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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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渡：应该说你的官场职业生涯成就了你的官场题材小说？
王跃文：我碰巧曾经熟悉这种生活。身在其中，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外，因此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但我的个性、我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确同官场有些格格不入。你被迫做一个人格分裂的双面人，这是很痛苦的，而且我也很害怕。人性是脆弱的。现实生活强大的逻辑力量逼迫或者引诱着人们把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些人经历了一个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犹如网上流传的那种所谓人生哲学：生活就像被强奸，你既然无力反抗，不如享受。与其让生活把你强奸，不如去强奸生活。说实话，当在网上看到这话时我感到触目惊心，非常悲哀。很多人明白道理，却不讲道理。他们清楚，现实利益比道理实惠得多。有很多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同我交流起来，很有共同语言，他们清楚很多事情不能那样做，但没有办法。我琢磨他们，有些人的痛苦是真诚的，有些人的痛苦是装出来的。
伊渡：你觉得官场中都是些怎样的人？
王跃文：如果仅仅把学历作为标准，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官场很流行读硕士、博士哩。可是精英们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因为他们是善于理性思维的一类，总会找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所以他们就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伊渡：回顾中国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思想文化运动，也许就是对你所说的“精英堕落”造成的可怕灾难的最好注解。
王跃文：恐怕是这样。且不管别人怎么对精英作学术上的定义，我所指的精英，是那些文化素质较高且置身于权力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能够决定社会的命运。上世纪我们国家那么多大规模的思想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从所谓的精英层开始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梁漱溟为农民呼吁，说城里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梁漱溟为此受到大批判，被视为从来就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知识分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梁漱溟又被作为孔子的孝子贤孙横遭批判。但梁漱溟从不低头，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真正知识分子的楷模，令我敬重。可悲可叹的是，几十年的思想政治运动中，像梁漱溟这样的硬骨头知识精英，仅寥寥几人！大多知识分子都在历史思想政治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同的只是台上台下而已。
伊渡：你觉得官场腐败是中国政治文明难度增加的最大障碍吗？
王跃文：我觉得你的问题把因果关系颠倒了。首先应该建设好的政治文明，才会出现人们希望的所谓好的官场或好的官员。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官场中人的道德自律上，而应在制度建设上寻找出路，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我老家县里有位我原来的同事，当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正直而善良。他很想在政界有所建树，做个实实在在的好官。我一直把他引为朋友。可是，多年不见之后，我对他不敢相认了。他最初的政治目标是至少也要做到县委书记或县长。但是，官运不济，他只干到科级干部。他因为替县里领导车前马后多年，资历也算老了，被安排到一个较有实权的单位。我听县里的人讲，他已经变得贪婪而冷酷。他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教育得市侩、世俗。他的孩子正好同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同班，只要同学们议论官场腐败，他的孩子就要站出来骂人，似乎只要有人讲腐败，就是讲他父亲。我不说这就是精英的堕落，但那位老同事至少也是知识分子。
二十多年来，我见过太多纯良青年最后变成庸俗自私的小官僚，也见过太多德高望重的官员最后沦为阶下囚。真是令人沮丧！有的官员，也许几天前还与我同桌吃饭，非常理解地对我说，跃文呀，你的小说我很喜欢看。你放肆写，没什么可怕的。这个社会需要你这样的作家啊！可是过后我会突然听说，这位官员因为贪污腐败被“双规”了。
伊渡：不谈国事了，还是回到文学本身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你的长篇小说《国画》发表，半年之内再版了五次，次次脱销。现在正版《国画》已经不仅仅具有阅读意义，而且有了收藏意义。听说网上的“孔夫子旧书店”，你的一本亲笔签名书已拍卖到两千块钱以上。后来的《梅次故事》、《西州月》、《亡魂鸟》，以及你的中短篇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官场无故事》、《王跃文作品精选》等等，只要出版，都必然热销，甚至冒用你名字出版的书也走得很好，用一个词，就是“风靡”。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跃文：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写得多么好，中国比我优秀的小说家比比皆是，我在湖南也不是最好的小说家。我几乎不同作家朋友谈文学，因为我还有自知之明。我虽然曾在回答某位官员的责难时愤然作色，说自己的《国画》将是不朽的，但冷静地说，我并没有这个自信。马尔克斯把《百年孤独》寄给出版商后，生怕遭遇退稿，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出版商决定印八千册，马尔克斯不同意，还担心印多了卖不出去而丢丑。马尔克斯都有不自信的时候，我等算什么呢？读者接受我的小说，我非常感激。我的小说之所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也许因为它写出了人性在官场中的复杂，读者“于我心有戚戚焉”。有读者缘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文学成功的惟一标准。
伊渡：我觉得你的小说最擅长的是心理刻画，精微传神到既凸现人物，又氤氲气氛，还推动情节进展。我感到你的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本身就是情节，所以我斗胆为你的小说创用一个新词，即“心理情节”，只是不知那些苛刻的文学批评家们又会怎样嗤鼻而笑。
王跃文：评论家？我不打算理会有些批评家的高见，因为我看过有些批评家的大作，发现有些人根本没有读过我的小说，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没有读人家的作品而写出那么洋洋洒洒的批评文章，真是辛苦他们了。特此致敬！
伊渡：文学批评也是要有良知的。有些文学批评家以为自己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要你活你死不得，要你死你活不成。殊不知如果没有作家和作品，文学批评充其量也只是屠龙之技。又好比你到一个根本就不吃饭的地方去吹嘘你的厨艺，好笑之极也。说到文学良心，有一次谈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你说：“文学是良心,不是玩具。”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王跃文：我觉得，不仅仅是文学，包括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等，都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认识、思考和探索。所不同的只是有的是直接观照人类自身，有的是间接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一种承担，应该呈现一种真实的东西，或者说是真理，不管你以什么形式来呈现。我认为，哪怕最离奇的幻想，也必然是来源于现实，呈现出真实。这就是良心。我不明白的是现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哪怕稍微忠实于生活就不见容，而很多低俗甚至恶俗的东西却大行其道。
伊渡：你写作考虑读者的欣赏趣味吗？如果把你归为畅销书作家，你怎么看？
王跃文：有些真正的天才写作也许不会考虑读者，比如卡夫卡和乔依斯，他们是天纵英才。但我相信大多数作家如果在写作时考虑读者的阅读，也许会写得更好。这并不影响作品的艺术品质。畅销的并不全是好的，但好的也不一定就不能畅销。《红楼梦》并不因为它畅销两百多年了，就影响了它的艺术品质。
可是，有的作家一提到文学的畅销性就冒火三丈，余秋雨、韩寒、郭敬明的书发行量令有些作家愤愤不平。看到有些美女作家的书好销，也有人撑不住风度。我觉得大可不必。撇开别的东西不说，一味攻击畅销书，也是对读者的不敬重。作家写出一本读者不愿看的书，更是对读者的不敬重。未必看畅销书的读者都是没长脑子的。写作与阅读，都应有各自的自由。我并不认为所有畅销书都是好书，而是不必太认真了。就当推动了造纸业、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也没有什么不妥。
伊渡：你还开始电视剧本了吧？《龙票》吗？小说《龙票》出来后，又成了畅销书。你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开始写电视剧本的？它与你的小说有什么相承关系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创作的转型？
王跃文：《龙票》写的是晚清山西票号的故事。有人见我开始写古代题材了，立即问我的创作为什么转型了。其实，这是新闻记者们的思维模式。我写《龙票》并不具备创作转型之类的象征意义，只是偶然机缘，不必细说。《龙票》写的是古代权利场。顾名思义，官场是权力场，商场是利益场。但是，官场又是利益丰厚的所在，谁都知道，权能生利。而商人无论大小，都是需要某种权力保护的。小商小贩需要流氓地痞的保护，流氓地痞也是一种权力；豪商巨贾则需要达官贵人的庇护，生意越大，越需要更大的保护伞。然而，中国官场同商场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而且商最后总是输给官，没有百年不衰的红顶商人。这是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的无可争辩的史实。只要官场权力还能寻租，就会有红顶商人出现，红顶商人的悲喜剧也就会不断上演。从近几年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曝光的案例看，没有哪个翻了船的大商人不是同贪官紧密勾结的。同官场勾结，神话般成就了那些商人，而同官场纠缠过深又恰恰是他们覆亡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要忙着为历史或现实下结论，相信事实是最要紧的。
逍遥
伊渡：可以谈谈你的日常生活吗？比方你的生活习惯、写作习惯、兴趣爱好？
王跃文：人们习惯上不会关心作家这类东西，我不是娱乐明星。我的一天是从抽水马桶上开始的。这说起来有辱斯文，却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也很享受。卫生间里温馨明亮，坐垫柔软舒适。这也是我的轻松阅读时间。墙上挂着的袋子里，总有几本不论从哪页翻起，都可以随意看下去的书。有时我还沏一杯新茶带进去。马桶上品茶，真是不雅，可我喜欢。坐在卫生间，胡思乱想，信马由缰，很是受用。
伊渡：香港写歌词的黄霑你知道吧？他为了写《上海滩》主题歌，亲自跑到黄浦江去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有天，他拉肚子，坐在马桶上，一冲水，咦，有了：浪奔，浪流，江水滔滔爱恨永不休。这首歌已经是经典了。你在马桶上喝茶、看书，也算个马桶上的享乐主义者，有意思。我猜你家里卫生间里的灯光是暖调子的吧？
王跃文：橙黄色。我们家的灯都是这种颜色。我讨厌惨白凄冷的光线，带着一丝不祥之气。
伊渡：日本的作家谷崎润一郎专门写过一篇随笔，《阴翳礼赞》，就是赞美日本旧式厕所的，说那厕所虽与住房隔离，却有板廊相通，如厕不用担心雨淋日晒。又打扫得清洁，闻得见绿叶和青苔的气味，蹲在厕所里能听见外面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他说这厕所宜虫声、宜鸟声、宜月夜。
王跃文：真是这样，恐怕蹲在厕所里的人都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超级豪华厕所。《世说新语》里写石崇家，厕所里常有十几个美貌婢女，拿着香囊，侍列其间。厕所里还有一张绛纱帐子的大床，放着华丽柔软的被褥。一天，有客人去上厕所，刚走进去，就返身逃出来，向石崇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小心跑到你卧室里去了。石崇哈哈大笑说，那是厕所。
伊渡：那种厕所太阔气了，可不是个胡乱读书或任由你遐想的地方。其实佛教也很重视厕所环境文明的。佛经里有“至舍后二十五事”，“便利之事”的详细规定，非常人性化。本来厕所是处理污秽的地方，佛经里也把它弄得那么神圣庄严。
王跃文：庄子也说“道在屎溺”嘛。不过，再一丝不苟的道德君子，总不会把“慎独”的教训带到厕所里去。尤其是早晨那会儿，太金贵了。你一早刚起床，白天要去担负的担子还撂在墙角边上，窗外的市声喧嚣还没能传进耳里来，妻儿都还在安睡，你只管关上卫生间，放松身体，抿口清茶，天地悠悠，独我一人，连上帝都不忍心来打扰你。这段时光是夜晚休眠到白天劳作之间的一个柔和过渡。昨夜你也许噩梦连连，白天你也许会到处碰壁，可这会儿你是宁静的，无忧无虑，万念皆空。
伊渡：你在卫生间里通常看些什么书？
王跃文：什么都看，只要不难读，能看懂，不需要我查字典。我在卫生间读得最多的是诗词，翻到哪儿看哪儿，看得进也放得下，比如俞平白的《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金圣叹的《杜诗解》、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说来惭愧，我那一点点儿的诗词修养还多亏了每天的马桶阅读。唐突古人了。坐在马桶上默诵“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柳永如果地下有知，真会气得“红衰翠减”了。
伊渡：欧阳修说他平生文章，打下腹稿多在“三上”：枕上，马上，厕上。看来你也颇有古风啊。
王跃文：不光古人如此，周作人也是喜欢厕上读书的。古人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说，厕上一刻也应该值千金了。古人还说一日之际在于晨，应该说一日之际在于早晨的卫生间里。
伊渡：你应该从卫生间里出来了吧？然后做什么？
王跃文：洗漱早餐，再好好泡一壶茶。我喜欢喝铁观音，用紫砂壶泡。我现在用着的紫砂壶很普通，却有一段来历。杭州著名茶人寇丹老先生专门请宜兴名手为我订做此壶，上面有冠老题字：真言无价。为作家王跃文制。我很珍惜这把壶，就把它作为我的日常用壶了。我同寇丹老先生是在一家茶楼里认识的。长沙有家茶楼叫“劳止亭”，请寇丹先生讲茶道，我应邀去凑热闹。寇丹先生说起茶道非常平实，颇合我心。他说，茶人的心，就是助人的心。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我却听到心里去了，自认这悟到了茶道的真谛。
伊渡：你是由茶悟道吧？日本茶道讲究“茶禅一味”。我总觉得现在很多茶楼里的所谓茶道表演已经不是茶，更不是禅。禅是什么？直指人心，平平常常，那是衣食住行中的顿悟。茶是什么？解渴之外，身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随意，怎么享受，就怎么喝。我喝茶喝得很率性，喜欢浓、热、满。这是喝茶的大忌，可我偏偏只有这样才舒服。但无论什么喝法，茶叶一定要好。
王跃文：我对茶叶也有些挑剔。喝茶最难受的，就是你十分渴茶的时候，家里能喝的茶已经断顿儿。我家茶叶从来不缺，只是来路复杂，有些茶虽然不差，却不对我的胃口。有时找不出自己满意的茶，那种难受真像瘾君子毒瘾发作。
伊渡：有那么严重？陶渊明断酒九日，正百般煎熬，一白衣人度柳穿林，飘然携酒而至。陶渊明解了酒渴，陶然醉去，不亦乐乎。你就没有白衣人那样的朋友给你送茶叶来？
王跃文：我还真遇着了这样的朋友，他是湖南茶叶龙头企业怡清源的老总简伯华先生。简伯华自号“茗颠子”，可见他嗜茶之深，当然更是茶叶专家。怡清源的茶叶品种很多，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野针王。
野针王生于武陵高山，本是野茶。武陵山层峦叠嶂，四季云雾缭绕，那里出产的茶叶钟灵毓秀，清出尘表，自不待言。野针王茶形平直匀齐，如群笋破土、短剑出鞘，茶味狂放芳冽，沉着悠长，森然可敬可爱而不可慢。我头次品味，心生怪念，觉得此茶应是茶中儒侠。
伊渡：你怎么能从茶味中品出侠气，而且还是儒侠？
王跃文：野针王入口有一股霸气，势如强驽，冲颅贯顶，叫人躲闪不得。野针王本属绿茶，绿茶应是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可野针王偏不是这个味道，喝了它令人血热，有振衣高岗、笑傲平生、一涤尘嚣的冲动。这茶好像还不宜细斟慢饮，须得用白瓷盅一仰而尽。当年聂政刺韩王，倘若不是饮酒，便该饮野针王。这就是野针王的侠气。
为什么说野针王不是一般的侠，而是儒侠呢？因为这茶虽带侠气，却并不粗鲁浅薄。从来绿茶以清活见佳，只是略嫌味薄。野针王却深重绵长，沉稳醇厚，雍容大气。
伊渡：你可以写篇野针王赋了。古人说，酒类侠，茶类隐。你喝茶居然喝出了侠气，且是儒侠气。
王跃文：讲到侠，嗜酒如命的陶渊明虽为大隐，身上的侠气其实是不少的，所以他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我年少时血气方刚，爱喝的是酒。喝起酒来曾有“三不论”的豪语，即所谓颜色不论深浅、度数不论高低、酒杯不论大小。人到中年，转而嗜茶，大概是因为我身上的侠气日少，而慕隐之意渐盛。
我其实是一俗人，即使嗜茶，且嗜好茶，却雅不到哪儿去。周作人说，喝茶须得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这真是雅得很了。可半日好茶，便能抵过十年实实在在胼手胝足的辛苦日子，说得也太轻松了。我有时疲倦，想起人生漫漫长途，不知何时到岸，心中颇有些畏惧。喝上一杯好茶，也许能给自己鼓鼓往前走的劲头吧。
伊渡：我觉得周作人所神往的生活方式是贵族化的，这种贵族化倒并不在于物质生活怎样的奢侈豪华，而在于它的丰腴、精致和无用，在于它的安闲与优雅。你对这种人生态度是不是很认同？
王跃文：我无法优雅。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乱世，在饥饿、贫困中长大，青年时代颇有点儿匡世济民的想法，又慢慢认识到自己的确虚妄可笑。但终究不能闭目塞听，有时难免瞋目发指。我是这种心性，自然就优雅不起来了。
但我很向往清明平和的境界。优雅是一种外在的姿态风度，可以由环境熏陶和后天训练而得，无关乎内在灵魂。戈培尔下达杀人命令时正欣赏着巴赫的音乐，还不优雅？我所向往的清明平和，则是一种理性智慧的人生态度。这种境界说到底就是善于放弃，能够在滚滚红尘中毅然抽身而退。我读夏目漱石的散文随笔集《梦十夜》，从他病中杂感《浮想录》中，领略到的正是这个意思。
伊渡：夏目漱石曾是极端愤世嫉俗的作家。他的长篇处女作小说《我是猫》对人世的病态丑恶极尽讽刺，笔调辛辣，真叫“猫眼看人低”。
王跃文：对。他的本名是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晋书》中孙楚“漱石枕流”之语。名字是很清雅的，他的性格却阴郁、愤懑、神经质。四十岁后，他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一改往日性情，慢慢变得平和清明起来，倒有点儿符合“漱石”的本意了。《浮想录》其实就是他的病中日记。他说过在病中写俳句和汉诗时的心境：“我平日迫于事务，连简便的俳句都不作，至于汉诗，因为太烦难，就更无从着手了。惟有像这般远远地打量着现实世界，杳渺的心底不见半点儿滓碍时，俳句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诗也乘兴以种种形式浮现。这样，回顾起来，那段日子实在是我平生最为幸福的一段时期。”
夏目漱石的俳句和汉诗写得怎样我无从评价，因为我实在是外行。我所能领悟到的却是他病中所写那些俳句和汉诗中蕴含的意境。
伊渡：能和我说说你的领悟吗？
王跃文：像“谛听蟋蟀声，想来已数夜”、“日日山中事，朝朝见碧山”、“伫听风声骤，落叶孰先凋”这样的诗句，只有一个“静”字在里头。现在实在是浮世，人能够真正安静下来，谈何容易。风鸣虫唱也许声声在耳，心里却听不见。
他的另一首诗：“秋风鸣万木，山雨撼高楼。病骨棱如剑，一灯青欲愁。”我很喜欢。钱穆先生曾论王维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两句诗，说此中有诗情画意，深入禅理，是作者的冥心妙悟，达到了无我而有我的化境。夏目漱石这首诗却是物我各各分明，又各各相安。外面世界自然风稠雨骤，我也是病骨嶙峋，但内心并无焦虑恐惧抱怨。此时青灯之下那种愁，是一种淡淡的、清如水的愁。所谓平和清明的人生态度，其实就是一种“一灯青欲愁”的态度吧。
伊渡：如此说来，人生得失真不知该怎样定论。夏目漱石的大病，何尝不是上天送给他的礼物。上天使他在病中解脱了一直纠缠着他精神心灵的痛苦，离开浮世的挣扎奋斗，以放弃而获得内心的清明平和，身心俱清。
王跃文：我以前认为，青壮年说放弃，不是矫情，就是未老先衰，只有老人才能如此，才应该如此，才有权力如此。我现在正当壮年，倒颇羡慕起这种境界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夏目漱石，我又不知他这种平和清明的态度，是幸还是不幸了。
伊渡：不要说得那么颓唐吧。艺术家往往就是一些偏执狂、狂想症患者和幻视者。因为他们感受现实的方式与众不同，才会有那么敏锐的艺术体验。一旦回复到正常状态，也许他们的艺术天才就消失了。梵高最好的画作都是在疯癫状态中画出来的。这些人都是艺术的殉道者，让人不知是该羡慕他们的命运，还是为他们所背负的痛苦而唏嘘。
王跃文：应该说是敬畏。我读过芥川龙之介的一个短篇小说，写一个画家，好像叫良秀，只爱自己的女儿，却为了画好一幅表现人在地狱之火中挣扎的画，把女儿用铁链绑在车里，活活烧死，自己却只顾入神地观察女儿在烈火焚烧中的恐惧痛苦的神态。那太恐怖了。我敬畏，却无法接受。
伊渡：芥川龙之介的这篇小说我读过，叫《地狱变》，不是画师自己把女儿绑在车上的，而是他向他的主人崛川大公请求，让他亲眼看一下人在烈火中被焚烧的模样，崛川大公就残忍地把画师自己的女儿绑在车上烧给他看了。
王跃文：艺术家总有不同类型。像梵高和良秀，我相信他们是非如此不可。艺术的超自然力量使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和情感，使他们成为殉道者，有时这就是一种神意。人不过是表达艺术的一个工具。
伊渡：可也有些人自以为是艺术家，艺术还没弄出什么名堂，就先做出了种种丑样子。这些伪艺术家们酗酒打架、满口粗话、放浪形骸、纵情声色，以为自己已然获得了既不对自己负责、更不为别人负责的权力。蓄上络腮胡，就以为自己是普希金。一个月不洗脸洗澡，就觉自己是嵇康、徐渭。嵇康不是说了吗？他“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又说自己“头面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
王跃文：这种伪作家、伪诗人也不少。说起来我也是有些怪癖的。我穿衣最讨厌袖子过长，长过手腕就浑身不自在。小时候，我穿长袖时，总要把袖子卷起来，还非得两边卷得一般长，比了又比，拉了又拉，反复多次才放心。好像是一种强迫症。
伊渡：真的呀？现在还这样吗？
王跃文：现在好些了。可还是有些小毛病。我不喜欢胡子拉碴的样子，几乎每天都剃胡子。我平时如果用手摸着一根胡子茬，一定要想法子把它拔掉，否则食不安席，睡不安寝。经常是在夜里，临睡着了，突然摸着一根胡子茬，就全力以赴去扯。短短的胡子茬柔软、滑手，怎么也扯不出来，却又懒得起床去取剃须刀。很多次，我几乎同一根胡子茬搏斗通宵，直弄得自己气短心跳、异常烦躁。后来，我汲取教训，只要摸着根胡子茬，马上起床去取剃须刀，不然，这个晚上的睡眠就完了。
伊渡：你的睡眠一直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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