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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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由此可以看出，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没有去过外地旅游，除了没钱，更重要的是因为没有时间，或者说，还有比旅游更让他感兴趣的事。在他看来，独自一人畅游于书海之中，所得到的享受，远甚于去高山海滨旅游。而且，像研究印度古代语言、宗教、碑铭等，对一般人来说，是极其枯燥乏味的事情，而他却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一般人只有在读文学作品时，才能感到身轻神怡，如痴如醉，得到美感享受，然而季羡林却在读吕德斯和陈寅恪两位大师的艰深玄奥的论文时，才会有这种感受。他说：“这两位大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为文，如剥春笋，一层层剥下去，愈剥愈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叙述不讲空话，论证必有根据；从来不引僻书以自炫，所引者多为常见书籍；别人视而不见的，他们偏能注意；表面上并不艰深玄奥，于平淡中却能见神奇；有时真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转眼间‘柳岸花明又一村’；迂回曲折，最后得出结论，让你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口服心服。我读两位大师的论文时得到的美感享受，与读文学作品时所得到的迥乎不同，却似乎更深更高。”也许有人会觉得季羡林性格与常人不同，有些怪癖。季羡林的回答是：“我自己觉得，这确实是‘癖’，然而毫无‘怪’可言。”

人们常说：成大事者，皆有癖。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如果季羡林没有这种好读书的“癖”，如果他像一些留学生那样，终日忙于旅游，购物，跳舞，搓麻，谈情说爱，那么，他又怎能在学业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又怎会有今日蜚声中外的学界泰斗季羡林呢？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瑞士的火车上来。季羡林一面观赏着窗外的美景，一面嘀咕着身上带着的几块黑面包该如何处理？原来，离开哥廷根时，因为挨饿挨怕了，他把保存的几块黑面包，郑重地带在身上，以备路上不时之需。上了瑞士火车，他感到黑面包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在瑞士已无用武之地，便想按我们中国人的“老例”，把它从车窗扔出去。于是，他一面凭窗欣赏窗外的青山绿水，一面低头看铁路旁边的地上，想找个有点垃圾或不太干净的地方，为面包找个归宿之地。但是，他找呀，看呀，看呀，找呀，从瑞士边境直到首都伯尔尼，硬是没找到哪怕是一小块积有点垃圾或纸片的地方。他非常失望，也非常吃惊。战争刚刚结束，到处是残垣断壁，瑞士虽说是中立国没有卷入战火，但多少受到影响，可是仍然能保持如此整洁有序，足见其国民素质之高，公共环境之好，不能不令人佩服。感叹归感叹，手里攥着那块德国黑面包，一直不敢扔掉，直到下了火车，在车站上才扔进垃圾桶里。

游子归来

在车站上，老朋友张天麟、牛西园，以及使馆的人，前来迎接季羡林一行。接着他们便到中国驻瑞士公使馆报到，并且领到了十月份的救济费。当时国民党政府指令驻瑞士使馆，竭尽全力，救济沦落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以争取留学生回国。因为瑞士地处欧洲中心地带，又没有卷入二战，所以这里的公使馆俨然成了整个欧洲的代表。所有准备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这里集中。

季羡林一行抵达伯尔尼的次日，10月10日，正赶上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晚上，使馆举行庆祝“双十节”的宴会，来自欧洲各国的留学生，济济一堂，热闹非凡。季羡林孤身一人长期生活在哥廷根，十分寂寞。此时见到这么多的同胞，心情激动万分。宴会上又准备了丰盛精美的中国饭菜，使在饥饿地狱里呆了多年的季羡林垂涎欲滴。当他正准备狼吞虎咽，大干一场时，忽然想起了德国医生的忠告：人如果饿得时间久了，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就会失掉饱的感觉；此时如果放开肚皮去吃，就有可能撑死。于是，他立刻警惕起来，不敢畅所欲吃，只能解馋即止，从而未酿成大祸。

在瑞士停留期间，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季羡林在同久违了的国民党外交官打交道时，便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这些国民党官员，一个个不学无术，对内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外卑躬屈膝，奴颜媚骨，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可这帮人在留学生面前，却要摆出一副官僚的臭架子，装腔作势，颐指气使。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们竟胆敢暗中克扣国内汇来救济留学生的美元。这种卑鄙的勾当，使留学生们大为愤怒。在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公使大人不得不把克扣的钱吐出来发给大家。从这件事情中，留学生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对付南京来的外交官，态度必须强硬才会有效；如果同他们讲理，反倒会受欺侮。季羡林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后来半年多的归国途中，他同留学生们一起，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同那些腐败奸滑的官员，大吵大闹，据理力争，才可能得到一点应得的“救济”。

季羡林一行在瑞士停留了近四个月。1946年2月才离开瑞士，踏上回国的归途。他们回国的路线是：从瑞士乘火车到法国马赛港，然后乘法国运兵船到越南西贡，再从西贡乘船到香港，最后从香港乘船抵上海。由于战争刚刚结束，切尚处于混乱状态，途中遇到多次风险。从地中海经红海到印度洋时，战时埋设的水雷尚未清除。船行至此，随时都有触雷的危险。在这段海域行驶，全船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总算老天保佑，没有碰到水雷，顺利驶出了雷区，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从西贡到香港，换乘较小的船。船遇大风，在滔天巨浪中颠簸。虽然船开足马力，破浪前进，是一整夜竟然寸步未移动。季羡林本来就有晕船的毛病，呕吐不止，食物吐完之后，从胃里吐出的全是绿水。他在甲板上，昏昏沉沉地躺了两天。这次行程，从1946年2月2日出发，至5月19日抵达上海，历时三个多月。其间历尽艰险，九死一生。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次旅行。

但是，在回国途中，比身体受折磨更令他感到痛苦的，是内心的矛盾和心情的沮丧。

当船离开马赛港，向东方行驶时，他的心情本来是很好的。又兴奋，又激动，万千思绪，联翩而至。他想：十一年的异域背井离乡的生活就要结束了。祖国就要展现在眼前了。他有千言万语要向阔别了多年的祖国母亲倾诉。但是，离祖国越近，他听到有关祖国的消息越多，看见自己的同胞也越多，他那满腔热情像是迎头被泼了一盆冰水，渐渐地凉了下来。

自从在瑞士同南京政府的外交官打交道后，他的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到了西贡，同样的事，又发生了。

南京政府在西贡设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总领事馆，派来了总领事，以及领事和副领事等一班人马，管理越南华侨事宜。总领事馆实际上成了一个大衙门，把国内衙门那一套弊病全带到了国外。西贡的华侨本来是很爱国的，但常常受到领事馆的盘剥和和刁难。有些华侨吃了亏，投诉无门，只好忍气吞声。季羡林等一批留学生到了西贡，华侨们以为他们都是有后台的中国人，不然怎么会出洋镀金呢？于是便把他们看成了“青天大老爷”，纷纷前来告状。留学生们个个年轻气盛，对国民党的外交官，早已痛恨有加，听了华侨们的诉苦后，一个个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他们把华侨们的苦衷和要求统统向总领事和盘托出。总领事也模不清这些年轻人的底细，只好唯唯诺诺，有的事也居然办成了。留学生们为了给领事馆一点颜色看看，第一次吃饭时，看到餐桌上摆着竹筷子，便故意说：“这不行，必须换象牙筷子。”这当然有点无理取闹。但是，第二天吃饭时，就一律是象牙筷子了。季羡林在1946年3月13日的日记中记道：

十点同他们到领事馆去见尹凤藻（总领事）。一直等到十一点，他才回去。一见面，态度非常不客气。我心里大火，向他顶了几句，他反而和气了。这种官僚真没办法。

4月13日，日记中又有这样一段话：

早晨六点起来，吃过早点，同虎文、士心、萧到领事馆去，交涉订在大中华的舱位。老尹又想狡赖，看我们来势不善，终于答应了。

从两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季当时真实的心情。

到了香港，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出面接待留学生。他把留学生们打发到一个鸡毛店似的小客栈里住。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客栈里住的都是一些小贩、流浪汉和身上长梅毒的人。这些人大声喧哗，随地吐痰，抽劣质香烟，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使留学生们难以忍耐。一天，特派员召见季羡林等留学生，商谈去上海的问题。当留学生们走进特派员的办公室，大吃一惊。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一个特派员的办公室，竟然其大无比，装修极为豪华。这位特派员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威仪俨然，戴一副玳瑁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面团团如富家翁，摆出一副官架子。季羡林与同去的留学生一看，心里完全明白了，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便一屁股坐到他的办公桌上。这一坐，立竿见影。特派员立刻站起来，脸上也有了笑容，乘船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季羡林对香港虽然久仰大名，但从未去过，这次是初到，却没有留下好的印象。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不像今天这般豪华，还是个很“土”的城市。更由于季羡林刚从欧洲回来，把香港同柏林、伯尔尼、马赛这些欧洲的大城市一对比，更显出它的“土”气。这且不说。香港当时没有一点文化气息，找一个书店都很困难，使他大为失望。更让他反感的，是从鸽子笼似的屋子里传出来的打麻将之声，有如悬河泻水，雷鸣般从天而降，吵得他心烦意乱。这当然是一介书生对香港的印象。如果换了别人，那印象可能完全不同。

5月13日，季羡林一行终于登上开往上海的船。他的心情开始很激动，然而船上的混乱现象，又让他的心凉了半截。

在这条船上，统舱之下还有甲板一级。到处都是包裹，有的整齐，有的凌乱，有的包裹里还飘出了咸鱼的臭味。到处都是人，每个人只能有容身之地。霸道者抢占地盘，有人出钱，就能得到。因此讨价还价之声，争吵喧哗之声，洋洋乎盈耳。好多人都抽烟，统舱里烟雾迷漫。这种烟雾，再混上人声，形成一团乌烟瘴气的大合唱。小船破浪前进所激起的海涛声，同这大合唱相比，简直像小巫见大巫，有时连听都听不见了。

季羡林和几个留学生住在头等舱和二等舱，算是船上的“特权阶级”。不管外面多么脏，多么乱，只要把门一关，舱内还能保持安静和干净。但是，有时他们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就必须到甲板上去。其实只需走几步路就可以到甲板，但是，就这几步路，也是异常艰难的历程。因为他们必须在挤得像沙丁鱼的人丛中，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条路来，才能到达甲板。到了甲板上，他忽然发现，在横躺竖卧的人丛中，有一位年轻女子十分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同他们一起上船的在比利时和法国留学的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呆在这个鬼地方？只见她此时正紧闭双眼，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不转不动。有人跨过她的身躯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觉。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脸上，她连眉毛都不眨一眨。她就这样一连躺了几天，一直躺到上海。这使季羡林吃惊不小。他知道，她是学数学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看着她的表情，他怀疑她当过修女。不管怎样，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则她在船上的这番功夫，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大为愤慨，多日郁结在心中的千言万语，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涌泻出来。他写道：

我是一个俗人，心中没有上帝。我不想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要活动，我要吃要喝，我还要想。在这时候，祖国就在我面前，我想了很多很多。将近十一年的异域流离的生活就要结束了。这十一年的经历现在一幕一幕地又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千头万绪的思绪一时逗上心头。我多么希望向祖国母亲倾诉一番呀！但是，我能说些什么呢？十一年前，少不更事，怀着一腔热情，毅然去国。一是为了救国，二是为了镀金。原定只有两年，咬一咬牙就能够挺过来的。但是，我生不逢时，战火连绵，两年一下子变成了十一年。其间所遭遇的苦难与艰辛，挫折与委曲，现在连想都不愿意回想。试想一想，天天空着肚子，死神时时威胁着自己；英美飞机无时不在头顶上盘旋，死神降临只在分秒之间。遭万劫而幸免，实九死而一生。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家中一点信息都没有。亲老、妻少、子幼。在故乡的黄土堆里躺着我的母亲。她如有灵，怎能不为爱子担心！所有这一切心灵感情上的磨难，我多么盼望能有一天向我的祖国母亲倾诉一番。现在祖国就在眼前，倾诉的时间来到了。然而我能倾诉些什么呢？

我不能像那位天主教徒一样，躺在那里死死不动。我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我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我在欧洲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但是，我遇到了困难，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阴影。在西贡时，我就断断续续从爱国华侨口中听了一些关于南京政府的情况。到了香港以后，听的就更具体、更细致了。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中的一些大员、中员和小员，靠裙带，靠后台，靠关系，靠交情，靠拉拢，靠贿赂，乘上飞机，满天飞着，到全国各地去“劫收”。他们“劫收”房子，“劫收”地产，“劫收”美元，“劫收”黄金，“劫收”物资，“劫收”仓库，连小老婆姨太太也一并“劫收”，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其肮脏程度，远非《官场现形记》所能比拟。所谓“祖国”，本来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永远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爱的。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语说：“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我的娘一点也不丑。可是这一群“劫收”人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

——《留德十年》

不知不觉中，船就到了上海码头。时间是1946年5月19日。

他提着行李，挤在混乱的人群中，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没有跪下来捧着祖国的泥土激动地亲吻，而是一个人挤在人群中，茫然地向前走着，心里喜怒哀乐，像是倒了酱缸一样，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他吃惊地反问自己：“上海，这真是中国的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正地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么？还是祖国变了呢？”他叹息道：“十年一觉欧洲梦，蠃得万斛别离情。”

“祖国母亲呀！不管怎样，我这个海外游子又回来了。”

这一年，季羡林35岁。

初进北大

季羡林抵达上海后，本想立即赶回济南老家与家人团聚。无奈当时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他有家难归。不过，还有另一件同样急迫的事需要办理，就是要赶紧落实回国后的工作问题。关于这件事，还要从几个月前，他同恩师陈寅恪先生的通信说起。

1945年秋，二战刚刚结束，英国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先生去伦敦治眼病。他们希望陈先生眼病治愈后，能留在牛津讲学。陈先生急欲恢复视力，决心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只身远涉重洋，赴英就医。1945年9月14日，陈先生在邵循正先生陪伴下，由成都飞往昆明，再飞印度转赴伦敦。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虽经两次手术，陈先生的眼病未能治好。1946年5月，陈先生归国，回到了南京。

季羡林在清华念书时，曾旁听过陈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对陈先生的道德文章，均极为敬佩。但季羡林当时只是一名旁听生，与陈先生并不熟悉。1945年，季羡林在哥廷根准备回国，听说陈先生其时正在伦敦治病的消息，立刻给陈先生写了一封信，向陈先生报告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和学术研究的情况。虽然陈先生当时对季羡林以及他的学业并不了解，但是有一个机缘，使陈先生很容易便可以对季羡林有了了解。季羡林的师祖吕德斯，正是陈先生当年在德国留学时的老师，而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正是陈先生的同学。季羡林一讲自己的学业情况，陈先生立即了然。果然，不久季羡林就收到了陈先生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一些奖掖鼓励的话以外，陈先生说，他打算介绍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当然使季羡林喜出望外。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1930年他曾考取北大，只因想出国，弃北大而就清华，现在又要回到北大了。他狂喜不能自已，立即回信应允。这便是季羡林到北大的因缘。

季羡林在上海停留了数日，在好友臧克家先生家的榻榻米上睡了几天，立即赶往南京去谒见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当时正借住在俞大维的官邸。季羡林到南京后，马上前去俞家见陈先生。师生别离已经十多年，各自谈了别后的情况，都有九死一生之感，慨叹良多。陈先生命季羡林立即持在德国发表的论文，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见当时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因校长胡适此时尚留美国未还。陈先生当时已是学界大师，一言九鼎，有他的力荐，傅斯年先生对季羡林到北大任教，表示十分欢迎。但他告诉季羡林，按北大的规定，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季羡林对此并不在意，欣然同意。能进北大，已如登龙门，他哪里还敢讨价还价。

就这样，季羡林回国后的工作便定了。他后半生与北大共命运的人生道路也就从此定了下来。

此时正值6月，学校都在放暑假，离北大开学还有三个月。季羡林既拿不到工资，又不能去报到，只好在南京等待。可是他囊中羞涩，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老同学李长之在国立编译馆的办公室内。住别人的办公室是很难受的。人家白天办公，他就出去游荡：晚上，别人下班回家了，他就回到编译馆，睡在办公桌上。早晨一起床，赶紧离开。国立编译馆地处台城下面，季羡林多半在台城上云游。什么鸡鸣寺啊，胭脂井啊，几乎天天都去。南京素有火炉之称，夏日骄阳似火，在炎热的天气中四处游荡，苦不堪言。他走累了，热了，就在台城古柳的浓荫下，休息片刻。他望着台城上面郁郁葱葱的古柳，不由得想起了唐朝诗人韦庄的诗《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韦庄这首凭吊六朝古迹的诗，本是借景寄情，抒发自己对朝代兴亡，人间沧桑的感慨，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绪。季羡林此时想起这首诗，则别有一番见解：“这里讲的仅仅是六朝。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了它们的情绪。今天我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我觉得它们有情得很。我天天在6月的炎阳下奔波游荡，只有台城古柳的浓荫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我坐下来稍憩一会儿。我难道不该感激这些古柳而还说三道四吗？”（《回忆梁实秋先生》）细细品味这段话，多少隐含了几分无奈与愤懑。这不是冲着韦庄的诗去的，而是针对现实。在国外苦读十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已聘为北大副教授的学者，竟然住不起旅馆，睡在别人的办公桌上，天天像流浪汉一样，顶着烈日，在台城上游荡。这样的世道，能让人不沮丧不愤懑吗？

从台城再走远一点，出了城就到了玄武湖。这里湖光潋滟，风景宜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面对如此美景，季羡林却提不起半点兴致。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这样整天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的生活，使他心急如焚，痛苦万分。他感到这简直是在浪费生命，等于自杀。他“梦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没有。”

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惟一让他高兴的事，便是有幸结识了梁实秋先生。

有一天，李长之告诉他，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回到了南京，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季羡林听了，喜出望外。经李长之的介绍，他很快便认识了梁先生。论辈份，梁先生与季羡林不是一辈人。梁先生比他大十几岁，应该算是老师一辈的人了。当年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就读过不少梁先生的文章，对梁先生潜怀着崇敬之情。见面后，梁先生的人品与谈吐立刻令他十分倾倒。梁先生为人毫无架子，对季羡林和李长之这样年轻一代的人，完全平等相待，态度真诚和蔼。梁先生对季羡林的才学人品十分赏识，曾在一家大饭店宴请他吃饭。梁夫人和三个孩子都参加了。这次见面，给季羡林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后来，梁先生去了台湾，从此音讯杳无，但梁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始终活在季羡林的脑子里。在极“左”的年代，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先生同鲁迅有过一场争论，又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曾经被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层地狱。特别是鲁迅那篇著名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长期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全国凡念过中学的人，只知道梁先生是一条“‘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对他真实的人品和才学完全不了解。梁先生为此背了几十年的黑锅与骂名。1987年，留在大陆的梁先生的孩子梁文茜和梁文蔷，奉父命专门到北大看望季羡林。时隔四十年，梁先生还没有忘记季羡林，可见当年季羡林给梁先生的印象是颇深的。这件事使季羡林十分感动。他原期望还能在大陆与梁先生见面，不意梁先生当年竟然仙逝，让他悲痛不已。1987年，梁先生夫人专程从台湾到北京来举行追思会。季羡林当时正在南京开会，未能参加。可是，南京不正是1946年他与梁先生相识的地方吗？季羡林一时感慨良多，独自站在南京宾馆的阳台上，眼望台城，临风凭吊，悲从中来，不胜唏嘘。

季羡林在南京停留的日子，经济上也捉襟见肘，十分拮据。他在上海时，曾卖掉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欧米加金表。这种表当时在国内还是十分稀罕珍贵的宝物。但他却受了骗，只卖了十两黄金。他把一部分黄金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剩下的部分就供自己在南京吃饭之用。日子就这样艰难地一天天地捱下去。

一直到1946年的深秋，季羡林才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故都北平。到车站迎接他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汽车经过长安街，黄昏已过，街灯昏暗，落叶遍地，一片凄凉的景象。此时季羡林心头不由自主地又涌出了两句唐诗：“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诗中的“长安”原指“长安城”，他心中想到的自然是“长安街”。作为一个海外游子，在国外时常常会幻想着重逢时一幅幅欢娱的情景，今日归来，竟是如此的惨淡和凄凉！他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古城依旧，街市如昔，同他离开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心中悲喜交集，思绪万端。叹人生之无常，嗟命运之渺茫。十一年的海外经历，在脑海里层层涌现。他感叹道：“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还要深秋的深秋。”这就是他回到北平时的心境。

到了北大以后，他暂时被安置在红楼三层的楼上住。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行刑杀人的地方，传说里面有鬼叫声。季羡林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但是，在当时，整个红楼上下五层，寥寥落落，只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电灯不明，在楼道的暗处仿佛有鬼影飘忽。他走过长长的楼道，能听到自己足音的回荡，也让他胆战心惊。

第二天，阴法鲁教授陪他去谒见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

汤用彤先生是著名的佛学大师，他的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史》，集义理、考据、辞章于一体，蜚声海内外，至今仍是此道中的楷模，无人能望其项背。汤先生的书，季羡林都读过，从佛学研究来说，他与汤先生也算同道，因此对汤先生的学术造诣是很了解的；他对汤先生高尚的品德，也听说过不少。可以说，汤先生早已是他崇拜的对象。汤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约见季羡林。初次见面，汤先生就给季羡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回忆道：“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季羡林眼中的汤先生，不正同我们今天看见的季先生一样吗？这真是“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他们虽然辈份有别，却志同气和，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汤先生告诉季羡林：按北大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此话在南京谒见傅斯年先生时，已经听过，并不陌生，季羡林当然立刻应允。

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汤先生忽然通知季羡林：学校决定任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这个决定实在大大超出他的预料。季羡林在北大任副教授仅一星期，便提升为正教授，这在北大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至今似乎也没有人打破。至于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让他在欣喜之外，增添了一些惶恐。因为文科研究所的导师都是知名的饱学宿儒，而季羡林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这个决定，当然与他在德国发表的几篇蜚声学坛的论文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汤先生对他的赏识分不开。对此，季羡林心里是很清楚的。他写道：“这是谁的力量？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都出于锡予先生（汤用彤先生——笔者注）的垂青与提携。”这正如韩愈在《为人求荐书》中所说：“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季羡林到了北大，遇到了汤用彤先生，正如千里马遇到了伯乐。

北大早就有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想法，只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主要是缺少能够讲授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师，一直不能建系。1946年，情况有了变化，国内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学者，建系的条件基本具备。于是，经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的酝酿研究，再加上陈寅恪先生从旁推动，东方语言文学系终于诞生了。

东语系初建时，只有“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师除季羡林外，还有王森先生、马坚先生、金克木先生、马学良先生、于道泉先生等五位。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少。在红楼系主任办公室，就可以开全系大会了。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秘书长的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总管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六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各院由院长一人管理全院工作。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但一切井井有条。不像现在，如一些嘴损的人所说：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管理上还矛盾丛生，混乱不堪。这个事实至少值得大学管理者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和图书馆长毛子水先生，为了季羡林研究工作方便，特意在图书馆内为他开出一间专用的研究室。季羡林从书库中把自己要用的书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这对他的研究工作极为有利。为教授或副教授设专用研究室，而且允许他们把自己常用的书从图书馆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这在当时是很通行的，至今在国外的大学里，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名研究生马理女士做季羡林的助手，帮助整理书籍。马理女士是已故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谢绝剑桥聘约

应该说北大对季羡林的关怀照顾，已经做到无微不至了。季羡林对此也十分感激。可是有一件无法解决的憾事，使他一筹莫展。那就是，北大图书馆藏书虽然甲天下，但是有关季羡林专业研究范围内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北大图书馆稍多一些，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它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没有。这种情况季羡林回国前是估计到的，但是没有想到缺失这么严重，完全不可能继续进行梵文研究了。

在这种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季羡林是个学者，他的兴趣在研究学问上，而不是当官或图虚名。他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仍然恋恋不舍，可是又无可奈何。

当时东语系的工作也十分清闲。教员不过五人，学生更少。季羡林开了一个梵文班，学生只有三人。其余蒙文、藏文、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季羡林这位系主任可谓“政务”十分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从不开什么会，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一个见面聊天的机会而已。季羡林每天如坐针毡，度日如年。

好在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课堂就在三楼上。季羡林在征得汤先生同意后，便去听课。他听课，每堂必到。汤先生上课没有讲义，只用口说。季羡林就认真记笔记。汤先生讲了一年的课，季羡林一堂也没缺过。此外，他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正开此课。在征得周先生同意后，他便去旁听。周先生比季羡林年轻几岁，当时还不是正教授。别人看见季羡林这位正教授兼系主任随班听一位副教授的课，觉得很奇怪，议论纷纷。季羡林却处之泰然，任人去评说。他从来主张“能者为师”，反对学术上的论资排辈。

然而，听课也解决不了他心中郁结的疙瘩。旧业不能搞了，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终日萦绕于心，挥之不去。季羡林再一次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

这时，一个解决矛盾的出路浮现出来了。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尚未离开哥廷根时，曾接到由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当年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他曾在季羡林留德研究生交换期满后，主动找上门，请他担任汉文讲师，从而解决了季羡林的经济困难，得以留在德国继续深造。二战前，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便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他对季羡林的才学很了解。战争一结束，他便向剑桥大学推荐季羡林。剑桥大学接受了他的推荐，便向季羡林发出了聘约。

季羡林接到剑桥大学的聘约时，思想上就产生过激烈的斗争。他所搞的研究工作，不像搞创作，只需要灵感就行，而是需要资料的。这些资料，全世界只有欧洲最多最全，剑桥大学当然藏书更富，是做研究的理想地方。可是，一想到当时祖国正处在灾难中，自己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他认为那简直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一个失掉人性的人。但是，如果回国，则自己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顾此失彼，顾彼失此，实在没有一个两全的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回国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后，再返回欧洲，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办法。

回国后，季羡林受到北大的优厚待遇，本来已打消了去剑桥的打算。可是面对中国图书馆梵文典籍空空如也的现状，他又感到前途黯淡，忧心忡忡。剑桥大学丰富的藏书，优越的研究条件，又令他向往不已。过去那场回国还是出国的思想斗争，又在他的脑子里激烈地展开了。最后，他决心先回济南老家看一看家里的真实情况，再作决定。

1947年暑假，津浦路仍然不通，季羡林便乘飞机返回已经阔别十二年的济南老家。当他迈进家门时，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家庭经济困难的程度，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叔父年迈多病，早已不能工作。续弦的婶母每日摆小摊卖香烟、炒花生和最便宜的糖果，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十几年未见的妻子，被穷困的生活折磨得老了许多。两个孩子，女儿已经十六岁，儿子十二岁，瞪大了眼睛望着陌生的父亲。眼前的一切，令他痛苦万分，心如刀绞，顿时流下了眼泪。悔恨、内疚、悲痛的感情一齐涌上心头。他立即作出决定：不去剑桥大学应聘了。他写道：“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他立即给哈隆教授写信，告诉他自己的决定。哈隆教授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

季羡林这次回家，原来的婶母已经去世，他看见了未曾晤面的第二位婶母。这位续弦的婶母，是季羡林1935年离开济南赴德国留学后，才同叔叔结婚的。虽然通信中，在“敬禀者”后已经称呼过她“婶母”，他并没有见过面，这次才同真人对上号。

婶母（后来全家人称她“老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季羡林初到家时，她斜着眼看季羡林。她大概感到奇怪，结婚十几年了，忽然冒出一个像亲生儿子似的侄子？这位婶母不是一般的人。在季羡林离家十二年里，中国正值乱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叔父脾气又极暴烈，甚至有点乖戾，极难侍奉，经济上又没有来源，全靠婶母一人支撑。她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去卖衣服家具；在日军刺刀下去领混合面；骑着马到济南南乡里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靠自己幼时所学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她以“少妻”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老夫”。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她没让季羡林的两个孩子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后来，季羡林的女儿婉如，1951年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年毕业，成了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儿子延宗，1952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5年毕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担任高级工程师。如果没有婶母，他的家早就完了，孩子们更不会有这样好的前途。季羡林对婶母非常感谢，也非常尊敬。他在《寸草心·我的婶母》一文中写道：

我不是一个混人。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老祖所做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回到北平以后，给她写了一封长信，称她为“老季家的功臣”。听说，她很高兴，见了自己的娘家人，详细通报。从此，她再也不斜着眼看我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处得十分融洽，互相尊重。

妻子彭德华这些年也不容易。虽说婚姻是包办的，而且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对季羡林搞的学问一窍不通。在文化上，他们夫妻之间没有共通的语言。但是，她这些年，含辛茹苦，勤勤恳恳，功不可没。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难侍侯，家里又穷，但是她都挺过来了。她究竟吃过多少苦，从来也不说。季羡林对她的评价是：

在道德方面，她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到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寸草心·我的妻子》

由于当时战乱，再加止叔父有病，孩子上学等困难，季羡林没有把家眷带回北平。直到1962年叔父去世后，老祖同妻子彭德华才从济南搬到北京，与季羡林团聚。

季羡林这次回济南，把家中的事安顿妥善了，又停留了几天，然后只身回到北平，重新过着独身的清苦生活。

欧洲已不去了，留在国内又不能从事梵文研究，他心中的疙瘩仍然没有解开。在学术研究上，究竟何去何从呢？他想来想去，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好顺时应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到什么坡唱什么歌了。

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读书时，因为觉得有趣，曾随手从《大藏经》和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和比较文学史方面的资料。当时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只是觉得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值得去做。现在想来，在目前情况下，搞一搞这方面的研究，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因为尽管中国图书馆缺乏有关印度方面的材料，可是中国典籍浩瀚无量，至少中国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跟印度沾边，不致十年工夫前功尽弃。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就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下手。这就是季羡林后来之所以从事这两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原因。当然，随着研究的深人，比较文学史研究逐渐扩大为比较文化史的研究，从中印比较文化史研究进而扩展为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乱世中的孤独者

季羡林在红楼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搬进了翠花胡同文科研究所内居住。翠花胡同在沙滩南面，与红楼只隔一条马路。翠花胡同名称虽然很美，却有着令人恐怖的历史。文科研究所所址，就是著名的“东厂”。明代大奸佞魏忠贤的特务机关就曾设在这里。当时这里面杀人如麻，不计其数。传说里面闹过鬼，一般人是不敢进去的。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当年正在念高中，曾在翠花胡同住过。他有一段回忆，不妨照录如下，读者从中可以得到一点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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