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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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时候,我们做人都做得太老成了。我相信我如果说明我是《雪城》的作者,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候车室正反复播放着“天上有个太阳”。

回到广州,老杜告诉我,福建《中篇小说选刊》来电话,请我务必去一次福建,说有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的事要我去尽义务……

我猜想不到那该是一件什么事。但既然对文坛对作家们极好,又是一种义务,那我就去吧……

于是第二天我告别了广州。

我也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太喜欢广州这座城市。如果将广州这座城市人格化——那么它使我联想起了当年知青中的一类人——他们或她们,用肥皂箱将自己的铺位与左右相邻铺的位间隔开来。他们或她们,将自己的铺位高高垫起,并且用蚊帐罩着。他们或她们的褥单常洗常换,尽量保持着难能可贵的清洁。但是,哪怕有雨水漏在别人的铺位上,哪怕大宿舍里到处是脏物,他们也仿佛视而不见,他们太“洁身自好”了!开会的时候,他们预先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防止别人坐了,防止别人身上的土落在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上。他们或她们每一个人都不愧是个人卫生的模范,但他们或她们心里没有环境卫生这个概念。仿佛他们或她们不是生活在环境之中。仿佛“环境”二字对于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他们或她们的铺位似的。你从这一类当代的知青口中,很难听到“我们宿舍”四个字。你从广州人口中,很难听到“中国”两个字。中国——广州——似乎广州便是广州人的中国了。似乎中国便是广州人的广州了。我甚至怀疑,广州人在国外,是不是会很自然地顺口就说出“我是广州人”,而忘了广州人首先应该是中国人这一点?

广州在跟着一种什么感觉走?

我预测广州将越来越香港化,广州人的心态越来越港埠人心态。

中国这个概念,对于香港人来说,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

中国这个概念,对于广州人来说,也将会是一个不即不离的概念了吧?

中国有十个八个乃至二十几个三十几个香港那样的城市,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一切人都变成了香港那样的城市里的中国人,亦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港埠之人的心态,则中国,是否只是根本没有香港那种前景的中国人心中之中国了呢?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亲亲昵昵的精明。这一种亲昵而精明的人际关系,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亏又互利。上海的历史,训练上海人以这样一种精明。它并不讨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习惯于这一点、适应于这一点。甚可能都还有些自我欣赏。

广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广州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这一种关系中,他们检验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时也似乎检验了别人是不是个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广州人因都太想成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轻蔑厚道吧?广州人倘与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亏,也许正会在于轻蔑厚道这一点上。人一般不太对自己轻蔑的对手施展心计。广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这一点上钻你们的空子哇!

到了福建才明白,原来请我在福建的几所中学里作文学报告,顺便推销由海峡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学优秀中篇小说集》……

既然是“义务”,就好好尽吧!

于是我在四所重点中学作了四场报告——我并没有喜欢到处作报告的职业病,那纯粹因为是“义务”……

每场报告后,由我代笔签名,出售几位作家朋友的、版式很高雅的集子。

他们是——王蒙、蒋子龙、张洁、谌容、张承志、张贤亮、从维熙、邓友梅、冯骥才……

我至少为他们每个人的集子推销了五十本之多,四天内我差不多推销了六七百本作家朋友们的集子。在那些书的扉页上留下了我的笔迹——“梁晓声代签”。有的书上还留下了我代作家朋友们题的词……

有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

是义务吗?

未必是我的义务。

别的作家朋友门也未必会像我这样不遗余力地去推销他人的集子……

又讲座又卖书,我可真累得够呛啊……

就是在那四天的晚上,我写出另一个中篇《母亲》。我觉得住在好房间里,若不写作,就对不起谁似的。

离开福州那一天,我将《母亲》交付《中篇小说选刊》,请章世添同志代我寄往《文汇月刊》。

他惊讶地问:“这四天内你还写东西来?”

我说:“这不写出来了吗?”

他挺内疚的样子,讷讷地说:“你太拼命了吧?留下来休息几天行不行?”

我说:“不行。”

我很惦家了。离家前,儿子正生病……

10. 被熟视无睹的中国

非常惭愧,倘我不是“文津奖”评委,可能至今还不知道彼得?海斯勒其人。也不知道他的中国名字“何伟”。尽管,他的《寻路中国》的封面上,印着两行“2011年度十大好书第一名”。一由“新浪读书网”所评,一由“深圳读书月”所评。

我翻开这一本书,读到第10页时就被吸引住了,欲罢不能。

此页开头两行文字是这样的:“……在这一带,即便是葬礼,也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会因大大小小的仪式而停下车来。仪式就在公路上举行,跟脱粒一样,是大家的事情。”——英文中断无“熙熙攘攘”这样的词汇,这四个字极感性地译出了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场面。

读罢全书,我将此书的获奖顺序排在了第三位。这一部书当然首先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向外国人介绍八十年代以后的,主要是当下的中国。一部首先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书,一经译成中文,为什么在中国读者中也好评如潮呢?

柴静的推荐语道出了其中原因:“何伟写出了我熟视无睹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

确乎,对于我,书中写到的大多数人和事也往往是熟视无睹的。因为熟视无睹,则往往漠不关心,于是麻木。麻木而被刺疼,于是心生酸楚。我们的麻木其实也并非真的麻木——中国许多问题的严峻性超出了作为美国人的何伟的感受,我们纠结其中,而他是“第三者”。他与中国的接触是“第三类接触”。

超脱之眼所见会别有细微。

这一部书的另一长处是结合了从前来看当下。正是在此点上,他写出了“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那其实就是,毕竟发展变化了的中国,也是郁闷与冲突无处不在的中国。

“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彼得?海斯勒完全当得起这一评价……

作者对中国底层大众的友爱深深感动了我。

11. 人民利益无小事

现将当年的江西知青赵素珍写给我的一封信转给您们。

尊敬的同志们,我认为赵素珍同志的信写得很通情达理,要求并不过分,实属正当。如果完全无视她的要求,那则意味,对于她下乡时期长达九年的实际教龄,根本不予承认——而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的国家,目前仍在纠正某些从前年代对某些个人造成的不公正现象,包括对当年的知青也是如此。解决了,社会的公正就多了一分,以某种理由拒绝解决,社会的公正就少了一分。并且,违背“人民利益无小事”的中央精神。

尊敬的同志们,恳请你们认真对待赵素珍同志这一封信中的合理要求,并望将怎样解决的情况反馈给我,行吗?

至于究竟应在赵素珍同志的工资中加入多少补贴,我觉得那倒是可以与之协商的。

给你们添麻烦了,请多原谅!

祝领导们秋安!

(电视剧《知青》播出后,插队知青赵素珍给我写信倾述她的郁闷,于是我给她的单位领导写了此信。)

12. 尊敬的长者

收到了您的来信,首先向您保证,我不会将您的信公开的。

您在信中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话,这使我间接了解了您——您一定是一位喜欢看书的长者啊!所以您的信才写的那么中恳,甚至仁慈。

谢谢您对我的创作初衷的理解和鼓励。

但我还是希望得到您的住址(通信地址),请您放心,我会保密的,也不会去打扰您。

我只是想送您一套《知青》的光碟,以及由我编剧的另一部电视剧的光碟,如您愿意接受,就请给我一个可以寄送到的地址。

我不上网,也无网址。是通过我儿子网址发给您的。

再次感谢!

天凉了,望长者注意保暖,珍重。

(电视剧《知青》播出后,一位八十三岁的长者写给我三千余字的信予以鼓励,于是有以上复信。)

13. 向中国的母亲们致敬

立三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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