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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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2O日，季羡林随中国文化代表团离开北京的时候，正值金秋时节。天高气爽，蓝天白云，到处洒满秋日的金色阳光，北京城洋溢着欢愉的氛围。然而，当代表团在印度、缅甸访问了四个月后，于次年1月24日返回首都的时候，北京已经进入隆冬季节。天寒地冻，草木凋零，寒风扑面，一片萧瑟景象。
季羡林身上还带着加尔各答的热气，满怀访问中的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当他回到沙滩的时候，立刻感到北大同他离开时有些异样。的确如此，在这四个月中，比天气变化更大的是，中国高校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院系调整；另一件是开展了“三反、五反”和思想改过运动。
新中国成立，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看齐。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院系调整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即是按苏联办高等学校的模式，调整中国原有高等学校的“院”和“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经过院系调整，高校的性质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强，综合性大学本来想加强和巩固，但效果并不理想。
此项工作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O月完成。
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多科性工业大学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并新设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单科学院。
原来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等私立大学取消，合并到其他院校。
具体到北大的调整方案是：北大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的各系并入北大，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
调整后的“新北大”包括以下各系：一、数学力学系；二、物理学系；三、化学系；四、生物学系；五、地质地理系；六、历史学系；七、中国语言文学系；八、西方语言文学系；九、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十、东方语言学系；十一、哲学系；十二、经济系。北大是全国惟一有哲学系的大学。
1952年9月底，北大从城内沙滩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10月4目，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马寅初校长发表了拥护院系调整和努力建设新北大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对刚调来的副校长江隆基表示欢迎。不久，江隆基任北大党委书记。马寅初与江隆基共同领导北大达五六年之久。
北大东语系在院系调整后，也作了适当调整。原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划归中央民族学院，东语系只保留东方外国语言。国内外均有的民族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则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东语系主外，民族学院主内。后来又增设了乌尔都语（1954年），波斯语（1957年）。
东语系搬进了原燕京大学西校门内北侧的一栋二层的古典式建筑，定名为“外文楼”。东语系自搬进外文楼至今，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再搬过家。季羡林也从1952开始在外文楼里上班，直至1983年卸任系主任职务，他在外文楼上了整整三十一年的班。
季羡林的住处也从城里的翠花胡同搬到中关园一公寓的一套单元房里。按级别，他本可以搬到环境幽静的燕南园或燕东园的小楼里居住。但是因为他当时仍然是只身一人，按当时北大的住房政策规定，他只能住在中关园一公寓。中关园一公寓在燕园东门外，距外文楼有二三里地远，他每天便骑自行车上班。
中关园一公寓是院系调整以后，北大盖的第一幢专家公寓楼。楼内住着邓广铭、王铁崖、梅祖彦等教授以及日本、朝鲜专家。季羡林住在506号，东语系教授杨通方及夫人李玉洁住在505号，两家门对门。中关园一公寓在当时算是颇为讲究的建筑，但是周围却十分荒凉，连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商店饭馆了，就生活便利而言，是无法与沙滩的翠花胡同相比的。当他在翠花胡同住的时候，每天早晨可以在红楼前的小摊上喝一碗豆腐脑，吃一个热烧饼，时间来不及的时候，买一个烤白薯，趁热吃下去，还是很惬意的。中饭、晚饭，隔三差五的去菜根香饭馆吃一顿饭，打打牙祭，三顿饭总算说得过去。搬到中关园一公寓以后，周围什么饭铺也没有，只好天天吃食堂。他每天晚上在食堂吃完饭总要多买一个馒头带回家去。第二天早晨把馒头切成片，烤热了，再沏上一杯酽茶，外加一碟花生米。馒头片就着花生米，再慢慢把热茶喝下去，一顿早饭便解决了。午饭和晚饭都到食堂去吃。他总是拿着一个大搪瓷茶缸去食堂打饭。吃米饭时，饭和菜都倒在茶缸中一块吃下去。吃馒头时，就用茶缸盛菜，一只手拿馒头，另一只手拿筷子，就像大学生一样，很快便吃完一顿饭，然后回外文楼继续工作。生活的简朴概可想见。还好，季羡林对吃饭从不挑剔，他自己并不感觉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
院系调整过程中，1952年7月，教育部宣布：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调整工资，实施新的工资标准。新标准规定，高校共三十三个工资等级。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1956年，又重新评级，季羡林仍然被评为一级。1956年北大同时被评为一级的还有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力、郑昕等著名教授共二十八人，占全国五十六名一级教授的二分之一。1956年，季羡林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这是季羡林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开玩笑说：“出城以后，我‘官运亨通，财源大开’。”这里说的“官”，指的是被评为一级教授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当时在北大被评为一级教授，是一件既光荣又极困难的事。从上面列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北大的一级教授都是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学者，大多数是季羡林老师一辈的人物，而季羡林这个晚辈后生竟也赫然名列其中，怎能不叫他感到既惊且喜呢。他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
到1956年，又有一次全国评定教授工资的活动，根据我的回忆，这次活动用的时间较长，工作十分细致，深入谨慎。人事处一位领导同志，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中文系教授吴组缃是全国著名小说家，《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据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竟连一个也没有，真是一级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回忆汤用彤先生》
至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更是中国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从人数之少来看，比起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来，还要难得多。季羡林四十多岁，就登上了中国学术地位阶梯的顶峰，当然使他喜出望外，但也有点不安。他说：“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他如此火箭般地上升，自然会招来一些人的妒意，被同事赐给了一个诨名，曰：“一级。”只要季羡林一走进食堂，便有人窃窃窃私语：“一级来了！一级来了！”使季羡林颇为紧张，只好装着没听见。但事后他说：“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诨名是应该的。”
再说说季羡林的“财源大开”。
按当时北京地区（六区）的工资级别，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每月津贴100元，共445元。这个数目今天看起来实在微不足道，然而在当时却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十分的“不菲”。当时助教的月工资是56元，技术员是49.5无，普通工人是30多元。季羡林曾经举例说明当年445元的实际价值：当时吃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大约一元五到两元，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还有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也不过六七块钱一只。
萌生“原罪”感
“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它几乎同院系调整同时开始的，只是时间短一些，到1952年5月即告结束。
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所谓“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的对象主要是机关干部和私营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既然是全国性的运动，各行各业，不论关系大小，都必须一律参加。北大在1952年1月成立了“北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三反”运动。由汤用彤副校长负责。这次运动不过是群众学习文件，学校各级领导检查了本单位的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最后处理了几个管钱管物的贪污分子，运动在北大就算过去了。
思想改造运动可大不一样，这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搞的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借用杨绛先生的话来说，思想改造“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的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洗脑筋’。”①北大是全国有名的知识分子聚集之地，自然也就成了这次运动的重中之重。
其实，这种“洗脑筋”的工作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各级政府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组织大中学校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以及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活动，都属于“洗脑筋”一类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1950年，约有一百万人参加了这类学习活动。②
1951年秋，政府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一次更大规模的学习和改造思想运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耐人寻味的是，这次运动的首倡者并非中央政府，而是北大校长马寅初。
马寅初是1951年6月1日到北大任校长的。三个月后，即9月7日，他便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恩来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学习活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编者注：对董必武同志的尊称）、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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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绛：《〈洗澡〉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③《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的初衷，是自己深深感到，要把旧北大改造为新北大，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教师都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学习，使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在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中，也是一种普遍的愿望。而且，他给周恩来写信的目的，只是想请上述十二位中共领导人能给北大教员自己组织起来的学习活动担任教师，并没有其他的想法和要求。姑不论马寅初这样点名敦请国家领导人来北大讲课，是否有些异想天开，至少可见他对中共领导的尊重。但是后来这种自愿的学习活动，变成了波及全国二百万知识分子的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并且弄成自我检查，人人过关，揭发批判，上纲上线，人人自危的局面，大概是马寅初始料不及的。
周恩来将马寅初的信转给了毛泽东。
9月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转给他的马寅初的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位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①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政府决定：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推广到京津所有高校，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
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北大教师干部四百多人参加。
周恩来一开始即讲：北京大学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作报告，我想既然给北大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这个报告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七个部分：一、立场问题；二、态度问题；三、为谁服务的问题；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民主问题；七、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
在报告中，周恩来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改造思想，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周恩来说，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就是不断进步，不断改造的过程。三十多年中，他犯过许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因此就必须向进步理论请教，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他说，这样做了，就有力量，就行得通了，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他说，现在自己虽然担负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但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在报告中，周恩来还论述了取得正确的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性。他说，每一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和抱什么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中间立场、中间态度是没有的。
他恳切希望教师们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他要求大家建立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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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周恩来报告后，北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时北大领导把教师“洗澡”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然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①
季羡林从印、缅访问归来，立即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
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解放初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平生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通过“洗澡”，不但把季羡林思想和灵魂中的“污泥浊水”洗得十分彻底，而且洗出了“原罪”感，洗出了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不可企及的神圣偶像。他继续写道：
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手？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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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上面大段摘引季羡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活动，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他当时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洗澡”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刻程度，及其令人吃惊的彻底性。这是未曾经历过运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现在看来，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一次清除资产阶级旧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培养忠诚与驯服的运动。
有了上述的思想转变，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好多好多年”，季羡林便背上了“原罪”的沉重十字架，踏上了永无止境的“忏悔”之路。
在北大，像季羡林一样的虔诚信徒，还有不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书写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许多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仍然没有通过。
北大“洗澡”运动最后剩下的两个困难户是：经济学系的周炳林教授和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这两位教授都因为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已经在自己所在院、系作过多次检讨，未获通过，又在全校大会上作过三次检讨，仍未获通过。4月8日，周炳林教授在法学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作第三次检讨，大会的主持者当场收到了五百四十多条意见，足见群众革命热情之高。周炳林教授向马寅初校长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于是，马寅初校长、钱端升院长亲自到家中看望周炳林，周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法学院为了帮助周炳林教授检查过关，甚至成立了四个研究小组，对他思想进行研究。运动到了这个地步，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说了算，群众认为不满意，便需继续检讨下去。马寅初校长不知如何是好。4月18日马校长专门主持会议，研究周炳林教授在全校大会检查的有关事宜，甚至动员周炳林教授的共产党员女儿给周做工作。最后，周炳林教授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查。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4月21日写信给北京市市长彭真：“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以外，像周炳林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林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①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4月22日周炳林教授在民主广场举行的全校大会上作思想总结和检讨，终获通过。朱光潜也随之通过检讨。
5月1日，马寅初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庆祝伟大的五一节》。他在文章中写道：“在运动中批判了违反共同纲领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反动思想，全校空前大团结，一片新气象。今年的五一节是北京大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里补充一笔。毛泽东在信中提出“除了张东荪那样的个别人”以外，其余均可帮助过关。显然，张东荪是划分敌友的标准。张东荪何许人也？现在很多人都不会知道了，而在当年却是个有名人物。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422页介绍：“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洗澡”终于完成，运动渐渐停止，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开始夹着尾巴做人。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它为以后历次运动提供了一种模式：开始是大会动员，小会学习；然后是自我检查，群众批评或批判；再后是典型引路，人人过关；高潮是大会批判，定性处理；结尾是落实政策，甄别平反。除文化大革命以外，历次运动的过程大体都如上所述，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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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
2O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年代。
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凯歌高奏的时代；同时又是极“左”思潮肆虐的时代，一个批判狂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激情与痛苦并存，幻想与灾难同在的，说不清，道不白的时代。
当时，意识形态被抬到超越一切的高度，它的主旋律是：批判，批判，再批判。
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里这样概括：
当时流行最广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是斗争的。有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总而言之，斗，斗，斗，斗就是一切；批判是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人连屁大一件小事也上纲到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昭告天下：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时时讲，但是阶级斗争的势头已颇为可观。……有的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之内，而搞意识形态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斗争和批判的目标始终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每掀起一个批判运动，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当靶子，大家把批判的利箭射向这个靶子。批判的过程是由小渐大，由近及远，一直到全国的学术界都参加进来。批判的技巧是抓住片言只字，加以歪曲，杯弓蛇影，无中生有，越“左”越好，无限上纲，最后必须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挂钩。“修正主义”这个词，5O年代前半期，似乎还不大习见，等到同苏联的关系闹翻，这个词才频频出现，因为中国认为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但是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我看，当时弄清楚的人不多。大家习以为常，彼此糊涂，彼此心照不宣。
季羡林对50年代的批判运动概括得很全面，很简洁。不过，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批判与运动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尽管二者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紧密。一般说来，批判“总先找一个人，或一部书，或一部电影作靶子”。这种批判并不会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因为能够上“靶子”资格的人是很少的。必须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才有入选资格。尽管如此，一部分自认为有候选资格的人，心中总是忐忑不安，空中好像总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一般的平头百姓只要跟着摇旗呐喊几声，甚至冷眼旁观，看热闹，也不会有人管你的。运动一来则完全不同。无论哪次运动，都是针对一个群体的，而不是某一个人。这次运动是针对这一个群体的，下次运动又是针对另一个群体的，当然知识分子都跑不了。运动一来，人人自危，人人过关，没有旁观者，谁也不能漏掉。
批判也好，运动也好，如果从打击的对象来看，大致可以以1957年反右斗争为界，前后有所不同。反右以前，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反右以后，逐渐发现真正的敌人并不是这些软弱的知识分子，而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即“走资派”。当然这样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按照当时的理论，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总是互相勾结，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所以知识分子仍难逃厄运。
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运动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接下来是：
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4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
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1955年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
其间，还穿插有对学术界各学科权威人士的批判。
季羡林当时对大批判运动的认识又是如何呢？他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道：
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与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
季羡林从不说假话。在当时的环境之中，除了像陈寅恪那样的史学大师可以“读史早知今日事”以外，没有几个人能看清大批判背后的真相。
季羡林在50年代的大批判中没有成为批判的“靶子”。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后台保护，也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被疏漏掉了，而是因为当年的季羡林还够不上成为“靶子”的资格。虽然季羡林在1952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但他是属于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之列，他无论在学术成就或社会影响力上，都远不能同他的老师一辈如胡适、陈寅恪、朱光潜、俞平伯等相提并论，季羡林的名气，在东方学界，在北大，是人人皆知的，在这两个圈子以外，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季羡林是何许人也。另一个没有成为“靶子”的原因是，他是个语言学家。即使按照斯大林的定义，语言也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换言之，语言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之内。因此，季羡林不但本人免遭批判，而且也没有被选中参加某个批判班子。他只是作为普通一员，“心悦诚服”地参加了历次大批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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