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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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余海风随着家里的马帮前往云南。临走前，他反复向远处张望，直到前队启程，也没有见到罗小飞。余海风还有些不甘心，故意拖在最后。风云商号的货物很多，几十匹马驮货物，再加上余记油号的货物，忠义镖局的马，以及洪江其他几个小商人的一些货物，总共有一百多匹马。最后一匹马离开时，大半个上午已经过去了。直到最后时刻，罗小飞也没有来。

余海风想，他可能吃不了这个苦吧，只好作罢，最后跟着朱七刀，走了。

也就在余家的马帮离开的这一天，古立德指挥民团，对野狼谷的土匪发起了进攻。

应该说，古立德的所有计划都没有问题，甚至可以说周密。他选择的进攻时间是晚上，次序也把握得很好。野狼帮之所以选择野狼谷，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一处山谷，背后是高山密林，深入进去，里面到底是些什么地方，就是当地人也不清楚。尤其特别的是，深山老林之中，居住着很多凶猛的动物，一般人，通常不敢深入到它们的家园，打扰它们的平静。古立德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将另外两个县的民团部署在那里，并且由他们先发起进攻。

所谓先发起进攻，其实，只让他们做两件事：第一，在山上放火，第二，在那里开炮。

其时，野狼帮众土匪刚刚喝完酒，大多数已经睡觉。在梦中被炮声惊醒后，所有人显得有些慌张，后来发现攻击来自背后，他们开始组织正面突围。如此一来，正好中了古立德的计。这些土匪正面突围的时候，恰好和黔阳县民团遭遇，叶世延下令，对土匪实施打击。按照原计划，正面的黔阳县民团攻击并不激烈，主要以守为主。在土匪冲进他们固守的阵地时，他们才将土匪打回去。土匪如果不实施攻击，他们只是在阵前叫喊，并不真的行动。土匪如果不攻，民团就发炮轰。

这样打了一个晚上，民团没有真正攻击。

到了白天，狼王就想组织突围。可是，无论从哪个方向攻，对方都只是守，就是不主动进攻。土匪如果不冲，想休息，民团又开始发炮骚扰。

白狼渐渐看出些名堂来了，对狼王说：“大哥，他们是想拖垮我们。”

狼王其实也看明白了，这帮家伙，采取的战略，就是围住他们，不让他们冲出去。土匪毕竟是乌合之众，围的时间长了，有些小土匪一定会因恐惧而绝望，最后丧失斗志。加上对方和自己打疲劳战，土匪们得不到休息，容易急躁，一急躁，就会失去理性，然后硬拼。原来这个古立德还不完全是糊涂蛋，很懂得一点战略战术嘛。

要改变目前的被动，必须想出一个办法。狼王把白狼拉在一起，分析形势，商量办法。

白狼说：“我们被困在这里，肯定不行，时间一长，我们这边肯定崩溃。”

“兄弟，老子也看逑出来了。”狼王说，“狗日的古立德，想把老子一锅煮啊。只要老子能出去，一定把这狗日的剐了。”

白狼说：“那也要等出去之后再说，现在，最关键是要找到方法出去。”

“你说，有逑办法没有？”狼王问。

白狼说：“现在是白天了，我们不能再像晚上那样盲目乱冲。可以适当组织一下，从几个方向向外冲。不是真的要冲出去，而是试探一下民团的兵力部署，找到它的薄弱环节，然后从薄弱环节冲出去。”

这样一说，狼王心里有数了。他对整个兵力进行了调整，不再像没头的苍蝇一般乱冲乱撞，而是安排一部分人休息，另一部分人，分批从不同方向出击。这一试就试出来了，来自背后的力量最弱。

狼王得知这一情况后，又反复试了几次，然后按兵不动。

到了晚上，狼王派出灰狼和黑狼率领一支小股土匪开始行动。灰狼和黑狼的任务很明确，背后林深树密，许多地方是陡峭的山崖，民团不可能每一处都派人把守，一定有空子可钻。灰狼他们只要钻出去，绕到民团身后，再抓住机会，发起进攻。看情形，古立德暂时还不想收网，所以，灰狼的这支突击小分队，也不用着急，可以慢慢来，只求突围出去。

狼王在这方面，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如果规定灰狼在多长时间内完成任务，灰狼一心想着抓紧时间，肯定会暴露自己。正因为没有限定时间，灰狼和黑狼率领的这支小股土匪，就一点一点地向前摸，直到第二天中午前后，才绕到了洞口县民团的背后。因为是白天，他们不能发起进攻，只要一攻，人家就可以看出，土匪其实没有几个人。

土匪窝里，狼王指挥其他土匪分成几个小组，和民团周旋。到了晚上，灰狼他们果然从背后打了起来。狼王知道计划得手，立即组织全部土匪，向背后攻击。

狼王选择的进攻点，是洞口县民团。他们一来人数不足，二来训练时间短，训练技术也一般，其三，又因为县令其实并不想剿匪，是被古立德绑上战车的。有了这三个原因，当灰狼率领的土匪从背后攻来时，民团立即慌作一团。他们还没有稳住神，狼王的大队人马又从正面进攻了。当他们发现自己两面受敌时，再也无心作战，开始撒脚丫子逃跑。当一人逃走时，其他人军心动摇，也就跟着逃走。最后，指挥官对民团失去了控制，所有人都在逃窜。

土匪队伍中，毕竟还有些人懂些军事，他们冲进民团后，不是一味地砍杀，而是有意给民团留了一条出路。这条出路，竟然是指向正面的，逃走的方向，是黔阳民团防守的方向。

当洞口民团的溃兵冲进黔阳民团的阵地时，一切都乱了。

整个晚上，都是土匪在杀民团，而民团则四处奔逃。古立德准备的洋枪队，反而没有开枪的机会，他们开出的唯一一枪，竟然是慌乱中导致枪支走火，还误伤了自己人。

民团防线在一瞬间崩溃。事后清理，方知整个三县民团死伤一百多人。古立德好不容易搞到的四门大炮，竟然被土匪缴获了两门。

杨兴荣率领的汛兵以及洋枪队，稀里糊涂间就败了。

逃回洪江，杨兴荣立即找王顺清报告情况。王顺清在父亲的坟边搭了个草棚，住在里面。百无聊赖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洗澡不能换衣。送父亲上山时大雨，所有人全身都湿透了，因为不能洗澡不能换衣，只好点了一把火，将衣服烤干。哪曾想，大雨过后，天立即就晴了，出了大太阳。正是四月末，太阳一出，温度拼命往上蹿，最高温度达到了三十二度，坐着不动，浑身都冒汗，身上就开始发臭了。

王顺清就不明白了，古人守制，要守二十七个月。这二十七个月，至少要过两个夏天两个秋天，两个夏秋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会臭到什么程度？简直没法想象。

王顺清对两个哥哥一个弟弟说：“我是官，不能不遵守制度。你们是民，这个守制的制度，对你们，起不到大作用，何况，家里的生意还要做。要不这样，你们白天下山，该干吗干吗，晚上再上来好了。”

三个兄弟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说：“要不这样吧，我们四兄弟排个班，每天有一个人在山上守，大家都可以休息一下，不要打疲劳战。”

王顺清说：“你们可以下去，我不能下去。”

大哥王顺国比较实诚，问：“你为什么不能下去？”

“我是官啊。”王顺清说，“朝廷对守制这种事，管得极严，一票否决权。如果有人发现我没有守制，告到朝廷，轻则丢官，重则坐牢。为了这个事，把乌纱帽玩掉了，划不来。”

王顺清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我屁股后面一把屎呢，如果丢了官，坐了牢，不知有多少人会往我身上踏一脚。那时，陈年旧账都会翻出来，最终的结果，恐怕就不是坐牢那么简单了，搞不好灭三族都有可能。

三兄弟刚刚离去不久，杨兴荣来了。杨兴荣将剿匪的情况告诉王顺清，王顺清大吃一惊，肝胆俱寒。这十余年间，黔阳共来过四任县令，最多的干了三年期满，最短的，一年不到。无论哪一任，到任后的第一件事，都是拜访王顺清。只有古立德这一任，王顺清主动到官渡口迎接，并且在此后时时处处让着。仅此一点，王顺清心中已经不能气顺了，早就想着，要抓古立德一个什么错误，把他赶走。

既然如此，此次兵败，就是古立德天大的错，王顺清又为什么会肝胆俱寒？

这就需要仔细分一分了。官场之错，有些错，是个人之错，谁错了谁承担责任。但有些错，却是整体之错，哪怕是一个人犯的错，也需要集体承担责任。比如剿匪失败这件事，就是集体之错。地方如果明知有匪却又不剿，错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县官，一个是汛把总。到底是县官之错还是汛把总之错，那是需要朝廷分清责任的。若是剿了，又败了，这个责任，就不仅仅是县官的，也不仅仅是汛把总的，而是全县军政官场的。

王顺清因为丁忧，责任确实要小一些。可武官丁忧是不解职的，王顺清仍然是汛把总，所以，对于这场败仗，他是难逃责任的。

同时，王顺清也在想办法。如果古立德不剿匪，毕竟这野狼帮不在黔阳县界，只要民团拦住野狼帮，不让他们骚扰黔阳，一切就都顺了。现在，古立德开了头，又大败了，这匪就得一直剿下去，否则，麻烦将会不断。

问题是，往下怎么剿？有了这一场大败，民团肯定心寒了，胆怕了，还有几个人敢和土匪硬碰的？

两人正说着，胡不来到了。

胡不来是被古立德派来的。古立德知道大败的消息，人也冷静了许多，知道此时一定要拉拢王顺清，否则玩不下去。可是，王顺清在守制，不用去现场就可以知道，他住的那间茅草屋，一定有一股臭味。再说，自己堂堂一县之令，跑到别人的坟头去，也不吉利啊。所以，他派了胡不来，赶过来笼络王顺清。

自从古立德到了黔阳，胡不来在王顺清面前，一直都高昂着头。这次不同，他竟然低下头来了，王顺清心里倒也受用。

王顺清说：“此次之败，败在指挥不统一，各行其是。”

胡不来说：“是，关键是洞口等两县民团，毫无战力，一击即溃。”

王顺清说：“那两县参与剿匪，原本就是被古大人强拉上来的，他们不积极，倒在预料之中。”

杨兴荣在一旁说：“要不，让古大人把此次兵败的责任，推给另外两个县令？”

胡不来道：“除此之外，大概也没有别的办法吧。”

王顺清却摆头：“此事万万不可。”

胡不来和杨兴荣都不明白，问：“为什么？”

王顺清说：“野狼谷在三县交界，主要在洞口。此前，彼此还可以相互推诿，这匪可剿可不剿。而现在，打了这么大一场败仗，匪就必须剿下去，而且还只许胜不许败。继续剿下去，怎么剿？靠黔阳一县之力？肯定不行，必须另外两县配合。古大人若是将此次剿匪失利的责任推给另外两县，只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朝廷认可古大人的意见，将两县革职查办，另派新人。二，仍留用，戴罪立功。”

胡不来说：“这两样结果，都不好。另委新令，新人来了，是否听古大人的，难说。搞不好，面和心不面，甚至背后撤台。”

王顺清说：“道理就在这里。留用也麻烦。既然古大人参了他们一本，他们定然恨之入骨，出勤不出力，甚至可能暗中加害古大人。”

“这么复杂啊。”杨兴荣说，“若真是如此，这匪恐怕就没法剿下去了。”

胡不来已经接受了王顺清的意见，心中有了主意。可他不说出来，而是问王顺清：“那依王大人的意见，该怎么办？”他破天荒地称了王大人。

王顺清说：“责任，必须有人来负，但两县县令，不能负这个责任。不仅不要他们负责，古大人还要在朝廷替他们开脱，向朝廷为他们表功。他们感谢古大人不参之恩，就可能在剿匪事宜上面，给古大人极大的便利。若能达到这一效果，反倒是坏事变好事了。”

杨兴荣说：“高，实在是高招。”

胡不来关心的是别的，问：“那责任谁来负？古大人？”

王顺清摆头：“古大人当然不能负这个责，否则，古大人就要被朝廷革职查办了。但是，古大人又必须找出一个人来负责。找谁呢？这个……这个，还真是不好办啊。”

王顺清耍了滑头，他心中其实已经有了人选，就是不肯说出来。而他没有说出来的名字，胡不来自然也想到了。胡不来的意思，原本是想让王顺清说出来，最后，人家要怪的话，就怪王顺清出了馊主意。

他们想到的这个人，就是叶世延。

正当王顺清和胡不来在山上密谋的时候，王顺喜家里出了大事。

为了办父亲的丧事，王顺喜忙了多天，下山后，洗了澡，换了衣服，一身的清爽。到了晚上，王顺喜要上自己的床，张文秀觉得不妥，便说：“要不，你睡隔壁去吧。”言下之意，夫妻俩若是睡在一起，你大概是忍不住的。可现在是大丧期间，不能做这种事啊。

王顺喜说：“我在山上都住了几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回到家，还不让我好好睡个安稳觉？”

张文秀见丈夫坚持，也不再说什么，便上了床。结果被张文秀料到了，两人一躺上床，王顺喜就要办事。熬了这么多天，身上的火越积越大，不泄一泄火，他哪里睡得着？张文秀好言抚慰，希望丈夫忍一忍，可王顺喜哪里忍得住？不断地动作，竟也把张文秀惹得火起，两人于是做了起来。

才做到一半，王顺喜惊叫：“我的脚，我的脚。”

张文秀大惊，翻身而起，点亮油灯，问：“你的脚怎么了？”

王顺喜说：“我的脚，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张文秀撩起被子一看，吓坏了，王顺喜的双腿竟然是黑的。那时的人迷信，张文秀因此认定，应该是大丧期间做那事，冲撞了神灵，遭到了天谴。张文秀说：“叫你莫做，你一定要做，现在这样了吧。这可如何是好？”

王顺喜说：“快，快去请回生堂的蔡神医。”

张文秀匆忙下床，一看，自己还光着身子呢，连忙返身，手忙脚乱，帮王顺清穿了衣服，又穿了自己的衣服，才冲出门，大声喊叫：“王嫂，王嫂，老爷不好了，快去回生堂，请蔡神医来。”

王嫂答应一声，离去。张文秀返身进门，抱住王顺喜的双腿，急得大哭起来。

“哭什么哭？我还没死。”王顺喜愤怒地叫道，“去，你去把三哥叫来。”

张文秀心想，你是不是糊涂了？三哥在父亲的坟上呢，从嵩云山到这里，一来一回，好几十里路啊。何况，三哥是官府的人，按照大清的规矩，守制期间，是不能下山的，否则，被人参上一本，一定要丢官。

张文秀说：“要不，我去叫大伯二伯过来？”

王顺喜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心反倒是静了下来。他心里明镜儿似的，眼下这事儿的源头，全在父亲。大哥二哥是老实人，他们若是知道这事，还不知会闹出什么来，无论如何，这事不能让他们知道。但是，这事又不能完全闷在心里，王氏一门，总得有个人知道内情。这个人，除了三哥王顺清，再不可能是别人。

王顺喜大恼，骂道：“你个臭堂客，老子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张文秀正要出门，王顺喜又叫住她，说：“你派两个信得过的下人，骑三匹马去。三哥下山，不能让别人知道，只能悄悄地下来，所以，不能坐轿，只能骑马。一定要反复叮嘱下人，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准说。”

今天，马对于中国人来说，成了无用之物。除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放牧时用到马，在普通的农耕民族，一匹马的价值，还不如一头牛。

可是在中国古代，马可是贵重之物，贵重到什么程度呢？今天的富人排名，要看你有多少钱，也就是有多少动产和不动产。古人也是如此，有多少钱，古人不喜欢露富，你还真不知道。有多少不动产？古代的房子、地什么的，不是太值钱，除非你是诸侯，有宫殿，有封地，那才是真正的财富。而朝廷有制，什么样的官可以住什么样的房坐什么样的车。靠这个来比富，比不起来。

只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比富的，那就是马。

马这种东西，是最讲种群的，中原一带，没有名马，有也是小马瘦马，拉个车赶个脚还行，打仗？半点用都没有。所以，中国古代的战马，均来自西北，主要是新疆、蒙古等地。那些地方的马，运到中原来，且不说马本身的价格，就是中途的运费，都是一大笔钱。所以，马的价格，奇高无比。一般人家比富，比的就是有多少匹马。

《论语·乡党》中有一个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此前，人们一直解释说，孔老夫子听说家里的马厩失火，第一句话就是，伤了人没有？不问马。后来又有人解释说，此处的“不”，不是否定的意思，而是古文中“后”的意思。意思是说，先问有没有伤人，后问有没有伤马。

不管是前一种意思，还是后一种意思，都可以明白一个事实，马极其珍贵。解释为伤人了没有，不问马，说明什么？马比那些奴隶什么的贵多了。但孔子有悲悯情怀，如此之贵的马不问，却问那些不值钱的奴隶受伤没有。后一种意思也差不多，只不过，孔子虽为圣人，也终究是凡胎，马如此之贵，不问不行。

说到马，在这里还要多啰唆几句，谈一谈茶马交易。

正因为中原不产好马，可好马又是战争决胜的重要因素，所以，中国政府自古都重视马。这些马从何而来？自然是从西北来。去西北买马，像在中原一样付银子？一是银子带在身上不安全，又累，二嘛，游牧民族，要银子也没有大用，搬家还不方便。恰好，游牧民族的主食是牛羊肉，吃过之后，体内会积攒一层油，所以，游牧民族都喜欢喝茶。然而，西北高寒地区，不产茶，只能从内地进口。

一个要茶，一个要马，正好，以货易货。于是，形成了一种特殊交易，茶马交易，也因此有了专门的运输路线：茶马古道。

今天的中国，茶叶生意是一盘很小的生意，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在古代，自唐开始，茶叶生意，就已经成为出口贸易的主流，直接催生了国家经济的增长，是很大的一盘生意，大到了中国近千年历史，就是一部茶叶贸易史的程度。后代研究者认为，洪江的兴起，是因为当地盛产的桐油（洪油）和木材加上一条黄金水道。其实，洪江的兴起，或许因为这一点，而洪江的兴盛，却是因为茶马古道。茶马交易是支撑了唐宋元明清五朝的一盘大生意，我们今天所说的太平盛世，无一不与茶叶生意的兴衰有关。

先说唐朝。

李世民的唐朝，之所以被史家以及民间称为李唐盛世，根本原因在于，唐朝有三盘外贸生意，也可以说是国家生意。

第一盘生意，由先秦时期开始的丝绸贸易，在唐朝达到顶峰，丝绸之路，在此时成为极其繁忙的贸易通道，成为唐朝经济的第一支柱。第二盘生意，中国被称为瓷器之国，中国名的英文字意，就是瓷器，可以想见，中国瓷器在国际贸易的地位极其尊崇。瓷器贸易由来已久，但因为瓷器容易破损、运输不便等原因，中国的瓷器贸易，始终未成为国家经济的主支柱，却也能持续稳定地给国家带来支撑。第三盘生意，就是茶叶生意。茶叶生意的兴起，主要原因是西藏、新疆、蒙古等民族以游牧为生，以牛羊肉为主食，需要茶来去除油脂，奶茶是这三个民族的日常必需品，用量非常之大。但是，这些地区又不产出茶叶，只能从中国内地运过去。相反，这些地区所产出的马匹，又是中国内地必需的，因而形成了茶马交易。

在唐朝，茶马交易还属于起步阶段，并没有达到巅峰。正因为这种起步，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增量。李唐时代，就靠这三盘生意支撑，达到盛世。

到了宋朝，瓷器生意虽然平稳，丝绸生意却更进一步猛涨，茶叶生意也开始全面影响国家经济。今天的史家都说宋朝是一个无为而治的朝代，这种说辞，其实叫坐着说话不腰疼。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无为而治维持不了几天，政权就会崩溃。宋朝之所以能无为而治，根本在于，国库里有持续不断的银子流进来。

瓷器生意是稳定的，难以带来国家经济的增量。丝绸生意虽然极其红火，但前期已经达到峰值，现在的增量其实有限。给国家经济带来最大收益的，还是茶叶生意。茶叶生意极度繁荣，国家财政有了大笔进项，皇帝只要坐在皇宫里享受歌舞升平就好了，闲得无聊的时候，搞一点宫廷斗争，也无伤大雅。这就是宋朝无为而治的精髓。

元朝的情况较为特殊。元朝的统治者就是蒙古民族，他们的疆域巨大，最大的产出，就是优质马匹。元朝不缺马，不需要用茶叶来换马。因此，元朝的茶马交易迅速衰落。与此同时，丝绸生意在宋朝达到峰值后，也已经走向了衰落。因此，宋朝时的三大经济，到了元朝时，便失去了两个。这也是元朝成为短命朝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下来的明朝，马的重要性更进一步突显，国家对这门生意的控制，更进一步加强，全国推行了茶引制度。所谓的茶引制度，就是今天的进出口配额制度，谁能拿到配额，谁就能迅速发大财。正因为茶引的含金量太高，围绕茶引所滋生的腐败，也就更疯狂。到了后期，茶马交易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并没有完全进入国库，反倒更多进入了实权官员的私囊。偏偏这些达官贵人赚了大钱，却又没有别的办法消耗这些资金，只好藏在家里，导致国家银根的流通性紧缺。后世研究者有一种说辞，说别人是通货膨胀而亡国，唯独明朝，是通货紧缩而亡国。不管是与不是，明朝的灭亡，与茶马交易的失败，大有关联。

清朝建立后，出现了一个康乾盛世。

康熙和乾隆真的聪明绝世？显然不是。历史上的盛世，必须具备两个要点，第一，执政者一定是长命之君，第二，经济一定繁荣。清朝的经济繁荣，与茶叶有着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清朝的兴衰，只因为小小的一片茶叶。

满清执政之初，有能力腐败的满蒙官员，对茶叶的重要性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汉族官员不敢搞腐败，茶叶交易，因此极度繁荣。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茶叶生意已经不再仅限于藏疆蒙等地，已由西北进入了东欧，又由东南和西南进入西欧，比如英国。

也就是明清时代，中国的茶叶生意，新增了两个大的市场，一个是俄罗斯市场，一个是英国市场。与这两个市场直接相关的，又是丝绸之路以及茶马古道的衰落和江海运输的兴起。比如说，此前对俄罗斯的茶叶贸易，增速一直不快，根本原因在于陆路运输成本太高，小小的一包茶叶，折腾到俄罗斯，比黄金还贵，普通老百姓根本喝不起。

后来，海运河运开始快速发展，往俄罗斯或者往英国的贸易，不再只有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比如近代都市汉口的崛起，就得益于这一贸易形势的转型，所有对俄罗斯的茶叶贸易，不再通过西北周转，而是经汉口水运到上海，再由上海海运到海参崴。运输成本的下降，使得俄罗斯茶叶价格大降，茶叶也因此走进了普通人家庭，销量大增。

另一方面，清朝和元朝情形类似。清朝的核心在北方，和蒙古的关系极其紧密，对马的需求，不像宋明那么强烈，整个茶叶贸易中，马的因素极度减弱。马帮运一趟茶叶，返程不再贩马，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有了马匹供应市场，马价已经大跌，从西北那么远的地方运马回来，别说赚钱，还有可能亏本。所以，茶马古道已经变成了单一的茶叶古道，见不着马了。

因为不再需要换马，执行了几百年的茶引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雍正十三年，清政府取消了茶引制度，茶叶生意因此由国家生意变成了民间生意。此举从长远来看，对国家经济显然是有损害的，但就当时短时间来看，却刺激了茶叶贸易的繁荣，使得后来乾隆执政时，国家财政有了更大的来源。

再回过头来说马。尽管此时马价已经大跌，那是相对于茶马交易而言，毕竟，马仍然是国家的战略物资，由朝廷控制着，某一家有多少马，仍然是财富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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