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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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鸢
作者:葛亮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0月
ISBN:9787020118076
所属分类:图书>小说>社会
图书>小说>中国当代小说
编辑推荐
两届《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得主、被海外评论界誉为“当代zui具大师潜力、zui会说故事的小说家”──葛亮首次叙写祖辈故事,工笔再现民国“清明上河图”。
王德威、王安忆、李欧梵、毕飞宇、苏童、严歌苓、格非、聂华苓,海内外名家联袂力荐。
《北鸢》是葛亮书写近现代历史、家国兴衰“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每部皆为单独故事),历时七年,是继上一部《朱雀》之后的作品。再现睽违已久的大时代,自由、智性、不拘一格!新古典主义小说定音之作,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专文作序推荐!
2016年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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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北鸢》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沉浮,书写中国*为丰盛起伏的断代。
人生一线,恰似风筝。命运漂浮无着,人亦应有自己的主心骨。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书中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进退于沧桑。群落交织,浑然磅礴。文笙在大时代的风云中辗转历练,且行且进,*终尘埃落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了解来处,才知道自己的去向。在故事的日常精微与家族兴颓里,藏着我们过去以及未来的影子。
作者简介
葛亮, 原籍南京,现居香港,任教于高校。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作品出版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谜鸦》《浣熊》《戏年》,文化随笔《绘色》,学术论著《此心安处亦吾乡》等。部分作品译为英、法、俄、日、韩等国文字。
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被收入“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入选2008、2009、2015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和“2015年度诚品中文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选“《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以新作《北鸢》再获此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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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此情可待成追忆
陈思和
葛亮的新作《北鸢》,虽然是一部以家族史为基础的长篇小说,但虚构意义仍然大于史实的钩沉。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又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小说第一章第一节“孩子”,描写了卢文笙来历不明地出现在襄城大街上,被卢氏昭如收养;小说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江河”,又写了卢文笙与冯仁桢未结婚先收养亡友的遗孤。用非血缘的螟蛉故事来结构整部小说的叙事框架,似乎已经在消解家族史记忆的预设。在小说第八章第三节,以作者祖父为原型的毛克俞对未来的亲家即以作者外祖父为原型的卢文笙说:“我们兄弟就先说好了,将来,你们有了孩子,如果是男孩,就叫他与念宁结为金兰。若是女孩更好,我们就做个亲家吧。”小说中的念宁影射作者的父亲(小名“拾子”,取《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之意),毛克俞这段话显然是作为家族史隐喻的点睛之笔。但是小说的结局并未写出卢文笙与冯仁桢结婚生女的大团圆,反而让他们领养了一个孤儿。这样就生出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形成一种假语村言式的自我解构的张力。其次是,这部小说名之“北鸢”,直接来自曹雪芹的《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篇,更深的一层意思作家已经在自序里说得明白:“这就是大时代,总有一方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而《考工志》终以残卷而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暗示这部小说以虚构形式保存了某些家族的真实信息,所谓礼失求诸野。从一般的意思上来理解,这部小说正好与作者的前一部小说《朱雀》构成对照:“朱雀”的意象是南方,而“北鸢”则是北方,南北呼应;与《朱雀》描写的跨时代的金陵传奇相对照,《北鸢》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野史。
这也是典型的《红楼梦》的写法。真实的历史悼亡被隐去,满腔心事托付给一派假语村言。小说时间是从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写起,到一九四七年戛然而止,应该说是以半部民国史(1911年到1924年的历史阙如,1949年以后的历史也未展现)为背景。但是民国的意象在小说里极为模糊。有一处,作者写到毛克俞为儿子取名念宁,卢文笙问:“念宁这个名字,思阅是金陵人,你还挂着她。”这吴思阅是毛克俞女友,后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失败后离开毛克俞,不知所终。另外一处,写吴思阅从重庆来到天津,动员毛克俞卢文笙他们参与抗日活动,她对着他们念了自己写的旧体诗,卢文笙听下来,首首都是关于南京的风物。思阅念罢,卢文笙在她眼睛里看到了浓重的暗影。于是他想着南京这个城市:“这是他未去过的城市,中国的首都,是思阅的家乡。”两处连起来理解,不仅点明思阅是南京人,而且南京还是“中国的首都”,但是小说里写到思阅念诗的细节,发生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的那一年,南京早就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而是汪伪政府的“首都”,所以思阅写诗是在悼亡沦陷并经历了大屠杀的南京,那是她的家乡,而对于不明事理的十五岁少年卢文笙来说南京只是一个让他感到陌生的抽象地名,“中国的首都”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所指。所以,从思阅到文笙,南京的意象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具体的故乡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国家的象征。所以卢文笙解释念宁这个名字时,不说南京却说是金陵人,这就把吴思阅家乡的“金陵”与中国首都的“南京”分别开来。这里埋伏了一个隐喻。不过故事发展到最后就比较写实了,又一次出现南京这个城市的名字,是冯仁桢继承她姐姐的道路参加反对内战的请愿活动,在南京被警察打伤而归。这时候的“中国的首都”已经成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对立面,已经被青年一代所抛弃。
我之所以要这样来分析小说中的南京/民国意象,是有感于作者自序里的一句话:“这本小说关乎民国。”这是个含糊的说法,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理解小说所“关乎”的民国?似乎可以断定,小说的故事时间虽然发生在一九二六年以后,但是作者却无意表现国民党统治的“民国”。小说里几乎没有提到国民政府的事情,甚至连南京被屠城都轻轻一笔带过,马上转入了山东临沂地区人民遭遇的惨案。在描写抗战岁月的篇幅里,作者林林总总地写到地方土匪活动,写到民间自卫武装,写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写到西方教会支持抗战的活动,唯独回避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甚至小说写到范逸美、阿凤等策划京剧名角言秋凰暗杀日本军官和田,也被暗示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而不是国民党特工所策划。同时与刻意回避国民政府作呼应的是,作者有意写了两个以自己家族前辈为原型的人物:一个是卢文笙的姨夫、直系军阀石玉璞,原型为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一个是毛克俞的叔叔,原型为晚年困居江津小城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第一代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明写,一个是暗写。褚玉璞为中心的故事里牵出了张宗昌、刘珍年(小说里为柳珍年)等一系列历史人物,还特意嵌入《秋海棠》里描写的民间野史,成为故事构成的一部分,这个人物在小说里对孟家、卢家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通过昭德这一传奇形象,间接地传递了这种影响。陈独秀在小说里没有直接出场,只是通过吴思阅与毛克俞的对话,含含糊糊地暗示了他的存在。但是陈独秀的存在仍然是小说里不可忽视的一个精神坐标,毛克俞他们反复说到他“一把硬骨”,“硬了一辈子”的性格,然而毛克俞一生与政治绝缘,吴思阅最后不知所终,可能都与这位硬骨头“叔叔”的政治遭遇不无关系。褚玉璞死于一九二九年,陈独秀死于一九四二年,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主要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但他们所代表的各不相同的民国政治,与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构成互相对立的力量,形成了多元而复杂的民国政治背景。
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民国的多元背景下,开始了北方城市几个大户人家的兴衰故事。褚玉璞与陈独秀本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可能发生人生轨道的交集。偏有作者家族的奇特历史交集了两脉香火,使得风马牛不相及的民国枭雄同时或现或隐地寄身于同一个故事里,象征了民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军阀势力延续了旧帝制代的没落文化传统,又加入江湖草莽的生命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则不断以西学为武器,冲击旧传统和旧文化;这样两股力量的交集和冲撞,促使了老大中国的文化轨道向着现代社会转型。小说的笔墨重点落在卢氏、孟氏和冯氏家族的纠结和兴衰,通过大家族中两代人生活方式的变迁,敏感地展示了新旧文化冲突对于普通家庭的深刻影响。在某些展示旧文化的场景中,作者以平常的心态写出旧式家庭里老一代人们的腐朽生活,在这里,纳妾、缠足、养戏子、钩心斗角等等文化陋习,都是以常态的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另一些场景里,我们看到新文化的因子已经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旧家庭,开始影响下一代的年轻人。仁珏秘密参与抗日活动终牺牲、文笙偷偷走出家庭奔赴战场、仁桢从不自觉地参与抗日活动,到亲身投入进步学生运动,等等,这是民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也是民国时代新旧文化交替和过渡的基本特征。
然而,如果《北鸢》仅仅是这样来刻画民国时代的特征,那就过于简单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巴金的小说里就表现过类似主题。而《北鸢》的作者在把握这样一些基本的时代走向与特征的前提下,却着重刻画了在新旧交替变化的大时代里,某种具有恒久不变价值的文化因素。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它展示了现时代人们对“民国”的一种文化想象。譬如,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取向。小说里主要刻画的女主人公卢氏昭如。昭如姓孟,相传是亚圣孟轲的后裔,但是在民国时期,这一支家族已经到了花果飘零的没落地步,大姐昭德下嫁土匪军阀褚玉璞,二哥盛浔投靠军阀获得一官半职,继而失势做了万般颓唐的寓公,唯有老三昭如嫁作商人妇,能够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作者不吝笔墨写了昭如在商人家庭里的不如意,写了她时时以商人家庭的门槛低微而自卑,但好在她天性宽——用小说的语言说,是“先天的颟顸,使得她少了许多女子的计算与琐碎”。这种天性的宽厚仁义,不仅表现在她对于下人(小荷)、弱者(小湘琴)、亡者(秀娥)一视同仁的好,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她与丈夫卢家睦夫唱妇随,培养一种儒商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对商人重利轻义持有微词,正如卢家睦对另一个商人所说的:“自古以来,商贾不为人所重,何故?便是总觉得咱们为人做事不正路。我们自己个儿,心术要格外端正。要不,便是看不起自己了。”卢家睦原来学的是名士风度,却阴错阳差继承父亲遗留的产业成为商人,他娶了昭如,夫妇俩气息相投,坚持重诚信、施仁义的商业道德。小说处处将家睦昭如夫妇与家逸荣芝夫妇作比较,有意夸张荣芝的心机与刻薄,通过刻画荣芝对家逸的负面影响,来反衬昭如对家睦所示的正面影响。
更进一步论,作者没有把传统文化价值观仅仅落实在亚圣后裔身上,成为一种广陵散绝唱,而且把这种文化精神弥散在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北中国的普通人家庭(即普通民间世界),无论贫富贵贱,均有丰富的蕴藏。如小说楔子开篇就写老年文笙去四声坊买风筝,有这样一段对话:说起来,四声坊里,这手艺怕是只留下你们一家了吧?/是,到我又是单传。/生意可好?/托您老的福,还好,昨天还签了一单。只是现今自己人少了,订货的净是外国人。/哦。/照老例儿,今年庚寅,写个大草的“虎”吧。/行。/今年不收钱。您忘了,是您老的属相,不收,爷爷交代的。/呵,可不!……我想,所有的读者开始读到这一段对话都会摸不着头脑,但是渐渐读下去就知道了,八十四岁本命年(2010)的卢文笙去四声坊买风筝,四声坊风筝艺人龙师傅当年曾受卢家睦嘱托,每到虎年便扎一个虎头风筝送给卢文笙作生日礼物,此“老例”已经传到龙家第四代,仍然在坚持着。这便是中国平民的仁义所在。还有小说第七章写郁掌柜雪夜苦谏文笙回家,第八章写卢文笙不惜破产援助姚永等等故事,都让人动容。诸如重诚信,施仁义,待人以忠,交友以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中国传统做人的道德底线,说起来也是惊天地泣鬼神,在旧传统向新时代过渡期间维系着文化的传承。如果要说真有所谓民国的时代特征,那么,在阶级斗争的学说与实践把传统文化血脉荡涤殆尽之后的今天,人们所怀念的,大约也就是这样一脉文化性格了。
这也是二十世纪历尽创伤的中国要中兴复元的“一线生机”。小说取“鸢”为书名,自然是别有寄托。第五章第三节,写毛克俞教学生绘画,卢文笙画了一个大风筝,取名为“命悬一线”四个字,毛克俞说:“放风筝与‘牵一线而动全身’同理,全赖这画中看不见的一条线,才有后来的精彩处。不如叫‘一线生机’罢。”其实这两个成语意思仿佛,不过是从不同的立场来理解,死与生都维系在这一条看不见的线上。小说里多次写到风筝在抗日活动中为扶危解难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难免是传奇故事,真正的意义还是当下社会的需要,普通人的道德底线维系国家命运民族盛衰,道德底线崩溃,那就是顾炎武忧虑的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了。故而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匹夫之责,不在危亡之际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自愿送命,而在乎太平岁月里民间世界有所坚持,有所不为,平常时期的君子之道才是真正人心所系的“一线”。回想民国初期,西学东渐,传统文化被扬弃中有所保留,新文化在建设中万象更新;袁世凯恢复独裁,张勋起兵添乱,为什么都陷于失败?这就是民心所向的力量所在。民国这个大风筝之命,全掌握在看不见的“民心”的一线之中。
我在阅读这部文稿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民国作家废名的小说。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一路的文脉。用委婉而空灵的文学语言来展开日常生活细节,从中隐约可见传统文化的阴影和现代文化的转型,人物也是在半新半旧的纠结中逐渐改变命运。所以,与其说《北鸢》关乎的是政治的民国,还不如说是关乎文化的民国。今天流行的怀旧热中就有关乎海派文化的想象和关乎民国文化的想象,两者到底还是有所不同,海派文化的想象总是与殖民地欧风美雨现代进程有关,而关乎民国文化的想象,多是饱含着对传统中国礼仪道德式微的追怀。作者葛亮以家族记忆为理由,淡了一部政治演化的民国史,有意凸显出民国的文化性格,把这部小说写成了当下表现民国文化想象的代表作。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文坛上,已有二三十年没有民国题材的创作,唯有党史题材取而代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寻根小说崛起,文学似乎又回到了文化中国的写作立场,叶兆言、苏童所开创的民国题材的新历史小说,正是走了文化中国的一路。现在又过了二十余年,葛亮有所寄托,“北鸢”飘然而起,在南天晴空里一线独舞,真可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了。
是为序。
自序:时间煮海
葛亮
这本小说关乎民国,收束于上世纪中叶。
祖父在遗着《据几曾看》中评郭熙的《早春图》,曰“动静一源,往复无际”。引自《华严经》。如今看来,多半也是自喻。那个时代的空阔与丰盛,有很大的包容。于个人的动静之辩,则如飞鸟击空,断水无痕。
大约太早参透“用大”之道,深知人于世间的微渺,祖父一生与时代不即不离。由杭州国立艺专时期至中央大学教授任上,确乎“往复无际”。其最为重要的著作于一九四零年代撰成,始自少年时舅父陈独秀的濡染,“予自北平舅氏归,乃知书画有益,可以乐吾生也。”这几乎为他此后的人生定下了基调。然而,舅父前半生的开阖,却也让他深对这世界抱有谨慎。晚年的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鹤山坪。虽至迟暮,依稀仍有气盛之意,书赠小诗予祖父:“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不久后,这位舅父溘然去世,为生前的不甘,画上了一个凄怆的句点。同时间,也从此造就了一个青年“独善其身”的性情。江津时期,祖父“终日习书,殆废寝食”, “略记平生清赏。遑言著录”。祖父一生,无涉政治。修齐治平﹐为深沉的君子之道。对他而言,可无愧于其一,已为至善。祖父的家国之念,入微于为儿女取名﹐我大伯乳名“双七”﹐记“七七事变”国殇之日。而父亲则昵称“拾子”﹐诞生时值一九四五年﹐取《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之意。这些时间的节点,成为他与世代间的联络,最清晰而简洁的注脚。
及至多年后,祖父的编辑,寄了陈寅恪女儿所著《也同欢乐也同愁》等作品给我,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本书,关于爷爷的过往与时代。我终于踌躇。细想想,作为一个小说的作者,或许有许多的理由。一则祖父是面目谨严的学者,生平跌宕,却一步一跬、中规中矩;二则他同时代的友好或同窗,如王世襄、李可染等,皆已故去,考证功夫变得相对庞杂,落笔维艰。但我其实十分清楚,真正的原因,来自我面前的一帧小像。年轻时的祖父,瘦高的身形将长衫穿出了一派萧条。背景是北海,周遭的风物也是日常的。然而,他的眉宇间,有一种我所无法读懂的神情,清冷而自足,犹如内心的壁垒。
以血缘论,相较对祖父的敬畏,母系于我的感知与记忆,则要亲近得多。外公,曾是他所在的城市最年轻的资本家。这一身份,并未为他带来荣耀与成就,而成为他一生的背负。但是,与祖父不同的是,他天性中,隐含与人生和解的能力。简而言之,便是“认命”。这使得他,得以开放的姿态善待他的周遭。包括拜时代所赐,将他性格中“出世”的一面,抛进“入世”的漩涡,横加历练。然而,自始至终,他不愿也终未成为一个长袖善舞的人。却也如水滴石穿,以他与生俱来的柔韧,洞贯了时世的外壳。且行且进,收获了常人未见的风景,也经历了许多的故事。这其间,包括了与我外婆的联姻。守旧的士绅家族,树欲静而风不止,于大时代中的跌宕,是必然。若存了降尊纡贵的心,在矜持与无奈间粉墨登场,是远不及放开来演一出戏痛快。我便写了一个真正唱大戏的人,与这家族中的牵连。繁花盛景,奼紫嫣红,赏心乐事谁家院。倏忽间,她便唱完了,虽只唱了个囫囵。谢幕之时,也正是这时代落幕之日。
本无意钩沈史海,但躬身返照,因“家"与“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络,还是做了许多的考据工作。中国近代史风云迭转。人的起落,却是朝夕间事。这其中,有许多的枝蔓,藏在岁月的肌理之中,裂痕一般。阳光下似乎触目惊心,但在晦暗之处,便了无痕迹。这是有关历史的藏匿。
写了一群叫做"寓公"的人。这些人的存在,若说起来,或代表时代转折间,辉煌之后的颓唐。小说中是我外祖的父辈。外公幼时住在天津的姨丈家中。这姨丈时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是直鲁联军的统领之一,亦是颇具争议的人物。于他,民间有许多传说,多与风月相关。一九三零年代,鸳蝴派作家秦瘦鸥,曾写过一部《秋海棠》,其中的军阀袁宝藩,以其为原型。此人身后甚为惨淡,横死于非命。整个家族的命运自然也随之由潮头遽落,瓜果飘零。少年外公随母亲就此寓居于天津意租界,做起了”寓公”。“租界”仅五大道地区,已有海纳百川之状,前清的王公贵族,下野的军阀官僚,甚至失势的国外公使。对这偏安的生活,有服气的,有不服气的。其间有许多的砥砺,文化上的,阶层与国族之间的。只是同为天涯沦落人,一来二去,便都安于了现状。
这段生活,事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北地礼俗与市井的风貌,大至政经地理、人文节庆,小至民间的穿衣饮食,无不需要落实。案头功夫便不可缺少。一时一事,皆具精神。在外公家见过一张面目陈旧的纸币,问起来,说是沙俄在中国东北发行的卢布,叫做“羌贴”。我轻轻摩挲,质感坚硬而厚实,知道背后亦有一段故事。复原的工作,史实为散落的碎片,虚构则为黏合剂,砌图的工作虽耗去时间与精力,亦富含趣味。
与以往的写作不同,此时亦更为在意文字所勾勒的场景。那个时代,于人于世,有大开大阖的推动,但我所写,已然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政客、军阀、文人、商人、伶人,皆在时光的罅隙中渐渐认清自己。所谓“独乐”,是一个象征。镜花水月之后,“兼济天下”的宏远终难得偿,“独善其身”或许也是奢侈。
再说“动静一源”,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一静一动,皆自根本。“无我原非你”。在这瀚邈时代的背景中,他们或不过是工笔点墨,因对彼此的守望,成就故事中不离不弃的绵延。时世,于他们的成长同跫,或许彼时是听不清,也看不清的。但因为有一点寄盼,此番经年,终水落石出。记得祖父谈画意画品,“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迄,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于时代的观望,何尝不若此,需要的是耐心。历久之后,洞若观火,柳暗花明。
小说题为《北鸢》,出自曹沾《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曹公之明达,在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字里行间,坐言起行。虽是残本,散佚有时,终得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
这就是大时代,总有一方可容纳华美而落拓的碎裂。现时的人,总应该感恩,对这包容,对这包容中铿锵之后的默然。
成稿之际,此间种种,容不赘述。笔喻七载,尘埃落定,于第三个本命年。
(甲午年,冬,香港)
楔子
民国十五年,十月。黄昏,文亭街口围了一圈子人。
说起来,四声坊里,这手艺怕是只留下你们一家了吧。
是,到我又是单传。
生意可好?
托您老的福,还好,昨天还签了一单。只是现今自己人少了,订货的净是外国人。
哦。
照老例儿,今年庚寅,写个大草的 “虎”吧。
行。
今年不收钱。您忘了,是您老的属相,不收,爷爷交代的。
呵,可不!
您走好。
好,好。
文笙走出门,见仁桢低了头,已经打起了瞌睡。文笙怕惊了她,将毛毯掖了掖。打开轮椅上的小马扎,也袖了手坐下,不会儿,也睡着了。
过了半晌,仁桢倒是醒了。
文笙迷糊了一阵儿,睁开眼,见老伴望着自己,问,醒了?
嗯。
文笙就将风筝放在她手里,让她摸了摸。见她唇动了动,是笑的意思,就说,太太,今年是个什么色儿?
仁桢说,黄的。
他们到了夏场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仁桢问,人多么?
文笙说,多着呢。
仁桢便笑,又该你威风了。
文笙也不说话,也笑,一边轴线。
仁桢问,上去了?行的是东南风。
文笙说,东南平起不易落呢。
又过了半晌,仁桢问,可该行了?
文笙便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刀,截断了线,风筝飘摇了一下,没了主心骨似的,忽又提了神,往高处稳稳地走了。
文笙轻轻地说,娘,风遂人愿,万事皆好。
说罢又袖了手。那风筝像是得了令,超过其他的,在云端里穿梭,渐渐消失不见。
文笙便说,太太,回吧。
仁桢说,再坐会儿吧,难得响晴的天,耳朵都听得见亮敞。
文笙说,好,再坐会儿。
孩子
民国十五年,十月。黄昏,文亭街口围了一圈子人。
昭如恰在这时候推开了门。远望见许多的人影,她叹了一口气,这世道,哪里就有这么多热闹可看。
听说西厂新到了一批苏州来的香烛,质地上乘,昭如亲自走一趟。这些日子,市面上多了些东洋蜡,烧起来,有一股皂角味,闻不惯。太太们就都有些怀念起国货。老板奇货可居。不过“德生长”的一份,是一早就留好了的。
昭如遥遥看一眼,想等街面上清静些再出去。西厂的伙计便说,在门口围了整个下午,说是个逃荒的。昭如低下头,就回转身。这时候,却听见了孩子的哭声。这哭声,椎了她的心。鬼使神差地,她竟挪动了步子,循着哭声走过去。人群见是样貌体面的妇人到来,也不说话,自动分开了两边。昭如看清楚了里面的景象。
是个跪坐的女人。身前一个钵,是空的。女人身上穿了件青黑的麻布衣服,并不见褴褛,但在这深秋天,是很单薄了。昭如一眼认出,是件男式的长衫改的,过分的宽大,随女人佝偻的身体空落落地堆叠在地上,口袋似的。女人一径垂着头,沉默着。旁边就有人说,前半个时辰还在哭,这会儿兴许是哭累了。哭黄河发大水,哭男人死在半路上,也没个新鲜劲儿。就又有人说,是男人死了么?要不是家里有个厉害角色,我倒不缺她一口饭吃。先前说话的人就讪笑,你就想!人家不卖自己,卖的是儿女。
这话让昭如心里一凛。同时,见女人抬起了头来,神色漠然,却有一双青黑的瞳,在满是尘土的脸上浮出来。昭如想,这其实是个好看的人。想着,那眼睛竟就撞上了她的目光。女人看着她,呜咽了一下,断续地发出了哭声。声音并不大,像游丝,竟十分婉转。哭腔里,掺着断续的外乡话,抑扬顿挫,也是唱一样。听得昭如有些发呆。这时候,猛然地,有另一个哭声响起,嘹亮得震了人的耳朵。昭如才醒过来,这是她刚才听到的声音。婴孩的哭声。
女人撩开了大襟,昭如看到了一只白惨惨的乳房。旁边是一颗头,覆盖着青蓝色的胎毛。女人将乳头塞进孩子嘴里。婴儿吮吸了一下,似乎没吮出什么,吐出来,更大声地啼哭。女人便绝望地将脸贴在孩子的头上,自己不再哭了。话没有断,清晰了许多。说各位心明眼亮的慈悲人,看见孩子饿得连口奶都吃不上。不是卖小子,这么着,大小都活不下去了。多少给一点儿,打发了我,算是给孩子讨个活路。
她这么絮絮地说着,孩子竟也安静下来。身体拱一拱,挣扎了一下,将头转过来。昭如看清楚,原来是个很俊的孩子,长着和母亲一样的黑亮眼睛,无辜地眨一下,看得让人心疼。跟身的丫头,这时候在旁边悄声说,太太,天晚了。昭如没听见,动不了,像是定在了原地。
周围人却听见了,开始窃窃私语。女人散掉的目光,突然聚拢。她跪在地上,挪了几步,直到昭如跟前,抱着孩子就磕下了头去。太太,好心的太太。女菩萨,给孩子条活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