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季羡林作品季羡林散文集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虽然有轰炸与饥饿交迫，季羡林却在读书与研究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他在后来结集的《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前言》中写道：

机声隆隆，饥肠雷鸣，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然而我却是积稿盈案，乐此不疲，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稍有收获，则拍案而起。此中情趣，诚不足与外人道也。

乡愁

比起饥饿和大轰炸带来的惊恐，季羡林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乡愁。

季羡林到了德国以后，不知是为什么，母亲的身影频来入梦。他常常从梦中哭醒。下面摘引他初到哥廷根时的两段日记，以见他当时的真实心情：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他的儿子今天家来，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总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园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1936年7月11日，他写过一篇名为《寻梦》的散文，开头的一段是：“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

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了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

二战爆发以后，他便同家里断了书信。一个人孤悬海外，全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如何，这更加重了他的怀乡之情。祖国的抗战情况怎样了？家里的情况怎样了？叔叔年事已高，家中经济来源何在？妻子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两个孩子该懂事了，他们知道有个远在海外的父亲时时刻刻都在惦念着他们吗？甚至那条名叫“憨子”的小狗和院子里那两棵海棠花都时来入梦。这一切，使他顿生难以排解的思乡之情。数不尽的长眠之夜，剪不断的离愁别恨，使他的精神痛苦万分。

饥饿、轰炸、乡愁，使季羡林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回国。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被迫撤到了瑞士。季羡林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再从那里设法回国。他的初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他决心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决心既下，就到师友家去辞行。大家都觉得十分惋惜，他自己也充满了离情别绪。到柏林后，他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使到了瑞士，也难以立即回国。不得已他只好打消了马上回国的念头，随遇而安了。他在柏林住了几天，又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

于是，季羡林又恢复了七年来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完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饭照例在外面的饭馆吃。吃完了仍然回到研究所看书写文章。一直到下午研究所关门，他才夹着书，走回欧朴尔太太家。晚上，在灯光下，他继续学习，直到眼睛睁不开了，才上床睡觉。

苦涩的爱情

在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有家不能归，有苦无处诉，一切的不幸与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里咽。只有在读书和写论文时，让他暂时忘记世间的烦恼。一旦回到住处，孤身独坐室中，烦恼又涌上心头，无法排解。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离开哥廷根回国。

但是，诚如《红楼梦》中所云：“大不幸中却有大幸。”人生在世，安危相易，祸福相生，也是一条辩证规律。季羡林在哥廷根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使他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便是他与一位德国姑娘之间的一段爱情经历。

在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家。迈耶先生是一个小职员，为人憨厚朴实，老实得甚至很少说话，在人多的时候，更是呆坐一旁，一言不发，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小姐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待字闺中。她就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

迈耶家是一个十分和谐、温馨的家庭。她家也像欧朴尔太太家一样，把多余的房间租给中国留学生住。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一来二去，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年轻英俊，个子颀长，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但是，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产生恋情，还有另外一段因缘。

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稿子因为反复修改，很乱，打字量也很大。适逢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羡林才摸黑回家。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很长的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字的。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还经常去她家打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就连迈耶太太也看出来了。除了打字季羡林去迈耶家外，后来，迈耶家凡有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什么的，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羡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迈耶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满面笑容，格外热情。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

季羡林和伊姆加德还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商店里买东西。两人并肩而行，边走边谈，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次见面，两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伊姆加德美丽的姿容，悦耳的语声，嫣然的笑容，使季羡林怦然心动，感到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季羡林初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激动和幸福的感情。同样，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对季羡林的爱慕之情。他们同时坠入了爱河。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是他无法办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两条路水火不容，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使季羡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吧。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会慢慢地忘记自己的。季羡林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理智与情感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这段苦涩的爱情始终折磨着他。

1991年，八十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首次披露了他五十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他在《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中写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曰，我在日记里写道：

吃过晚饭，7点半到Meyer家去，同l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我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L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l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然而，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据说，近年来，有好事者在读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以后，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当然，今天的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铄，风韵犹存。询问的结果都大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季羡林在无可逃遁的厄运面前，为了不伤害别人，把已经降临的爱情忍痛拒之门外，自己背起这沉重的十字架，但是，六十余年来，他心中的爱情火花并未熄灭，只不过深深地埋在心底，不为人知罢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独自默默地承受着心灵上时时袭来的痛楚与折磨，个中滋味，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是无法揣摩的。这又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长叹！

季羡林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其实他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充满爱心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散文的人，都会有同感。季羡林还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他曾经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凡是与季羡林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为别人着想的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为自己着想的比例则远远低于百分之四十。从这出苦涩的爱情悲剧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

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

——最早的几篇论文

季羡林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就不再是学生了。他办完了退学手续，便成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他已经不再需要跑着到处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读书和写作上。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他的博士论文开辟的道路前进。他需要的书籍，在学校大图书馆里都有，借阅也十分方便。除了肚子饿和空袭外，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五年内，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里，用德文写出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的院刊上。这些论文奠定了他在世界梵文学界的崇高地位。每一篇都有创见，直到今天，还不断被人引用。因为这几篇论文谈的都是有关梵文的非常专业的语法问题，一般人都不懂。可是季羡林最初的这几篇论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又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只好将他自己著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有关这几篇论文的内容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一、《吐火罗文本的〈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

博士论文结束以后，我当时正在跟Sieg教授读吐火罗文。第一篇读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我那时整天翻看汉译《大藏经》，首先发现，我们正在读的吐火罗文在《大藏经》中有多种平行的异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汉文以外，在许多其他的语言中也能找到与吐火罗文故事相仿的故事，比如藏文、于阗文、梵文等等。Mahavastu中就有这个故事。吐火罗文残卷残得非常厉害，解释起来非常困难。同一故事，同一佛经，倘能在其他我们能读懂的文字中找到哪怕是内容接近的本子，对于读通吐火罗文也会有极大的帮助。Sieg和Siegling之所以能读通吐火罗文，主要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但是，找这种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异本也并非易事，有时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读《福力太子因缘经》时，因为我对汉译佛典比较熟一些，所以我找起来就比较容易。拿这一点来要求西方的吐火罗文学者，是不公平的、不切实际的。在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汉文异本，有的与整个故事相同，有的同大故事中的小故事相同或者相似。原来吐火罗文中有一些不认识的字，经过同汉文一对比，立即可以认识了。我只举几个例子。《吐火罗文残卷》中Prachtstucke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其中No.l，反面第一行lyom，原来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确切知道它的含义是“泥”。反面第三行isanas，原来也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比，可以肯定它的含义是“堑”，也就是“护城河”。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都是多少年来让两位学者迷惑不解的。现在一旦有了汉文的平行异本，困难和迷惑就涣然冰释，豁然开朗。这一位已届垂暮之年的老教授，其心中狂喜的程度概可想见了。他立即敦促我把找到的资料写成文章。我从汉译佛典中选出了一些经文，译成了德文，加上了必要的注释。这样对以后的研究者会有很大的好处。

二、《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

我在阅读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在不少地方发现语尾-am变成了-o和-u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音变。于是我就留意搜集资料，准备做一番比较彻底的探讨。我在阿育王碑铭里找到这个现象，在比较晚的佉卢字母（一种由右向左写的字母）写成的碑铭里，在中国新疆尼雅（Niya）地区发现的俗语文书里，在和阗俗语里，在DutreuildeRhins所搜集到的残卷里，在用混合梵文所写成的佛典里，在Apadhramsa里，甚至在于阗塞种语、窣利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等等里面，都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个音变现象延续的时间很长，传布的地区很广，很值得深入研究。

我在这里顺便插入一段话，讲一讲确定印度古代俗语的地域的办法。根据HeinrichLucers在很多文章中讲到的观点，我认为，比较可靠的确定地域的办法是利用阿育王碑。Luders说，阿育王统治的版图，在印度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制定了一些敕令，其中多半是一些道德教条和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规定。他命令大臣用他的首都所在地的东部的方言写成敕令，他不用梵文。Luders称阿育王使用的语言为“古代半摩揭陀语”。这种方言显然不能流通于他所统治的天下，而他偏又想使所有地域的人民都能明白他的敕令的内容。于是他就让人把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敕令翻译—-有时候并不是严格的直译—-成各地的方言，刻在石碑或石柱上，便于普天之下的臣民阅读。因此，他在全国许多地方所竖立的石碑的语言是不同的。把这些不相同的语言—-本来是来自同一种语言的—-排列在一起，其不同之处昭然可见。用这种办法来探讨各地方言语法特点，是行之有效的，是无可非议的。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确定语尾-am变为-o和-u的地域性的。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印度古代语言论集》l89页—19O页我所列的表。看了这个表，就一目了然。-am变成-o是印度古代西北部方言的特点。事实俱在，事实上是无可争议的。这个方言特点从印度西北部一直传布到与之接壤的中国新疆，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在这一篇论文里，非常慎重地、非常细致地考察了几种佛典，比如《妙法莲华经》等等，从中找到了证据，证明一些佛典由原来的古代半摩揭陀语向西北方言转化，然后或者同时梵文化。具体的叙述，请参阅那一篇论文。我自谓，自己的做法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似乎是无懈可击了。然而以美国梵文学者爱哲顿（FranklinEdgerton）为代表的几个不同国家的梵文学者却提出了异议，不同意我的说法。研究学问有异议，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真理愈辩愈明，不要怕争论，不要怕异议。但是，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学者，总想用从鸡蛋里挑刺的办法，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在-am＞o和u这个问题上，爱哲顿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可惜他的论证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矛盾层出。

三、Pāliāsīyati

这是一篇比较短的论文，但是对巴利文āsīyati这个词的来源，却做出了可以肯定是正确的答案。许多巴利文学者都对这个词的来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目光都为巴利文所限。我是第一个冲破这个限制的。我在混合梵语里找到了这个词，而且根据上下文，提出了我的看法。

四、《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

这是我在哥廷根大学继博士论文之后最长的一篇论文，用了我几年的时间。……我原来并无意写这样一篇文章。但是，多少年来，在阅读许多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我逐渐注意到了不定过去时这个通常并不太常见的语法形式，做了一些笔记和卡片。积久渐多，综合起一看，顿时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于是就对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形式认真严肃地注意起来，仔细阅读，特别注意不定过去时。有的同一部佛典，最初的文本可能只有一种，后来由于梵文化的原因，文字有了改变。专就不定过去时而论，有的被保留下来，有的就被替换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语法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我要探讨的问题。

有不少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明显地可以分出两种文体来：早一点的和晚一点的。佛典的编纂者几乎都“代圣人立言”，把自己编的经说成是“佛说”的。《大藏经》里面有大量的“佛说这种经”、“佛说那种经”，都根本不是“佛说”的。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个和尚在写一部经，他眼前有现成的古本，于是他就从古本抄一段，自己又加上一段。他就这样编下去。如果他肯用一点心的话，他至少应当把书本的文体和他自己的文体统一一下，把分歧很大的地方抹抹平。但是有时这一点力他们也不想费，尽量抄开，抄开。因此有不少留传下来的佛典在文体上有明显的分歧。要区分新旧文体，易如反掌。

在佛经中还有一种情况：有时，一段古经——即使是古经，也很难说就是从“原始佛典”（Urkanon）抄来的。关于“原始佛典”的问题，有人主张有，有人坚决否认，我属于前者---后来被许多用不同文字纂成的佛典辗转抄录，抄录一遍，文字改动一点。改动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方言的不同，有的是由于地域的不同，有的可能就属于“梵文化”的问题。不管怎样，文字反正是改动了。如果细心注意这种改动，就能发现一些新问题。

我注意到了这种改动了，我发现新问题了。新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不定过去时的改动。我的探讨是从Mahavastu开始的。H.Oldenberg写过一篇关于Mahavastu的论文。他明确无误地在这一部佛典中分出了两种文体：一老，一新。证据确凿，无可怀疑。我从中引了几段，用与之相对应的古本，比如

Mahavagga、Dighanikaya等来对比。结果是，新本里面几乎没有不定过去时，旧本里则有不少。这些老本里面的不定过去时，到了新本里，则被其他形式所替代，有的是过去时，有的是未完成时。这同样的现象我又在其他佛典中发现，比如Divyavadana、Lalitavistara等等。之后，我又考察了许多佛典，包括巴利文佛典、大乘佛典在内，专门探讨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现象。结果是一样的。我的结论是：老的佛典中不定过去时多，而新的佛典则少，甚至根本没有。

以上讲的是时间问题，佛典产生的地域有没有问题呢？我的极其肯定的回答是：有的。这里就牵涉到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有没有所谓Urkanon（“原始佛典”，Luders常用这个词）呢？西方梵文学者对此有完全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派说有，一派说无。前者的代表人物是HeinrichLuders，后者则以一部分德国学者和一部分法国学者为代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我自附于Luders一派。真理并不决定于人数的多少，有时候，特别是一种新学说初出现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两人手中的。我认为，Urkanon就是如此。Luders曾在很多地方讲到“原始佛典”的问题。他逝世后由他的徒弟，我的老师Waldschmidt把他生前想写而且也确实写成了关于Udanavarga的文章（此文由于战争关系已丢失）的侥幸留下的卡片等东西编纂整理成了一部书《原始佛典语言的观察》（BeodachtunguderdieSdrachedesbuddhistischenUrkanon），充分说明了佛教原始经典的语言特点。有这样一部原始佛典存在，是无可争议的。……据我的看法，Luders所说的佛典决不是像后来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的整整齐齐的经典。“原始佛典”的形成，应该同中国的《论语》差不多。孔子向弟子们说的一些话，弟子们牢牢记了下来，结果就形成了《论语》这样一本书。释迦牟尼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他经常向弟子们说的一些话，弟子们记在脑子里。与孔子时代不同的是，释迦牟尼时代印度还设有文字，弟子们只能依靠记忆。佛祖最初讲的不出他在菩提树悟道时想到的那些“道”，不出十二因缘、四圣谛一类。他经常讲，弟子们记在心中。以后就以此为基础，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最后才形成了具备经、律、论的《大藏经》。西方一些学者反对“原始佛典”的一些说法，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在上面想象的那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过程，硬说释迦牟尼刚涅槃以后不久不可能有完备的佛典。Luders从来没有说过有完全成一套的佛典。我同意Luders的说法，我要捍卫他的说法。在欧洲一些国家，只有少数德国梵文学者反对这种说法。在法国和比利时，则几乎所有的梵文学者都反对。我发现，欧洲梵文学者中，门户之见还是相当严重的。我并不是因为在德国留学才成为“德国派”的，我的无上标准就是真理。我总感觉到，欧美一些梵文学者，方法不严密，偏见根深蒂固；同他们写文章辩论，好像是驴唇不对马嘴。

由于反对“原始佛典”，他们也就反对“原始佛典”最初是用东部方言，Luders称之为“古代半摩揭陀语”纂成的。Luders在上面提到的那一部大著中以及在许多论文里，都十分明确地讲到东部方言的特点，详细的例子请参阅该书。其中最明显的，简直是无法驳倒的，我认为就是名词阳性复数的体格和业格，甚至阴性名词也包括在里面。古典梵文名词阳性复数的语尾体格是ah，业格是an，而在东部方言里则变成了ani，体业相同。如果仅有少数几个例子，可能解释为词类变换，由阳性变为中性，因为中性名词是这样变化的。但是例子极多，多到无法用词类变换来解释的程度。一个崇尚实事求是的学者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的。然而不然，有一些学者，举不出理由，硬是不承认。

我是笃信有一个最初用东部方言纂成的（还不能说“写”成，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文字）“原始佛典”的。我在同一部佛典的较古的部分中找到许多东部方言的特点。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原始佛典”的语言是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我着重寻找了古典梵文阳性和阴性名词复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是ani的单词，数量颇大。（请参看《印度古代语言论集》，28l页—290页。）这样大量的例子，西方一些梵文学者硬是视而不见，殊不可解。抱这种态度来研究学问，真不免令人忧心忡忡。

总之，一句话在这些有东部方言特点的较古的部分中，不定过去时也就多。到了东部方言特点逐渐消失了的新的部分，不定过去时也逐渐为其他语法形式所取代。因此结论就在眼前：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形式最初流行于东部方言纂成的接近“原始佛典”的一些佛典中。在晚出的一些怫典中就构成了两部分中的较古部分；在较晚的或者较新的部分中则逐渐消失。我个人认为这个结论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

但是，有的学者，比如Lamotte之流则表现了颇为奇怪的态度。他对我提出的那一些东部方言的特点，横挑鼻子竖挑眼，挖空心思，找出个把例外，以期推翻全部例证，方法既不周密，论证亦复牵强。说实话，这种治学方法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恭维。我已经习惯于德国学者（有少数例外）的那种坚实、周到、细致、彻底的，几乎是滴水不漏的治学方法，对其他国家的一些梵文学者，比如Edgerton、Lanotte等等那种轻率的作风，总觉得不是味儿，总觉得，做学问不该这样子。

季羡林这四篇论文，第一篇由西克教授推荐，发表在著名的《德国东方学会杂志》上。第二篇和第四篇，分别由西克教授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推荐，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的院刊上。熟悉德国学术界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两份刊物都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刊物，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多是院士一级的学者。季羡林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至三十出头的小伙子，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是极为罕见的，也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可惜由于原文是德文，在国内读过这几篇文章的人数甚少，介绍季羡林学术成就的人，也大多因为不懂德文、梵文、吐火罗文，而无法介绍。自己的得意之作缺少“知音”，使他感到无奈。为此，他感叹道：“说句老实话，我真感到多少有点遗憾，有点寂寞。”

时间到了1945年春天，二战局面急转直下。美英和苏联的大军，从东西两方面攻入德国境内。德国军队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4月8日，美国坦克终于开进了哥廷根。这一天，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Keller（指种鲜菌的山洞。当时作为防空洞使用。——笔者注）里非常冷，围了毯子，坐在那里，只是睡不着。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许多人在里面，而且接二连三的往里挤。后来听说，党部已经布告，妇孺都要离开哥廷根。我心里一惊，当然更不会睡着了。好歹盼到天明，仓猝回家吃了点东西，往Keller里搬了一批书，又回去。远处炮声响得厉害。Keller里已经乱成一团。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城；有的说，哥城预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表示敌人已经快进城来。我心里又一惊，自己的命运同哥城的命运，就要在短期内决定了。炮声也觉得挨近了。Keller前面仓皇跑着德国打散了的军队。隔了好久，外面忽然安静下来。有的人出去看，已经看到美国坦克车。里面更乱了，谁也不敢出来，怕美国兵开枪。结果我同一位德国太太出来，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这情形。回去通知大家，才陆续出来。我心里很高兴，自己不能制止自己了，跑到一个坦克车面前，同美国兵聊起来。我忘记了这还是战争状态，炮口对着我。回到家已经三点了。

随后，年轻英俊的美国大兵便大摇大摆地徜徉在哥廷根的大街上。德国人对自己国家一夜之间沦为战败国，感到茫然、忧心忡忡，不知美国占领军会怎样对待他们。然而，季羡林和其他中国留学生此时的心情与德国人大不相同。中国是二战盟国之一，是胜利者。中国留学生一夜之间，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当季羡林同几个中国留学生，向美国驻军亮明了身份后，立刻受到了优待：每天可去领新鲜牛肉和大米。他把这些宝贵的食物拿回家，交给女房东欧朴尔太太，由她烹调好后，两人共同享受。就这样过了一段颇为美好的日子。

战争终于结束了。季羡林准备离开哥廷根回国。但是，一想到要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哥廷根，又感到依依不舍。他写道：“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这对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恋之情，焉能免掉？”哥廷根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每一粒石头子，仿佛他都踩过；每一座商店，他都进出过无数次；街上的每一个行人，他都似曾相识。那古城墙上高大的橡树，席勒草坪中绵绵的绿草，俾斯麦塔高耸入云的尖顶，大森林中惊逃的小鹿，初春时从雪中探出头来的花朵，晚秋群山顶上斑烂的红叶等等，这一切，无不牵动着他的情思。让他难舍难分的，还有古老的哥廷根大学和那些尊敬的老师。还有像母亲一样慈祥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还有十年相处，多少风晨月夕，多少难忘的往事，顿时涌上心头，使他彻夜难眠。当然，最使他难舍的是美丽的伊姆加德。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这个海外游子已经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他写道：“留恋就让它留恋吧！留恋毕竟是有期限的。我是一个有国有家有父母有妻子的人，是我要走的时候了。真正的故乡在向我招手了。”

在向师友告辞之后，1945年10月6日，季羡林和其他五个中国人，乘盟军的吉普车，离开哥廷根，奔赴瑞士，再辗转回国。就在吉普车离开哥廷根的时候，他脑子里忽然闪过唐代诗人刘皂的诗《旅次朔方》：

客舍并州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度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

*第四章回到祖国

盟军的吉普车载着季羡林等六个中国人，离开了哥廷根，驶上举世闻名的国家高速公路，向德国与瑞士边界方向开去。季羡林回头看了一眼哥廷根，小城烟树，历历在目，他心里油然升起千缕离愁，抑制不住的泪水湿润了眼眶，直到哥廷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他才转过头来，拭干了眼泪。

别了，哥廷根！

盟军的吉普车载着季羡林等六个中国人，离开了哥廷根，驶上举世闻名的国家高速公路，向德国与瑞士边界方向开去。季羡林回头看了一眼哥廷根，小城烟树，历历在目，高耸的俾斯麦塔和古城墙巍然矗立，哥廷根大学的建筑依稀可辨。汽车越开越快，哥廷根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哥廷根终于变成了一团阴影。此时，他心里油然升起千缕离愁，抑制不住的泪水湿润了眼眶，直到哥廷根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上，他才转过头来，拭干了眼泪。

季羡林一行在法兰克福住了一宿，次日到达德瑞边界。在瑞士边境换乘瑞士火车，向首都伯尔尼进发。季羡林在火车上，凭窗眺望。远山如黛，积雪如银，倒影水中，成一团氤氲紫气，再衬托上湖畔草木的浓碧，有如仙境般的美丽。瑞士自然风光如此之美妙神奇，变幻莫测，引人遐思，使他惊呆了。过去他也曾看过许多瑞士风景的照片和图片，然而实际的景色，比照片上的景色更美、更神奇。他感叹道：“自己学了半辈子语言，读了半辈子中西名著，可是到了现在，要我用嘴描绘眼前的美景，我说不出，要我用笔写出眼前的美景，写不出。”他完全沉醉在这美得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景色之中去了。

季羡林留德十年，时间是够长的，但是十年中，他除了哥廷根和柏林外，没有去过德国的其他城市，更不用说欧洲的其他国家了。瑞士距哥廷根，坐汽车不到一天的路程，并不算远。他久闻瑞士风景秀美，然而也未曾去过。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有钱的问题。到德国头两年，每月只有一百二十马克的生活补贴，只够勉强维持生活，自然没有余钱去旅游。可是后来担任了讲师，有了收入，应该有财力出外旅游观光，但他仍然未能成行。当然也有战争影响的因素。但二战爆发时，他已在德国呆了四年之久，如果想去旅行的话，四年之间，总可以安排去一趟瑞士吧，他却始终没有去。原因何在？还是让我们来听一听他自己的解释：

在生活方面，我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人，所有玩的东西，我几乎全不会，也几乎全无兴趣。我自己对我这种个性也并不满意。我常常把自己比做一盆花，只有枝干而没有绿叶，更谈不到有什么花。

在哥廷根的十年，我这种怪脾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哥廷根是一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以外，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没有。我又是一介书生，没有钱，其实也是没有时间冬夏两季到高山和海滨去旅游。我所有的是时间和书籍。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有一些学生偶尔举行晚会跳舞，我去了以后，也只能枯坐一旁，呆若木鸡。这里中国学生也极少，有一段时间，全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这种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绝后的读书的机会。我在国内不是没有读过书，但是，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什么时候也比不上在哥廷根。

　　如果觉得季羡林散文集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季羡林小说全集：季羡林散文集， 季羡林谈人生， 我的路，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