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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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批判中，季羡林的恩师和崇敬的前辈们，却一个个中箭落马，身陷逆境。
第一个中箭落马的是沈从文。
季羡林自清华毕业以后，就同沈从文先生失去了联系。到了1946年季羡林来到北大工作，又与沈先生不期而遇。此时，沈先生随西南联大复校，从昆明回到北平，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授，他们算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事。过去的友谊又重新恢复，来往颇为频繁。有一次沈先生请季羡林吃饭，吃的是云南有名的气锅鸡，饭间，有一件小事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悼念沈从文先生》中回忆道：
当时要解下一个用麻绳捆得很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开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这个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
可是，小事过后，便来了大事。季羡林继续回忆道：
我们共同经历了北平的解放。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并没有听说，从文先生有逃跑的打算。他的心情也是激动的，虽然他并不故作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可是恶运还是降临到他头上来。一个著名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在香港出版的一个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大概是什么《文坛一瞥》之类，前面有一段相当长的修饰语。这位理论家视觉似乎特别发达，他在文坛上看出了许多颜色。他“一瞥”之下，就把从文先生“瞥”成了粉红色的小生。我没有资格对这篇文章发表意见。但是沈先生好像挨了当头一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
季羡林回忆中提到的“理论家”和他的“一瞥”，指的便是郭沫若1948年3月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文章《斥反动文艺》。该文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文艺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并强调“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黑色、桃红色的作家。这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郭沫若这篇文章是出自个人之意抑或其他背景不得而知，但就其当时的显要地位，说这样的话，无疑就是一种政治宣判。
事实上，解放前夕，虽然国民党政府把沈从文列为被“抢运”的学人之一，并派人给沈从文送去两张直飞台湾的机票，然而被沈从文拒绝了。他选择了留下。可事情的发展出乎沈从文的意料。北平解放不久，北大部分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全文抄录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在校内张贴，并张挂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这些学生对沈从文的突然袭击，是自发的，还是有背景的，至今也无从知晓。沈从文遭此打击，精神崩溃了。
1949年春的一天，沈从文试图切脉自杀，被抢救幸未死。病愈后，被送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学习“毕业”后，无处安排，便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从此离开了北大，离开了文坛，销声匿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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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沈从文解放前后的情况，材料引自温儒敏、李宪喻《旁听生·作家·教授——沈从文》一文，载《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第二个中箭落马的是朱光潜。
1946年，季羡林任北大东语系主任时，朱先生任北大西语系主任，两人的办公室相距不远，师生间经常见面。季羡林在《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一文中回忆说：“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中国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这说明朱先生对共产党是信任的，是乐观的。
但是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先生因有“政治历史问题”，在全校大会上检讨三次，也未获通过。后来，由于毛泽东的批示，他才同周炳林教授一起勉强过关，但仍受到“群众监督”的处理。李赋宁先生曾谈到朱先生在建国初期的一些情况，足见朱先生当时处境的艰难窘困。他写道：
当时我三十五岁，孟实先生（朱光潜字孟实——引者注）已五十五岁，但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尽管他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由于政治历史问题受到群众监督。孟实先生从城里搬来燕园，住在校医院附近的一所年久失修的平房内。孟实先生的夫人奚女士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上班，住集体宿舍，孟实先生一人住在城外，生活上困难不少。老房子夏天雨多，时常漏雨。保姆李妈因年迈还要由孟实先生亲自从粮店背米回家。当时孟实先生的工资评得很低，大约是讲师的待遇。傅鹰先生为他打抱不平，说北大西语系只有朱光潜最有学问。（直到1956年，孟实先生的工资才定为高教一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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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赋宁：《怀念朱光潜先生》，载《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
朱光潜先生不光“最有学问”，而且文章写得好。季羡林说：“思想改造运动时，有人告诉我说是喜欢读朱先生写的自我批评文章。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这是什么时候呀，你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来欣赏文章！然而这却是事实，可见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
第三个中箭但未落马的是胡适。
自1948年底胡适从北平乘机南飞以后，季羡林就再没有见过胡适，也没有互通音问，他对胡适离开北大后的情况并不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法清楚。
1955年开展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
对胡适的批判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继续和深入。
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引发的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10月16日给中共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挡，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是对三十多年以来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的第一次认真开火。”接着，毛泽东笔锋一转，把矛头指向了胡适。他写道：“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这时，大家才明白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不过是这场批判运动的序幕，重要的是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它是一切“毒素”的源头。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颇具戏剧性的是，批判胡适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确切知道胡适究竟在哪里，多数人以为胡适在台湾。其实，胡适当时并不在台湾，而是客居美国。据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O年》提供的材料说：“在美国纽约，闲散如寓公的胡适，每隔一段时间便兴致勃勃地和助手共同欣赏从大陆等地收罗回来的一大堆批判自己的材料。尽管在美国并无多少人关心大陆的这场运动以及留意这位外貌很朴实的中国老人，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熊熊烈火，仍然使这位隔岸观火、并在烈火中益见其身价的学人内心窃窃私喜。”“历史的可笑就在于，当许多人作义愤填膺状，或作痛心疾首状，或违心检讨、惊惶度日时，大洋彼岸应当为这场运动‘负起责任’的被批判者却优哉游哉地过他的闲适日子。”
其实，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的本意，是在“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是要清除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树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没有这场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完成。毛泽东之所以选中胡适作“靶子”，恰恰是因为胡适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且影响深远。至于胡适这个人，并不重要。据说，毛泽东“曾表示，将来要替胡适恢复名誉。”①又据说：“1957年前后，大陆曾派人对在美国的胡适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尊重胡适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当即回答，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②
1986年11月，《光明日报》文载：胡适“一生著作丰富，桃李满天下，对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教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称得起一代宗匠”，总算是给了胡适一个应有的评价。
胡适本人已不重要，又缺席批判，独自在纽约优哉游哉地隔岸观火，然而在大陆，曾经与胡适共过事，有过往来的人和他那“满天下”的弟子们，却不得不作公开检查，并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又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运动。不过，由于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的目的在改变学术界的风气，所以绝大多数人最终都能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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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②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四个是虽中箭却誓不低头的陈寅恪。
陈寅恪1949年1月19日乘海船由上海抵广州成为岭南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教授后，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遂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寅恪一向以坚持学术研究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闻名学界。
1953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历史研究所。郭沫若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任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拟聘请陈寅恪担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中国科学院特派陈寅恪过去的学生、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前往广州说服陈寅恪北上任职。
汪篯身揣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赴广州时，以为此事势在必得。不料，陈寅恪看完郭、李二人信后，虽未回绝，却提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项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①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刘少奇。
陈寅恪提出的条件，在当时简直“骇人听闻”。但这并不是陈寅恪一时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昏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也是他毕生追求学术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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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结果又出人意料。
“可想而知”是指陈寅恪最终没有出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他本来也不想出任。“出人意料”的是，陈寅恪这样“胆大妄为”的言论，竟然没有遭到批判。其中自然有着深远的原因。
据说，原因“其一，五十年代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这个人，并说知道此人的历史著作。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去查找，后来才查知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好好优待。其说二，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①
这类传说可靠与否，不得而知。但是50年代陈寅恪在广州确实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礼遇和善待。中共领导人：陈毅、陶铸、胡乔木、周扬等都曾到陈家拜访。
不过，陈寅恪在1958年前，还是遭到过两次打击。
第一次是1951年中国科学院准备出版语言学家杨树达的旧作《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请陈寅恪为该书作序，陈欣然同意。“但到了1952年5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给杨去信称：陈寅恪序言的‘立场观点有问题’，陈寅恪的序文自然被删去。”②
第二次是1954年，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龙潜“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陈寅恪思想的陈旧腐朽，并讽刺学界将这样的人捧得那么高，最后不无幽默地说，‘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③龙潜还在“肃反”时当众作诗讽刺陈寅恪。
陈寅恪在1958年前遭到的这两次打击，比起对俞平伯、胡适的批判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即使这样，这两件事，对这位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生命的学者来说，其精神上的打击之大，也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
1958年大跃进时代，高校掀起“厚今薄古”之风，对学术权威大肆批判，陈寅恪这次再也躲不过去了，他被劈头盖脑的几百张大字报淹没了。
1966年“文革”风暴扫荡神州大地，陈寅恪被抄家、批斗、勒令搬家，造反派的大字报甚至贴到了他的床头。已经双目失明又膑足的陈寅恪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了，终于在1969年10月7日被折磨致死。
关于陈寅恪的评价，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今天看来，陈寅恪的思想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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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至于前文中提到过的季羡林结识的前辈作家、学者老舍、冯友兰及业师吴宓等人，解放后都各自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
读者必定关心，当年在批判上述几位大师，同时也是季羡林的恩师、业师的时候，季羡林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虽然季羡林当时“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由于他对几位恩师和崇敬的前辈知之甚深，对他们的道德文章都十分了解，因而，他的态度始终是保持沉默，而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反戈一击”，致恩师于死命，以求自保。现在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尚未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上述几位大师的文章。访问当年东语系的领导，也没有人记得季羡林曾经写过批判文章。当然，这并不说明季羡林有什么先见之明，也不能说明他当时对大批判持保留态度，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季羡林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老实人，一个不做违心事情的人，一个不损人利己的人。在当时扱其复杂的境况下，能做到实事求是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下面引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季羡林当时的心态和他的为人之道：
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激情岁月的尾声
回顾历史，自1949年建国至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十年中，只有1956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是风平浪静的一年，只有这一年没有搞运动，也没有搞大批判。不但如此，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了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对被改造、批判了五六年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似晴天霹雳一样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对戴在自己头上的这顶“资产阶级”帽子，本来已经心悦诚服，习以为常。忽然被摘掉帽子，并且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急剧变化，似乎来得太突然，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但这话出自国家总理之口，赫然登在《人民日报》上，又无庸置疑。于是他们惊喜交集，奔走相告，并且以为从此可以告别这顶不光彩的帽子了，真的可以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了。
据统计，1956年全国高级知识分子约为十万人，其中四万二千人在高校。这种状况显然与六亿人口的大国不相称，也不能适应即将来到的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需要。正是基于对这种现状的考虑，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下子从改造对象变成了国家的宝贝，受到重点照顾。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鼓舞下，知识分子不再是批判的对象，也不再属于资产阶级，他们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这令他们如释重负，欢欣鼓舞。在经历了五年“脱胎换骨”的痛苦改造后，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与关怀。他们拿着高工资，住独门独院的小楼或高级公寓，享受着名目繁多的优待。他们重新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党的干部也对他们嘘寒问暖，这使他们受宠若惊。到后来，有的人故态复萌，摆出教授的架子，在燕园的林荫道上，旁若无人，高视阔步，成了当时燕园的一景。大学生们也过得逍遥自在，午饭时间，一边用勺子敲打着搪瓷饭盆，一边嘴里哼着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成群结队地出入大饭堂。
1956年的北大校园充溢着平和、温馨、自由的氛围。
1956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未名湖的冰解冻了，湖水澄澈碧绿，波光粼粼，映着博雅塔的倒影，宁静而充满活力。湖边的柳丝绿了，随风飘荡，散发着春天的气息。黄色的迎春花，紫色的二月兰，一丛丛，一片片，开得那么耀眼，让人忍不住要多看上几眼。整个燕园，大地回春，如诗如画。这是北大校园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4月4日下午，俄文楼二楼音乐厅正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东语系教员党支部讨论季羡林入党申请支部大会。这是北大党委落实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报告的一个重要举措。
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除了东语系教员支部的党员以外，还有不少外系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党委书记江隆基特地前来参加会议，说明北大党委对此事的重视。
支部大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全体一致通过季羡林的入党申请。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几乎是一片赞扬声。最后江隆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除了对季羡林入党表示祝贺外，又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号召知识分子跟党走，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
季羡林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但是当时他没有讲更多的话。直到一年后，他才写了《入党一年》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他写道：“对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提高觉悟和改正缺点并不像一些人想得那样十分困难，当然也不会特别容易。组织上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前二者可以说是外因，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内因。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觉悟才能逐渐提高，缺点才能逐渐改正。”
季羡林从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最终申请加入共产党，这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季羡林是一个执著的爱国者，他一生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他内心其实是很关心政治的，因为政治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他所谓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实际是对那些置国家利益不顾，玩弄政治的政客以及他们的政党不感兴趣，甚至嫌恶。他经历过的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和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政党争权夺利，政客翻云覆雨，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的时代。这使他产生了政治是“肮脏的”结论。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
建国以后，在中共领导下，虽然知识分子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但是新政权在短时间内使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内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再加上建国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心振奋，而且在1957年前极“左”路线尚未泛滥成灾，中共的大政方针没有大的失误。这一切改变了季羡林以往对政治的认识。他在1954年写的一篇短文《充满信心，迎接1955年》中，充分表达了对政治的新认识以及对共产党的赞扬，他写道：“我们中国人民现在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像生龙活虎一般从事于各种建设事业，使我们的祖国天天改变着面貌，我们之所以取得上面那些胜利，是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
从解放以后季羡林个人的际遇来看，也是一帆风顺的。他没有受到过批判，也没有在运动中被重点审查，相反，他担任北大校工会主席，一干就是六年，又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l95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参加出国代表团。这些都说明新政权对他的信任。当时，只有政治历史清白，表现积极，靠拢党组织的人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但是，季羡林并不是很早就提出入党申请的。因为对参加共产党他有一个思想顾虑，这个顾虑即是：“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在他看来，当中国共产党人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自己却躲在万里外的异邦，追求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他感到自惭形秽。他没有脸面在革命胜利后申请入党，因为这有“摘桃派”的嫌疑。这种在一般人看来近乎“迂腐”的想法，在季羡林看来却是事关品质、道德的大事，这使他在申请入党时犹豫再三。这种想法恰恰反映出季羡林性格中诚实、质朴，甚至天真的一面。
季羡林的这个“活思想”，可以从他的好友臧克家的文章中得到证实。臧克家在《朴素衣服常在眼——记羡林》一文中写道：
北平解放不久，他还有点清高、谦逊思想。谈到有些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时候你申请入党了。”环境在教育人，时间在改变人。50年代初，我在济南开人代会，恰好羡林在家，我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他与我都是在济南上中学的），自然别有情意。记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饭，饭罢，羡林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党组织培养了这几年，现在我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养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
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我心里想，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似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
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
季羡林入党后，以组织观念强而受到表扬，据说有一次当他正准备参加支部会时，突然上面来了通知，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宴会要请他参加，他急得到处找支部书记请假。他的党费总是每月准时交纳，分文不差，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他必定竭尽全力去完成。他从来没有向党伸手要过什么，只是付出。他入党后从不以党员自居，高人一等，而是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个普通一兵。如果按党章来衡量，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事实上，80年代初，季羡林作为“优秀党员”，在北大成为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校刊上大量报导过他的先进事迹。
五年学术研究竟是一个“零”
季羡林在学术回忆录《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对195O年至1956年自己的学术成绩作了回顾。他吃惊地发现，“这一段，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整整七年中，有五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其余两年算是写了两篇可以称得上学术论文的文章，差强人意。试问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七年呀！”
季羡林的慨叹与惊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学术研究是生命的记录。时间过去了，却没有留下记录，就等于浪费生命，无异于自杀。可是在那样的年月，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坐下来研究学问呢？批判和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开会，简直可以说无日不开会。正如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的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所有人的宝贵生命都消耗到无休止的会议中去了，而且是毫无价值地消耗掉了。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季羡林自己统计的一份七年学术成果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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