撒国王。有些是圣人，我今天制作的是圣托马斯，她说。有一天，她制作了不少小动物，给了他一只狮子。你可以吃掉它，她说；他宁愿保存起来，但伊莎贝拉说它很快就会破碎。她说，“你难道没有妈妈吗？”

从出自伙房的写有小麦粉或干豆子、大麦、鸭蛋等的字迹潦草的货物单上，他学会了认字。在沃尔特看来，能够认字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占那些不能认字的人的便宜；出于同样的目的，一个人还应该学会写字。所以，他父亲将他送到了神父那里。但他总是犯错误，因为神父们有些很奇怪的规定；他应该专程来上课，而不是在干别的事情时顺道而来，书包里不能装有癞蛤蟆，不能装着没有磨好的小刀，身上不能有被某扇门划伤或撞伤的痕迹——他常常闯进那些名叫沃尔特的门里。神父们朝他怒吼，忘了让他吃饭，于是他又去了朗伯斯。

每当他回到帕特尼，他父亲就说，我的天啊，你都去哪儿了：除非他在里屋，正在哪位后妈的身上忙乎。有些后妈呆的时间太短，等他回家时，他父亲已经跟她们告吹，将她们赶了出去，但凯特和贝特会跟他说起她们，一边乐得大笑。有一次，他身上又脏又湿地回来，当天的后妈说，“这是谁家的孩子？”还想把他踢到院子里。

有一天快到家时，他发现第一只贝拉躺在街上，还看出谁也不想要它。它的体型跟一只小耗子差不多，而且又惊又冷，甚至都没有哀叫。他用一只手将它抱回家，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小块用蒿叶包着的奶酪。

那只狗死了。他姐姐贝特说，你可以再找一只。他到街上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狗倒是有。但它们都有主人。

从朗伯斯到帕特尼，路上的时间可能很长，有时他会吃掉礼物，如果是熟食的话。但如果得到的只是一棵白菜，他就会将它一路滚着踢着，直到彻底踢烂。

在朗伯斯时，他常常跟在管理员的身后，他们说出一个数字，他就记在心里，于是大家说，如果你没有时间写下来，就告诉约翰的侄子好了。对于订购的任何东西，他只要朝袋子看过一眼，就会提醒他叔叔检查一下，看是否缺斤少两。

在朗伯斯时，到了傍晚，如果天色还亮，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已经洗刷干净，孩子们就会到外面的碎石地上踢足球。他们的叫声升到了半空。他们骂骂咧咧，互相冲撞，有时拳脚相加，甚至用嘴巴咬，直到有人高喊要他们停下。楼上敞开的窗户里，年轻的绅士们正用他们学会的尖嗓门在认真地合唱。

托马斯·莫尔先生的面孔有时也会出现。他朝他挥手，但托马斯先生望着下面的孩子们，并没有认出他。他一视同仁地微笑着，那只学者特有的白皙的手把百叶窗拉了下来。月亮升起来了。侍从们各自上了自己的小床。厨房的杂工则用粗麻布将自己一裹，在炉边席地而卧。

他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踢球的孩子们静静地站在那儿，抬头仰望。正是暮色苍茫之际。有支竖笛吹出了尖而细的音符，在空中回荡。一只乌鸫听见了，在水闸旁的灌木丛中跟着唱了起来。有位船夫在河面上吹起了口哨，与之应和。

1527年：红衣主教刚从法国回来，就马上开始筹备宴会。法国大使将会出席，以便将协议确定下来。他说，款待这些先生要用最好的东西。

国王一行于8月27日离开波利欧。过了不久，亨利接见了回国的红衣主教，这是六月初以来两人第一次会面。“你会听说国王接见我时很冷淡，”沃尔西说，“但我可以告诉你并非如此。她——安妮小姐在场……这没错。”

从表面上看，他的出国之行收效甚微。红衣主教们不愿到阿维尼翁与他会晤：他们借口说，不想顶着酷热去南方。“不过现在，”他说，“我有了一个更好的计划。我会请求教皇再给我派一位使节，我要在英格兰审理国王的案件。”

您在法国的时候，他说，我妻子伊丽莎白去世了。

红衣主教抬起头来。他的双手猛地捂住胸口。他的右手向下移到自己佩戴的十字架上。他问是怎么回事。他听着。他的拇指抚摸着上帝受难的身体：一遍又一遍，仿佛从中可以吸取勇气。他低下头，喃喃道，“我主所爱……”他们静静地坐着。为了打破沉默，他开始向红衣主教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他几乎不需要打听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所使用的策略。红衣主教答应帮忙资助一支法国军队，该队伍将开往意大利，设法把皇帝赶出去。而与此同时，不仅失去了梵蒂冈以及教皇领地，而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美第奇亲友被赶出佛罗伦萨的教皇，则会对亨利国王感激不尽。不过，说到与法国恢复长期邦交——他，克伦威尔，与他城里的朋友一样心存怀疑。如果你到过巴黎或鲁昂的街上，看到一位母亲用手拽着自己的孩子，口里说，“别嚎了，否则我找个英国人来治你，”你就很容易相信，两国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只是一种形式，为时不会长久。英国人一旦离开自己的岛国，就展现出巨大的破坏才能，为此他们永远不会得到原谅。英国军队所过之处，总是一片狼藉。他们仿佛是有系统地做出有悖于骑士规范的所有行为，并违犯所有的战争法。打仗不算什么，留下印记的是他们在打仗间隙的所作所为。他们行军途中对方圆四十英里的地方抢掠奸淫。他们烧毁田中的作物，还连人带房一起焚烧。他们接受钱物的贿赂，如果在某地扎营，就让当地民众为没有被骚扰的每一天进行补偿。他们杀死神父，将他们扒光衣服吊在集市上。就像异教徒一般，他们对教堂大肆洗劫，将圣杯装进行李，用宝贵的书籍生火做饭；他们毁掉文物，将祭坛清洗一空。他们找到死者的亲属，要活人为死者付赎金；如果活人无力支付，他们就在别人的眼皮底下焚烧尸体，没有仪式，没有任何祈祷，就像处理病牛的尸体一样处理这些死者。

尽管如此，国王们可能会互相原谅；民众却很难做到。这句话他没有对沃尔西说出口，等待着他的坏消息已经够多了。他不在时，国王已经派出自己的特使前往罗马秘密协商。红衣主教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不过当然毫无作用。“可是，如果国王不跟我开诚布公，对我们的目标就毫无助益。”

他以前从没遇到这种两面手腕的行为。事实上，国王明白自己的案子在法律上处于弱势。他明白这一点，却不愿意明白。在他的思想中，他已经让自己相信他从未结婚，所以现在能随意婚娶。不妨这么说吧，他的意志相信了，但他的良心没有信服。他了解教会法规，对以前不了解的内容现在也烂熟于心。作为弟弟的亨利原本是为教会抚育培养的，以便担任教会内的最高职务。“如果国王陛下的哥哥亚瑟还活着，”沃尔西说，“那么，红衣主教就会是国王陛下，而不是我了。哦，这念头真棒。你知道吗，托马斯，自从……我想是自从上船之后，我就一天也没有休息过了。自从在多佛启程，我晕船的那天起。”

他们曾经一起跨越过海峡。红衣主教躺在下面，呼天喊地，而习惯了航行的他则将时间花在甲板上，画着船帆和索具，或者画装有假想的索具的假想的船，并想让船长相信——“请别介意，”他说——有一种方法可以航行得更快。船长想了片刻，说，“等你装备了一艘自己的商船时，你就可以那么干了。当然，所有基督徒的船只都会以为你们是海盗，所以，如果遇到麻烦，可别指望得到帮助。水手们都不喜欢新事物。”

“别的人也一样，”他说，“就我看来都一样。”

英格兰不可能有新事物。会有旧事物以新的形象出现，或者新事物假装成旧事物。为了受到信任，新人必须为自己编出一个古老的门第；像沃尔特的一样，或者进入古老的家族效命出力。别打算单干，否则别人会认为你们是海盗。

今年夏天，红衣主教重新踏上旱地之后，他想起了那次航行。他等待着敌人来到身边，等待着交手的开始。

但此时此刻，他下楼来到厨房，想看看他们在准备什么拿手好戏，好赢得法国特使的好感。他们已经做好圣保罗教堂的甜面模型上的尖塔，但制作十字架和上面的小球时却遇到了麻烦。他说，“用杏仁蛋白软糖做些小狮子吧——红衣主教想要。”

他们翻了翻眼睛，说，难道没完没了了吗？

他们的主人从法国回来之后，脾气一直不好。让他抱怨的不只是公开的失败，还因为幕后见不得人的把戏。有人印发讽刺和诋毁他的材料，他刚刚将它们全部买下，新的一批就在街上出现。法国的所有窃贼似乎都朝他的行李车涌来：在贡比涅时，尽管他派人日夜守卫着他的金器，还是发现有个小男孩在后楼梯溜上溜下，将盘子偷给一个训练过他的大盗。

“后来怎么样了？您抓到他了吗？”

“大盗被处以枷行。小男孩逃走了。接着有天夜里，有个坏蛋溜进我的房间，在窗户旁刻了一样东西……”第二天早晨，透过薄雾和细雨，初升太阳的一缕亮光映照出一个绞刑架，红衣主教的一顶帽子挂在上面晃荡着。

又是一个潮湿多雨的夏天。他可以发誓根本就没有晴朗过。收成要遭殃了。国王和红衣主教交流着治病的药方。国王一旦打个喷嚏，就会放下国事，给自己开出轻松一天的处方，奏奏乐，或者——如果雨停了的话——在花园里散散步。到了下午，他和安妮有时会避开众人，闭门不出。已经有了传言，说她允许他脱掉她的衣服。每天傍晚，好酒会驱除寒意，然后安妮会阅读《圣经》，向他指出一些尤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晚饭之后，他开始胡思乱想，说法国国王可能在笑话他；皇帝可能也在笑话他。天黑之后，国王就为相思所苦。他心情忧郁，有时让人无法接近。他喝很多酒，睡得很沉，孤枕独眠；一觉醒来时，由于他很健壮，而且还年轻，他又变得乐观，头脑清晰，做好了迎接新的一天的准备。在大白天里，他的目标又有了希望。

红衣主教即使生病也不会停止工作。他只是继续坐在桌子旁，打着喷嚏，全身酸疼，口里咕咕哝哝地抱怨着。

如今回想起来，不难看出红衣主教的失宠是起于何时，但当时却并不容易。回首过去，就会想起在海上的情景。地平线令人晕眩地一起一伏，海岸线消失在迷雾之中。

到了十月，他的两位姐姐以及茉茜和乔安拿出他亡妻的衣服，将它们细致地剪成新的式样。没有任何浪费。每一小块好布都改成了别的东西。

圣诞节时，宫廷里唱着：

正如冬青树长成青翠，

颜色从来不变，

我心如是，一如既往，

对姑娘你真情直到永远。

冬青树长成青翠，常春藤也一样，

尽管冬天里风寒且狂。

正如冬青树长成青翠，

常春藤也一样，

当百花不见踪影

新树的叶儿落尽，

冬青树青翠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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